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郎先生的书，前一阵一气儿买了《整合》、《运作》、《公司治理》三本，现在《操纵》也到货了。有没有一起买的？反正俺要买两本操纵，如果有想买的话，咱凑一块儿可以免邮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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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211.100.16.156/dangdang.dll?key=郎咸平%20&showall=0&mode=12[/iframe]
[ 本贴由 无双 于 05-10-15 13:54 最后编辑 ]
A. 认识郎咸平是因为他痛斥和声讨德隆、格林科尔、TCL、海尔在国退民进中盛宴；关注朗教授则是：百年前有中山先生为共和、为“三民主义”奔走疾呼，今有咸平先生忧患国富民生而愤慨抨击中国经济的时弊重症。
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诤言对于民族民生，在任何时代都不谓之过分。
B. 我不完全苟同朗教授的观点。储时健当家之前，红塔不过400万的资产，没有储时健当没有如今400亿红塔的无形资产；当年和李东生、张瑞敏一起造家电的国企数以千计，今存有几？现在不是讨论该不该给人家期权的问题，而是MPO尺度的大小适当问题。毕竟历史是人民的英雄创造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那是因为他创造了新中国、他是人民大救星！政治家不需要讲真话。康德说：存在是合理的。哲学家要违心著说就死跷跷了。
C. 朗教授的良知、率真在于对德隆、格林科尔的一针见血和前瞻预判，在于疾呼中国的金融隐患猛于97的东南亚！
关注朗教授，还在乎他是否能给中国的金融隐患妙手开方、悬壶济世。小平不在了，需要能捉老鼠的猫，我们才能安心FB,继续FB直至FB到底呀。
——龙行天下
[ 本贴由 杜拉拉 于 05-10-16 08:58 最后编辑 ]
无双 于 05-10-16 11:04 写道：
郞氏理论不是唯一正确的。只是，通过他，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看问题:)精辟!
确实如此，一方面一些掌有权力的人借掌有的权力私分国有资产，另一方面社会缺乏一个公平的尺度，来衡量储时建、李东生、张瑞敏、倪润峰们为企业与社会所作出的贡献。
初步的看了一下郎氏言论，发现很多的用词都是上海的方言，比如“胡里胡图”就是上海的方言。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作者：叶檀
有关央企改革模式历经数年争议以及中小国企MBO实践，终于尘埃落定：日前，中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之一宝钢，成为央企公司治理结构的先行者，外部董事人数略占优势的新董事会集体亮相，并获得国资委的部分出资人授权。
虽然从实践论的角度看，此轮试验能否成功仍属未定，但从国资委的表态来看，显然认定这是央企改革最好的也是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
从此轮宝钢改革来看，国资委最终确定了自己国有独资公司出资人的身份，央企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将实行分离，方法就是建立新型董事会制度。
说实话，这一拷贝于新加坡现有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方法最终定局，并不出乎人们的想像。国资委屡次取经并赞不绝口的，就是新加坡国有资产尤其是淡马锡的经营管理模式。在另一方面，目前改革的客观条件也限制了选择产权改革这一道路的可能性。
首先，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被赋予保值增值的任务，“代表先进生产力”，因此，必须有相应的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与之相配套。在内部管理层负责制的试验失败之后，目前国际市场盛行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的信托制度，几乎是饱受出资人与管理者一身二任攻击的国资委的唯一选择。
其次，郎咸平对于“国退民进”的抨击以及中国国有企业缺乏的是信托责任、市场经济的立足根本是信托责任制这样的论调引发应者云集，舆论对于MBO一边倒的抨击，说明中国尚不具备或已经丧失了产权改革的时机。郎咸平所说的“一块这样的土壤引进西方产权制度，必将造成贫富悬殊，社会动荡”，与李荣融前些时日高调表示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搞好搞坏，跟所有制没有直接关系，不同的所有制里都有好的企业,也都有差的企业,关键看是否按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办事”，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当然不能就此简单下结论，说国资改革的李荣融模式，就是新加坡淡马锡模式加郎咸平的理论内核。但李荣融去年6月在新加坡表示，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国有资产的管理经验，“我们这次是带着国有全资企业该怎么建立好董事会这个问题来的。通过考察学习，我们得到了圆满的答案”，而答案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董事会是最核心的问题。央企外部董事要占一半以上，不能内部人占多数，要独立公正发表意见，要能独立承担责任，落实经济责任。”
淡马锡制度的核心未必就如李荣融所说就是内外部董事比例适调的董事会制度，我们不应忽略新加坡的总体法制、经济环境以及《新闻周刊》对新加坡经济所作的评论，“新加坡把整个国家当成亚太地区的‘对冲基金’，越来越把自身命运与亚洲其他地区相结合”。我们拷贝了董事会制度，而无法拷贝制度环境，以及周边国家经济发展势头。如果央企的董事会仍然只对国资委负责，唯国资委马首是瞻，那么与现行的管理层负责制又有多大区别呢？曾经的新加坡中资企业的优秀代表中航油的折戟沉沙，也说明光有一个表面上的健全的董事制度，并非企业董事会拥有信托责任的关健。
可以说，中国改革史的焦点就是国企改革，目前市场所纠结的资本市场、银行上市等种种经济难题，都与国企改革的滞后密不可分。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企经营不良是由于产权原因还是其他原因，一直争论激烈，从国资委现在的路径选择来看，产权论已然遭到抛弃。
李荣融模式真能够在中国取得成功吗？笔者对此谨慎存疑。
那天上海那个教授就狠狠批判了郎教授的“保姆论”，我都快听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