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每到深夜我躺在床上两眼望著天花板，我和章含之相识、相恋、相伴的往事就像电影般，一幕幕在脑海映现。我不敢相信，也无法想像章会在感情上背叛我。我们相识在1949年，我17岁刚考上燕京大学经济系。而章只有14岁，是贝满女中初中三年级学生。我们的交往从初中女生仰慕、迷恋大学生开始，发展到两情相悦而谱成恋曲。虽然称不上青梅竹马，也可算是两小无猜了。当时我俩走在一起，人人都说郎才女貌非常匹配。是令人羡慕的一对。我俩从手拖手到结婚，到生女儿，经历这么长时间的感情，怎么能说变就变？难道过去的卿卿我我，山盟海誓都是儿戏？我实在想不通。
此时我想起章在上海对我大姐说的话：「毛主席说过今后大学只办理工科，不要办文科了，文科没有用。像君彦学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将来好到顶也只能到农村公社生产队当个会计，算算帐什么的。你要劝劝君彦，叫他想开点。」听她用这种口吻说我，我大姐伤心之极。其实从1949年起我与章一路走过来，我自问颇有进取心，一直是品学兼优的。那时我从大学生选拔为研究生，后留校当助教，后升为讲师又担任教研室主任。可说是一帆风顺。所以在她眼中我是个体面的丈夫。她虽然不尽满足，至少是满意的。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受到冲击后，她就认定洪君彦这个人是万劫不复，永无出头之日了。这样的丈夫既不能给她带来荣耀，更不能满足她的欲望，只能给她带来耻辱。所以她急于摆脱我，急于逃出这段婚姻，另谋出路了。就好比我原本是她一件心爱的外衣，现在嫌破旧了，要换一件新的了。于是夫妻之间的恩爱、尊重已不复见，夫妻的情份早已烟消云散，只剩下名存实亡的挂名夫妻了。
斌斌 于 06-5-10 16:56 写道：
插一句，离婚本是平常事，过不下去就分开吧，没有什么谁对谁错的。但是离婚后或者分手后，还相互往对方身上泼脏水，那就不厚道了。
昨天又听说一个离的，晕倒啊::27:
社会确实进步了
回想我们相识的过程也颇有戏剧性。我第一次见章含之是在1949年的圣诞舞会上，她是我同班同学朱文□的舞伴。那时我见到一位相貌秀丽、气质优雅、谈吐得体的女子。她穿著旗袍、头发卷成当时流行的发型，打扮得很成熟、入时，颇有大家闺秀风范。后来才知她只是个14岁的小姑娘。所以我们一班同学只把她看作小妹妹。那时章一家人在朱文□家借住，因章士钊与朱文□的祖父朱启钤是世交。每逢周末，我们一群合得来的同学有时到朱家玩，有时到北海划船。章也喜欢和我们一起玩。她那时正值花样年华，又活泼健谈，我们也乐意让她参加我们的活动。但只把她当小妹妹看待。因此她给我写信我也不在意，没有覆信。后来有同学告诉我：章含之对我有意思，曾因为我不覆信而伤心落泪。他还对我说，我们一群同学中也不乏她的爱慕者，但她却对我一人情有独锺。这位同学催促我表态，劝我不要辜负她的一片真情。当时燕大也有不少女同学对我有好感。所以也有几位同学持相反意见，说：一个大学生，一个初中生，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还不如找一个现成的。但最终我被她的纯真和诚意所打动，开始与她交往。我单独约她到北海划船，或约她出来喝咖啡。
后来我们过从甚密，几乎每个周末都有约会。多数是我进城约她出来见面，找一个她喜欢的地方游玩、谈心。晚上我便在城里寄宿在同学家中。有时我约她到燕京大学玩。1950年从燕大到城里，每天往返只有一班校车，所以她来一次便是一整天。我们一起在未名湖畔漫步，促膝谈心。她爱好文学，特别爱看翻译小说。记得当时她介绍我看俄国陀斯妥也夫斯基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莱蒙托夫和普希金的诗集等等。还讨论过徐□的小说《风萧萧》。我觉得她虽是中学生，但文学修养比我好，写的信也充满感情，有文采。对她这方面我很欣赏。
由于我俩都是上海人，生活习惯相同，又志趣相投，相处久了愈来愈情投意合，终于双双堕入情网。两人沉浸在甜蜜的爱河中，在花前月下度过许多浪漫时光。
我是一个有承诺言而有信的人，一旦认定了章含之是我的女朋友，就一心一意等她成长。我决心等她上高中、上大学，直到大学毕业。一年又一年春来秋去整整等了8 个年头。8 年间不论遇到什么诱惑，我从未见异思迁过。倒是章曾经动摇过，闹过分手的风波。
我与章含之相识、相恋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有志青年都自觉自愿地投身到革命的大熔炉中锻炼、改造自己。我与章也不例外，从此我们的交往从谈情说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逐渐转变成革命伴侣似的互相勉励，共同进步。
那时，我和她积极投身于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中。 1950 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我们各自参加学校的政治运动，见面的时间少了。
1951年，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四所大学法学院在校学生响应政府号召，参加广西省土改工作。我随燕大土改工作队到广西土改一年。在土改运动中我立了功得了奖章，并加入了共青团。那一年我虽远离北京，但我俩的感情反而近了，因为我定期收到她的情书。而来自北京的情书给我极大的精神鼓舞。总之，从 1950 年起到「文革」前，在婚前婚后我俩一直是聚少离多，但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就像一条纽带把我俩紧紧拴在一起。因此，不论我俩身在何方，相距多远，感情不仅没有丝毫冷却反而更炽热了。
1957 年我和章结婚一个月，我俩就分别下放劳动。我作为北大（ 52 年院系调整，燕京合并入北大）下放干部工作组成员，到京西门头沟斋堂劳动；她随外国语学院到南苑大红门劳动。一个西一个东，两人分隔两地整整一年。我俩正当新婚燕尔，难免依依不舍两地相思。那时我俩每月返京相聚一次，此外就靠鱼雁传递相思之苦。
1964 年我又到湖北省荆州市参加「四清运动」半年。那时只要我与妻子分隔两地，来往信件不断，除互诉思念之情，也有关于工作、学习互相勉励的词句。从相恋到结婚，直至1966 年，我俩的两地书信至少超过百封。章的情书既有对我的绵绵情意，又有革命的豪言壮语，读来令我感动，令我振奋。所以我把她全部的书信珍藏著。曾经幻想：将来要是出本《两地书》也挺有意思。当然，随著我遭到家变，早已打消这个念头。我想：如果局外人读过这些信件，读到章那些思念我的热情澎湃的词句，定可感受到她对我的一往情深；定会慨叹人生无常及人心之变幻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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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章含之随著年龄增长和学业进步，两人的感情又迈进一步。 1952 年我提前一年大学毕业，被组织上调至中央财经学院任政治课助教； 53 年被选拔为北京大学由苏联专家指导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后来因工作需要，学校领导又把我从研究生班调出来当政治经济学助教，开始教书生涯。从此以教书为毕生事业，直至退休。
1953 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是政治上要求进步的标志。 1952 年章在贝满女中加入了共青团， 53 年她高中毕业由组织上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那时我俩志同道合，关系愈来愈亲密。章带我见过了她的父母章士钊与奚夫人。章老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家庭和受教育情况。我如实以答：「爸爸解放前是浙江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解放后银行收归国有了。我在杭州出生，小学、中学都在上海受教育……」两老对我印象很好。他们对我出身自银行家的家庭背景，以及我本身的人品、学业均感到满意，认为是门当户对。同时我把我与章的合影寄往上海家中。由于她年轻貌美，出身世家，也颇得我父母的欢心。如此我俩就成为男女双方家人，以及所有亲友、同学公认的一对。
1953 年我俩肯定了爱人关系，也就是彼此确定对方为结婚对象。这可意味著一生一世的承诺。我俩肯定关系后章把我当作最亲的亲人，对我十分依恋。我既有责任也乐意分享她的喜乐，分担她的愁苦。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 1953 年章含之突然病了，扁桃腺发炎，发高烧至 40 近乎昏迷。她迷迷糊糊地说一定要见我。她家人就设法打电话到北大，通过我的同事找到我。我听到消息后急急忙忙赶到城里，到东四八条章老家中。她一见我就激动得哭了，含著泪对我说：她怕自己会死，怕见不到我了。她的真情表白使我十分感动。我好言安慰她，叫她不要胡思乱想，病很快会好起来的。并答应她第二天再去陪她，这样她才感到宽慰了。那时北京交通不便，晚上没有车去西郊。我无法回北大，在城里又没有地方住。当晚我找到在报社工作的老同学，到他宿舍挤一晚。第二天一早我再次探望她，因医生给她打过一针已退烧了。她的病很快康复，但她在病中对我如此依恋，似乎我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对我触动很大。从此我更加怜惜她了。
那时她把我当作唯一的亲人也有个原因，就是在她病前不久她刚得悉章士钊夫妇不是她的亲生父母。她正为此苦恼，情绪极不稳定，心情很坏，有我陪伴她，开解她，使她感到特别亲近。
1953 年章含之 18 岁时，一天她同母异父的哥哥谈明拿了一张章襁褓时在生母谈雪卿怀抱中的相片，来与她相认。谈明当时在北京中央乐团任定音鼓手，打听到章家的住址找来了。章含之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世，感到非常震惊。当她知道章士钊夫妇并非自己的亲生父母，而生母还在世时，她觉得自己长期受欺骗，委屈得不得了。她一边哭一边向我诉说身世，说自己从小到大没有得到母爱。她当时已加入了共青团，思想很偏激，正在和章士钊「划清界限」。因此把怨恨全记在章士钊夫妇身上，甚至想与养父母脱离关系。
为此，她写信给当时任职中央政治委员会主任的彭真。彭真见到她在信中要求与养父母脱离关系，就派秘书见章，劝她要正确对待。告诉她：生母虽然和她有血缘关系，但抚养她成人，培养她成长的是章氏夫妇。秘书传达彭真的话说：「他们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对待，从来没有虐待过你。不要偏激，不要一时冲动做出不符合政策的事。」当时她组织观念很强，很听党的话。彭真的话使她情绪稳定下来，正确处理了与养父母的关系。
章含之自从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就产生了想见见亲生母亲的愿望。同年暑假，我陪同她瞒著章氏夫妇到上海见她的生母。她见到生母谈雪卿后免不了母女相拥哭泣，互相倾诉思念之情。但除此以外似乎没什么共同语言。因为章自出生后已与生母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因而形成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她生母年轻时是上海滩上有名的交际花，是永安公司康克令钢笔专卖柜台上的售货员，人称康克令小姐。她与生母相认时，生母已年近半百，但风韵犹存。已经嫁给姓顾的进出口商人，育有三名儿女。
1953 年家里仍拥有洋房、汽车，生活颇富裕。她住在生母家期间，生母与继父天天带她出外吃饭、游玩。但她觉得思想上与生母有很多隔阂，代沟很深，无法交流。再说她想见生母的心愿已了，所以住了一星期就辞别生母离开上海。然后由我陪她到苏州玩了几天再回北京。
关于她得悉自己的身世，关于她到上海与生母相认，章氏夫妇至死懵然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