“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 ——彭德怀写于大跃进

1959年7月14日写给毛主席的信，是为了将我接触到的各方面材料，如各地群众来信和军队内部的反映；同张闻天、周小舟谈话；小组会的议论；庐山食堂的议论；《内部参考》特别是中央印发的《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关于贯彻执行1958年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方案的报告(草案)》；《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分析》(载1959年6月29日《宣传动态》，以及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经过阅读与同志们交谈，加以初步分析，形成的概念，反映给毛主席。 　　我国自1958年执行总路线以来，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大跃进的方法，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是合适的。但是大跃进的速度，究竟宜有多大呢?是一年翻一番，两年或三年翻一番，或者是四年翻一番呢?经过第一个五年(1952年一1957年)和1958年大跃进的实践和努力证明，一年翻一番是绝对不可能的。两年翻一番，也是有严重困难的。1958年至1959年上半年，这样高速度的建设是难以继续持久的。苏联采取五年汁划即五年翻一番，这样的速度，要求国民经济的发展，每年平均①本文节自彭德怀1959年7月至8月间出席庐山会议期间和会后所写的笔记，只对个别文字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并划分了段落，余均保持原貌。递增14．87％。根据苏联经验和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论述，每年平均增长13％至14％，这是最低速度。我国比苏联可能要快一点，因为我国的条件比苏联当时所处的环境要好些，人力也要强大得多。究竟能快多少呢?如四年翻一番，每年平均递增18．93％。如三年翻一番，每年平均递增26％。我国工业建设应当努力争取在三至四年间翻一番，如果这样做是可能的话，就可提出四年翻一番，争取三年或者三年半完成。似此，既紧张又留有余地，避免大马鞍形。争取高速度的发展经济计划，没有一个比较合乎实际速度的标准，计划工作就不能不是随波逐浪的被动形势。这是工业方面要有一个标准，在农业方面也要有一个合适的标准。我国解放以来，总起来看；农业每年平均能够递增5％到7％就很不错了。这是就现在条件和逐步改善技术措施来说的。至于将来农业机械化、水利、肥料条件大大改善后，也有可能比现在增产速度要大得多。 　　从1958年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中和某些个别政策上是存在着求成过急“左”的倾向的。不平衡的现象相当普遍的存在，如不迅速加以纠正，将要动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继续发展和巩固。特别是当前工业和农业关系的紧张局面，事实上农业远远落后于工业。这不仅将要影响到城市和农村的主副食品；而且会影响到轻工业原料；影响到国内市场和物资出口；影响货币回笼，也就是周转率缓慢，以致影响财政收入和货币信任。有同志说：“财政有结余，没有问题!”根据事实分析，财政不是没有问题，财政问题是在严重不平衡的经济发展中潜伏着。要想财政真正没有问题，是建立在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相对平衡的基础上；进口物资和出口物资相对平衡的基础上；国内市场相对稳定的基础上；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相对平衡的基础上。只要上述哪一方面失去相对平衡，发生严重不平衡现象，就会要影响市场、影响财政收入、影响基本建设投资。如果超过市场回笼货币收入时，不仅会影响财政收入，而且会影响货币贬值，“财政没有问题”的乐观主义者，不愿意研究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中潜伏着的财政问题。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最基本的还是靠人力劳动，可是农业劳动力极为紧张，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是很不利的。我国从解放以来，自然气象是：三年中有一年是丰年，一年是平年，一年是歉年。即1952年是丰年，1953年是平年，1954年是歉年，又1955年是丰年，1956年是平年，1957年是歉年。过去是以丰补歉，而1958年是一个特大的丰年，由于各种原因，使它收获得不好，保管得不好，以及多吃等浪费，造成了丰年不丰收。如果过去几年自然气象是规律性的话，那么，1959年是一个子年，1960年将是歉年。真的如此，我们当前的困难将要增多，而不是减少，时间将要延长，而不是今年秋后即可好转。即使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工作中偏差，农村中所遭受共产风的破坏，也需要有两年才能恢复到1958年夏季以前水平。至于耕牛的死亡，树木的砍伐，要恢复那是几年和十几年的事。现在并没有多少同志来注意这些情况，而是盲目乐观，盲目地扩大基本建设，过多的调走农业劳动力，口头上是在强调工农业并举，而事实上是忽视工农业并举，忽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1958年人民公社化，那一股共产风冲击和搞乱所有制，错误地把生产大队或生产队管理区的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几乎都变为公社所有制，造成穷队与富队之间，贫农与中农之间，干部与农民之间，同时紧张。对于自留地也是几收几放，增加了农民对发展生产的顾虑，人心不安。大量农民自发地流入城市，这一切当然会打击农民生产情绪，必然会造成减产的效果。上述这些错误和缺点，虽然经过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上海六中和七中全会，以及1959年4月22日发出《党内通讯》，总的说来，“左”的倾向基本上得到了纠正，未酿成动摇总路线的错误，也没有打击那些真正热情高涨的干部和群众，而且使他们得到了教育，这当然是一个很大胜利。但是到现在为止，并不是所有地区和所有部门都纠正了，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左”的倾向还在继续存在和发展，特别是共产风所带来的严重强迫命令，浮夸虚报，脱离群众等现象是异常严重的。某些个别县要在两三年之内单独进入共产主义。相当多的地区，实行大兵团作战，不计报酬，违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按男女强弱分编劳动大军，而不是强弱搭配。根据我国农村现在生产条件，这样的分工和组织是很不适当的。为了急于建新居民点，事先拆毁房屋，新居民点尚未着手建设，旧有房屋已经拆毁不少。为了炼铁，捣毁铁锅和农具，这些现象决不是正常的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这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出身未改造好的干部，被过去胜利冲昏了头啮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些人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破坏性。由于过高的估计亩产量，不少地区过早的进行园田化，以1／3土地耕种，1／3土地停荒(即休耕，编者注)，1／3土地植树木花草以供观赏，把远景规划当作行动口号。在这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影响下，以及农村中劳动力不定等等原因，致使1959年春播面积，比1957年减少9000万亩左右。1958年大跃进，农业也是特大丰年，但因各种浪费，库存粮食没有任何增加，而且减少了!这种情况，如果一旦遭遇较为严重些的自然灾害，将要出现相当范围的饥饿危险。工业方面主要是基本建设范围太宽，投资过多，材料缺又加上分散使用，许多限额以内的工厂半截停建，或者停工待料。许多非生产性的建设可以缓建，甚至几年之内可以不建，但是急如星火，拼命赶工建成。原料生产建设一般落后于加工业，使许多加工工厂经常吃不饱或技术太差，不能不停工，结果修制两误，职工也增加过多，不少工厂人有备份，工资总额直线上升，但原材料均无储备，一失平衡，不能马上调整，结果是资金积压，浪费很大，成本过高，不合乎多快好省的要求。 　　对外贸易，出口过多，并且一度在国外采取倾销政策。在我国现在物资基础这样薄弱时，这样做是不对的。而且对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都是不利的。如为了完成猪肉出口任务，规定农村三个月不杀堵，这样做不仅不能多出口猪肉，反而会打击农民养猪的积极性，这于发展养猪不利，也就会减少猪肉出口。 　　在全民办教育的口号下，入学人数成千万地增加，这当然是好事。但在生产技术没有得到大量改革，生产力没有显著提高以前，占用过多的劳动力，过多的人员脱离生产，这与我国当前的经济条件是不相适应的。将会影响生产，影响人民生活，妨害大跃进，也就会真正妨碍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无人售货也几乎成为运动，在全国各地都有，特别在北京市区和郊区，是很普遍的。在各机关、团体、学校、工矿企业单位，所有采用无人售货者，没有一个不是赔钱的，少则千元，多至万元。某些单位反映经营不错，但不反映真实情况。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很多的，最直接的原因是离开实际，实际上也是离开物质基础的抽象的社会观，忽视社会待遇的实际差别的存在，是唯心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为什么是特殊表现呢?因为它是在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共产主义风格等美名誉词的掩饰下进行的，只要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就可以扣上你不相信群众觉悟的大帽子，谁也就不敢提意见了。群众觉悟是否提高了呢?回答是肯定的，比解放以前大大提高了，但没有提到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无人售货那样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风格有没有呢?有!要不要呢?要!回答都是肯定的。而且有不少共产主义风格的先进人物，越多越好。现时这些先进分子，在绝对数字上是不少的，但是在相对数字上，所占的百分比还是很少的。只有这些先进分子占多数时，还要加上从经济发展状况去考虑，在这两方面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做到。无人售货是将来的事，不是现在就能做得到的事。抢先思想，争先恐后的放卫星，报捷报喜，以少报多，以劣报优，甚至以无报有，这样的浮夸风气是普遍存在的。还有某些同志认为“左”比右奸，“左”是小资产阶级的方法问题，右是资产阶级的立场问题。在公社、大队、生产队，党内严重缺乏民主生活，这一问题在地委和县委两级也是值得注意的。还有任务繁重，什么都要第一书记挂帅。造成严肃认真负责者，忙乱不堪，疲倦已极；官僚主义者，置若罔闻，其结果都是办不好事情的。要完全纠正“左”的现象，克服歪风，还要用一把大力才行。以上这些就是我7月14日写信给主席的原因，也可以说这就是动机。我想把这些问题用写信的方式，大纲式的写给毛主席作参考。有无参考价值，请主席斟酌。我没有想到主席会把此信印发到会同志，如果我当时想到写信会要印发的话，那我就要尽可能地斟酌和分析一下。我在当时也看到有右倾萌芽，但认为“左”还是主要的，这封信印发后，我17日看到，19日就在小组会上做了说明，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有些没有完全写明本意和不大符合逻辑的地方，建议中央办公厅在会议后，将此信收回，不要下发。此时，我还不知道中央常委会已经决定要开中央全会。我为什么要仓促写这封信呢?是听说15日即要闭会了，我12日上午想到主席处谈谈就算了，走过去时，警卫人员说，主席刚睡，我回居住地后，仍去参加小组会。13日晚间便写成此信，14日送给主席的。我认为有不同意见，不应该隐瞒，写信或当面说是应该的，有错误公诸讨论也是应该的。

如果说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前有什么事件严重影响了彭德怀的命运的话，那就是１９３５年在贵州四渡赤水期间发生的一件事。这件事在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冲突中，似乎是毛泽东最难接受的一次。这就是所谓彭德怀在四渡赤水战役期间，支持林彪写信反对毛泽东指挥红军的问题。 　　四渡赤水怨言迭起 　　１９３５年５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国民党数十万“追剿”部队全部被甩在金沙江以南，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四渡赤水之战，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运动战战略思想。毛泽东自己也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挽救了红军，然而面临的局势十分严重：一方面军未能同贺龙和肖克率领的部队会合，未能建立新的苏区；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不知道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瞿秋白已于一个多月前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中共中央派潘汉年到上海找地下组织联系，但上海的党组织已被蒋介石的特务组织破坏……红军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中断了，红军下一步向何处去？ 　　林彪写信要毛泽东交权 　　此时，身为第一军团长的林彪抱怨说，毛泽东迫使部队走了冤枉路。林彪认为，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这是在敌人面前逃跑，使部队精力消耗殆尽，毛泽东这样指挥不会成功。 　　林彪的言论立即遭到第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的反对，他对林彪说：“我们是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出其不意地迂回行动，怎么可能突围？毛泽东指挥没错！”但是林彪没有听，私下里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毛泽东、朱德同志随军主持大计，把战场上的指挥权交给彭德怀指挥，即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这封信写好后，林彪曾让聂荣臻签字，聂拒绝了，说：“革命到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让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现在，你让我在你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 为了统一纠正上述有关战略战术等方面的思想，５月１２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怒责彭德怀 　　当时，彭德怀正在指挥红三军团攻打会理城，接到通知，要他去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评了林彪提出的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周恩来、朱德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接着又说：要是现在有人反对穿插、迂回的作战方针，多跑了一些路，有意见发牢骚，甚至给中央写信，要求改换领导，这是动摇的表现，是右倾机会主义行为。这段话无疑是指林彪的那封信，因为会上大家都传看了那封信。毛泽东批评了林彪的信，指出这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思想的反映，强调部队绕道前进是必要的。 　　彭德怀当时没怎么在意，他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打会理城上，连攻几天不克，打不到土豪，筹不到粮食，战士们只能用野菜充饥，伤员无处安置，十分着急。临近中午还没有吃早饭，他仅就军事行动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我军采取穿插、迂回战术，从贵阳城之西北绕至城东，然后又从南向西进，摆脱了敌军四面包围形势，把所有的敌军抛在我军后面，又胜利地渡过金沙江，进入了会理地区，这是个很大的胜利……”彭德怀的发言突然被毛泽东打断，毛泽东大声说：“彭德怀同志你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在困难中动摇，这是右倾；林彪写的信是你鼓动起来的。” 　　彭德怀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后，感到莫名其妙，他对毛泽东的批评百思不得其解。 　　林彪坐在一旁，低着头，沉着脸。毛泽东的话音刚落，林彪赶紧抬起头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什么想法，主要因为老跑路，心里烦闷……”没有等林彪把话讲完，毛泽东就接过话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干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从当时毛泽东的讲话中看，毛泽东对林彪并不介意，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林彪还“是个娃娃，懂得什么”！毛泽东在话语间无疑怀疑彭德怀是敦促林彪写信的后台。毛泽东把根子找到了彭德怀身上。因此，毛泽东指责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 　　彭毛误会二十四年 　　对于毛泽东的批评，彭德怀觉得这与实际情况不符，但考虑大敌当前，应以团结为重，不宜计较个人的得失，特别是维护中央领导的威信尤其重要。因此，会上彭德怀批评了林彪的看法，指出：“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领导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是提出我，就更不适当。”同时彭德怀在会上也作了自我批评：因鲁班厂和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烦闷就是右倾。他完全拥护毛泽东的决定：蒋介石已截断了红军的退路，红军唯一的出路就是穿过彝族山区，向北突围，渡过大渡河。这样做虽然风险很大，但必须采取这种行动。 此时，敌军已逼近金沙江，彭德怀没等开完会就去指挥打仗了。对于与林彪写信的关系，他没有也没来得及去申明和争辩。他说：“当时听了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逼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内容是完全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日久自然明的态度。”（《彭德怀自述》）不过最后彭德怀声明：“林彪给中央写信，事先我不知道，更不是我鼓动他写的。” 但这次会议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影响了毛泽东与彭德怀、毛泽东与张闻天以及一些同志之间的误解长达数十年。 　　对于这次会议上对彭德怀的错误批评，彭德怀并没有在意。此后２４年中，毛泽东４次提到过此事，“在这２４年中，毛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向主席去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彭德怀自述》）彭德怀认为反正与自己无关，本着“日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他没有想到，从会理会议到庐山会议整整２４年，毛泽东却先后４次提到过这件事，由此可见，毛泽东在这件事上对彭德怀的误解是很深的。 　　庐山会议彭德怀澄冤 　　１９５９年８月１日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批评彭德怀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说彭德怀“不是马克思主义”，是马赫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在算彭德怀的历史旧账时又提到了会理会议的问题，即林彪写信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来指挥红军作战一事，用以说明彭德怀闹独立性，反对他，从历史上彭德怀与他不合作。可见他对此事始终没有忘怀。 　　彭德怀感到不申明不行了，于是他说：“既然主席多次提到过会理的事情，这次把问题搞清楚，不然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林彪同志，请你说话，你写的那封信与我彭德怀有没有关系？” 　　林彪最怕提到这个事，本想一言不发，躲过此事，但现在彭德怀让他作证，当事人面对面，所以不得不站出来说：“我当时写信给中央，要毛、朱、周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指挥作战，事前并没有同彭德怀商量过，与彭德怀无关。”“写信彭不知道。” 　　彭德怀释然了，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总算澄清了２０多年的一个误会。林彪愈加感到不自然。毛泽东木然地坐在那里，脸上毫无表情。批判会的气氛凉了，淡了。 [ 本贴由 大浪淘沙 于 05-8-31 00:52 最后编辑 ]

关于1959年彭德怀庐山罢官，可以说是早有定论。其主要原因是由彭德怀在1959年7月14日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引起的。但如果与1958年毛泽东对军队整风的指示联系起来研究，似乎可以看出，其中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毛泽东指示军队整风 　　从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到3月的成都会议，毛泽东多次说过，今年要抓一下军队的事。如说过去总是搞军事，现在几年都不开会，文件看都没看，等你们整风以后再接触一下。又说：今年要回过来搞点军事工作。毛泽东真正关心军队的事，反映在1958年1月21日南宁会议的结论中的一段话。他说：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志们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 　　对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军队将帅是否会居功自傲，不听指挥。毛泽东早在进城之初，就高度警觉。刘伯承在与一位高级将领谈工作时曾经说过，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刘帅说：我听了以后，心里直打颤，他是多么严格啊!这次，毛泽东就是捡起朱可夫这块石头，向军队的将帅们抛了过来。 　　什么是“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 　　朱可夫是苏联元帅，1957年10月27日前为苏联政府国防部长。在苏德战争期间，朱可夫一直是苏军最高统帅部成员。1942年8月起直到战争结束，担任仅次于斯大林的副最高统帅。多次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被派往前线，并曾先后担任过几个最大的、最重要的方面军的司令员。在计划、准备和指挥莫斯科会战、斯大林格勒会战、库尔斯克会战和柏林战役等一系列决定性战役中起过重要作用。战后，曾担任首任驻德苏军总司令和德国苏军占领区最高行政长官。后因功高盖主，被斯大林贬为地方军区司令员。斯大林逝世后，朱可夫恢复了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并于1955年2月出任国防部部长。1957年6月，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受到莫洛托夫等多数主席团委员的反对，会议以7∶4的表决结果，要求赫鲁晓夫辞去党的第一书记职务。赫鲁晓夫则要求召开中央全会。在中央主席团休会期间，朱可夫命令国防部门用军用飞机火速把在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朱可夫这一着，为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击败莫洛托夫等人，并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起了决定性作用，并因此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升为主席团委员。 　　但是，也正是这一着，引起了党内高层对朱可夫的警惕。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道：正是在这个时候，朱可夫“攫取了很大的权力，开始使领导成员感到担心。主席团的其他委员一个个来找我，表示他们的关注。他们问我，我是否像他们那样能够看出，朱可夫正在努力夺权——我们正面临一次军事政变。我得到情报，朱可夫在同军区司令员的谈话中，确实流露出波拿巴式的意图来。我们不能让朱可夫在我们国家里演出南美洲式的军事接管”。“‘是的’，我告诉其他同志说，‘我知道朱可夫在搞什么。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我知道我们应当做什么。他的不正当活动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解除他的职务’。这是我们唯一有责任做的事。” 　　1957年10月27日，塔斯社发表一份官方公报称：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苏联元帅罗吉昂-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为苏联国防部长。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解除苏联元帅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国防部长职务。 　　这就是历史上的“朱可夫事件”，也是它所以引起毛泽东的关注，要求“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并从朱可夫错误中吸取教训的重要原因。军委会拿粟裕开刀

关于1958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把反对教条主义作为会议的中心主题，林彪在1959年8月31日军委扩大会议第一综合小组会上的发言中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 情况，他记得很清楚。在军委扩大会以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在他看到训练总监部关于对反教条主义争论的材料以后，就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于是他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林彪说：“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这个会议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会议，会后军队思想才有一个大的转变。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度大转弯来领导这个会议。”林彪这番话说明，是他的意见才使毛泽东下决心扭转了会议的主题。 　　历史表明，1958年，真正领会毛泽东关于军队整风意图的，不是林彪，而是彭德怀。这就是要为防止军队出朱可夫式的人物敲响警钟。 　　对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为何会以批判总参谋长粟裕的“个人主义”揭开序幕，可以说，人们一直没有弄清究竟。从上述毛泽东要军队将帅接受朱可夫事件的教训来看，问题就非常明白了。 粟裕，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功赫赫的一名骁将。1946年，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粟裕就在陈毅领导下，挑起了华东战场战役指挥的重任，并多次向中央军委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采纳，对夺取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具有重大影响。在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十名大将中，粟裕名列第一，绝非偶然。1951年11月，中央军委任命粟裕为总参谋部第二副总参谋长；1954年10月，粟裕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粟裕就任第二副总长时，总参谋长徐向前因病在治疗休养，由第一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代总参谋长。1952年7月，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粟裕先后在聂、彭二帅领导下，工作上难免发生碰撞。例如： 　　1952年7月，聂荣臻任代总长时，对呈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文件有控制。据时任总参作战部部长张震回忆说：“聂总说：毛主席他们管的事多，太忙了。你们的东西事无巨细地都报上去不好，以后报到我这里就行了，需要毛主席他们知道的由我批后转报。从那以后，我们送到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朱老总那里的东西就少了。后来毛主席召开会，把几个老帅都找去，我也被叫去。毛主席对我说，早先还见得着你们作战部的报告，后来也看不到了，现在党政民系统的东西一大桌菜吃不完，军事系统就没有吃的，干饿。毛泽东批评后，粟裕认为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少，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因刚到总参谋部工作时，毛泽东就规定粟裕每半月向他直接汇报一次工作。粟裕起先是按规定执行了，聂代总长有了以上交代后，执行就不够坚决了。同时粟裕认为，自己是副总长，作为总参领导人之一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便也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检讨，检讨了未按毛泽东要求每半月报告一次情况的错误，并且说虽然毛泽东没有指名批评他，但对他教育很大。不料毛泽东在他的检讨上作了批示，不但写上“此种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做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对聂又作了批评。此事，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解。 　　彭德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粟与彭在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问题上，存有分歧，有时粟还与彭发生争论。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但哪些文件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哪些不用，又无明确规定。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下发的命令、文电，常常因署名问题受到批评。文件有时没有署国防部的名受批评，有时署了也受批评。为此粟裕提过希望加以明确的意见，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 　　因以上这些问题，在1958年5月26日的中共中央军委预备会议(亦称小型会议)上，军委责成粟裕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作检讨。27日，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开幕后，会上认为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要求粟裕在会上进行检讨。 　　5月30日，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彭德怀在会上说：朱可夫事件就暴露了苏军在这方面的弱点(不少地方违背列宁建军原则)……。苏联那一套大都为了巩固“一长制”。我们虽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没有抄袭他们的“一长制”，但还是有些东西照搬了。我们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就是为了把我军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们这批老的骨干逐渐死去以后，我军就可能有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质垮台的危险。 　　会议从6月7日起，扩大到全军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人员增加到1400多人，批判粟裕的调门一再升温。但是，粟裕终究不是毛泽东预先设定要整的对象。有一次毛泽东找萧劲光谈话，问萧对粟裕的看法。萧劲光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点头表示赞同。就在粟裕第二次在大会作检讨之前，毛泽东为粟裕说了一段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 　　7月14日，粟裕在大会上作第二次检讨，把别人强加的罪名，差不多都认了下来，才算基本过关。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1960年1月，毛泽东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面对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 　　毛泽东眼中的中国朱可夫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受到重挫。在毛泽东强调要压缩空气的背景下，党内对这一严重错误的认识差距很大。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期间给毛泽东写信，就是担心在 党内高级干部未曾取得基本一致认识的情况下，会议匆匆收场。当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印发与会人员后，赞同彭的意见的人却越来越多。 　　彭德怀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功绩，由他在十大元帅中排名第二可以说明。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战争，更使他名扬中外。解放军绝大部分的干部、战士来自农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农村造成的严重影响，不能不反映到军队中来。上庐山前，彭德怀就常把军队方面反映的一些社会情况，转呈给毛泽东。这样，这位站在军队最高领导岗位的彭德怀写的这封信，在毛泽东看来，其影响远远超过信的本身，而不能不令他严重关注。 曾在刘少奇身边参与重要工作的邓力群在一则回忆中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一种因素，小平同志对此也讲，彭老总写信、说话，特别是说话，确有不妥当的地方。当时有人揭发，说他在从北京出发到庐山的火车上讲了这样的话，说：中国问题的严重困难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这种讲法，虽然是气话，但是让毛主席听了这个话不能不反感。 　　他的信，他的发言，在很多小组会上有同感。因为的确都有这样的问题嘛。确实在几天里，有这样的趋势，同意彭德怀的意见越来越多。而在小组会上，彭德怀又说了些气话，翻老账，延安的华北会议开了他40天，他耿耿于怀。 　　恰在这个时候，驻苏使馆发来一个情报，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讲话，指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又大同小异。因此引起一种怀疑：里外呼应。 　　在庐山会议期间，北京留守的只剩下陈毅。一次，见到苏联大使尤金。陈老总说：他们都开会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也不知道尤金是出于什么意思，是否开玩笑，竟说：这样你就可以搞政变了。陈毅同志很警惕，马上报告毛主席。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对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说这样的话，问题尖锐了。 　　……这些因素，造成了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 　　但是，问题并不简单是什么“错误批判”。毛泽东在7月23日的讲话中，除了批彭德怀在路线问题上发生了“动摇”，“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等等外，更尖锐地提出：“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 　　如果说，林彪对1958年毛泽东指示军队整风的意图没有摸透，可这次批判彭德怀，他是完全心领神会了。就在人们对毛泽东把彭德怀的问题，提到解放军跟不跟他走的高度，还不甚理解的时候，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批彭说：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还指着彭德怀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的很，不要打这个主意。”随后，毛泽东接过来对彭说： 　　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 　　你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过去因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上取了点经(不能断定)……。 　　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毛泽东的这一席话，明确道出了他要军队接受朱可夫事件的教训，所指的对象正是彭德怀。 　　据此，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决议，把彭德怀的“错误”性质定为“反党”，并决定将彭德怀、黄克诚调离国防工作岗位。9月17日，新华社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免除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任命林彪为国防部长。 　　毛泽东在1958年初，提出要军队吸取苏联“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教训的指示，终算落到了实处。（林蕴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