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候一张路线图——巴黎岛后京都议定书谈判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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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救不了地球
土摩托
一
学生考试作弊,班主任对家长说:“把孩子领回家,重打20板子。”结果可想而知,哪个父母不护犊?
地球有难了,需要每个国家都做出一份贡献,联合国对政府首脑们说:“大家行行好,减点二氧化碳吧。”结果可想而知,哪个国家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
二,
学生们仍然在作弊。这回班主任学乖了,对家长们说:“以后谁的孩子再作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重打20板子。”这下子学生们终于老实了。
以欧洲为主的一些发达国家说:“我们先来带个头,限定一个减排额度,没完成任务的国家甘愿受罚。”
——这就是《京都议定书》的主要内容。它第一次把减排赋予了法律效力,从此这些国家(正式名称叫做“附件一国家”)就必须动真格的了。
三,
有几个学生家长是大款,他们不愿打孩子,私下和老师达成协议:如果自己孩子作弊,就交罚款,给穷孩子做学费。老师同意了,而且把罚款数量定得很高,大款的孩子也不敢轻易作弊了。
温室气体减排是需要资金的,于是,极富商业头脑的美国人提出一个变通的办法:允许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然后把成果算在自己国家的账下。这个方法的基础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不论是谁减,效果都一样。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这件事其实发生在《京都议定书》之前,CDM帮助了发达国家更便宜地实现减排的目标,他们这才同意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发展中国家也喜欢CDM,因为这个机制让它们凭空得到了很多钱,于是他们也就积极地加入了全球减排大军。美国人提出的方法之所以很“巧妙”,就是因为它把商业机制引入环保运动,就像当初洛杉矶奥运会所做的那样。美国人希望利用人类对钱的渴望,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世界的积极性,达到拯救地球的目的。
四,
大款的孩子不好好学习,不作弊就过不了考试,所以他们很快就想了一个办法,不经过老师,直接和学习好的穷孩子打交道,只须给这些孩子很少的钱,就可以联合起来作弊,来了个“双赢”。不久,老师知道了这个猫腻,他决定多安排几个老师进考场,严格监督考试纪律,富学生只能不断提高给穷学生的“小费”,希望他们帮助自己对付监考老师。
为了防止有人作弊(以及很多其它原因),《京都议定书》下面设立了“执行委员会”(EB),对CDM项目设定了严格的标准(专业术语叫做“方法学”),而且申请过程非常漫长,对买卖双方的技术含量要求都很高。于是,出现了一批专门负责帮助买卖双方应付EB的中介机构(对外的名称叫做“咨询公司”)。再后来,出现了一大批转变成投资商的“咨询公司”,手里拿着钱,去发展中国家找项目,买下来,再转手卖出去。就这样,CDM渐渐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碳市场”,发达国家可以进入这个市场选购发展中国家出卖的碳。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市场,才会吸引一大批商人参加进来,客观上促进了买方卖方之间的交易。仅在2006年,世界CDM的总交易量就达到了48亿美元(2005年是24亿)!
这笔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得到了大笔资金,用来改造本国的生态环境,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可再生能源……虽然说,发达国家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用于减排的资金还有很多其它渠道,但通过CDM流入发展中国家的钱远远超过了其它项目的总和。一句话,CDM机制是发展中国家从全球气候变化的总金库中得到的最大一笔援助。
严格说来,碳市场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它百分之百地依附在《京都议定书》名下(否则发达国家干嘛给你钱呢?),所以发达国家(更准确地说,是那些商人),非常关心“后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因为2012年后的下一个《XX议定书》直接关系到碳市场的走向。发展中国家也不愿意让本国的碳低价贱卖,万一新的《XX议定书》给自己也设立了减排额度怎么办?所以,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严格规定了本国碳的定价(比如中国就规定不得低于每吨8欧元)。
——仅仅是一个CDM项目,就足以让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政府(以及商人们)和环保组织一样,迫切地需要联合国尽快做出承诺,保证下一个《XX议定书》继续给发达国家限定减排额度。换句话说,CDM迫切地需要联合国维持其气候政策的连续性,否则商业游戏规则就不好使了。
我们不是常说:“感谢党和政府给了我们发家致富的机会”吗?现在轮到联合国给“碳市场”上的商人们提供发家致富的机会了。而我参加的这次巴厘岛大会,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为“后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设立了一个目标明确,进程确定的“时间表”。所以,这次大会上能看到很多大公司的CEO,和大批环保积极分子们一道旁听大会,焦急地等待谈判结果。
五,因为帮助大款的孩子作弊需要高超的手段,因此这个工作渐渐被少数几个机灵的穷孩子垄断了。他们可以收取很高的费用,但他们能够保证大款的孩子通过考试,所以大款们也没有办法。而其它那些脑子不灵光的穷孩子只能干瞪眼。
目前的碳市场就是这样。因为CDM的方法学技术含量很高,申请起来困难很大,于是大部分的CDM项目都被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少数几个国家瓜分了。能怪这几个国家贪心吗?不能完全这么说。发达国家为了贪图方便,通常也只会从这几个国家买碳。
——中国在这次大会上不断提醒联合国:我们一直在培训非洲小国的技术人员,以便让他们尽早加入CDM大军。如果这些诺言能够实现,那么就算是中国交的一笔税吧。因为,按照目前签订的合同来看,到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为止,中国的CDM总量大约将占到世界总交易量的48%。也就是说,中国将从世界气候变化总金库中拿走一半的钱。即使你还没有感觉到全球变暖,也能感觉到CDM,因为它即将渗透到国计民生的很多方面。
六,几年后,大款的孩子们毕业了。因为老是作弊,他们在学校里啥也没学到。虽然弄到一张文凭,但却找不到工作,最终变成了穷人。
中国的CDM项目总数不及印度,但是资金总量却超过印度,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一种名为HFC23的化学物质。
众所周知,以前冰箱致冷剂用的是氟利昂,因为破坏臭氧层,氟利昂被禁止使用,代替它的是一种名叫HCFC22 的化学物质。生产HFCF22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副产品,就是HFC23。这种气体以前都是一排了之,但是科学家发现它的温室效应相当与二氧化碳的14760倍!
这件事在普通人看来是坏事,但在CDM买卖双方看来却是天大的好事。你想想,CDM的价格是按照二氧化碳当量来计算的。于是,减排一吨HFC23就相当于14760吨二氧化碳!目前国内建造一套HFC23重吸收设备的经费大约是5000万人民币,而一套设备每年的HFC重吸收总量能够达到5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就拿中国政府规定的最低价格每吨8欧元计算,这500万吨二氧化碳可以卖到4000万欧元,也就是说,一旦做成这样一个CDM项目,就可以净赚将近7倍的利润。
这还是第一年!以后只需要付出少量的运营费用,就可以坐收渔利。
据测算,如果一个厂能够拿到CDM项目,即使把HCFC22免费赠送出去,都能有巨额盈利。浙江有家“巨化实业”,原先濒临倒闭,但是因为谈成了一个HFC23项目,不但扭亏为盈,而且还上市了。
从方法学上来看,HFC23非常符合CDM的要求。但是,《京都议定书》设立CDM机制的时候明确指出,CDM的最终目的不但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且还要把全球能源结构变为可持续发展的模式。HFC23项目只满足了第一条,却无法满足第二条。即使我们不考虑厂家造假的情况(故意多生产HCFC22等等等等,方法多着呢。),这个项目也是有问题的。
但是,据说,发达国家一直追着中国要求购买HFC23项目,中国也乐于赚取暴利。于是,仅仅是HFC23这一个项目,以2012年为准,就将占到中国CDM总量的32%。全世界将近90%的HFC23生产潜力在中国,这个钱几乎都被中国赚到了。
在CDM项目中,类似的例子还有一大堆。这次大会的一大热点,就是讨论这些“似是而非”的CDM项目到底应该如何管理。
——商人的目的永远只有一个,就是赚钱。要想利用这个“来自民间的动力”达到某种目的,必须付出代价。
(附:上面所说的这个例子只是这次联合国气候大会无数议题中的一个很小的议题,也是我认为最容易理解的一个议题。我在叙述这件事时省略了很多细节,属于一个“科普简化版”。这个案例的具体细节要比我说的复杂很多倍。
气候谈判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复杂的一次会议,头绪众多,技术含量奇高。要不是我们有一个出色的女领导喻捷,我估计到现在还一头雾水呢。请点击他们的
博客,你能看到更多更专业的细节。)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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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救得了地球,但是……
土摩托
这次联合国气候大会肯定是国内记者来的最多的一次,但他们大都是跑科技的。我发现国内媒体跑科技的都是万金油,从健康到医疗、从诺贝尔奖到菲尔兹奖,从环境保护到气候变化……通通都吃。我由此大胆推测一下:国内对科技报道很不重视,因为没人关心。
大会每天都会召开很多个记者招待会,我参加过“世界气象组织”(WMO)的记者招待会,台下一共6个记者,3个来自中国。我由此大胆推测一下:国外派来的记者多数不是跑科技的。
WMO的招待会确实很科技。他们一上来就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大名鼎鼎的IPCC)当初就是由WMO和UNEP(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共同建立的,气候科学家一直在为政治家们提供科学子弹。
这话确实没错。气候变化这件事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一群气象学家最先提出这个概念,渐渐受到科学界重视。1988年IPCC成立,2年后发表第一份评估报告(AR1),催生出1992年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大名鼎鼎的UNFCCC)。这是联合国第一个针对气候变化而制定的公约,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IPCC第二份报告(AR2)发表于1995年,进一步肯定了气候变化的危险性。于是,2年后签署了《京都议定书》,第一次为减排赋予了法律效力。历史多次证明,如果没有法律约束,仅靠各国自觉,是什么事情也做不好的。
但是,签署公约的仅是各国政府代表,尚不具有法律效力,还必须交由各国(此处专指民主国家)的国会通过。于是,我在此大胆猜测一下:为了催促各国国会尽快通过《京都议定书》,IPCC于2001年发表了第三份报告(AR3),为气候变化提供了更多的证据。于是,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
《京都议定书》到2012年截止。这份议定书谈了近8年才谈成。为了防止所谓“后京都议定书”不能按时接上班,IPCC又于今年发表了第4份报告(AR4),口气从以前的“可能”、“很可能”变成了“几乎可以肯定”。我在此大胆推测一下:这AR4就是要督促各国政府尽快谈成一份《后京都议定书》,保证政策的连续性。
由此可见,科学家们不是书呆子,他们也是狡猾狡猾地。他们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推出一颗重磅炸弹,起码到目前为止,前3颗炸弹都看到了效果。
那么,这第4颗炸弹效果如何呢?
WMO说:效果已经显现。比如,AR4说,气候变暖已经不可避免,所以今后的工作重点应该分一部分给“适应”(Adaptation),也就是说,以前我们总想着减排,试图避免灾难的发生,现在看来灾难已经迫在眉睫,必须学会适应它。
从今年的大会上确实可以感觉到,“适应”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热点。
在全球变暖问题上一直态度激进的德国总理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科学为谈判制定了目标。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任何谈判所要达到的效果,必须以科学为准。如果科学要求全球减排XX%,大家就必须想办法达到这个数字,否则就要遭殃。
为了体现这一原则,《京都议定书》甚至专门有一个条款,就是“第九条”(Article 9),大意是说:缔约方必须按照科学给出的数据,随时修改议定书的条款。也就是说,如果科学家发现了新的问题,人类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加快减排,那么议定书缔约方就必须立即重新审议议定书,制定新的目标。(详细的讨论请参看喻捷的帖子)
去年在内罗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会议上,关于第九条就吵了很久,原因就在于发展中国家特别害怕发达国家利用这个口子,借口“科学”,要求发展中国家加大减排力度。
今年的这次大会上,类似问题仍然是争吵的焦点。
就在刚刚结束的SBSTA会议上,我惊讶地发现,UNFCCC至今仍然没有决定是否公开承认AR4,就是因为某个发展中国家(我还不知道是哪个,但应该不是中国)在内部讨论会上坚持认为AR4有问题,试图推迟决议的签署。但是,在公开的讨论会上,中国、印度、沙特和奥地利(很奇怪,但愿我没有听错)突然跳出来公开表示需要在正式文本中提到反对AR4的意见,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给AR4的公信力打一个折扣,否则的话,发达国家就可以依据AR4,给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了。
布什之所以不签署《京都议定书》,也与他不相信IPCC报告有关。
难道,科学就这么认人摆布吗?原因在哪里呢?
第一,气象学本身就包涵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科学家老老实实地列出了可信度的范围,比如90%可信,50%可信,等等。于是,有人便找到了空子。我曾经听某个中国谈判代表说:天气预报连明天的天气都测不准,怎么能预报50年后的天气呢?(当然,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个中原因以后再说。)
第二,IPCC大部分科学家来自发达国家,不少发展中国家对此表达了不满,甚至怀疑其中有“阴谋”。我曾听到中国谈判代表在国内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抱怨国际气象学界说的全是英语,中国气象学家没有发言权,所以中国政府不能完全相信IPCC的论断。(当然,这个说法也值得商榷。)
第三,今年IPCC发表的AR4全本有3000多页,它是全球3000多名科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包涵的数据都是引自正规的科学期刊,很少人敢于反对。但是,谁也没功夫看这3000多页吧?那么好,IPCC整出一个《综合报告》(Synthesis Report),只有23页,专门给政治家、媒体和普通公众看。这个报告可不是一个“简本”那么简单,它包涵了很多对“全本”数据的解释。有人指责说,这个解释的过程有很多政治家参与,不纯了。科学最讲究中立,最怕政治家插手。这一点也给很多人找到了不相信的借口。
自从我在大会上注册之后,我的邮箱里就不断地收到几个反对组织发的邮件,全都是阴谋论,试图从很多角度攻击IPCC的报告。我没时间看这些东西,因为我本人也不是学这个的,理解起来有难度。但是我宁愿相信主流科学家的意见。
总之,科学本身是没错的,但是如何解释科学,是一门更大的学问。
也许大家不知道,如今人人喊打的美国,曾经是气候谈判中最激进的一员。当初就是美国率先提出应该运用法律来约束减排,并且率先提出了用钱来换减排额度的提议。没有美国的这两个贡献,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京都议定书》,也就不会有CDM。只不过后来美国换了总统,对同样的科学数据做出了另一种解读,事情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所以,我感觉,在气候谈判会场,科学是最没用的东西。
关注这次谈判的同学也许知道上周曾经吵过一架,吵架的原因就是发展中国家不再相信SABTA的能力,试图把他们最关心的“技术转让”议题挪至执行机构,也就是SBI去(关于吵架的详情,请看等候一张路线图)。SABTA的全称是“科学咨询机构”,每次我旁听SABTA的会,总有一种无力感。我感觉科学被一群政治家玩来玩去,活象一个廉价的妓女。
写这篇文字的时候,大家正在庆祝IPCC和戈尔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奖。可是,不知大家是否记得,他们获得的不是物理学奖,而是和平奖。
另外,戈尔明天要来了,但是,他只会在SABTA会议上发言,而不是SBI。戈尔还是有点头脑的,他那部片子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其中引用了大量的科学数据。但是,戈尔也只是一个选举失败了的“前总统候选人”。科学要想救地球,还得依靠政治家。
今年的大会正赶上澳大利亚换总理,陆克文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澳大利亚加入《京都议定书》。明年美国也将举行大选,不管结果怎样,总是给了科学一个反败为胜的机会。
科学,正是依靠民主的力量,一点一点发挥效力的。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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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救得了地球,但必须……
土摩托
这次报道联合国气候会议,三联只有我一个人来,其实真正应该来的不是我,而是经济报道大佬邢海洋,或者国际政治狂人贝小戎,他俩肯定比我更有用武之地。不过既然我来了,就班门弄虎,谈谈政治吧。
政治嘛,离不开吵架。这次我的最大收获就是看到了国家间是如何吵架的。当然,真正重头的政治较量我是看不到的,大会安排了很多秘密会议,不让观察员和记者出席,就是为了与会代表们能够放开了吵,不顾羞耻地吵,撕破脸地吵。
但是,还是有不少公开会议我能参加,因此我看到了很多唇枪舌剑的场面,非常刺激。我不懂政治,不会堆积名词,就让我用实例来说话吧:
案例一
有一次SBSTA(科学咨询机构)会议谈到毁林(Deforestation)加入CDM的议题。毁林和造林是今年的热点,因为科学家提供的“科学子弹”上说,每年因为毁林造成的二氧化碳净排放是全球总排放量的20%。于是,有国家提议说,要把毁林问题纳入CDM机制,换个通俗的说法,就是鼓励发达国家出钱,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毁林(或者植树造林),然后把成果归到自己名下。目前这个项目确实已经纳入了CDM机制,但是UNFCCC给它规定了一个上限:每个项目每年的净减排额度最高不超过8000吨二氧化碳当量。
今年有人提出动议,要求提高这一上限。反对提高上限的国家有:日本、挪威、中国、图鲁瓦、巴西、印度……同意提高上限的国家有: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塞内加尔、孟加拉、印度尼西亚……UNFCCC最后讨论的结果是:把上限提高一倍,变成16000吨。中国虽然最后投了赞成票,但说:我们勉强同意,是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希望其它国家也同样以建设性态度对待其它一些议案。
好了,看到这里大家有点糊涂吧?确实,国际政治是一项高智力的游戏,如果不懂内部规则,外行人很难弄清某个问题的实质。下面我就来试着分析一下,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任何政治问题,都有外在的一面和隐含的一面。我们先来看看官方理由是什么,再来揭开遮羞布,看看问题的本质在哪里:
官方理由:
森林项目纳入CDM的关键问题在于方法学的不完善,因此很不好计算二氧化碳的净减排量。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某地停止毁林1000亩,相当于每年净吸收二氧化碳XX吨。但是,因为当地对木材的需求量没有变,因此该地的林业公司被迫去外地伐木1000亩,这样一来,地球的净二氧化碳排放量没有任何改变,这笔投资的实际效果等于零。这个现象有个术语,叫做Leakage,就是说,不能因为某个CDM项目的实施,造成其它地方额外的二氧化碳排放。因为毁林项目的方法学不完善,不容易计算准确,因此很容易被大林业公司利用(比如,金光集团就有可能把他们在云南种的树当作CDM,额外捞笔钱),于是中国一直坚持把毁林项目的规模控制得很小,让大公司无利可图,以此来限制投机分子。(顺便插一句:这个例子再次说明,环保是一项技术含量极高的活儿,环保愤青只会碍事。)
秘密理由:
CDM项目总共那么多钱,如果给了毁林,就不会给另外一些更赚钱的项目了。从目前的市场看,某些工业CDM项目最容易赚钱(比如HCFC22),毁林项目在赚钱方面很有潜力,会对HCFC22等项目造成巨大的冲击。另外,那些非常贫穷的国家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工业,所以只能靠毁林这种低技术含量的项目从CDM捞点钱。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吧?如果还不明白,再去看看这个项目的反对方和支持方都有哪些国家,再来体会一下。
让我按照这个思路,再来分析两个案例:
案例二
SBSTA会议接下来谈的是碳捕捉和碳填埋(CCS)。这也是今年的一个热点,CCS指的是在烧完石油或者煤炭之后,直接就地收集产生的二氧化碳,然后把它固化,再埋入地下。这样做需要多消耗40%的能源,但是却减少了排放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碳。CCS目前没有被列入CDM,所以这次会议讨论的是如何把CCS纳入CDM的轨道。反对CCS进入CDM的国家有:韩国、图鲁瓦、牙买加、巴西、塞内加尔、印度……支持的国家有:巴基斯坦、科威特、沙特、日本、安曼、阿联酋、挪威、阿尔及利亚、中国……其中,中国认为CCS目前仍有一些技术问题需要解决,但总体上值得支持。尼日利亚则代表非洲提出,这项技术前景不明,建议再做一些调研。最后UNFCCC决定把CCS项目正式立项,进入下一次会议的议程,争取尽快纳入CDM机制。
官方理由:
CCS确实能够减排二氧化碳,所以值得提倡。但是因为这是一个较新的技术,目前还存在很多技术问题,比如如何保证埋藏于地下的碳不会泄漏出去,如何准确计算碳捕捉的效率等等,所以要先解决技术难题。一旦解决了技术难题,这个项目前景光明。
秘密理由:
CDM的真正目的在于改变能源结构,使世界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但是,CCS技术(据说是由挪威发明的),却加大了能源消耗,甚至给那些化石能源生产大户(比如OPEC和中国)更多的经济理由扩大煤矿和油矿的开发规模。也就是说,今后OPEC既能靠卖石油赚钱,又能从CCS项目上捞到CDM的钱。相比之下,那些贫油国家只能再一次眼睁睁地看着富油国家又从CDM总金库中捞到大笔金钱。
案例三
中国提议讨论HCFC22的问题。按照目前CDM的规定,只有那些在2004年底以前已经开工3年的HCFC22工厂才有资格申请CDM项目,中国想在SBSTA讨论一下,把这个限度放宽。结果,UNFCCC没有一个成员国对这个议题表示兴趣,这项讨论又被搁置了。
官方理由:
HCFC22的副产品HFC23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温室气体,应该想办法减排。所以应该放宽期限,把所有生产HCFC22的工厂都纳入CDM的范围,帮助他们实施减排。
秘密理由:
我就先不说了,大家可以参考我在前面写的那篇《商人救不了地球》,试试看能不能自己想出中国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
这次气候谈判大会,每天都会有很多类似的案例在上演,这也是吸引我的原因之一。上次去听了一个日本代表团的记者会,日本人辩解说:“我们的能源效率全世界第一,减排的潜力已经很小了。俄国之所以那么积极,是因为《京都议定书》是按照1990年的标准制定的,而俄罗斯在90年代面临经济衰退,减排非常容易。德国之所以那么积极,是因为他们掌握着世界上最先进的节能技术,因此控制了减排的市场。英国之所以这么积极,是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经济转型,不再发展重工业了……”
日本人这番话其实是有一定的理由的。大家都知道欧盟在减排问题上最积极,原因在于他们的能源技术领先全世界,而且因为生活方式的缘故,欧盟国家的减排潜力大部分来自国家企业和大工厂,相对容易。而美国就不一样了,这个国家就是建立在石油上的,而且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的减排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从老百姓身上榨油来完成,相对较难。所以说,在减排这件事上,雷锋不是完美的,希特勒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谁能指责他们呢?要知道,我们谈的是政治,而国际政治有它自己的语言,那就是自私自利。按照这个标准,中国代表团是非常成功的。
但是,如果换一个思路,就能发现问题的实质。政治家最宝贵的财富是长远的眼光。从目前的趋势看,谁掌握了能源技术,谁就能赚到未来的钱。所以,欧盟在这个问题上领先了,因为他们的国家领导人眼光放得远,因此敢于牺牲眼前的利益。
一句话:他们赌的是未来。
政治家能够救地球,但必须把眼光放远一点。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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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气候限制的世界
喻捷
公约下的谈判刚刚中止,不是结束。没有任何案文供部长讨论。
前几天主席提供的案文没有达成共识。
同学们昨晚十点离开会场,SBSTA和SBI都被耽误了。对IPCC的评价吵了半天,少数发展中国家担心对科学的承认会给予他们减排的承诺,对发展的限制。主席案文的原文几乎面目全非。详情请见胡歆和土摩托的博文。
今晨听说,技术转让非正式磋商在凌晨两点结束,中国代表发表了颇具感情色彩的发言。据说,伞形国家从中阻挠,关于相关基金的设立。美国的目的就是尽力弱化联合国这个平台的努力,加强自己组织的经济大国会议的进程。
这是小布什的战略。把你们的华丽新装撕得粉碎,来装饰我的遮羞布。
今天是高级别谈判的第一天。实际上,将有一天半的时间,全会将用来给各国部长讲话。还要票才能进场,非政府组织的票很有限。我们决定呆在环境非政府组织的会议室里看直播。
打开电脑时,正好是刚刚上任的十天的澳大利亚新总理陆克文说话。
“我们分享全球目标。从此以后,没有北方和南方的区别。”
“我们理解发展中国家需要保证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们也理解他们需要实现低碳发展有很大的难度,所以我们发达国家应该帮助他们进步,在科技、金融和适应上。”
“发达国家需要有法律约束的目标,快速发展需要具体承诺。”
“没有plan B,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没有另一个可以藏身。”
快速发展国家!快速发展国家!快速发展国家!
到处听到这个词,来自小岛国,来自新近发达国家,来自最不发达国家,来自欧盟,来自伞形国家。除了快速发展国家之外的所有国家都在施加压力。
中国无疑首当其冲,因为印度的人均排放连中国的一半都不到。还是,印度这次在各个场合睹表现得非常强硬。他可能觉得太不公平, 人均排放只有美国的二十分之一。
根据前两天,国际能源署公布的结果,中国目前的人均排放已经得到世界人均水平,到2015年排放相比今日将要翻番。到2030年,中国排放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
其实,政府即使不担心气候变化,也会担心中国提前十年实现能源消耗的指标。
国内学者对中国的排放什么时候登顶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说2030年中国将完成工业化,完成基础设施建设,然后排放就会逐步下降。还有学者说,到2050年中国也不一定登顶。
这样的估计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参照,看看挑战有多大。但是,如果现实政治以这样来准备,恐怕就不现实了。
我在这里学到一个新名词“climate constraint world”,气候限制的世界。
人类面对一个挑战,我们有同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
因为任何排放都是为了人类自己。
当我们都把第二个手指伸向别人,我们也给了自己掘墓人的特权,掘一个加速埋葬自己的坟墓。
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内忧外患。
世界面临着气候变化这样严重的内忧,毕竟外星人还没有到来。
气候限制的世界,我们每一个头上都悬着一把宝剑。
今后的世界,不再是一个自由发展的世界。
读人口史和自然史,你会发现自然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来调整人类对它的干扰。
流行性瘟疫,战争都是自然减员的方式。每一次世界人口的减少,自然都获得喘息的机会。循环往复。
二战后,世界战争发生的机会很小。
联合国属下的世界卫生组织也大大减少了前一种可能。
那么,人类能否避免自然的报复,以人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造成的问题呢。
这该是对人性的挑战吧。
好像小罗同学说的,碳在一个气候变化的世界,将成为人类在做出行为选择时,最主要的道德准则之一。
一个接受气候限制的世界,是一个可以避免自我毁灭的世界。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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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的演讲
土摩托
就在刚才,我在现场听了戈尔的演讲。怎么说呢?这本事我一辈子也学不会。
他讲了50分钟,不但不怎么看讲稿,而且会不断变换声调、表情和手势,以配合内容。一个好的政治家的讲话,会让你不觉得这是在谈政治。戈尔用非常通俗的语言,以及老百姓都能听懂的大量鲜活的数据和比喻,配以适当的煽情,把整个会场的气氛带向了一个又一个高潮。能在现场听到如此高水平的演讲,是我这次巴厘岛之行最大的收获。
小时候,我认为世界上最有口才的人是赵忠祥。后来学了英语,才知道马丁·路德·金的口才要比老赵紧好多倍。再后来我去了美国,看了很多政治家的电视辩论,这才发现美国比金博士口才好的政治家大有人在,而且,随便一个普通美国人的口才都要比中国所有的政治家都要好。说句夸张的话,如果你听不懂英语(或者其它一种主要发达国家语言)的话,你根本就不会理解“口才”这个词的真正涵义。
难怪一个小小的李HZ和李阳,就能把好多中国人骗成这副没出息的样子,这二李的发迹实在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
不光是口才,如果你生长在中国,你会错过很多人类创造的好东西。中国政府用种种手段,把世界上很多优秀的成果挡在了门外。电影、音乐、文学、维基、ESPN……这个名单很长很长。这种隔绝,造就了一大批愤青和自大狂。不过真的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没见过,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世界上还存在着很多美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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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归来- 观戈尔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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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巴厘时间九点零五分。我们聚在离刚刚戈尔演讲的会场十米之遥的电脑中心,写下这一刻的心情。
IPCC主席Pachauri刚刚从我们身边走过。从戈尔结束演讲到他离开会场,掌声一直持续,大家起立。万人瞩目,掌声如雷的那一段路,戈尔与Pachauri相拥。一个以科学,一个以恒心让全球民众认识到这个今日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其实,昨天是我们来到巴厘以后心情最低落的一天。技术转让谈判破裂的消息传来,公约下的谈判也一事无成,日本和加拿大发出明确的负面信号,中国和印度开始反击。
但是,今天,我们听到技术转让在部长级会议上最终达成协议的消息。加拿大前总理迪恩说,加拿大最终也会让步。听说只要美国改变立场,日本也会。沉入海底的希望又慢慢升起来。
这个转变固然是部长的政治意愿带来的。但是,部长们的背后,是什么力量?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推动政治家。
戈尔的演讲中说,是全球的公民运动。
会场外几十亿人在看,在等,在听。他们听到今年年初的《斯特恩报告》,他们读到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警报,他们看到全球各地气候的异常,感觉到越来越热的冬天,洪水、大火、旱灾,警报的声音越来越近。
他们关注巴厘,这个世界如何行动?谁来拯救发烧的地球?谁在阻止全球行动?
很多双眼睛看着巴厘。
没有政治家能够承受空手而归的结果,告诉他们的百姓,对不起,我们失败了。因为这个失败,将是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气候变化的命运。
他们的政治声誉输不起,他们的良心也输不起。
戈尔说,想想几个月前,澳大利亚的立场还那么顽固。是澳洲的老百姓决定了他们要一个怎样的领导人,霍华德下台,陆克文上台,澳大利亚立即签署《京都议定书》。
戈尔来自美国,一个曾经诞生过自下而上的激烈的民权运动的国家。如今,一场为了气候变化的全球公民运动正在形成。
虽然他们在客厅或卧室的电视机前,他们的力量明明就在这个远在南太平洋小岛的会议中心里。
我们感觉得到,戈尔感觉得到,那些习惯谈判语言的政客也感觉得到。
其实,在今天这个时间演讲,戈尔与主办者“气候保护联盟”也别有用意。
明天就是谈判的最后一天,还没有迹象表明美国会改变立场。
“我在这里还要说出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真相》,我的国家,美国,正在阻碍巴厘的进程。”
下面掌声雷动。
“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也没有起什么好作用。”
房间里有数十架比人好高的专业摄像机,我们真心希望这些信息能够完整地传到世界各个角落,尤其是美国人的house。
压力之下,不知道小布什会不会让步。
今天在部长级午餐上遇到丹麦的环境部部长Connie,她说:“我觉得是时候在公开场合给美国一些压力了。”她已接受《华盛顿邮报》、美联社的采访披露美国在巴厘的行径。
“我就不相信,共和党会让布什把明年的选举彻底砸了。”这个以前当过电视新闻主持人的精干女人这么说。
“把你们现在不能填满的地方留着,两年后的哥本哈根,你们会把这些空白填满。因为美国将有一个不一样的政府。”
“今天的美国,不管是民主党的两个候选人,还是共和党的两个候选人,都和布什不一样。”
今天从美国参议员的顾问那里听到,冀良前几天的博客里提到的利勃曼-华纳气候安全法案将在参议院进行投票。
这是美国进入气候政治后布什时代的象征。
“多年后,你的孩子可能会问你两个问题。我想他们会的。第一个问题是,2007年,你当时在巴厘的谈判现场是怎么想的?当科学家发出警报,当自然已经灾害连绵的时候,你究竟是怎么想的?还有另一个问题,我更加希望他们问的是这个问题。当世界面临这么大的挑战的时候,你们当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道德勇气?你们是怎样做到的?”
“坐在这个房间的你们,不管是部长,还是代表团成员。你们应该有这样的荣耀,你们将要决定人类今后的命运。是你们,你们是这样被期待的。”
“Political will is a renewable resource.”戈尔在演讲最后说。
很耳熟啊,原来这是纪录片《不可忽视的真相》中的一句话。
房间空调不足,戈尔不停擦汗。
他从主席台上传来的字句,却越来越坚定。
一个卸职的美国副总统,一个连参议员也不是的前政客,终于被自己三十年前就认定的灾难推到了世界的面前。
很多好莱坞的电影里,都有一种英雄。他们都是凡人,都有小自私,小心思。但是到了老天把他放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他便成了英雄。
七年前的总统竞选,戈尔还是在电视演讲里不成熟的那个世家子弟。
今天,刚刚从奥斯陆领取诺贝尔和平奖的他,是一个成熟的戈尔。一个给无数跟随者勇气和信念的领袖。
气候变化成就了戈尔,戈尔不辱使命。
来源:
http://cop13cngo.blog.sohu.com/73778767.html
巴厘最后的谈判
喻捷
在时间面前,什么奇迹也不算奇迹。
两周过去了。漂流瓶抵达海岸,打开瓶中书,是那张早在途中的路线图。
它终于和我们见面。
想起四十八小时前,我们的焦灼。
休会,休会,再次休会。外面磋商还在继续,里面全会已经召开。清楚看到,公约秘书处比我们更加焦灼。
中国代表团提出抗议,反对秘书处强行开全会,指出那是故意的行为,是为了强行通过大会决议,要求秘书处为此做出道歉。
那种剑拔弩张的气氛,让人心悬一线。
台上平日里颇有大将风度的会议主席,印尼环境部部长Rachmat Witoelar尴尬得不知所措。
休会后,中国代表团作为前形成一大圈人群。走近,原来是座位就在中国后面的德国环境部部长在和中国代表交流,企图缓和气氛。
这是上午10点多钟。
下午一点十分,磋商结束,全会召开。
“我们已经进行了充分的磋商,大家都认真地读过了这个决议草案。目前,80-90%的内容已经取得共识。现在我们希望大家在全会上表达意见。”
紧接着,主席为了刚才急于开全会的事道歉,并强笑打趣说:
“我老了,但是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啊。”
在所有的缔约国发言之前,大会安排了两个演讲。
第一个演讲者是印尼总统Yudhoyono。这位总统在上周三高级别的大会已经发言,并且给大会写了一首歌《Save our Planet》。虽然这首歌听起来很像印尼版的《让世界充满爱》。不过,有几个总统愿意露怯呢,为了一个在自己国家召开的联合国会议。
“过去的十二天中,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不分日夜地谈判。但是,为了一个完整的路线图,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九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首脑大会上,我们已经听到了清晰的警告,必须对科学提醒我们的严重危机作出回应。我们期待一次突破!”
“我们必须有一张路线图,包涵具体的、详细的行动、资源和时间表,来保证我们2009年在哥本哈根获得议定书的新生。”
“以往的谈判我们为了措辞斤斤计较,但是今天我们如果还固执己见,就会葬送地球。”
“未来十年,气候变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未来一代的命运取决于我们是否采取行动,很可能我们就这样让机会从指缝中溜走。”
“我们不能失败,我们必须不能失败。”
“我们必须在我们中间感到信任和信心。”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要体现灵活性。”
“必须有妥协的愿望!”
“我们不能放弃尝试妥协和灵活。世界在等着我们。我请求你们不要让他们失望。”
总统的发言好像就是针对当下的谈判现状。
这是一轮新的谈判,但是恶疾是陈年旧疾。
之前,技术转让谈判破裂。因为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政策与措施的承诺必须是可测量的、可汇报的和可证实的。反过来,发展中国家要求他们承诺的前提,发达国家提供的技术和资金支持是可测量的、可汇报的和可证实的。
之后,部长的到来救活了这个议题。但是就责任和义务仍有分歧。
又一个争议焦点是发达国家在后京都的承诺。本来《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发达国家减排有特设工作组来完成。但是,因为美国的缺席而有很大的缺憾。
美国是公约缔约国,因此,将来美国的参与要通过公约下的谈判渠道来解决。但是,美国抗拒将他作为一个特例单列。
因此要求在公约下对所有发达国家进行评估,并且允许非量化的承诺指标以及充分考虑到各国国情。前者是美国要的,后者是同为伞形国家集团成员的日本和加拿大要的。
决议案文草稿中,同意这几个国家的要求,发展中国家也做出巨大让步。
整个谈判中,发达国家的“钉子户”就是这三个国家。
有谈判代表告诉我,其实非正式磋商中,基本的妥协已经达成。但是因为传统的北南之争,最后关头卡住的往往是措辞。
让心中隐痛稍稍安慰的就是争措辞,是谓政治斗争。谁让一步,就会被视为轻易低头,为集团所不容。
所有的争执焦点就在这两段案文中。
印尼总统说完,接着发言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他也是第二次来到会议现场。听说中间这几天他去视察了东帝汶,联合国维和部队仍驻扎在那里。
“你们的工作尚未有成果。我对目前取得进展感到失望。”
潘直截了当用“失望”这个词,让在场每一个人吃了一惊。这个来自儒教国家的东方人,以这样的反常方式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愿望。
“我们都知道多边谈判的本质,大家都有丰富的经验。但是,每人能否完全满意地离开这里。目前这一刻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妥协的精神。”
“我们不能让孩子们失望。”此刻大屏幕上是一个祖父的面孔。
“希望你们做出明智的决定。”
东道国总统和联合国秘书长两次亲临,一次打气,一次施压,在谈判的最后关头。这在任何一个过去的联合国会议上从未有过。
我们感觉到,气场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各缔约国发言阶段,主席刚刚报出几个国家的发言顺序,却嘎然而止。
“中国要求对会议安排发言。”
在讨论案文之前,中国代表发言:
“我们对先前强行开全会的事非常遗憾。刚才在走廊上媒体已经在报道此事,我们恐怕此事对中国造成不利影响。我们要求秘书处做出解释。”
大屏幕立时将镜头切向了公约秘书长德波尔。
“秘书处……秘书处……”
他说不下去了,双手掩面。
全场一面死寂。大家都惊呆了。
“秘书处不知道……”
他再次双手掩面。
看到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在这样的场合流泪,大家的心都碎了。
“秘书处不知道外面……还有磋商。”
大约一分钟的时间他终于把这句话说完。
沉默。半分钟后,全场想起热烈的掌声。很多人留下了泪。
后来听说,中国代表团没有听到主席的解释。因此再次发文,让秘书长极为委屈。
这其实折射了当时的状况。
一方面,三天日夜连轴谈判,大家的神经都极为错弱。情绪被放大。
另一方面,中国的强硬态度也是很多年来在国际政治交往中不愉快记忆的反映,不信任感总是比信任来得容易。
终于掌声似乎平息了场上的紧张气氛。
巴基斯坦代表77国加中国发言。
“现在的案文只对发展中国家提出可测、可报、可证的要求,我们要求对来自发达国家技术和资金的支持提出同样的要求。”
在这次全会之前,上午有一次休会,就是针对印度代表提出的将三个要求从对发展中国家移到对发达国家的要求中去。
休会时,大家纷纷议论,这对发达国家万难接受的。17年了,公约成立。没有任何进展。指望在这次会上真的有什么发生,就像幻想一样。有一些制度的进步,并不代表实质的进步。
欧盟发言。
人们期待着另一场舌战。
“我们支持77国加中国的提议。”
一句话,没有从句,没有解释,核心词汇就是“支持”。不是同意,是支持。
片刻的沉寂,大家又被惊呆了。
这么简单?真的这样么简单?
这哪像政治?哪像谈判?哪有不过两招的?
瞬间的怀疑立刻变成了对心脏如潮水般袭击的感动。
掌声从大厅的四面八方响起,伴随着尖叫声,一拨又一拨。人们从座位上站起,向欧盟致敬。
第一次,第一次,我们看到在大会上体现妥协精神的政治集团。
不似在蒙特利尔,不似在内罗毕。那时,利益得失,仍是很重的砝码。
其实,人们一直不相信,技术转让会真正发生。因为大家都说,新能源技术是欧盟的核心竞争力,在地球危机面前,欧盟将再次获得新的经济增长点。不要太天真。
人们还说,可测、可报、可证的技术转让会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借口,而在今后推托自己的责诺。因此,这是发达国家是万不会在这里做出让步,让两者挂钩的。
欧盟,给人当头一棒。再一次,泪水涌出人们的眼眶。
向前进!Move on!
想起德国环境部部长,被我们称为德国小胖子的加布里埃尔前几天说的一句话。你不动,我也不动的时代已经过去。
仍然,难以置信,当它终于发生在你面前的时候。
将承担技术转让主力的欧盟表达积极意愿后,77国加中国提出了另一个关心的问题。
虽然案文在手,但是大会是一个公开的表达立场的地方。
针对那段要求考虑发达国家减排的不同实际情况,为某些国家开拓的案文。孟加拉代表集团发言:
“既然发达国家要求考虑各国不同情况,那么发展中国家更应该考虑不同情况。我们这里既有情况危机的小岛国,也有无力适应气候变化的最不发达国家。我们要求案文中体现我们的关切。”
哥斯达黎加发言支持孟加拉。并声明:
“我们不想妨碍共识。但是我们说的都是事实,请各缔约国考虑,将各国国情不同加入我们的承诺的案文中。”
菲律宾代表也声明,须在未来两年的谈判中体现平等精神。
一串发展中国家发言后,瑞士发言。
“我们同意77国加中国的要求,应该修改案文。世界需要来自巴厘的强烈信号,我们不能失败,瑞士请求大家。”
接着,又是几个发展中国家支持修改案文。
美国副国务卿,首席谈判代表Paula Dobriansky要求发言。
这是美国在今天的全会第一次发言,全场侧耳倾听。
“全球需要减排,需要强烈的减排承诺。发展中的大国应该起到带头作用。我们希望这在案文中得到体现。我们不能接受改变案文,这样我们上周的努力就会报销。我们必须一起行动!”
美国说完,全场嘘声四起。整个大厅回响着让美国无地自容的嘘声。
其实,发展中国家承诺的可持续发展政策与措施承诺是自愿的。因此,也必然是鉴于本国国情的。这一争,是针对几个“钉子户”的,尤其是加拿大和日本。
这两个国家眼看完不成《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的目标,打算耍赖了。
美国一发完言,日本立即要求发言。
奇怪的是,明明有同声翻译,只讲日语的日本部长还让翻译在他身边再翻一次给全场听。这一招让人费解。
“解决气候变化是全球NGO共同的责任。我们百分之百同意美国代表的发言。我们期望发展中大国承担,让保护气候安全成为可能。”
“主要排放大国,应当尽全力让我们的大会成功。”
记得几天前,和他见面时,我曾告诉他,这种话如何欧盟说倒也罢了,人家自己做得好。但是日本说,怎么听都不象有建设性。
也是这位部长说日本最关切的中国,中国是最敏感的国家。
日本是紧跟美国,且咬紧中国。
南非发言:
“科学已经非常清晰,没有什么好辩论的了。美国刚才的发言令我们难以接受。”
“我们可以妥协,希望所有国家都可以。一年前,我想我们都难以想象发展中国家会同意可测、可报、可证的承诺。但是大势所趋,今天走到了这一步。”
“南非希望美国重新考虑其立场,我们能够在今天下午实现案文中的平衡。”
南非的发言赢得热烈掌声。
大家又吃了一惊,一个美国的友邦国家,而且是发展中国家,居然这样直接和美国叫板。
“美国如果不想参加也行,但是请你滚开,给我们让路!”(get out of our way!)
说英语的人都知道这话有多重。
重话出自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一个南太平洋中的小国。那小伙子是一个年轻的美国律师,被小国雇佣来谈判。
全场震惊,一个小国,让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滚开”。
但是,他说的是真话。他们是《皇帝的新衣》里的小孩子,无一例外。
年青人话音一落,全场掌声雷动。
牙买加跟进,说美国的立场是一个错误。
这是一个中美洲的小国。
图瓦卢和智利要求主席考虑将不同意见记录在案,但是不能让这些国家阻碍共识。
美国的传统盟友巴基斯坦发言:
“为了这个进程,发展中国家已经做出了巨大让步。但是我们不能接受弱化公约的行径。希望某些国家在面对复杂的问题是,表现出灵活性。”
一轮发言后,美国再次要求发言。
他们回反击吗?
“我们同意对技术转让的案文进行修改,我们到巴厘也是为了一张路线图,我们期待全球行动应对危险的气候变化,我们只是期待大家一起行动。”
“我们同意与大家形成共识。”
美国让步了。美国让步了!
胜利来得如此之快,人们再一次有些反应不过来。
几秒钟的短暂沉寂后,全场响起如雷掌声,和给予欧盟的同样的礼遇。
为了美国在最后关头放下屠刀,为了一个冒险的尝试。这一切要从蒙特利尔说起,为了美国和大发展中国家,重开公约下谈判。
大家明白谈成极难,谈不成极可能。但是为了后布什的美国,2008后的美国,缔约国接受这个选择。
这一次谈判,美国政府专门派出四人游说各国参加他们组织的经济大国会议,企图弱国联合国平台。
对于美国的行径,法国威胁不支持在巴黎举办明年六月的经济大国会,德国威胁不参加明年的经济大国会。欧盟使出了浑身解数。
这是战后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的欧洲,这是意识形态上和美国最接近的欧洲。
而美国是目前全球的霸主,很长时间以来,人们觉得美国不会在意别的国家怎么想他。
但是,美国让步了。
镜头拉近,大屏幕上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在微笑。连日来,身在一线的他们压力也非同寻常。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四号。
在历史的车轮前,美国感到了自己的渺小。难得。
象腿在轰鸣的蒸汽汽车面前,变成了小小的螳臂。
之后,刚才批评过美国的一众国家纷纷欢迎美国的新立场。
毕竟它还是老大。
批评老大的权利不可滥用,但是一朝运用,尤其是来自平日里多少依附它的发展中国家,美国终于撑不住了。
巴基斯坦的谈判代表斯文儒雅,还会适当开句玩笑。
“谢谢美国在最后一分钟的姿态。巴厘真是条条大路通大海。”
全场响起了笑声。
190多个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政治、经济情况,谈判全球话题。
这比任何一个法庭都要复杂得多。自然,没有谁有裁判的绝对权利。共识,只有共识,是取得成果的途径。
这是人们对多边谈判失望的愿望,差异如此之大,从利益到沟通方式,失望有时成为绝望。
但是,在跋涉了很长时间,心非常疲累的时候,你看到它play out的时候,那感觉这样奇妙。
好像第一次看到下雪的赤道人。
那是魔术。
因为仍有的一点不真实感,而让人陶醉。
埃及代表最后总结:
我好像看了一场电影,但是比电影还精彩。
这位代表在全场第一次发言,发表了一个简单的影评。
同意!我们一样兴奋和过瘾!
公约下的决议顺利达成后,主席号召大家表达自己的心情。
印度代表说他找到了以前在谈判桌前从未发现过的精神。这种精神也让每一个亲身参与谈判的人吃惊。
印尼的环境部部长之前曾说了一句类似中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话。今天的一幕大结局,果然如有神助。
接下来的谈判只能用势如破竹来形容。
就在大会发言开始的前几分钟,
环保组织的资深人士预测,第一种含糊的选择也不算糟糕,只是缺少了数字。这二条是《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国在今年八月底的维也纳会议中达成的。其中包含了附件一国家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在25-40%范围内减排的目标。
发言开始后,完全没有想到。众多国家纷纷选择第二条。
我的笔记最后只剩下了一个数字“2”。
每个国家都没有长篇解释,似乎理所当然。
原本让人担心的加拿大也在接近尾声时发言:
“大家都在努力推动这个球。我们不会阻止的。”当然,在非正式磋商中,他们要到了自己的砝码。只是他们不想他们的朋友日本,那么高调。加拿大适时顺水推舟,以缓解国内民意。
第九条的谈判在美国让步,公约下开始正式谈判的前提下,已经不太重要。程序走完,大会结束。
“气候政治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我在会场遇到前中国代表团首席谈判代表团,目前担任气候公约秘书处法律部主任的高风。
从蒙特利尔转变身份,全程参与推进后京都谈判的他,语气确凿。
这一年,是气候变化的大年。
从年初开始,滚雪球。
《斯特恩报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达沃斯经济论坛, 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八国峰会,一直到诺贝尔和平奖。
气候变化走到了国际政治的顶峰。
从环境问题上升到国际安全,经济安全到政治安全。
我们曾说,IPCC总是催生政治意愿。
第一次评估报告催生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二次评估报告催生了《京都议定书》。
第三次评估报告催生了《京都议定书》的生效。
这一次,催生了巴厘路线图。
然而,我们得到的不仅仅是一张路线图。
那些时刻将永远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像印度代表说的,在场的大多数人想必都受到强烈的精神感召。自私是人的本性,但是如果自私到愚蠢,那人的灭绝也将不费多少时日。
冬昕一篇博文叫《遍地英雄》。
那天,我们看到了弥漫的英雄主义氛围。
这些人创造了历史,我们见证了历史。
“历史是由远景、勇气和智慧创造的。”欧盟代表在描述我们最后走过的这段路是这样的形容。
但是,英雄主义不仅仅在这个巴厘岛的会议厅里。
它也在每一个深切关注气候问题的人那里。你们的收视率,你们写给媒体的小邮件,你们选出的议员,你们选出的新总理,你们给公民社会的捐款,都是你们的力量的表达。
我们在这里无数次地听到谈判代表说:
“这样的结果,我们回去没有办法和国民交待。”
只要你们关注,只要你们等待。
周六晚上,从外面回来,睡眼朦胧中收拾行李。打开电视,调台。
CNN正在播放诺贝尔和平奖之后的采访。主人公自然是戈尔和Pachauri博士。
节目已接近尾声,主持人说:
“以往诺贝尔和平奖都是发给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解决地区性冲突的人士,可能离我们比较遥远。这次的主题是气候变化,我们每一人都是问题解决的答案之一。”
“所以这次的诺贝尔和平奖,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荣耀。”
一个美国式的主持人,对美国人有效的沟通方式。
但是他没有讲全,只有我们自省,我们在造成这个问题中承担多少责任,并且将有什么改变时,当我们以行动开始改变的时候,才可分享这荣耀。
以往,回国前我会扔掉很多东西,那些过期的日程,在谈判中被修改得面目全非的文件。
这次我把它们都放入了行李箱。
我希望,到老的时候,再慢慢翻看它们。
那些流过泪的时刻,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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