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
#11
9、自有断指
H主席的“不要夜间作战”,使我们少有了夜间射击的机会。天黑以后,我们连安静的、足足的吃了一顿晚饭。整个前线,没有了枪炮的喧嚣和口令的呐喊,恢复了平日的寂静。
“人往高处走”,似乎成了战场军人避免被动挨打的常规动作。不一会儿,前线部队撤回来的四五个战士来到我们这个高地上。他们扛一门迫击炮,背几发炮弹,还扛有一大串香蕉,坐在我们中间。其中的一个清瘦、干练、个头不高的好像是班长。他兴奋地高声吆喝起来:“哎呀!你们的炮太厉害了;你们一打铺天盖地,我们一打好像放屁。这可好,我们跟着跑了一天才打了四发炮弹。把我们放回来了。这仗打的!”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和我们打招呼的方式。
我们的战士答话了,问他们:“这香蕉是干什么的?” “我们扛了十好几里路了。”
“我们这边那么多香蕉,扛它回来干什么,是不是怕回来的路上找不到吃的?”我问他们。
“不,这是越南的,个儿大。给你们割下一半,明天烤烤吃。”他们要我们分享。X
“哈哈!我们可不要,明天你们继续扛着走吧,越往后方走啊,这越南香蕉就越珍贵。”我们的战士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我们又兴奋地闲聊了一会儿白天战斗的事情。他们几个把那门迫击炮围在中间,和我们的战士一起混滚在阵地上睡下了。
2月18日,前边的步兵已经看不见了,我们听了一天叮叮咚咚的炮声、战况通报和各部队传来的战斗消息。根据上级命令,我们要在黄昏撤出阵地。步兵不可能再派两个连来支援,只有几个民工会帮助我们下山。我们凝视着这山、这路、这坡、这弯、这炮。下山,会是何等的艰难。路,多数坡陡达30度以上,经过人们两天的踏行和干晒,路面反而硬了许多。1725公斤的火炮,没有制动装置,还得用两根炮绳倒拽着,炮轮垫着三角木,一步一步地、甚至是一寸一寸地往下放,稍有不慎,后果可想。从上山到下山,这些平时都不可想象的事情,我们必须面对、并去实施。
毕竟比上山的速度要快得多,大约晚9点左右,我们终于把六门炮和炮弹安全地搬下了山,离开了给我们刻骨铭心的234高地。
黑夜里,我们顺着红河的一条支流龙沙河进了山沟,在路边山脚下的橡胶林里宿营。战士们有的抱枪合衣睡在车厢上,驾驶员们睡在驾驶室里,一部分人在橡胶树上拴上了吊床。我也睡在吊床上,身上盖着那块准备包裹尸体的塑料布。天,下起了大雨,听着雨水唰啦啦洒在塑料布上,山水嘻哩哩从吊床下流过,倦缩在这个小窝里,却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安全和安逸。正在似睡非睡之际,一发火箭炮弹狮吼般呼啸而来,在河对岸峭壁上爆炸,山石砸的河水哗哗作响也无人在意。
第二天,我们要休整一天。太阳刚刚漫过东面远处的高山,我爬上了住处西面的高地,认真地俯视端详着前两天的战场。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可能有某个指挥所,丛林旁有两个战士带着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儿玩儿。孩子个头儿不大,长得很可爱。我的到来,他连看都没看我一眼,低着头继续着他无聊的游耍。我问两个战士为什么带一个孩子在这里。他们说,孩子是个越南人,一家五口在我军的炮火袭击中被打死,只剩下他一个。但孩子很听话,带我军部队找到了当地三个山洞,为我们的战斗胜利立了功。
我看着孩子,想象着他死去的家人,疑惑地问两个战士:“这孩子不恨咱们吗?” 一个战士很轻松地回答说:“不恨,他还小,不太懂事。”
战士们很喜欢他,冷了给他披上绒衣,想家了就给他压缩饼干和肉罐头吃。孩子和两个战士之间,看上去很熟悉,感觉上又很生疏。无奈的孩子学会了讨好“敌人”,他不时地扑捉地上的小虫子,有时候嬉笑着拿在手上给两个战士看。我实在想象不出,这孩子长大了会是怎样。
第二天上午,我们连来到“中越友谊大桥”边的我方一侧。
我国河口县城与越南老街,看上去像一个城市,但隔河相望,大桥相连。2月17日,在战争开始的第一时间,越南军队对大桥实施了爆破。属于越南的一根桥墩和大桥挎在他们岸边的桥基已被炸塌,两节桥梁向越方河岸底部倾斜,原认为装满炸药的两节小火车皮顺着铁轨滑落下去,顶在越南岸边被炸翻的松土上。南溪河、红河水还在悄无声息地流淌着,只有炸碎的桥墩散堆在南溪河水里,激起了一片愤怒的浪花。南溪河边的芭蕉、香蕉、木瓜树稀烂地躺在地上。越南老街,房子烟熏火燎、弹孔满墙、残墙断壁。有的大树拦腰折断,树头倒吊着。整个街区看不到一个人影。我们多想走过这百步之路到老街转转,更仔细看看这战后的街区,终因怕挨黑枪,我们没有迈出最后一步。
离被炸塌的大桥不远处,我军架起了一座水上浮桥。桥这边的岔道口,运送伤员的军用运输车往返不停,每辆车都用伪装网包裹着。驾驶室上面是伪装棚,在伪装棚的右前角,都悬吊着一条白色绷带,绷带中间一节像是蘸了红红的鲜血,这就是战场救护车的标志。车上,有的伤员头上缠着绷带、有的挎着胳膊,有的躺在担架上、有的被卫生兵抱在怀里。也有负伤的女卫生兵的脸肿得像个大冬瓜,但还是不得不细心地照料着身边伤势更重的男伤员。
无奈的等待是难熬的,我们转身进了街东面一个大门口。这里好像是一个学校,临时改成了野战医院。一排低矮的平房坐南朝北,每个门前都或戳或平放着戴有大片血迹的担架。屋里,用竹竿铺成的大通铺上躺着或坐着伤处不同的伤员。他们都只穿一条短裤,光着身子,小心地避护着扎有绷带的伤口。有男有女的医生和护士们愁眉苦脸地来回巡视,有的伤员还向他们怒吼或发牢骚。多数伤员则沉默无语,谁也不曾讲述自己的战例和伤残原因。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不是庆幸自己还活着,而是在不停地思考为什么没有更多的杀死敌人、而使自己瞬间变成了不完整的人。看来这些都是轻伤员,重伤员在哪里就不知道了。
我们离开医院回到街上,一辆卡车从医院西区的山路上开下来,停在路边。我扒上车尾一看,车厢底横躺着一排用黑塑料布包裹的尸体,有的已经碎断成几块,包成了一个圆形的包袱。,
军人、民工围着我们烧糊的火炮指点着、议论着。进攻部队毕竟已经打进去很深了,他们以为我们是从最前线撤回来的,一定遇到了激烈而残酷的战斗,问我们的炮为什么会烧成这样等等。一个穿新军装的战士和我们交谈。他说他是YSJ师某连的战士,78年入伍的陕西兵。我们知道他是个伤兵,因为一旦受伤,无论轻重、军装是否损坏都要换新。我们副教导员问他是怎么受的伤。他伤得很轻、很乐观,在我们面前又有些腼腆地告诉说:“2月17号我们上得火车,下了火车上汽车,下了汽车徒步行军。夜,很深了,周围的山头死得没气儿。走着走着,连长下令宿营。我们问,‘没有营房怎么宿营啊?’连长告诉我们说已经进了越南了,还找什么营房?我们顿时感觉非常惊讶。谁也没再说什么,全连就坐在背包上拄着枪睡了。时间不长,很多炮弹就在我们人群中间炸开了。我们惊马似的四下里跑开,有的跟着连长跑到了高地上,有的跟着副连长顺着山沟沟跑,有的摔到了小河沟里。过了好长时间,觉得没事了,我们才又聚到一块儿,死了两三个、伤了十几个。我是一块弹片打在大腿内侧。”他弯腰抚摩了一下伤处:“没什么大事。”"
我们副教导员接过话茬说:“哎呀,你们步兵不懂炮。有炮弹打过来吗——你们就爬下好了,不能乱跑。”
小兵这才不腼腆了,立楞着眼反驳道:“你算了吧,我们副班长都钻到猫耳洞里去了还把腰给炸断了呢!”逗得大伙一阵哄笑。
在这种环境中,围着我们的人精神都很振奋,谁都想诉说自己的经历。一个四十来岁身材粗壮的民工问我们,是不是可以和我们一起参加战斗。我们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我一开始编在一个部队当担架队长,这几天抬回咱们不少伤员。昨天,有十六个越南伤兵叫我们抬回来。一开始我说,把他们埋了算了。首长不答应,我们只有抬回来。抬越南兵和抬咱们的人不一样,我们又气又累。到了红河的浮桥上我喊了一声,‘扔,都扔!’我们就把十几个俘虏扔进河里了。”担架队长怒瞪着眼睛,咬牙切齿的声音好像从腮部震了出来。
“那么远都抬回来了,过了河就到了吗。”我们的战士提醒他。
担架队长满脸愁容又戴些怒气地说:“边界上没有放俘虏的地方,还要抬十几里路才有呢。后来,部队首长知道了,他让我走,不要我了。不要就算了,我哪里都能找到活干——他们的两个兵押送六个俘虏,半路上一个说谎去拉屎,另一个谎说俘虏逃跑,把六个好俘虏都打死了,都不处理!”民工还有些愤愤不平。
我们在桥边呆了半天多时间,听了很多步兵战斗的故事。
10、后方有贼
中午,上级给我们划定了阵地选择区域,阵地区域有四分之一在我们国土上,有四分之三在越南国土上。我们反复斟酌:“还是不过界的好。”天黑前,才在我国的四连山上占领阵地。
四连山紧靠河口县城的东南侧,面临越南老街,是四个海拔二百米左右的高地连在一起。我们就在第三个山顶上。山顶上是一块平地,只能占五门炮的地方,6炮就安在了高地与四连山主峰连接的鞍部。射击时,1到5炮可以直接喊口令指挥,6炮就铺过去一条电话线。牵引车和炊事班就安置在阵地右后方四百多米处的凹地里。
战争已经打响几天,前头部队已经推进去很远。越南特工人员的“敌后行动”很猖獗。敌情通报告诉我们:有四五个越南特工人员,穿我方军装,驾一辆我军吉普车,在我后方实施侦察和破坏。尤其在我方纵深处,有的炮阵地被他们捣毁了。这伙敌人相当猖獗,肆无忌惮。夜间,有的越南特务得到我方口令,杀死我哨兵;然后假扮我哨兵站在哨位上,一个个杀死来换岗的人,曾有一个哨位,一夜七个哨兵被杀。一天傍晚,我们连的文书和卫生员奉命到汽车隐蔽位置搬炮弹引信到阵地上来。他俩扛着装有四十八个引信的箱子走在山间的小路上,天黑下来。过了一个小桥,他俩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这时,从山间的小路上疾步走过来三个老百姓模样的人,向他们打听:“往县城方向怎么走?”文书指给他们路线,那三人消失在夜幕中。五分钟后,我军一个小分队也疾步赶到这里,向他们打听:“看到三个人经过这里没有?”文书向他们述说了经过。小分队的人说:“那是越南特工,你们马上离开这里!”跟着追了下去。这些情况,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我们阵地周围,有很多树林竹林和茅草,暗处的敌人很容易接近我们。在这晴天少阴雨天多的夜里,无论是战士换岗还是干部查岗,我们都要先对上口令,再说上几句话,确认是自己人后才敢靠近前去。军人、尤其是战场上的军人,必须学会并习惯和黑夜打交道。一个人处在夜幕中,不能只看灰白色的天空,必须在最早的时间内发现或察觉隐藏在最黑暗最隐蔽处的敌人
这天夜里一点多钟,我起身查岗,提上一支冲锋枪向百米外的炮位摸去。在离火炮十来米远的时候,只有蹲在地上,才能借着天光看见穿着雨衣站在炮位上的哨兵。经查,1至5炮岗哨正常。我又向安置在低洼处的6炮摸去,摒弱呼吸、轻迈着脚步,以便隐蔽自己、发现潜伏的敌人。当我接近6炮的时候,怎么也看不见有站着的人影,叫口令也无人回答。“哨兵被杀、还是脱岗?”我狐疑着,端着冲锋枪,审视了周围每一棵树干和每一片草丛,警觉地走近炮位,发现几个人都躺在地上。我极以为是越南特工已经得手,凶手已经逃离或假死还躺在我们的战士中间。我用冲锋枪对着其中的一个人用脚一兜,一个战士站起来。^^
“你们班长呢?”我压低着嗓音厉声问他。
猛然醒来的战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小声回答:“我也不知道。”
我又翻了一个,正是班长王贵发。“你们不想要命了,要是有特工来了,还能有一个活着的吗?看你们的人够不够,是谁的岗,把他叫起来!”我狠狠地训斥他。
漆黑的夜,炮位上还有炮弹箱、炮衣,战士们又都是裹着雨衣睡,人、物不好分清。班长弯着腰清点了一下说:“人够了——我也不知道该谁了,我先站吧。”6炮这才又恢复了岗哨。
战士们太累了,无论哪个岗位的人,精神只要稍一松弛就会睡过去。我们营阵地指挥所就设在我们连阵地旁边。夜里,一个有线电话兵坐在掩蔽指挥所的泥浆上守着电话机睡着了,电话机足足响了半分钟硬没听见,直到远处的人把他叫醒。幸好没有紧急情况,电话兵受到了严厉批评而没有受处分。
在这个阵地已经三天了,射击、休息、射击、休息,谁也没洗过一把脸。官兵们成了一个个抹了鬼脸的“泥猴”。阵地南坡十几米,蹚过一片菠萝地就是从高山上引下来的一股水流。可是,我们白天谁也不敢离开岗位,夜间谁也不敢擅自行动。射击任务频繁的时候,民工扛着纸箱送烟到炮位后方,战士们会轮换着跑过去。每个人都是掏出一把碎钱塞到民工手里说:“师傅,最好的、来几包。”有多少钱、够买几包、找回多少钱,全是师傅的事
我军占领的越南土地上,经常有他们的武装力量活动。越南老太太在路边假是殷勤地给我们后续部队送水送甘蔗毒死过战士。战前,越南人针对我们修筑了许多山洞,我军攻过之后,洞里的敌人借着草深林密潜伏下来袭击我们。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为转移射向紧张地构筑阵地。像一声长长的口哨,敌人的一发炮弹向我们阵地飞来,在我们阵地后面不足一百米爆炸。我们第一次摊上了挨打的份儿。全连官兵立即卧倒。这使我们非常气恼,如果发现敌人一点点踪影,我们的六门火炮就会立即还击过去,打烂他XXXX的。爆炸过后,我们马上爬起来构筑阵地——约十几秒钟又来了一发——我们再次卧倒。该死的敌人看来是盯上我们了,向我们阵地接连不断地打了二十多发炮弹,害得我们也卧倒了二十多次。最近的炸点离我们不足三十米,剧烈的爆炸声震耳欲聋,碎石和灰土砸落在我们身上。“王八蛋,瞎眼的越南兵!”我不自觉地骂出声来。我们的汽车司机们在车上打扑克,知道遭炮弹袭击就往猫耳洞里跑,只是一些土块打在他们身上,没人受伤。阵地构筑好后,我们连续地进行了几轮射击。天,慢慢地黑下来,越南地区的景色已经看不清楚。这时,我要到6炮去看看。刚下山坡两步,几乎在听到呼啸的同时,一发炮弹在我右边二十米平地和山坡的棱线下爆炸。我本能地跳了起来,听见弹片在身边飞过。“喀嚓”一声,只见我正前方的橡胶树被弹片削下来一枝大杈。我真是幸运极了。在事后的几年里,我一直问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趴下而是跳了起来?”也渐渐地明白了平常演习时,卧倒、匍匐前进这些看似无聊的动作是多么的重要。没有刻苦的训练,就没有正确应对突发事件的机能。
看来,敌人这种炮弹的袭击,打人是次要的。他们更重要的目的是,总想用几发炮弹击中我们的弹药而引起爆炸。在界河那边离我们四公里处,我军要在一个村庄附近建立弹药转运站。我们的部队在勘察这个村子时只发现了一个孕妇,认为她肚子大了逃跑不方便才留在村子里,就没有警惕。两天后,我军在这里囤积了二三百车的弹药,越军打了两发火箭炮弹就引爆了。这是他们在抗美战争中惯用的手法——游击队员背上火箭炮弹,接近目标后,他们在地上用土堆一个弹床当发射架,拉上导线,用八节一号电池一串接,炮弹就发射了,用以偷袭美军的飞机场、弹药库等。
爆炸持续了四个多小时。我们看着不断爆炸的火光和升起一二百米高的烟尘,心痛极了。我们咬牙切齿,既恨越南兵的狡诈、又恨我们警戒部队的疏忽。爆炸平息后,我军人员去清理现场,一个藏在猫耳洞里活过来的我军士兵听到外面有脚步声,高举着双手挪出洞口。而那个大肚子妇女,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11、柑塘烈火
2月22日。一天中,我们连对22号目标进行了十几次射击。运输J团的汽车给我们送炮弹,把通往6炮的电话线轧断了几次,没有再接。因为都是计划内目标,射击时就让通讯员跑过去给6炮传递口令。23日,我们在对一个目标实施大规模炮击后转入追踪射击。“23号目标,向右0——10,4发急速射,放!”“向右0——10,放!”……我们连续执行了三次这样的口令才停下来。前进观察所报告:“23号目标出现了一群怪弹。”我们立即检查火炮是否有错。当查到6炮时,指导员发现6炮炮口确实偏低。再查口令记录,炮长执行的是22号目标。核对了一会儿,炮长表示不知道怎么搞的。指导员严厉地批评他:“你拿不准就应该再问一问,或到上面看一看。搞错了?怎么办!”我接过话题说:“指导员,不对。班长接到口令,不敢有任何含糊,也不敢有丝毫怠慢,只有立即执行。肯定另有原因。”因为,我在炮阵地八年,无论是空炮训练还是实弹射击,根本就没听说过炮长因听错口令或马虎而执行错了目标。经过再查,通讯员承认了这样的事实:昨天22号目标打得太多,以至于传口令时说顺了口,跑过来就传了22号目标。连里给了通讯员行政警告处分。当然,既然没打着自己人,万幸!
在其他部队,自伤的事故是惨重的。一个130火箭炮营在向敌人射击时,射击方向的一个高地影响射弹飞过。但是,他们只计算了射弹散布中心可以通过遮蔽顶,却忽略了半个射弹散布面,结果给自己的师指挥所予以重创。另有,我军一个步兵排占据着一个高地。山下,我军一个坦克连把他们当成敌人攻击。步兵排摇旗呐喊示意,坦克连就是不辩敌友,攻击不断。排长气急之下派两组40火箭筒手下山,击毁了坦克连的两辆坦克。还有一次,一个炮兵营在阵地上,发现一个连的坦克开过来,正准备射击,认出是自己人。坦克连过来后,炮兵营长对连长说:“好险哪,差一点没向你们开炮。”坦克连长哈哈一笑说:“那不怕,只要你们开炮、我们就开炮。”
2月24日拂晓,天还很黑,轰鸣的炮声把我们在沉睡中惊醒。向北看去,后方的炮火映红了天,炮弹在我们头顶呼呼地飞过。分辨不出大炮、小炮、高炮、地炮;分辨不出发射声、爆炸声,只觉得像地上的激风声、天空的滚雷声交织在一起。在我们前方的很远处,炮弹爆炸时密集的火光,使一个长条山呈现为红色。我们连的干部和机警的战士们已经跑回炮位。“全连射击!”连长口令刚起,还没来得及动弹的坐在地上、躺在吊床上的战士们也急速地各就各位。随着连长一声“放!”的口令,我们连也闪电炸雷般地加入了射击的行列。这是我军向越军345师发起的总攻,也是一次最激烈的炮袭。<
"
臂高举、拳紧攥,见敌猖狂红了眼,钢铁红心颗颗飞,穷兵黩武命玩完;
空中哮、送炮弹,敌高地、火光闪,越军无粮吃弹片,无限舒服地上翻。
345师把守着柑塘。柑塘磷矿的矿产出口收入占越南出口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摧毁敌人的经济目标,也是达成战略目的的重要任务。第二天,就有250辆崭新的罗马尼亚援助越南的汽车被我们的部队拖回国。这种汽车,在我们国家各地的公路上也经常看到,越南人还没来得及给汽车电瓶充上电就被我军缴获了。该死的越南政府,我们终于可以在你这被我国眷养多年的白眼儿狼嘴里掏回一些食物了。一眼看不到边的蓝白色相间的汽车组成的车队源源不断地回流,我们无不欢欣鼓舞。我军攻下柑塘后,为了维护“一切缴获要归公”的纪律,我军派两个士兵站守一个商店门口。来了四个女兵要进去看看,哨兵出于女兵的面子让她们进去了。后来发现,店内柜台里的手表一块都没有了。我团二营拉了一汽车布说擦炮,返回时被副军长碰见,命令扔在了路旁水沟里。
过界的部队越来越多,后方补给线越加繁忙。红河道里的水雷排除干净。“中越友谊大桥”在敌人的炮火偷袭中抢修完毕。射击间隙,我们可以两三个人一组,轮换着到桥边或过界看一看。小火车,军用、民用汽车开了过去往回拉东西。有的前线部队开始撤回,战士们坐在车上,有的手里拿着插花、有的拿着尼龙蚊帐向我们挥舞。那个年代,这两样东西在我国的百姓家里是很少见的。从而让我们认识了越南人茅草房里生活的“现代化”。两个步兵战士骑一辆自行车回来了。他俩一会儿推车上坡,一会儿骑着往坡下滑,笑着、对我们挥手高喊着:“这是越南的!”我们观赏着自行车,又随他俩顺山沟来到了一个部队物资存放点。炮兵射击留下的空炮弹壳堆成了小山;战利品堆里,自行车、马车、邮局称包裹的秤和一些说不出名字的破旧机器等等应有尽有,这些可能是做垃圾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