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usiness.sohu.com/20051212/n240941434.shtml [iframe]http://business.sohu.com/20051212/n240941434.shtml[/iframe]

　　作者：何祚庥 　　2005年12月4日下午2时，《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刘天时应双方协议到我家做 人物专访，前后谈话长达4个多小时。 　　大约是3天以前，记者刘天时打电话给何祚庥要求进行人物专访。下面是电 话中的对话： 　　何：原则上我是接受报纸、杂志进行人物专访的，但是你们的杂志信誉不好， 不遵守诚信原则。 　　刘：我们杂志一贯遵循诚信的准则，来进行人物专访。 　　何：不见得吧！譬如说，你们在几个月前就对方舟子做了手脚。凡是方舟子 说过的，但你们不喜欢的“话”，就给删掉；还有一些方舟子没有说过的话，却 按到他的头上！ 　　刘：方舟子事件有一些错综复杂的情况。 　　何：我的理念是和方舟子一样的，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会像对待方舟子一样的 办法来对待何祚庥。 　　刘：但我可以保证这次采访一定遵循诚信的准则。 　　何：你的“保证”没有用处，你受你们总编辑“管”，你做不了主！如果一 定要我接受采访的话，你去请示一下你们的总编辑，你们的总编辑能否保证你们 的这次采访真正遵循诚信的原则。 　　刘迟疑了一下，最后她接受了我的要求，打电话请示总编辑。不久就答复说 一定按诚信的准则来做好这次报导。我说好！我们可以合作。 　　所以我接受了这次长达4个多小时的专访。 　　由于接连好几天没有讯息，12月7日傍晚，我打电话给刘天时记者。 　　何：你整理好了没有？ 　　刘：已整理好了。 　　何：你能否发给我看一看？ 　　刘：不行，已经发稿了。 　　何：你怎么可以未给我看过，你就发稿？ 　　刘：那是因为你没有提出要求要给你看稿。 　　何：任何专访，甚至稿件都是要被访者看的，你怎么可以不经过我看过，就 发给杂志？ 　　刘：我们本来是打算下一期采用的，现在是总编说要提前在这一期发稿，所 以就来不及给你看了，何况你并没有提要看稿的要求。 　　何：我和媒体打交道几十年的历史了，也接触过很多记者。按采访惯例，记 者作报道，原则上都是要经过本人过目的，有些报纸甚而要求有被采访人签名表 示“同意发”的字样，才能发稿。更何况这是“专访”？连方舟子看了稿以后， 你们再加以改动，人家都认为你们不道德！难道你们《南方人物周刊》竟然没有 这种起码的规则，以保证你们刊物的诚信？ 　　刘：那是因为你没有提出这样要求。 　　何：新闻报导，第一要求是真实。报导的事实不能有错，否则你的新闻报导 就不能取信于人。你现在的报导是“专访”，人物的“访谈”，你的报导是不是 正确地反映了被访者谈话的意思，这要由被访者来判断。你不给被访者看过，你 的报导就能保证报导的“真实”？ 　　刘：我们会按照录音整理，错了我们负责。 　　何：你按录音整理就能保证“真实”？譬如说，报导中常会出一些数字，而 数字却经常会出现错误。我是南方人，10和4并不容易分清楚，你会把4变成10， 或把10变成4。 　　刘：错了，我负责！ 　　何：我是一个科学人员，你是学文学的，对于自然科学中出现的复杂问题， 你不容易搞清楚。常常出现的一种情况，科学人员讲述的科学事实，到了记者的 笔下，就会变成另一种样子。这并不是记者的有意歪曲，而是记者很难用他的笔 表达出复杂的科学内容。 　　刘：如果错了，我负责！ 　　何：这当然应该你负责，因为这不是经过我看过的所谓的“专访”。 　　作为对比，这里我还可以提供一下《新民周刊》记者贺莉丹对我就“院士制 度问题的谈话”的一次专访的情况。 　　2005年12月10日22:10分，《新民周刊》记者贺莉丹给我发来一份电子邮件： 　　“何老师： 　　你好！ 　　我是《新民周刊》记者贺莉丹！ 　　以下是对你采访内容的整理，我们明天截稿，希批评指正，等待您的回复。 　　…… …… 　　祝开心！ 　　另外，我还想请问您是否知道XXX老师的联系方式。 　　新民周刊记者贺莉丹” 　　当然，接到E-mail后，我立即打电话和记者贺莉丹联系，改正了报导中个别 不甚准确的用词！ 　　12月9日亦即星期五，我第二次打电话给刘天时记者，再一次向她要整理好 的稿子。她说她在外地，没法把稿子送给我。并说《南方人物周刊》将在星期五 出版，运到北京要晚一天，但在下星期一就可以看到，她将送给我。今天已是星 期三，可是我至今仍未收到记者刘天时在《南方人物周刊》上发出的稿子！ 　　可是，同样在“外地”的刘天时却有办法将稿子送给网站。 　　2005年12月9日，我在网上看到“加贴在猫眼看人（凯迪网络）”的一个版 本：“何祚庥说矿难”，此版本声称“下文是最新一期《南方人物周刊》封面报 道（分标题已由本楼主改过）”。 　　2005年12月12日10:14，又看到一个“南方人物周刊正式登出的版本”，将 这一版本和“猫眼看人”的版本比较，却有不少改动。 　　2005年12月12日，又有一个“《关天茶舍》何祚庥：我为什么是不可替代的” 版本，此版本声称是“未删版本”。 　　但如果把这三个电子版本仔细比较一下，三个版本却有相当大的差别，那么， 哪个报导“属实”？ 　　其实，这完全是一个断章取义、胡拼乱凑的代表作。举一个例子。在“猫眼 看人”中有这样一则报导： 　　“刘：您应该知道，有些人对您的理论物理水平乃至您的院士资格表示怀疑。 您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论证层子的存在，如今国际上也有证明是错误的。 　　何：我不知道。我没看到‘这样的评价’。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在进行理 论物理研究时，每年发表文章10篇以上，算是高产了。至于说贡献有多大，最好 自己少说，由历史做结论。” 　　实际上，我当时立即纠正刘天时的错误说法，刘天时的“整理”漏掉了下面 的一大段，而且这一段应该加在上文回答刘天时问话的前面。 　　何：马克思主义不是什么证明的工具；而是马克思主义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 “指导”和“证明”，这是不同的概念。 　　接着，刘天时和何祚庥就引发了一场争议。由于这一争议涉及很多细节，姑 且用……来代替吧。 　　然而，刘天时为了掩盖她在知识上的“无知”，在报导中把上面这场争议删 去了。其结果是，仿佛何祚庥也认同她对这一问题的“提法”，而且，似乎是何 祚庥没有回答她所提出的“关键”的问题，而是迂回曲折地转而回答另一个不甚 重要的问题。 　　还可以举出记者刘天时的报导中其它诸多东拼西凑、胡编乱造的恶劣手法。 　　这里需要郑重声明的是：虽然何祚庥接受了专访，但是这一专访稿，未经本 人看过，更未经本人确认，本人无法认同这一专访属实。所以，所有这一报导中 出现的错误，只能如刘天时记者所一再声明的，“我负责”！ 　　我在网上还看到鄢烈山先生在《南方都市报》发表的“向何院士请教两个逻 辑问题”（很遗憾我看不到《南方都市报》，可鄢先生并没有寄给我一份，不知 如何“请教”）。感谢网友们对鄢烈山先生一文的许多质辩。但是我想补充的是： 鄢烈山先生应该将标题改一下，“向记者刘天时请教两个逻辑问题”，因为她一 再声称由她负责。 　　记者刘天时能够拿出的唯一理由，“你没有主动提出要求由你看稿”。可是， 何祚庥会回答：“你从未主动问我，能否不经同意，就能发出这一稿件？” 　　何祚庥以诚信待人，以诚信对待所有来采访的记者和媒体，却遭到了这位不 讲诚信的记者，不讲诚信的《南方人物周刊》。 　　需要提请社会公众关注的是：打假，不仅仅是揭露伪科学；揭露伪学术；揭 露伪环保；还要揭露伪新闻！要揭露那些一贯造谣生事，捏造新闻的报纸，杂志 及其记者！

　　作者：何祚庥 　　今天，亦即2005年12月14日下午，收到《南方周末》记者站用快件寄来的两 本2005年第25期《南方人物周刊》！查看之下，这两本《南方人物周刊》寄出的 时间，却是2005年12月14日上午9:30分！ 　　正如我在《揭露伪新闻——〈南方人物周刊〉又一次作了背离诚信原则的报 导》一文中所述，我曾在12月7日星期三的傍晚，向刘天时记者索要她所整理的 何祚庥“专访”，在12月9日星期五，再一次向她索要整理好的稿子，她推说人 在“外地”，但《南方人物周刊》将在星期五出，运到北京要晚一天，但在下星 期一就可以看到，（按：亦即在北京可以看到），她将送给我，或者在12月12日 由《南方周末》记者站转给我。到了12月13日，我再度催要《南方人物周刊》， 她仍说人在“外地”，但这一《南方人物周刊》会在12月12日，亦即星期一寄出， 可能要到两天后亦即在12月14日星期三才能收到。 　　遗憾之至！直到2005年12月14日下午14:00左右我才收到这一“快件”。可 是，这一“快件”明确显示，并不是记者刘天时所许诺的将在12月12日，亦即星 期一所寄出的函件，而是在13日的再度催要之下，才在2005年12月14日上午9:30 分寄出“快件”！ 　　略为翻阅一下，立即发现一条足以证明记者刘天时制作假新闻铁证一则。 　　记者刘天时这次在“专访”中，换了另一个标题：《一个批判者的自我辩词 ——对话何祚庥》，刊登在2005年第25期的第23页上，署名是“本刊记者刘天时 发自北京”。 　　这一署名的特点是：没有标明此专访稿是否经过何祚庥审阅！不要以为这是 记者刘天时无意的疏忽，因为标明了“未经本人审阅”，就意味着这一报导将由 她负全部责任。刘天时的稿子当然要《南方人物周刊》总编辑们的审阅，如果记 者刘天时的署名，没有写上“未经何祚庥审阅”的话，总编辑们当然有责任及时 提醒刘天时署上“未经本人审阅”的字样。所以，记者刘天时发表一个“未经本 人审阅”的稿子，却不标明此稿未经本人“审阅”，这只能说明这一署名方式是 《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刘天时和总编们的“合谋”。 　　注意到我在《揭露伪新闻——〈南方人物周刊〉又一次作了背离诚信原则的 报导》的文章中曾两次提到《南方人物周刊》总编辑的所作所为：一是，要求记 者刘天时回去“请示一下你们总编辑”；二是，刘天时告诉我“我们本来是打算 下一期采用的，现在是总编说要提前在这一期发稿，所以就来不及给你看了”。 　　所以，我认为这是记者刘天时和总编们的“合谋”！ 　　我这里还将提供一个“铁证”。那就是在这一期，亦即第25期《南方人物周 刊》的第32页上，还登载了一篇由记者徐振江对学者司马南的一个“电话采访”。 这一采访标题是《何祚庥特别注意证据》，署名是司马南。但是在这一短文的结 尾，却特别注上“实习记者徐振江根据电话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为什么 记者徐振江要特别署名上司马南的名字，并且又注上这是“徐振江根据录音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的字样呢？这是因为：第一，这一短文里所说的意思均是司马南 的讲话，记者徐振江只是整理，而且力求“整理”符合司马南的原意；第二，也 许在整理中会有所“失误”，所以在署名的注释上又写上“未经本人审间”，以 示他对这一“整理”负全部责任。 　　需要评述的是：这位记者的署名以及所加的评注，完全符合新闻报道的规范， 是一位合格的记者，可能将来会成为一位优秀的记者，虽然这位记者在职位上是 一位“实习记者”，也许尚未拿到《南方人物周刊》的长期聘任的合同！ 　　但是，连“实习”记者都懂得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而《南方人物周刊》的 “正式”记者刘天时竟然不懂？！不能说《南方人物周刊》的总编们也不懂得有 关署名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因为总编们还是让“实习记者”徐振江署上 “未经本人审阅”的字样。这就产生一个运作规范上的“双重标准”的问题。为 什么对司马南的电话采访要署上“未经本人审阅”的字样，而对何祚庥的“专访” 却力图回避何祚庥的“审阅”。一再避免把文稿及时发给何祚庥，但在署名时却 故意不注明“是否经过本人审阅”。这充分表明，所谓“追问何祚庥——科学家？ 哲学家？反伪斗士”的报导，完全是《南方人物周刊》总编辑和记者刘天时的 “合谋”。 　　既然是“合谋”，所以我赞成在“不良记者名单”中还要列上《南方人物周 刊》总编辑的名字。注意到《南方人物周刊》的总编们共有4位；其名单是：主 编（刘建明）；副主编（徐列，杨子，万静波）。未必所有的总编们都卷入这场 “合谋”。所以，只好把各位先生一并列出，请“合谋”者自动“对号入座”， 以免波及无辜！ 　　为什么记者刘天时一再拖延将2005年第25期有何祚庥“专访”的《南方人物 周刊》转送给我？一句话：做贼心虚！ 　　其实，2005年12月12日，亦即星期一，《南方人物周刊》已经在北京书刊市 场上出售了！

何祚庥 最近，我的友人向我询问有关《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我的事实真相，其中谈 到“矿难事件”，尤其是讨论了为什么杂文家鄢烈山先生——《向何祚庥院士请 教两个逻辑问题》，应该由记者刘天时回答？现将有关这一问题的“对话”，公 布如下。从这一“对话”中，可见记者刘天时又一次使用了“东拼西凑、断章取 义”等违背新闻道德的恶劣手法。 友人：2005年第25期的《南方人物周刊》的第20～32页，登载了《追问何祚 庥——科学家？哲学家？反伪斗士？》的系列文章。2005年12月14日，您在《新 语丝》网站上发布了《揭露伪新闻——〈南方人物周刊〉又一次作了背离诚信原 则的报导》。在您的《揭露伪新闻——〈南方人物周刊〉又一次作了背离诚信原 则的报导》中，对记者刘天时背离诚信准则，作了有说服力的揭露。 但是，我们在2005年12月10的《南方都市报》的网上，看到“知名”杂文家 鄢烈山《向何祚庥院士请教两个逻辑问题》，而您在《揭露伪新闻（二）—— 记者和总编合谋制造伪新闻的一个铁证》中却回答说，“鄢先生 应该将标题改一下《向记者刘天时请教两个逻辑问题》”。为什么你认为这一 “两个逻辑问题”应该由刘天时，而不是你来回答。 何：这是因为记者刘天时在这一专访中，采用了“东拼西凑、断章取义”等 恶劣手法来进行报导，并且不经本人“看过”，就发给网站和杂志。一个“未经 本人确认”的“专访”，“本人”当然不能认同这一专访属实。所以，“所有这 一报导中出现的错误，就只能由刘天时记者负责”。 友人：问题是记者刘天时说她的整理稿是来自你的谈话？即使此稿“未经本 人确认”，你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一“未经本人确认的报导，是歪曲的报导。” 何：鄢烈山先生向何祚庥请教的“两个逻辑问题”，源于发布在“猫眼看人” 网站上报导的对话。 摄影师：中国煤矿每天死多少人您知道吗？ 何：报纸上说100多人…… ……没法避免！中国煤矿死人也没法避免！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太穷了。 摄影师：您认为是穷而不是腐败吗？ 何：主要是穷，而不是腐败。为什么工人接受较低的工资、较危险的条件？ 老百姓不是傻子，他们不是不知道啊。那为什么还接受？因为不接受活不下去。 摄影师：那他们就该接受这样的命运吗？ 何：（怨就怨）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 摄影师：但不应该死无辜者，有些是可以避免的…… 何：谁是无辜的？谁是可以避免的？它有一个概率分布。何祚庥也不希望死 人，但有时候发展过程中的牺牲是不可免的。你希望没有一点牺牲，是很不切实 际的想法。 摄影师：那您的意思就是煤矿工人应该死了？ 何：煤矿工人应该是做了贡献的。他们的贡献我们应该正确评价。 摄影师：他们什么贡献？提高GDP？ 何：一点不错。解决了中国的能源短缺问题。 如果将这段“对话”具体分析一下，在很多地方可以发现，这是一个由剪切、 拼凑出来的版本。举例来说，在12月12日的“关天茶舍”网站上，就登载了一个 自称是“未删”版本，就比鄢烈山所用版本多了以下一些话：（注：为醒目起见， 这一在“未删”版本上多出来的对话，均用[……]来表示。） 摄影师：中国煤矿每天死多少人您知道吗？ 何祚庥：报纸上说100多人…… 摄影师：您相信这个数字？ [何祚庥：大体上是真实的…… 摄影师：绝对狗屁，有那十倍！您看过《盲井》（注：一部反映小煤矿死人 的电影）吗…… 何祚庥：我告诉你中国死人最多的不在煤矿，在小轿车（交通事故），每年 12万！ 摄影师：交通事故死人，其他国家也是一样，是没法避免的…… 何祚庥：你为什么认为小轿车（死人）是没法避免呢？为什么这就不是问题？ 哈，你这话就对了，]没法避免！中国煤矿死人也没法避免！因为中国的老百姓 太穷了。 摄影师：您认为是穷而不是腐败吗？ 何祚庥：主要是穷，而不是腐败。为什么工人接受较低的工资、较危险的条 件？老百姓不是傻子，他们不是不知道啊。那为什么还接受？因为不接受活不下 去。 摄影师：那他们就该接受这样的命运吗？ 何祚庥：(怨就怨)[你不该生在在中国，你不该做中国人，]谁叫你不幸生在 中国了？ [摄影师：您不是说中国发展得很好吗？ 何祚庥：是的。但我们中国的问题只有一步步走，社会发展要有个过程。中 国要发展，某些代价是不可避免的。] 摄影师：但不应该死无辜者，有些是可以避免的…… 何祚庥：谁是无辜的？谁是可以避免的？它有一个概率分布。何祚庥也不希 望死人，但有时候发展过程中的牺牲是不可免的。你希望没有一点牺牲，是很不 切实际的想法。 摄影师：那您的意思就是煤矿工人应该死了？ 何祚庥：煤矿工人应该是做了贡献的。他们的贡献我们应该正确评价。 摄影师：他们什么贡献？提高GDP？ 何祚庥：一点不错。解决了中国的能源短缺问题。 如果将这一“未删”版本和“已删”版本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所删去的 “话”，并不是无足轻重的。比如说，在删去的对话中，有摄影师说：“绝对狗 屁，有那十倍！”你想，如果这位摄影师说了如此没有礼貌的骂人语言，这怎么 不会引起“对话”双方激烈的冲突？！记者刘天时为了向公众隐瞒发生激烈冲突 的动因，就自然而然地在她的正式定本中，将这两句“骂人”的语言给删去了！ 友人：是不是可认为在“关天茶舍”所公布的未删版本，是一个接近于真实 的版本？ 何：不然！你可以很容易地查到，在“关天茶舍”所公布的“未删版本”中， 有5个地方有“……”的删节号，这明显表明，这仍是一个“已删”版本，并不 是对话的真实记录。 其实，就在这一“未删”版本中，你还可以发现双方激烈的“对话”有许多 不连贯的地方。 例证之一：“何祚庥：你为什么认为小轿车（死人）是没法避免呢？为什么 这就不是问题？”而接下去何祚庥却说：“哈，你这话就对了，没法避免！中国 煤矿死人也没法避免！”在相互激烈辩论的过程中，如果摄影师没有一段“插 话”，何祚庥又怎么会说：“哈，你这话就对了，没法避免！”正是因为记者刘 天时感到摄影师又说了一段无理的话，包括何祚庥的反驳，这太不利于摄影师了， 所以就删去了这段话，但却故意未加上删节号“……”，以示这是何祚庥的原话， 却不慎而泄漏了“底牌”！ 友人：在这段“对话”中，还有没有其它的删节？ 何：例证之二：“摄影师：那他们就该接受这样的命运吗？”而接下去就是 “何祚庥：（怨就怨）你不该生在中国，你不该做中国人，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 了？” 请注意这又是一个答非所问的“对话”。摄影师问的是“他们”，而何祚庥 的回答却是三个“你”字。在相互激烈的辩论的过程中，又怎么可能接连出现三 个“你”字，这三个“你”字，其实所批评的是摄影师。 友人：有理！有理！这的确是记者刘天时做了手脚！你还要注意到在第25期 的《南方人物周刊》登出的正式版本中，还进一步将三个“你”字篡改为一个 “你”字，亦即改为“（怨就怨）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这分明是为了掩盖 你和摄影师之间的激烈的争论！ 何：问题是这一“（怨就怨）”完全是记者刘天时的附加。本来，何祚庥只 是说一个事实，说谁叫你（其实是指摄影师）不幸生在中国，而且是哀其“不 幸”，但记者刘天时却加上“（怨就怨）”三个字，于是，从一个“事实”的判 断，而转变成一个“煽情”的判断！ 这就是记者刘天时在这段谈话中，所一再采用的“断章取义”，“东拼西凑” 等等恶劣的手法，何祚庥又怎么能对这种歪曲事实的报导负责？！ 友人：所以你认为鄢烈山先生的提问，应该向记者刘天时提问？ 何：刘天时不仅仅应该回答鄢烈山先生的提问，而且应该向社会公众澄清事 实真相！

中国经济网 2005 年12月4日下午，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先生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以 下简称《周刊》)的独家采访。在12月9日、12月12日的某论坛以及12月12日出版的《周刊》中，未经何先生审阅的所谓“采访记录”被刊登出来。随后，何先生在人民网以及中国经济网发表了三封公开信，谴责《周刊》的报道歪曲了他本人的意愿，没有遵守基本的新闻道德。 何祚庥院士简介：1927年生于上海，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兼职教授、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何先生早期从事粒子理论、原子弹和氢弹理论的研究，对伪科学、邪教的口诛笔伐使之近年来成为“曝光率”颇高的新闻人物。 为了让网友和读者更加清晰地认识这一事件，2005年12月20日，中国经济网对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先生作了独家专访。何先生详细解释了与《周刊》的争论，认为《周刊》缺乏基本的新闻媒体职业道德，有意或无意地歪曲了对他的采访记录。以下是中国经济网对何先生的采访记录。 《周刊》误读“哲学指导”为“哲学证明” 中国经济网：您曾经与《周刊》讨论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何院士：对。 中国经济网：据《周刊》报道，您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证明自然科学的理论，比如您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证明微观粒子层子的存在。 何院士：我从来没有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证明”自然科学的理论。 我的意思是，马克思主义可以指导我们的科学研究。“指导”和“证明”是两个 不同的概念，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教练员可以“指导”、训练出世界级的冠军 运动员，但是，教练员的“指导”不见得能取代运动员的勤学苦练。在自然科学 研究中，科学实验起着最关键的证明作用，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初学马克思主义以及自然辩证法的时候，人们非常容易产生一种误解，认为哲学的价值和功用就是为了用来证明什么东西。这种观点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适用，对所有哲学都不适用。哲学是一种理念，一种关于世界的总的看法，他不能够用来证明某一个具体事件，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自然科学理论是在实践，也即大量事实基础上证明的，科学理论的对错需要具体的科学实验来检验。那么，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体现在它对实验检验性的承认上，体现在它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指导性原则中。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唯一承认科学实验地位的哲学。早在公元16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就强调科学实验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以人为本”有两种版本：马克思主义的“大我”与自由主义的“小我” 中国经济网：您在接受《周刊》访谈的时候，曾经谈到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在您看来，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对科学发展的归纳，而且还包括以人为本、看重人文理念等思想。那么，从“以人为本”这个角度观察，您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有差别吗？ 何院士：在以人为本这个角度来讲，两者是有差异的。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关注到全人类，以人类的整体利益为本；另一个是关注到每一个人，以单个人的利益为本。“人”的内涵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相比较而言，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比较全面的，因为个人利益与人类的整体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而马克思主义同时关注到这两个不同的方面。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强调每一个人的自由；但是，当不同个体的自由相互冲突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当个人的利益与人类的整体利益冲突的时候，又该怎么办？自由主义没有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说不同流派的自由主义给出的回答是有差异的。在尊重个人权利方面，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有相通之处；但是，在回答如何处理个人与全人类的关系方面，自由主义的回答是模糊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在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方面，要有集体主义意识，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的现实，不能跳跃历史阶段。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吧，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如果每一个国民都过分看重个人的眼前利益，过分关注自己的生命安全，不愿意为国家利益承担牺牲的风险，那么，就不会有中国的抗日战争，也不会有抗战的胜利。所以，在处理个人与集体冲突方面，我觉得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具有更大的价值。 《周刊》处理矿难争论：将事实判断歪曲为价值判断 中国经济网：在您接受《周刊》采访的时候，曾经谈到中国的矿难问题。据《周刊》登载，您对矿难问题的回答是，“谁让他们(指遇难矿工，编者按)生在中国了？”从采访刊登后的读者反映来看，您的这一回答强烈地刺激了读者的情感，大家都觉的这种回答是不近情理的。您怎样看待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何院士：我认为，《周刊》对我采访的最大问题在于，把我对事实的判断歪曲为价值判断。比如说，《周刊》中有一句话，“何祚庥说，‘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 ’”。这原本是一个事实判断。但是，《周刊》却自作主张地在“谁 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这句话前面加了三个字——“怨就怨”，误导读者把它理 解为价值判断。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三个字，这三个字是他们额外加上去的。我本来是在讲述一个事实，但是，在加上“怨就怨”三个字后，就把我讲的事实处理成情感性的价值陈述了。这是明显的歪曲！这个记者实在没有职业道德，故意歪曲被访问人的意思。作为记者，你凭什么加上“怨就怨”这三个字？把我描绘成缺乏同情心的冷漠人？而且，未经我审阅和同意，就急急忙忙把杜撰、纂改的所谓“专访稿”发出去，还急急忙忙找了一位鄢烈山先生批评我的发言，纯粹是一出自编自导的闹剧，是早有预谋的。这位鄢烈山先生的批评稿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与《周刊》同属于南方报业集团。把这些事情联系在一起，我只能断定，这是《周刊》记者刘天时和总编们的合谋。 中国经济网：这是《周刊》刊登的采访与您真实发言的最关键分歧吗？ 何院士：可以这样说。但是，他们对我的误读不仅仅在于这一点。在发表在“关天茶社”论坛里的所谓“未经删节”的版本中，摄影师问，“中国煤矿每天 死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发表的我的回答是，“报纸上说每天一百多人……” 这明显歪曲了我的原意，我原来是说，报纸上说，每次矿难有一百多人啊。我从来没有说每天死一百多人。下面还有摄影师的一句话，“绝对狗屁，有那十倍”。在《周刊》正式刊登的文章中，这八个字被删除了。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摄影师在挑衅，在骂人。我接触过很多新闻媒体的朋友，这是我见过的最无礼的摄影师。最近，我在《新语丝》网站上详细地披露了有关这一专访的真实情况，详细地比较了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别。社会公众将不难看出，记者刘天时和《南方人物周刊》是怎样剪切拼凑、断章取义地“整理”出这一专访的。 中国经济网：我国今年矿难事故不断，您怎样看待这些矿难？ 何院士：这个问题涉及到国家发展中的不幸事件，以及我们怎样看待这些不幸事件。在战争时期，会有牺牲；在和平建设时期，也会有牺牲。不能设想，人类不费一点代价就能达到理想的发展境界。国民经济体系有多种行业，有些行业属于高风险行业，比如警察、采矿业等。为了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公安警察和武警部队必须打击不法份子，这时候就会有牺牲的危险，这是一个高风险行业。这种行业风险差异是现实存在的，是不可以避免的。一般而言，高风险行业的收入也比较高。以煤矿为例，相比于其它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采煤业的报酬要高得多。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要面对这个行业的风险。这既是行业分工的必然结果，也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前段时间，一家电视媒体采访武打影星李连杰。李连杰说，武打演员很可能受伤，没有人能保证你的合作对手一定不会打偏。如果认为所有的行业风险都是不可以接受的，那么，武打影视、采矿、缉私警察和消防队就要取消或关门大吉了。这里有一个权衡利弊得失的问题，要综合考虑行业风险和行业收益的最终总和。如果取消缉私警察行业，那么就规避了相应的行业风险，但是同时将会有更多毒品流入国内，危害社会。在采矿行业，发达国家可以采取高投入的方法，将行业风险减小到最低程度。但是，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不可能完全避免矿难，总会或多或少发生事故灾难。如果中国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在煤炭行业采用高投入的办法确保职工的安全，那么就会带来一系列其它的问题，比如国家会出现煤炭供应不足，会错过发展的时机。中国历史上多次梦想实现工业化，但是也多次错过了良好的发展机会。我国目前处于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时期，如果不能抓住这一机遇，不能实现国家的快速发展，国家、民族和人民付出的代价会更大，前辈们几百年期望的强国梦可能会成为永远的海市蜃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高度拥护邓小平的名言，“发展是硬道理”。在这个指导思想下面看问题，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是一个彻底的以人为本的拥护者，你就不仅要看到某一个人，还要看到全人类；全人类这个概念有点大，在短期内我们不能体现。但是，我们至少要做到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本，也就是要从国家和最大多数人群的根本利益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 中国经济网：您是说，从逻辑上来讲，灾难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是，从情感上来看，很少有人能心平气和地面对灾难。 何院士：是，情感上确实难以接受。为什么呢？因为情感突出个人，更关注个人。从这个角度来讲，个人对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应该被大家所铭记和纪念，给予适当的评价。但是，如果据此批评这个社会没有关注这些人的苦难，或者没有对这些人加以关注，那么这种说法就是不正确的。 中国经济网：对于不幸发生的灾难，您是否觉得应该建立一种合理的机制，来平衡各方的立场和利益？ 何院士：首先，最好不发生灾难，最好事先避免灾难。当然，这种避免也是有限度的，虽然有些人不承认这个有限度，追求绝对的零灾难。如果灾难不幸发生了，那么可能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方面，大家的认识水平不会整齐划一，并不是每一个人的认知水平都很高，因此，同样的操作要求会产生不同的操作结果。此外，不可否认，某些个人存在不可告人的目的，故意忽略安全防卫工作，这属于腐败。没有人同情腐败，我也不会同情腐败，我支持对腐败问题一抓到底。我一直很关心矿难问题，据我所知，中央正在考虑采取措施遏制矿难频发之风。比如，正在考虑增加煤矿遇难者的抚恤金额度，从两万元提高到二十万元。另外，还看到，某些地方出台了一些法规，要求矿难事故企业向政府缴纳额外罚款，最高罚款额达到每名遇难者200万元。为什么不把这部分罚款作为抚恤金赔偿给遇难者家属呢？这里面有很多社会问题。在贫困地区，对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讲，二十万元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讲，如果能得到20万的赔偿，他会觉得自己发了一笔大财，为自己的家人积聚了足够的生活保障。在这种情况下，高额的赔偿金有可能会刺激部分工人不顾自身安全而冒险作业，从而在客观上增加工伤或死亡案例。所以，对于矿难的赔偿，要密切联系社会现实，不能凭空想象一个解决的办法，单纯提高抚恤金额度是不可行的。当然，抚恤金也不能太低，过低的抚恤金会导致矿主漠视职工的生命安全。

《周刊》处理先富后富：缺乏基本的哲学常识 中国经济网：根据《周刊》刊登的采访记录，您谈到“工农群众应当有心平气和地接受别人先富起来的觉悟，然后等待自己被带动富起来”。这里的工农群众与我们日常理解的工农群众是同一个概念吗？ 何院士：这不是指所有的工农群众，而是指工农群众中的先进分子。“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同志讲过的话。但是，邓小平可没有说过要让共产党员先富起来！这里主要是为了反对“平均富裕”这种陈腐观念。有一部分人先富，有另一部分人后富，这是走向共同富裕的一个必经阶段。我从来没有说不要共同富裕。我想我说的很清楚，但是不知道他怎么整理出来了这个采访稿，完全是歪曲和断章取义。有人说我怕拿录音带，他最好把录音带拿出来，《周刊》完全歪曲了我的话语。另外，他对工农群众这个概念不是很了解。至于我所说的工农群众，主要是指雇佣劳动者。一般意义上的工农群众，主要是指体力劳动者，我讲的工农群众还包括没有生产资料的脑力劳动者，比如企业的工程师、管理阶层等。邓小平就鲜明地说过，“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如果刘天时把工农群众理解为工农业的体力劳动者，那只能说明她的基础知识太差，没有接受基本的哲学教育和训练，哲学素质太差。 何祚庥：科学家不能逃避政治 中国经济网：根据《周刊》的采访报道，采访还谈到了您与政府、政治的关系。他们认为，您总是与政府的立场保持一致。您认为他说得对吗？您怎样看待科学家与政治的关系？ 何院士：我觉得这个问题很荒谬。这个问题有一个需要仔细推敲的前提，似乎非政府人士必须与政府作对。如果政府做得对，为什么不可以与政府保持一致立场呢？记者刘天时提出这样的问题，只能说明这位记者以及《南方人物周刊》所持有的自由主义立场。何某人公开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有自己的评价原则和做人准则，不会为了迎合某一派观点去改变自己的原则。在文革的时候，我也没有积极去造反啊，我那个时候是逍遥派。在建国之前，我也没有跟随国民党政府啊，恰恰相反，我那个时候是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党工作。现代科学发展迅猛，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介入日常政治生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没有科学家介入，就很难确保科学能够恰到好处地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大到国家宏观战略，小到某地区做城市、产业或者经济政策，这些政治事务都需要听取科学家的建议。科学家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科学家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这不仅仅是科学家一厢情愿的选择，更是社会的需要，是科学家的责任和义务，是科学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必然结果。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科学家没有机会对社会事务表态，也没有人愿意听取科学家的意愿。 《周刊》套用早期资本主义法则：不明白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 中国经济网：在《周刊》的最后，《周刊》的编辑做了一个评论，批评您袒护早期资本主义法则，即“两厢情愿，就什么都可以作”。您怎样看待这个评论？ 何院士：现在中国是市场法则起作用，市场当然离不开交换。理论上是，在交换中，一部分人处于强势地位，另一部分人处于弱势地位，会出现某种不公平的交换。实际上，必须注意，我们现在推行的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四个字规定了，不会让市场达到决定一切的地位。所以，这与早期资本主义的理念并不会完全一致。早期资本主义的法则，是让农民走向破产，让资本获得廉价的劳动力。我们国家正在走向工业化，但是我们采取的政策不是让农村破产，而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从来没有说过要按照早期资本主义法则发展中国经济，而且他在采访中也没有问过这个问题，这是典型的歪曲，连基本的职业道德都忽略掉了。早期资本主义的法则，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四个字不是可以随便取消的。 何院士谈院士制度：弊端源于科研体制的官本位 (以下采访为与《北京科技报》实习记者陈海燕的联合采访。) 记者：最近，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增选了一批新的院士。关于中国院士制度的争论成为目前国内媒体十分关注的话题，您认为院士制度诸多弊端的深层缘由是什么？ 何院士：不能一概否定我国的院士制度。在促进我国科技发展中，院士制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虽然出现过一些令人不愉快的“院士”行为，但是，大多数院士的行为符合科学家规范。院士制度中的弊端主要源于我国的官本位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现在科技体制的最大问题不是院士制度，而是官本位文化。院士制度的诸多弊端，也是源于官本位文化。管理部门评定科研机构的学术水平，就以院士或者博导数量作为评价标准，这种量化管理是一种偷懒的管理。院士的荣誉是对他过去工作的肯定，院士的数量反映了过去的学术水准。评价某个科研机构或学校的科研成绩，应该建立在科研成果基础上，而不应该依赖于院士数量。院士称号是对过去工作的总结，只能代表过去的工作成绩，不能代表现在，也不能代表未来。 记者：官本位对院士的行为有哪些影响呢？ 何院士：每次院士增选的时候，都有某些官员(包括校长、省市领导)动员各种力量施加影响。院士制度出现的问题，更深层次是官本位问题，是官本位为基础的评价体系出了问题。此外，院士在评价科技成果的时候，有时候不能秉公而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有些院士代表着部门利益，主动或被动地成为部门利益的代言人。有些院士本身是官员，主动为自己的部门说话；有些院士不是官员，但是他所属的部门指令他为部门说话，这种情况发生过很多次。所以，院士制度改革，不是简单地改革科学院院士制度，而应该是对我们科研体制中的官本位体制进行改革。

好长啊……

郑汉根 [ 2005-12-13 ] 笔者今年初访问过德国北部的伊本布伦煤矿。伊本布伦煤矿是一个无烟煤矿，有矿工两千多人，每年生产170万吨高级无烟煤。这里有欧洲最深的矿井，深入地下将近1500米。与国内的矿山不时传出令人揪心的消息相比，德国的煤矿却鲜有事故发生。伊本布伦煤矿是其一个缩影。笔者感到，在欧洲大陆最深处的井下之行，像是一次闲庭信步。 　　下井之前，安全装备的穿戴就花了将近10分钟。矿工服、安全帽、探照灯、氧气袋，一个都不能少，最后每个人还要在腰间皮带上扣上一个火柴盒大小的发射器。陪同的阿豪斯先生解释，发射器的信号跟总部控制中心相连，矿工在地下出现危险的时候，控制中心会立即知道他的周围发生了什么并立即采取措施。 　　笔者酝酿很久的想法———拍摄德国井下工作的场景———落了空。矿山的安全控制人员说，为了保障安全，电池未经过严密的安全检查不能进入井下。他说，只有德国最高的煤矿安全生产管理部门才可以发放这种许可，但是核查的时间会长达数周。 　　进入到深深的井下，笔者首先看到了宽敞坚固的巷道。巷道壁由密密麻麻的粗钢条和水泥层固定。巷道两侧每隔10米左右装有日光灯，能见度很高。 　　阿豪斯介绍说，矿山安全监测人员随时在井下检查。在巷道每隔一段距离，就装有记录安全检查结果的公告牌。上面有当天检测的瓦斯浓度等数据，后面有安检人员的签名。 　　就在笔者跟矿山陪同人员下井的同时，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士一同进入井下。 　　笔者一打听，原来她是德国国家安全生产检查部门的，这次是来进行一次预先没有通知的安全检查。阿豪斯说，这种检查不定期进行。 　　除了矿山自身以及德国国家安全生产部门检查之外，德国煤矿安全生产检查还有一道保险。那就是，矿工们投保的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也有安全生产监督部门，会不定期派员到井下进行巡查。如果矿山的安全生产措施有不足，他们会提出改进意见。 　　瓦斯爆炸制造了国内的许多矿难，然而在德国的煤矿里，这种带着灾难意味的气体，不仅不会造成安全问题，反倒被利用了起来。 　　在巷道的一处，笔者看到几个矿工正在操作一个瓦斯吸收装置。他们介绍说，这个装置延伸到了煤层深处300米的地方，要用4天的时间把附近区域的瓦斯吸收干净，之后才可以开始采煤。阿豪斯说，所有瓦斯通过巨大的管道通向地表。95％的瓦斯能被有效利用。 　　阿豪斯说，万一发生瓦斯爆炸，矿工随身携带的氧气袋就会派上用场。另外，在巷道的每隔25米处，还有数量充足的强氧气呼吸装置。 　　阿豪斯介绍了巷道内的灭火装备。除了常规的灭火器之外，在巷道的顶端，每隔数10米还悬挂着许多装满水的塑料篮状物体。阿豪斯说，万一发生爆炸引起火灾的时候，这些装置会被击碎，储存的水会帮助阻止火势蔓延。 　　值得一提的是，整个矿山装有一个因安全数据超标而会自动断电的系统。比如，瓦斯浓度警戒线为1.5％，当浓度到了这一警戒线时，所有矿山的用电会自动脱闸，工作中断。不仅瓦斯超标会如此，就是井下新鲜空气浓度不达标，系统也会自动“罢工”。 　　地下跟地面监控中心保持着畅通的联系。走在巷道里，不时清晰听到从监控中心传来的指令。在监控中心参观时发现，所有监控人员的眼睛都没有离开过面前的电脑或者是电视屏幕。阿豪斯说，地下发生事故的时候，矿山通讯系统会立即把情况报告到监控中心，所有相关的处理人员都会迅速赶到现场。 　　阿豪斯说，这里没有不经系统培训就进入矿山工作的矿工。所有矿工都必须经过至少3年的矿业学校以及矿山实际工作的培训。在正式成为矿山职工之前，必须通过矿山组织的集中的安全生产培训。在工作中，他们还要定期进行培训。长期没有安全事故的矿工还会获得相应的工资增长。种种措施，使得矿工们的安全意识不断增强。 　　矿山经理斯奇格蒂先生说，在伊本布伦煤矿里，“安全”两个字是“大写”的。这个煤矿最近一次大事故发生在5年前，有1名矿工死亡，但原因只是自己操作不当。 　　充分的安全保障，也让伊本布伦煤矿的工人们没有安全的顾虑。笔者跟井下的矿工攀谈时，感觉到他们轻松的心态。问他们是否感到井下工作不安全，他们的回答一概都是否定。这里的矿工们福利也很好，比如，矿山要每年出钱给矿工们做全身体检。

　　何祚庥 　　在《新语丝》网站所开列的不良记者名单中，在记者刘天时的后面，列入两条罪状，欺诈和造谣。关于“欺诈”，我们已在《揭露伪新闻（一），（二），（三）》做了系统的揭露，这里提供记者刘天时，编造谣言的一则证据。 　　一、记者刘天时是怎样编造谣言的！ 　　就在2005年第25期的《南方人物周刊》的第28页，刊载了记者刘天时在“对话何祚庥”后添加了一个注解，其全文如下： 　　“注1：据报，在‘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组织签名递交国务院，呼吁怒江工程项目决策过程应让公众充分知情并评议‘之时’，中国科学院院士何作（按：原文如此！）庥、中国工程院院士陆佑楣在云南实地考察一星期后，以共产党员、院士的名义联合呈书胡锦涛总书记、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反映怒江考察所见，建议中央在‘开发中保护生态，在保护中开发，改变贫穷落后的局面’，并指出‘当前值得认真思考和警惕的一个问题’，即有一股不正常的潮流歪曲和误导了真实情况和公众，有一些‘时尚’的NGO(非政府组织)打着‘环保’的幌子，反对修建水坝，反对水电站建设，谎称当代已进入了拆坝时期，水质污染环境恶化都是大坝惹的祸等等，制造极其荒唐的舆论，严重地误导了公众和社会。” 　　这一注解的“要害”在用“之时”两个字，而颠倒了时间，从而也完全颠倒了因果关系！ 　　“自然之友”等极端环保组织，的确曾“签名递交国务院，呼吁怒江工程项目决策过程应让公众充分知情并评议”，但那是在2005年8月25日，（参见“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在2005年8月25日所公布的“提请依法公怒江水电环评报告”），陆佑楣和何祚庥以党员和院士名义的“联合呈书”，却早在2005年4月11日，前后相隔了4个多月！陆佑楣和何祚庥等人又怎能预知4个月后，有“自然之友”等极端环保组织“呼吁怒江工程项目决策过程应让公众充分知情”呢？ 　　不要以为记者刘天时只是“道听途说”地听说陆佑楣和何祚庥上书党中央，因而“弄错”了时间。其实，这些环保组织和记者刘天时等人是看到这一报告的全文的。证据就在于： 　　第一，此报告的署名确实署上了“共产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共产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陆佑楣”的字样，并注明呈的时间是2005年4月11日。在通常由院士们上书党中央的报告中，是很少署上“共产党员”身分的。陆佑楣和何祚庥这次上书中央，特别署上共产党员的名义，以示这里报名的内容，不仅仅对国家、人民负责，而且对中国共产党负责！ 　　第二，此报告的确写上了“当前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警惕的问题是：有一股不正常的潮流歪曲和误导了真实情况和公众。有一些‘时尚’的NGO（非政府组织），打着‘环保’的幌子，反对修建水坝，反对水电站建设，谎称当代已进入了拆坝时期，水质污染环境恶化都是大坝惹的祸等等，制造极其荒唐的舆论，纠集了不少媒体人士加以炒作，严重地误导了公众和社会，影响我国的正常发展，与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背道而驰”等一段话。将这段话和“注1”相比较，可以说“注1”是一字不移的照录。只是删去了他们感到难堪的“纠集了不少媒体人士加以炒作”（按：这是事实！）和他们所不喜欢的“影响我国的的发展，与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背道而驰”等有针对性的话语。 　　为什么这一“注1”竟然一字不差地作了准确的表达？可见那些极端环保组织和记者刘天时是拿到这一报告“全文”，并且准确知晓上呈的时间的。但是，记者刘天时在注1中，却故意将陆、何二人上书的时间，移到“在‘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签名递交国务院，呼吁怒江工程项目决策过程应让公众充分知情并评议”之时，于是一则谣言就此制造出来了！ 　　二、为什么记者刘天时故意“颠倒时间顺序”？ 　　这是因为记者刘天时刻意要制造何祚庥的“官方”身分，刻意制造何祚庥“倚重官方权力，打压民间组织”的形象！请看记者刘天时在第24页上的提问： 　　“人物周刊：关于怎样环保是一个问题，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为此上书中央，批评他们不是真环保，是为环保而环保，误导公众……(见注1)您这样做，会有人批评您倚重官方权力，打压民间组织。” 　　其实，这是一个很荒诞的提问！其目的在于用“反官方”的理念，煽动一些“民间”人士和“官方”对立！ 　　首先，这一提问荒谬地把“官方”和“民间”对立起来！其潜台词是：凡是来自“民间”的声音，都是反映老百姓利益的声音，凡是来自“民间”的各种“行为”，都是有利于人民利益的行为；相反，凡是来自“官方”的声音及其行为，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声音和行为。 　　其次，为了“证明”何祚庥等人是在帮助“官方”说话，帮助“官方打压民间组织”，所以就在“注1”中，拿出一个“证据”（？！），仿佛是正当“民间”组织呼吁“官方应让公众充分知情”之时，何祚庥等人却站了出来“打压民间组织的知情权”！然而，这完全是刘天时等人用“颠倒时间顺序”的办法，所编制出来的谎言！ 　　第三，这一提问还反映了“反官方”主义者所持有的很不科学的一种理念，那就是“公众的知情就是一切，而目的却是没有的”！ 　　其实，在怒江是否应该修建水电站的问题上，真正值得争议的问题是：究竟那一种主张，更符合包括怒江地区50万居民在内的，中国的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情感环保，还是科学环保”？是“假环保，还是真环保”？可是在“自然之友”等61个“民间”组织的“呼吁书”中，所优先关注的是什么“提请依法公示怒江水电环评报告”，是什么“怒江巨大的环境、科研和美学价值”，而不是包括怒江地区在内的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 　　正如方舟子在《新语丝》网站所发表的《评》论中所指出： 　　“以环保人士与环保官员的密切关系，……他们肯定知道《报告书》是标志着‘机密’字样，不能公示的，而我相信他们也知道，该《报告书》之所以被列为机密文件，不是因为其中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内容，而是因为根据中国保密法规的规定，怒江做为一条国际河流，有关它的研究资料属于保密范围。……因此，“环保人士”明明知道《报告书》依法不可能公之于众，却故意将中国政府一军，“提请依法公示怒江水电环评报告”，目的是为了误导公众以为《报告书》不能公布是由于其中有见不得人的内容。”可是，这些“环保人士”却“冠冕堂皇地提请政府依法公示一份依法不能公示的机密文件，未免太无耻了一点。”而尤为重要的是，方舟子在《评》论中还一针见血的指出：“‘环保人士’至今还在造谣说怒江是‘中国最后两条尚未在干流上建坝的生态河流之一’，脸皮之厚，也令人佩服。” 　　可是，在记者刘天时的笔下，这些原则性的争议，都视而不见，却荒谬地归之于“依重官方权力，打压民间组织”！ 　　三、为什么刘天时一再说“会有人批评您倚重官方权力打压民间组织”？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何祚庥、方舟子等人也是民间人士，也是环保人士，只不过何祚庥、方舟子等人不在环保部门工作，是不从环保领域领取一分钱的环保人士。 　　现在，何祚庥、方舟子等一些民间人士，环保人士出来讲话了，批评某些非政府组织所宣扬的伪环保的理念，揭露这些非政府组织所制造的什么“中国最后两条原生态河流”等等谎言。这使他们感到难堪！这使他们再也不能垄断“非政府组织”的“话语霸权”！于是就执意要将何祚庥等人从民间人士中清除出去，以便他们宣称：在“非政府人士”中间只有一种声音！ 　　请看记者刘天时在“专访中”向何祚庥所发出的“多次”的挑衅式的提问： 　　“人物周刊：您虽然自然科学出身，但是您似乎一直和政治离得很近。先是中宣部、后来在科学院党支部、再后来做政协委员。您怎么看知识分子与政治与权势的关系？您参与政治的原则是什么？” 　　“人物周刊：您曾经有走仕途的愿望和努力吧。” 　　“人物周刊：您的个性不适合做官？做官要哪些个性？” 　　“人物周刊：您不适合做官，但似乎您很少和官方立场发生分歧。” 　　一句话，所有这些提问，只不过力图证明，何祚庥是“官”而不是“民间人士”。 　　最后，刘天时以一个显著的标题为这组提问做了一个概括：“何祚庥在自己的岗位上参与政治”。 　　不能认为记者刘天时的这一概括不符合客观实际。何祚庥所奉行的理念，是宋代大政治家范仲淹的一句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当然，这里的“君”，已不是皇帝个人，而是国家的方针大计！ 　　何祚庥的“自己的岗位”，当然属于“江湖之远”的行列，或者说，是属于“民间人士‘的行列。因为何祚庥也是“民间人士”，当然何祚庥就“在自己的岗位上参与政治”。何祚庥的确曾做过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但是“自然之友”的会长梁从诫先生也是全国政协委员，而且现在正担任着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这一点，何祚庥和极端环保人士其中有些是伪环保人士，并无区别！只不过，何祚庥等人所主张的是真环保，而极端环保人士所主张的是假环保！ 　　记者刘天时在一篇题为“复杂的何祚庥”的评述（见该刊第22页）中，借用一位何祚庥所不认识的，也未打过交道的，余世存先生之口批评何祚庥，刘天时说，“他对何祚庥有两点不能赞成：一是，他与环保组织争论，是没问题的，但是他不是更多地借助公共平台，而是借重权力；二是，他的思想老化，他的自我认知有偏差。” 　　实际上，这位余世存先生所说的话，也就是记者刘天时想要说的话，亦即“有人（按：有人者，刘天时也！）批评您倚重官方权力，打压民间组织。” 　　

但这里有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是： 　　四、究竟是那些人“倚重官方权力，打压民间组织”？ 　　那么，请看下列有关“怒江工程大事记”。 　　2003年3月14日， 　　北京华电集团与云南省政府签署了《关于促进云南电力发展的合作意向书》。 　　2003年8月14日， 　　由云南省怒江州完成的《怒江中下游流域水电规划报告》通过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持评审。北京和云南环保NGO人士在得知怒江要进行梯级电站开发后，发起了颇有声势的反对活动。包括举行各种“研讨会”和向中央各位领导的各种“报告”，总数达5个之多！ 　　2004年2月中旬， 　　国家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未获通过，温家宝总理对规划的批示是“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这导致怒江开发计划暂时搁置。 　　2005年4月11日， 　　何祚庥陆佑楣上书胡、吴、温建议怒江工程复工。 　　2005年6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率民进中央考察团来怒江考察。（据2005年10月11日香港文汇报报导） 　　2005年7月， 　　温家宝总理赴云南考察各项工作，当地地方官员向温总理反映怒江水电建设停工已久，地方不知如何进退，希望中央能尽快定夺。温总理回京后，即指示国家发改委、环保总局、水利部等有关部门“加紧论证研究，尽快拿出自己的意见。” 　　据2005年9月9日，“香港文汇报”报导：国家环保总局有关负责人透露“今年7月从云南考察回京的温家宝总理确实指示环保等有关部委，要求对怒江工程加紧进行论证，尽快拿出意见，相信怒江建坝与否不日将有所定夺。” 　　2005年8月25日， 　　“自然之友”等61个环保组织和99位个人发布一封公开信，“提请依法公示怒江水电环评报告”，并呈送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国家环保总局等有关部委。 　　方舟子《新语丝》网站立即转载了这封公开信，并及时作了评述。 　　2005年9月20日， 　　国家环保总局突然宣布停止召开原拟召开的“能源与环境”的大型研讨会。据熟悉内情人士谈称：原因之一，是因为何祚庥院士，一再坚持要求出席这一研讨会！国家环保总局虽然多次力图阻挡，但难以找到合理拒绝的理由！因而最终就宣布停止召开！同日，国家环保总局的某位副局长，率领多位“环保”人士畅游长城！ 　　2005年10月22日， 　　中国投资杂志举办“中国水电开发与环境保护高层论坛”，邀请各有关人士参加。有多位支持水电开发人士均在研讨会上各抒已见。但各位环保人士均因各种“理由”未能到会，仅有清华大学李楯教授到会大谈特谈他所坚持的“民主程序”。 　　以上这些是有关怒江工程大事的一个扼要的记载。 　　可是，在记者刘天时的“专访”中，只看到刘天时对何祚庥等人“借用权力”，“打压民间组织”的指责，却看不见或故意看不见那些极端环保人士，也在那里“借用权力”，“打压另一些民间人士，或另一些民间组织的意见”。 　　在写完上述“大事记”之后，突然发现2005年12月27日的《新语丝》网站上，刊有方舟子先生“就怒江建坝争议答《纽约时报》记者问”，在这一“答《纽约时报》记者问”中说：12月26日的，《纽约时报》单方面地报道于晓刚、汪永晨、马军等人反对怒江建坝的看法，把这些人的一些不实之词当成事实陈述（例如声称“怒江是中国仅剩的两条自由流淌的河流之一”），对反对反坝人士的报道只有一句“两位著名的学者访问怒江——行程由大坝开发者赞助——并通过攻击环保人士而吸引了公众广泛的关注。”文中没有报道我的看法，也没有报道何祚庥院士的观点（据我所知该记者也采访了何院士）。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纽约时报》记者，曾协同一位翻译的确在我家进行采访长达2小时半之久！但却未有片言只语的“报导”！《纽约时报》记者当然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的价值观，所以在《纽约时报》的“公共声音”中，当然就没有相应的位置。可以说，《纽约时报》所支持的理念和所用的手法和记者刘天时如出一辙！其差异是：《纽约时报》是采访了，却不作任何报导；刘天时是采访了，却力图把何祚庥等人从“公共声音”中开除出去！ 　　但是，《纽约时报》记者和记者刘天时有一个十分重大的差别：《纽约时报》的采访，虽然长达2个多小时，却未能获得他们想得到的材料，就干脆不作任何报导，以示他们的报导的“客观”和“准确”；而记者刘天时的专访，虽然长达4个多小时，却敢于置“客观”、“准确”等“新闻准则”于不顾，公然以“制作谣言”的手法，来达到她的目的！两相比较，只能说记者刘天时的“业务水平”比之于《纽约时报》记者，要差上一大截了！ 　　结论：刘天时不仅是一位靠“造谣”过日子的记者，而且一位以拙劣的手法制作“谣言”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