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卡瓦格博(梅里雪山主峰)山难记录片故事
卡瓦格博海拔6740 米，在横断山脉三江并流的腹地，是云南最高峰。神山下的明永冰川是一座大陆性低纬度冰川，它从海拔6000 多米的雪山穿越山腰的茫茫森林一直延伸到2000 米的江边。对于登山界来说，海拔7000 米以下的山峰不是被列入登山名单的，但只有卡瓦格博是例外。在一百多年的现代登山史上，14 座8000 米以上的山峰，几十座7000 米以上的山峰都被印上登山者足迹之后，唯有这座6740 米的山峰仍然保持着她的圣洁，在一次次失败的尝试之后，拒绝人类的染指。在十几年前，这座山峰几乎不为外界所知，虽然历史上的最著名的茶马古道就经过这里远去西藏。1950 年代，茶马古道衰落之后，滇藏交界处的德钦县仿佛天荒地远，从昆明出发，至少需要一个星期才能到达。1987 年日本人向中国国家体委提出攀登卡瓦格博的申请的时候，云南省体委的人问北京：卡瓦格博在哪里？当地藏民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着，维护着世世代代所敬仰的神灵的寓所。直到1991年一次重大山难， 才打破了神山亘古的宁静。
1987 年8 月的夏季，一支陌生的队伍开着越野车驮着大包小包来到了雪山下。村民不知道他们是谁, 来干什么的。淳朴的藏族村民请他们喝青棵酒，打酥油茶，火塘边切下大块的猪膘肉款待来自远方的客人。与村民的好奇一样，这支队伍也对这座美丽的雪山和村民古老的生活方式惊叹不已，他们常常离开驻地到村庄里坐客，那里总有热情的村民和好吃的东西等着他们。他们告诉村民们，他们是来攀登梅里雪山的。村民们不知梅里雪山在哪里，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运动叫做登山。友谊一直持续着，直到藏民知道了他们的来历。
这支登山队，由中国和日本联合组成，主体是日本京都大学登山队。日本京都大学登山队是全日本实力最强的一支队伍，有着日本多家大财团的资金做后盾。队员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有8000 米以上的登山经验，并配备了最先进的卫星云图接收仪器，队长是日本著名气象专家井上治郎教授，副队长是中国登山家宋志义，他创造过无数次中国登山记录。登山队员包括了多个学科的科学家，从1987 年至1990 年，登山队用了两年时间对卡瓦格博进行了一系列的地质学、动植物学以及气象学的考察。虫草怎么挖？酥油怎么做？山上长什么植物？藏民怎么生活？都进入他们的考察报告。只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了解神山对于当地人生活的意义。当藏民们终于知道了他们要攀登的梅里雪山就是他们心中的神山“卡瓦格博”，他们受到的震惊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称神山叫阿尼卡瓦格博，意思是卡瓦格博爷爷。既然是爷爷，你怎么能爬到他的头上呢。我们生活中一切都是他的赐予，山上的牧场养肥了牛羊，我们喝的每一滴水都来自山上融化的雪水。对神山不敬，神灵就会离开我们，灾难就会降临。”尼玛是位藏族民间人，他与当地村民成立了一个叫做卡瓦格博文化研究社的民间组织，是当地致力于保护卡瓦格博神山最活跃的人士之一。
随着登山队活动的进展，村民们终于得知，这群外来者不仅仅是科学考察，而是要爬上山顶，爬到他们祖祖辈辈顶礼膜拜的神灵爷爷的头顶上。善良的村民不知如何表达他们的愤怒和不满。
远在佛教尚未传入藏区的时代，卡瓦格博便是当地的苯教神山。在古老的史诗《格萨尔王传》这样的记载到：雄师大王格萨尔从加地返回岭地的途中来到了卡瓦格博山下，当他在万花似锦的草场上跑马时， 被卡瓦格博雪山山神迷惑到山中。格萨尔非常生气，正当他要把卡瓦格博雪山扔到大海那边去的时候，莲花生大师出现了，他告诉大王：“喂，世界制敌宝珠大王啊，这座卡瓦格博神山，是戎地胜乐吉祥宝轮的圣山，是我莲花生的圣地，是多、康、岭众生绕匝朝拜的地方。为了众生的事业，你不要生气。” 史诗中唱到的“多、康、岭三地，就是现在的青海、西藏、四川和云南的藏区。得到莲花生大师的启示，卡瓦格博皈依格萨尔。在当地文化里，敬仰神山能够减少罪过增加积德，保佑家人及所有生命平安。
神山在这里代表了藏族文化中人与生存环境最神圣的一致，对于像我们这样在政治信仰里长大的一代人来说，那震憾是前所未有的。随着当地人反对之声的出现，张俊在村民与登山队之间费力地调解。张俊是当年中日联合登山队的中方联系官，在争论扩大以后，他带着一批德钦县地方政府官员到了日本，目的是希望沟通当地人与日方的关系，尽管对于那次日本之行有许多不同的争议。争论的混乱出乎张俊的意料之外，在探险者眼里，无高不可攀的观念，在卡瓦格博神山下遭遇了文化尊严的挑战。在他看来，登山只是一项运动，没想到事情怎么会那么复杂，登山队进山要交进山费，那么多队员在当地的后勤供给要消耗老乡的农副产品，雇用人工骡马也会给当地人带来现金收入。在那么一个偏远闭塞不通公路的地方，要不是登山队进去，他们的药材、水果和蔬菜卖给谁。此外，这对国家的对外开放也有好处。日本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又是送越野车，又是送面包车。这又引来新的争论：老乡说：损害我们的神山，得利的却是外人。中方登山队的遗属后来回忆说，登山队每次进山都要遇到很多困难。实际上，直到今天，对于许多的当事者，他们仍然不明白争论的症结所在。在一片争议中，几经协商，国务院批准了登山计划。
1990 年冬天来临的时候，经过两年多的准备，中日联合登山队在周密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的攀登路线。这一次，他们志在必得，一定要登顶。在神山对面的飞来寺前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出发仪式，队员们带着日本出发时当地寺庙送的护身符，又接受了喇嘛们的祝福。这次出发，就像他们的登山生涯中若干次出发一样，没有谁觉得它有不寻常之处。
在他们出发12 年之后，有一张没有寄出的明信片。明信片经过冰川巨大力量的挤压和侵蚀变得有些残破，那是一位日本队员写给家人的，上面写到：“11 月10 日，从神户出港，经过天津、北京再次来到云南省。我们的登山队到今天已经在德钦8 天了，现在是旱季，持续了10 天的晴朗。11 月27 日，两队合流，12 月初就要开始攀登梅里了，我们预定1 月初登顶，我高兴地期待着回国以后的会面。” 接上来的日子里，等待他们的是没完没了的浓雾和大雪，以及随时发生的雪崩，连卡瓦格博的影子都看不见。按照计划，一、二、四号营地的建立都很顺利，但在选择三号营地时，中日双方的队员之间发生了争议。中方认为，为了安全，营地应该建立在远离山脊的地方，可以避开雪崩区。日方认为，为了登顶节省体力，三号营地应该尽可能接近山脊中部的四号营地，如果后靠，离二号营地太近，就失去了三号营地的意义。双方都有道理，队长井上治郎只好派队员米谷上山做最终裁判。遗憾的是，米谷上山时，山上大雾迷漫，什么也看不见。最后，井上队长决定，三号营地选择在中方意见靠前一点，日方意见靠后一点的中间位置。山难发生以后，三号营地的位置成了争议的一个焦点。实际上，三号营地已经经历过一次雪崩警告。段建新当时是登山队的伙夫，人手紧时也负责通讯。他在二号营地住了一个星期。二号营地与三号营地之间是一个三公里左右的缓坡，非常开阔，天气晴朗时可以看见三号营地的帐篷。那是在中午，伴随着一阵山崩地裂的巨响，那声音就像空气爆炸一样断裂，整个山体抖动起来。他冲出帐篷，看到三号营地上方的大冰川轰隆轰隆往下掉，崩塌下来的雪浪携着巨大的气浪直扑向三号营地。大约十几分钟，等气浪平息以后，3 号营地才重现。他看到雪崩线在距三号营地约有几百米到1000 米左右的位置停了位。这只是一个中型雪崩。发生在山难发生之前十几天。
四号营地建立在海拔5900 米的一个大冰壁前，登山队以此为基地，准备第一次尝试登顶。1990 年12 月28 日上午11 时30 分，突击队5 名队接近主峰背后的山脊，到达6200 米的高度，这是卡瓦格博从未有过的攀登高度，三号营地的队友得到消息，敲盆敲碗为即将到来的胜利而欢呼。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天气突然转坏，乌云遮没了山顶，风也开始刮起来了。在到达6470 米时，中方队长宋志义感觉东南方向好像有云层向他们压过来。这时，峰顶就在眼前，垂直距离只有270 米。随着乌云的到来，气温急剧下降。刹那间，5 名突击队员被冻得浑身颤抖。紧接着，狂风怒卷，石渣般坚硬的雪粒，狠狠地抽打在人们的脸上。突击队迫不得已拉起了简易帐蓬，以避风寒。暴风雪掠过帐蓬， 发出犹如砂纸打磨的声响。下午4 点，风雪肆虐，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井上只能痛苦地命令：取消行动， 返回三号营地。但此时，突击队下撤已经很困难了，山顶被黑云笼罩着，漫天风雪中，5 名队员彻底迷失了方向，找不到路了。队员们几次试图冲出黑暗，都因无法辨别方向而被迫放弃。最后，井上队长只得让他们将剩余的食品集中起来平均分配，做好在山顶过夜的准备。
日本队员船原尚武在日记中写道：“天气越来越坏，风也越刮越大，卡瓦格博的脸躲在一大块很厚的云层中。我们坚持不住了，准备往下撤。” 到了晚上10 点15 分，风突然停住了，乌云散去，月光把雪地照得亮堂堂的。11 点13 分，突击队安全地回到三号营地。这次突击顶峰功败垂成，5 名队员大难不死。这次冲顶的成果，是观察了最后的地形， 结论是：已经没有克服不了的难点了。为此，登山队摆酒庆祝， 6470 米，对攀登卡瓦格博峰来说，已经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了。藏民也得知登山队即将登顶的消息。村民们此时已经不再针对登山队了，而是将他们的不满对着卡瓦格博。尼玛还记得，那时老百姓不知该怎么表达他们的愤怒，他们说：“阿尼卡瓦格博，显示出你的神威吧，否则，我们就不再敬你了！”，成千上万的喇嘛以及藏民在飞来寺诅咒登山队，信仰的力量，以及各式各样的传说让这次登山充满了宿命的意义。
鉴于28 日冲顶的经验，登山队决定，登顶日期定为1991 年1 月1 日。但是，从29 日开始暴雪突至， 天地一片迷茫，把三号营地被死死封住。登顶日期不得不一再后延。在正常情况下，张俊每隔几天就会从二号营地与大本营之间往返一次。1991 年元旦，张俊下山后就被满天大雪困在了大本营。他因此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看到二号营地的活着的人。
1月3日晚上，山上山下仍然像往常一样通过对讲机聊天。10 点30 分的通话中，山上的队员还在抱怨：这雪究竟要下到什么时候才算完。新雪已经有1.6 米厚，差不多超过人了，张俊提醒他们每隔两个小时把帐篷周围的雪清理一下。
1月4日一大早，张俊醒来后，感到四周有一种出奇的安静，已经7 点半了，居然没有听到山上的对讲机的声音。往常，山上的队员起得很早，五六点就开始吵他们。他打开了对讲机，对方没有声音。半个小时过去，对讲机的那头异样的安静。开始还以为他们睡懒觉，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本营的工作人员开始紧张起来，所有人都拿着一部对讲机不停地呼叫着。三号营地17 个人，都是很有经验的登山者，而且17 部对讲机不可能同时出问题。9 点钟很快就到了，和营地的队员失去联系这么长时间，是出发以来的四十多天里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张俊要求向昆明报告，其他人不同意，他们开了个支部会议，说等到10 点以后，再没消息再往上报。
正在这时，大本营附近发生了一次不大的雪崩，这让焦急中等待的队员又平添了一丝恐惧。10 点刚到， 张俊就向昆明的指挥部做了报告。17 位队友在一夜之间在就悄无声息的和大本营失去了联系，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多年来，张俊最忘不记的就是这件事，最不愿提及的也是这件事。等待救援的那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漫长的几天。当时，中方日方的所有队员全都在山上，包括突击的、登顶的和指挥的，整个一个登山指挥系统全部在山上， 大本营基本上是属于后勤人员，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被动等待。连日的大雪到了4 号这天突然就停了，天空放晴，一丝云彩都没有。接下来的4 天里，整个梅里雪山晴空万里。张俊无奈而伤感地说：“如果真有神灵的话，那神灵给了我们4 天的时间，但我们没有抓住。等到飞机来了，救援队来了，天一下子就变阴了，连日暴风雪。这又成了一个最符合藏民反对我们登山的理由。”
最可行的救援是派直升机，但指挥部开了4 天的会，最终告诉他们的结果是成都军区的直升机来不了， 因为没有德钦县的地质、气象资料和加油点。天上的等不来，只能争取地面救援。经过7天漫长的等待，中国登山队派出的救援小组终于赶到大本营，实力最强的西藏登山队在仁青平措的带领下，日夜兼程从拉萨赶来。滇藏公路两千多公里路程，平日至少需要6天时间，他们两天就赶到了。遗憾的是，救援队到达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搜索队。几天过去，山上的队员已经不可能存活了。两支队伍加在一起，十名顶级高手聚集一堂，但在铺天盖地的暴雪面前，冲击显得微不足道，他们选择了几条不同的上山路线，都失败了，只有西藏登山队到达一号营地，但无法接近二号营地。二号营地是关键位置，到达二号营地，就能知道三号营地到底发生了什么。
1月9日，来了一架侦察机乘云层散开的瞬间，在高空飞了几个来回，拍了照片，三号营地所在位置有30 万吨以上的云团样物体堆积，判断是雪崩。京都大学的救援队也到了，可是西藏队上不去，日本队就更上不去了。1月21日指挥部正式宣布17名队员失踪，搜救行动失败。22号救援队宣布撤离。
卡瓦格博难以攀登有着特殊的原因，横断山脉复杂的地质构造和低纬度雪山瞬息万变的气候，使它潜藏着致命的危险。
就在宣布搜救失败、指挥部下撤的当天，大本营附近发生了一场可怕的雪崩。一片宽300米、长400米的冷杉林，树的直径都在50厘米以上，在雪崩过后，杉树林齐刷刷地倒伏在地，一棵不剩。十几年过去，灾难发生时的恐怖情形依然如故。在那里放牧的老乡说：这是很奇怪的，这片树林并没有在发生雪崩线路上，仅仅是雪崩的气浪就把树林摧毁了。老百姓说，这是神山的又一次警告。然而，山难却使卡瓦格博越显神秘。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登山协会接到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登山申请。对于登山者来说，雪山只是一个高度和海拔，攀登一座从未被攀登过的山峰，是很刺激的，尤其是这座山峰发生了登山史上如此著名的事件。出于对死难者的感情，云南省为京都大学登山队保留了五年的首登权。1996年首登权期限的最后一年，京都大学登山队再次进入卡瓦格博。
这次登山使得争论再次升级。
在当地人看来，侵犯神山就是侵犯他们的生活，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村民以他们的方式捍卫神山的庄严。山上每个村庄人全部下山，躺在路上的，躺在澜沧江桥上的，告诉登山队如果要攀登卡瓦格博神山先从他们身上踩过去。张俊仍然是这次登山的中方联络官。他无奈地说，与其说我们是登山队，不如说是工作队，整天就忙于调登山队与当地村民的关系，解决每时每刻都在出现的问题。我们太累了，太疲倦了， 阻力太大了。他一连说了三个太字。
然而，最终使得1996年登山失败的，不是村民的阻挠，不是队员技术有问题，依然是冥冥之中支配一切的某种力量。就连自称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张俊也说，我们被老天捉弄了。
由于有1991年山难的前车之鉴，这次行动格外谨慎，进程也格外缓慢，1996年2月1日，登山队终于到达了1991年所建的四号营地的同样高度。登顶指日可待，但一个令人心忧的消息从万里之遥的东京气象厅传了过来：未来两天内将有一个巨大的暴风雪过程，可能要超过91年的那次降雪。他们寻问了中央气象台和云南气象台，结果是吻合的。在他们的头顶，乌云正在聚集，手中的气象仪也显示暴风雪就要来了。大本营开了紧急会议，马上命令山上的队员迅速撤营，能丢的丢，能弃的弃，只要能活着回来就行。本来从四号营地到大本营，要6 天的时间，他们就一天跑下来了。就在队员们刚刚到达大本营的时候，他们同时接到三地的气象预报，印度洋的暖湿气流把云层吹走了， 未来仍然是晴好的天气过程，队员们想重新开始，但已经不可能了。他们在飞来寺灌木丛中的十七勇士纪念碑前长跪不起，出发时在此发下的誓死登顶的誓言，经不住山峰的一阵风雪而永远地飘走了。1997 年2 月6 日的《迪庆日报》写到，《读卖新闻》记者告诉中方队员：“日本京都大学登山队将永远放弃梅里雪山。”
金飞彪是登山队的中方队员，他还记得，他们经过的每个村子，藏民们都非常反对，说触犯神灵会带来灾难，还告诉他们：91年之后，出现过一些特大的冰雹，新修小水电站变压器烧了，牲口又跌死很多，庄稼也歉收了。在山上，通过对讲机，他们得知飞来寺整天烟雾缭绕，聚集了上万人在那里烧香，祈祷神灵带来平安，也在诅咒登山的这些人，不能让他们成功。
中国人有句老话：想做成一件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但是，对攀登卡瓦格博来说，却是什么都没对上号。对于1991 年的山难，藏民们有他们的解释：那一年卡瓦格博到印度开神山大会，不在家，回来的时候，发现怎么有几个人爬在肩膀上，于是他一抖，就把他们抖下来了。这是纪录片，尼玛说的，这个镜头给人很深的印象。神秘的卡瓦格博的确给世人留下了不尽的巧合与玄机。1996年中日联合登山队再次失败，围绕它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登山是否需要尊重当地文化？山峰除了自然属性，是否有文化属性？登山除了海拔高度，是否存在文化的尊严？为一座山峰产生如此之大的争论，从国务院到乡政府，从科学家到普通村民，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登山界也是少有的。中方队员段建新说：1991年的时候，登山队是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里活动，只可能与运输物资的老乡接触，但几乎没有交流。是后来看了媒体的报道，才知道他们登的是一座圣山。遇难者家属告诉我，她们听说登山队进山遇到很大困难，但是不明白老百姓为什么反对。直到山难以后，才从报纸上得知卡瓦格博是一座神山。争论从雪山下的几个村庄扩展到了外界，从登山界扩展到了社会各个领域。
最不能接受的是登山界，包括登山发烧友。对于他们来说，无高不可攀，这是一种体育精神。况且这座山的诱惑也是不可抗拒的。什么卡瓦格博山神，完全是在造谣。为什么要神话它？我们国家是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登山队每次进山都请喇嘛祈祷，日本的和尚也祈祷，每个人都带了护身符，但是山难还是发生了。登山会给当地带来经济利益。世界上7000 米以上的高山大都在贫困地区，这个地理是老天赋予。不管什么神山，要把它转化为一种财富，服务于当地、服务于藏民，才有意义的。德钦县是全国特困县，应该正确地认识登山，利用它来改变自己。你把它神话了，听完了神话，生活就能改变了吗？
许多人甚至认为，这场争论纯粹是媒体炒作，或是有一些人特别信奉迷信的人，作了不利于发展的宣传，并把它扩大了。民族学家郭净在德钦县做研究课题，他记录当地民族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认为，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很大的差别，这非常需要理解和尊重。2003 年是藏历水羊年，这一年踏上转山路的朝圣者就在十万人以上。一座山峰，我们想到的垂直超越，但藏民则是平行地绕着它走。他们与自然是达成一种平等共存的关系，我们则是在其中显示自我的力量。
2000年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和当地政府在德钦县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数十位中外学者、官员、喇嘛、活佛、NGO 代表和当地村民一道商讨了卡瓦格博的环境与文化保护的问题。各方人士还签署了关于禁止在梅里雪山进行登山活动的呼吁书，呼吁政府立法保护神山。
倡议书中写道：“梅里雪山是所有信奉藏传佛教民众的朝觐圣地，自古以来，她在藏民心中是至尊、至圣、至神的象征，她的宗教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被世代藏民奉为八大神山之一。攀登梅里雪山诸峰是对神灵的亵渎和蔑视，是不符合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行为，是对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一种伤害。”他们吁请各界人士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拒绝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以任何理由登顶梅里雪山，请国内外所有热爱大自然、尊重各民族文化的朋友共同保护好梅里雪山的圣洁，为人类留下这一永恒的净土。据悉，这份呼吁将送达各国登山协会。迪庆州政府有可能考虑将这一建议纳入自治州地方法规，给以有效保障。同一时期，梁从诫先生也给全国政协提交了一份提案，要求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感情。
2001年当地人大正式立法，不再允许攀登卡瓦格博神山。七年后，遗物在冰川下出现。
1991年1月，17名队员和3号营地奇迹般地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们的下落成为了世界登山界的一个不解之谜。7 年之后，他们竟然陆续重新出现在卡瓦格博下的明永冰川。1998年，在夏季牧场放牛的藏民看冰川上有许多彩色物体，散落在三四个足球场那么大的范围内，进去一看，吓坏了，都是登山队员的遗骸、海拔表、照相机、帐篷和衣服等。张俊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他一踏上冰川就看见一颗牙齿，马上一点劲都没有了。7年来，他都不相信他们真的死了，直到看见那个牙齿，他才相信，他们真的遇难了。
对于遇难者家属，虽然事隔多年，但仍然是一次次的情感折磨。李自云遇难时35岁，曾彩云永远记得他年轻的时样子，背着背包，精力充沛，笑眯眯的。她说，叫我想象他遇难的惨状，我想不出来。
当年的登山队里有两个云南队员，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的妻子。经历了如此惨痛的经历，仍不失女人的宽容和温良。
王建华的妻子翁彩琼说起她们被雪山感动的经历：那一年她们与日本家属团一起到德钦县参加17勇士纪念碑揭碑仪式。车一到德钦县就下起了鹅毛大雪。第二天早上，依然是白雪茫茫的一片，从德钦出发时，一路上不停地下雨，路上积雪很厚，是政府的铲雪车在开道。到飞来寺漂着小雪，可能见度很低。阴霾的天空让前来祭奠的人们心情坏到了极点。对于遇难者家属来说，能亲眼看一看卡瓦格博的真面目，亲人能永远留在这壮丽的山峰上，心理也能好接受一些，这可能是他们此行的最大心愿，尤其是几千里以外赶来的日本队员家属。悲痛欲绝的翁彩琼向着云中的雪山大声呼喊着亲人的名字：“王建华，我来看你来了！”，其他家属也跟着呼喊着自己亲人的名字，这时奇迹发生了，梅里雪山被感动了，就像大幕布一样，“哗”地一下就拉开，卡瓦格博神山露了出来，太阳的照射下，金光灿灿。所有的家属全都激动得哭起来，但是，就那么十来分钟，云雾一下子又盖了起来，接着又是倾盆大雨。她们终于知道了为什么丈夫那么执着于这座山，因为那山真的是太美了。当地的藏民都说：“神山显灵”，看到这里我也被深深地感动了，眼睛也不禁潮湿了。
翁彩琼说：“我们都是普通人，会被美丽的景色感动。那天飞来寺来了许多老百姓，一到下，就听他们说，是登山队惹怒了神山，但我很感激他们。他们安慰我说，大姐不要哭了，他是被神山接去做驸马，是到天堂了，你宽宽心心把孩子带大吧。”
此后她五次到卡瓦格博，在孩子小学毕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在他人生的每一重要阶段都带他去。有些出乎意料的是，中国队员的遗属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希望后人继承遗志，继续登顶。对于让她们付出如此巨大代价的一座山，她是否希望有人登上去？翁彩琼说：这个问题在她来说是个矛盾。她是运动员出身，也有一种潜在的拼搏精神，如果有人登上去了，对于死去的人来说，也许是一种安慰。但是，还是应该尊重每一个民族的意愿，他们不高兴的事情，不要去勉强。
激烈的争论中，神山为许多人所了解，也为许多人所接受，卡瓦格博也它神奇的力量感染着无数的人。段建新在山难以后，非常投入地热爱起雪山来。原来他登山只注意的是一个高度目标，然后以技术的、物资的准备来完成这个目标，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现在他会接触当地老百姓，去了解一座山在他们心目中是什么一个样子。“和我们的角度不同，很多雪山在藏民族的心目中是神圣的，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一种寄托，还有很多一种不能达成的愿望。”他讲了他被神山感动的经历：“那一年我去西藏冈仁波钦转山，我们每个人都流泪了，那种感受不是伤心，是一种感动。在这种环境下，你会一下子发现人的精神的力量，你不会感觉孤单，转山的人流哗哗的走过去，不分彼此，也不分藏民和汉人，见到人都会打招呼，看到旁边的人有难，都会去帮助。我们的朋友体力不好，快到山顶的时候，累得不能走了。一位藏民就把他的背包接过去，紧紧地抓着他的手， 把他拽过山顶。他后来说，如果看到帮助他的那位藏民，他可能都认不出来，因为他那时意识是模糊的， 而且语言不通。我知道神山是个什么概念。”
金飞彪也是在1996 年参加第二次中日联合登山队后着迷上登山。他说：“你到一个地方，你只有尊重和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你才能够立得住脚，才能找到进山的路，获得感情上和后勤方面的支持。现在很多人，见到什么山都是说要去征服，上了山顶伸出两个象征胜利的手指留个影。其实，山是不可征服的，你征服只是一个海拔数字。1991 年的山难说明，当时登山队的装备、物资和整个后勤保障是非常强大的，那么多人，而且还是非常有经验的国家级的登山家，在一瞬间全部遇难了。人和自然比起来人是非常渺小的，人是不可能和自然进行对抗的，特别在登山过程当中。” 跨文化间的沟通、理解和尊重，还有很久的路要走。卡瓦格博争论的意义，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一座山峰本身。
藏族同胞对卡瓦格博神山的敬畏之情是我们普通人不能想象的，他们甚至不用手指着梅里雪山说话！有藏族同胞这样对我说：“我们反对政府让人攀登我们的神山，如果有一天因为你们的无知，让神山发怒，攀登者可以走，游客可以走，政府要员可以走，但是走不了的是这里无辜的山里人，他们仍然要生活在这里，独自承当后果。神山不是属于政府的，政府无权让谁可以去攀登，神山是属于整个佛教信徒的！！！”
当年当登山队快要攀登到梅里雪山的顶峰时，确实在梅里雪山下的飞来寺有好几万群众在祈祷不要让人攀登上去！
在快登顶的头一天，在山上的几个登山队员，惊恐的用步话机通知大本营，说他们前面有一个大的寺庙！！！！后来大本营对外解释说那是在高海拔地区人出现的幻境，该通话录音目前保存在迪庆洲图书馆，一直没对外公布。
梅里雪山 神不可攀
在藏文经卷中，梅里雪山的13座6000米以上的高峰，均被奉为“修行于太子宫殿的神仙”，特别是主峰卡格博，被尊奉为“藏传佛教的八大神山之首”，是藏民朝觐的圣地。在藏民的心中，卡格博峰是他们保护神的居住地。人类一旦登上峰顶，神便会离开他们而去。缺少了神的佑护，灾难将会降临。我曾见到在飞来寺中供奉有卡格博的妻子缅茨姆，在飞来寺的神坛上，则是一位骑着野鹿的俏丽的女性。事实上，无论是缅茨姆，还是卡格博，梅里雪山的13座高峰都具有一种夺人心魄的壮美，令人久久不忍离去！
在德钦县，我曾听到过神山卡格博的许多美丽的传说。有一个故事讲，当年松赞干布携文成公主由长安回藏的时候，途中生下一子，不幸夭折，公主痛不欲生。忽听一声震天巨响，祥光之中一座雪山横空出世，屹立于群山之巅，那便是太子雪山,藏语叫卡格博。
卡格博长大并修炼成众山之神，娶一美丽的汉族姑娘缅茨姆为妻。玉龙雪山不服太子，前来斗法，被卡格博一鞭甩到了丽江。
“阿爸阿妈的恩情，今生就酬谢；雪山森林的恩赐，来世也报答不完。”这首流传久远的歌谣，表现了藏族人民对大山的无比感激和热爱之情。在藏族的宗教教规之中，凡封为神山者不准伐木，不准狩猎，在山上挖一点土也不行，当然更不允许人们登顶。同时，不朝山者被认为死后不能升天而受到歧视。这种对山的膜拜，其实是一种古朴的自然保护行动，反映了藏族人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每年秋末冬初，千里迢迢来自西藏、四川、青海和甘肃的一批批香客，围着梅里雪山绕匝礼拜，当地称之为“转经”。梅里雪山属羊，若逢藏历羊年，“转经者更是增至百十倍。”届时弯弯曲曲的山路之上，善男信女牵羊扶仗，匍匐登攀的场面令人叹为观止。由于山势陡峭，河谷深切，路途艰险遥远，香客们风餐露宿，徒步跋涉，难免有死于中途者。但人们并不以此为不幸，反倒认为是人生最好的结局。朝山是山地民族共有的一种宗教文化和生态环境相结合的传统活动；然而藏族转经人那种不畏艰辛，舍生忘死的执著追求，却将其推向极致，是任何山地民族望尘莫及的！
在宗教信仰者的眼中，梅里雪山是极乐世界的宫殿，是至高无上的神灵；在地质学家的眼中，梅里雪山是印度洋板块撞击欧亚板块的杰作；在生物家的眼中，梅里雪山是生物多样性的王国；而在登山探险家的眼中，梅里雪山则是他们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不过，梅里雪山不愧为神山禁地，它屡屡挫败人类企图爬到它的头顶蹦蹦跳跳的尝试，包括卡格博、缅茨姆在内的诸多雪山，至今仍是万众瞩目，无人染指的处女峰
“挠痒痒”酿成灭顶之灾
20世纪30年代，周游过全球许多名山大川的美国学者洛克博士，有感于梅里雪山的恢宏壮丽，赞美它是“世界上最美之山”然而，被梅里雪山的美色所征服的人类，近一个世纪来，也不断梦想着把它踩在脚下，以示征服。
1902年，英国一支探险队首次向神山梅里雪山挑战，受挫之后，大不列颠的绅士们知难而退，再也没有打它的主意。
抗日战争期间，一架美国飞机误闯神山禁地，试图飞越卡格博峰顶，结果坠入冰川，机毁人亡。40多年后，1988年6月，由遇难飞行员的儿子克里奇率领的一支美国登山队，不远万里而来，想寻回父亲的遗骸。这支登山队爬到海拔4200米的高度已筋疲力尽，无功而返。
1989年10月，中日联合登山队在斯农建立大本营，沿着西北山脊首次攀登卡格博峰，竭尽全力到达主峰北侧海拔5300米处，路遇无法逾越的大冰河和大断层。这个海拔高度比之两年前的日本山岳登山队提高了800米，但距峰顶的垂直高度仍有1440米之遥，只得甘拜下风，败下阵来。
登山的艰难险阻正是登山者的动力，屡战屡败更激发了后来者的斗志。1990年，中日联合登山队总结了以往受挫的经验教训，决定改由主峰南侧的雨崩线登顶，并把时间推迟到11月底，因此时天气较为寒冷，冰雪相对结实，崩塌次数理应较少。
12月1日登山队进驻笑农大本营，6天后，顺利通过横亘的冰川，穿过难以立足的碎雪层，越过万丈悬崖之上的喇叭形垭口，攀上冰壁，于12月8日在海拔4600米处建立了1号营地。此后，队员们顽强拼搏，连续作战，进展神速。
12月11日，打通了向2号营地的进发之路；13日，进驻海拔5320米的2号营地。
12月19日，建立并进驻卡格博峰下鞍部地段的3号营地，此处海拔6100米。
12月25日，跨越了一堵近90度的大冰壁，打开了通向登顶的最大障碍。
12月26日，登上主峰右肩，建立并进驻海拔6300米的4号营地。是日晴空万里，日暖风轻，卡格博银芒闪烁，近在咫尺。队员们见登顶在即，欢呼雀跃，兴奋不已！直接向主峰冲击！
12月28日，中日5名队员组成第一梯队，从4号营地轻装突击顶峰，但因天气原因未能成行。翌日清晨，中日7名队员组成的第二梯队，配合第一梯队向主峰发起最后的冲击。
就有这一天，升平镇及其附近村镇的藏民获悉即将登顶的消息，几乎倾城出动，聚集在飞来寺一带的滇藏公路上，齐声向神山祈祷：不要让登山者爬上去！煨桑浓烟直冲云霄！大概在世界登山史上尚未记载过当地居民如此不欢迎不合作的登山活动。
13时50分，暴风骤起，卡格博霎时被乌云笼罩。此时突出队员已经登上海拔6470米，距峰顶的实际攀登高度仅差270米，却终因风狂雪猛，天昏地暗，视野能见度极差，被迫撤回3号营地，准备休整一下，来日重返主峰耳部，恢复重建5号突击营地的计划。
不料，从1991年1月2日起，梅里雪山连降大雪。1月3日晚10时，3号营地向大本营报告，积雪深1.2米，帐篷被雪埋2／3，不得不每小时出帐扫雪一次。谁知这几句话竟成了登山队的绝唱。自此之后，梅里雪山是一片可怕的死寂。无论是无线电联络，瞭望观察，还是飞机搜寻，3号营地及其17名中日队员（其中中方6名，日方11名），一夜之间竟消失得无影无踪！
对此次山难事故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仍为未解之谜。
有人认为是特大雪崩造成的。据对1991年1月9日的航空照片分析，只有3号营地之上的山脊顶部的一块雪崩比较明显，但又不像是特大雪崩的迹象。有人认为可能是陷入了大裂缝，但参加这次登山活动的成员，多为身经百战的登山家，经验丰富，还不致于连裂缝都判断不清．．．．．．莫非在冥冥之中真地有一种不可知的力量？
神山无语，守着它的神秘。
德钦县的藏民对这场登山悲剧并不感到惊讶，一切似乎都在预料之中；何况，藏传佛教对生死处之泰然，因而谈起来颇为轻松幽默。他们说，在登山队开始爬山的时候，卡格博携妻子缅茨姆到印度开会去了。待他们回来时，卡格博发觉自己的脸上痒痒，似有蚊虫叮咬，就用手指轻轻挠了一下。这一挠不要紧，联合登山队全军覆没！
天有不测风云
梅里雪山为怒江与澜沧江的分水岭，地势北高南低，两江河谷向南敞开，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可溯谷而上，长驱直入；而青藏高原的强冷空气也不时南下，在此交汇展开拉锯战，因而天气神秘莫测。有人说，历次登山健儿向卡格博发起冲击，山上便雾起云飞，冰崖崩塌；而他们一旦撤离，山顶便云开雾散，红日普照！
瞬息万变的天气是造成险情的首要因素。基于这种认识，汲取血的教训，1996年重组的第三中日联合登山队，对于天气因素格外关注。在大本营安装了可直接接收美国气象卫星资料的设备，登山队还得到东京气象学会和喜马拉雅山气象专家们的大力帮助。
一贯我行我素，喜怒无常的梅里雪山此次表现真要令人大喜过望，从登山队11月15日到达3500米的笑农大本营到12月8日撤离的20多天时间里，天气出奇晴好，气温一直维持在零下5度至5度之间。当地藏民称，这样天天见到阳光蓝天的天气，是梅里雪山地区少有的。
本来，登山队做好了抵御恶劣天气的充分准备，而持续晴好的天气使人疑为暴风雪前的宁静，暗藏杀机。同时，过高的气温造成冰层松动，落石频繁，也是前进途中的一道难题。好在队员们个个头戴钢盔，一路有惊无险。11月29日，修路组打通了前往3号营地的路线，经过了1991年全军覆没的老3号营地。这里雪面平坦，一片寂静，未曾留下上次山难事故的任何蛛丝马迹。12月2日，登山队比预计时间提前半个月到达海拔6240米处，上方40米，便是4号营地预定位置。此时此刻，天气晴朗，风和日丽，登顶前景一片光明！
然而，2日下午3时，日本发来的一张气象云图显示：来自孟加拉湾的低气压流正在向北移动，预计梅里雪山地区在12月4日至6日将有特大降雪，降雪量与1991年酿成灾难的那一次不相上下。经与国家气象局、云南省气象局联系，得到的答复与日本的气象资料分析完全一致。这个消息不啻五雷轰顶，17条人命的阴影在眼前晃动，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日本登山队斋藤队长做出下撤的决定，联合登山队遂停止攀登，全部撤回大本营待命。就在登山队翌日返回大本营之后，预报中的大雪却并未降临，天气依然晴好如初。原来，孟加拉湾北上的暖湿气流，在青藏高原南下的强冷空气的冲击之下转了方向。队员们眼睁睁看着登顶的良机从身边溜走，从头再来，已经没有了体力，没有了决心。中日登山健儿遥望光辉灿烂的卡格博，一起抱头痛哭！
坏天气叫你吃败仗，好天气也不让你占便宜。仿佛有着诸葛孔明般神机妙算的梅里雪山，到底还是跟人开了个“国际玩笑”，演出一场富有戏剧性的现代空城计，让联合登山队落入圈套！有人说，梅里雪山就是梅里雪山，卡格博就像与玉龙雪山斗法大获全胜一样，昂着他那高贵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头颅，带着神秘的微笑，继续着他的不可战胜的神话。晴朗的天气一直延续到12月8日中日登山队全部撤离大本营，梅里雪山才重又隐起了它的尊容。
登山家们对攀登梅里雪山屡次失利的分析是：
天气反复无常，难以捉摸，是其一。由于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沿怒江峡谷和澜沧江峡谷长驱直入，加之西藏南下气流的综合影响，梅里雪山天气瞬息万变，好坏转换常在十几分钟之间，令人猝不及防，其规律难以掌握。也可以说，没有规律就是梅里雪山的规律。
地处低纬度，积雪凝固性差，是其二。
丰富的降水带来深厚的积雪，而较高的气温又使积雪随时可能解体、崩塌。气象工作者对卡格博曾有过一日雪崩上百次的观测记录。
实际攀登高度超过珠峰，是其三。
珠穆朗玛峰虽然在海拔高度上超过卡格博峰2100多米，但是大本营建在海拔5200米处，牦牛驮东西可以上到海拔6400米，距顶峰的人力运输只有海拔高2400多米的垂直距离；而卡格博从海拔3500米的大本营到峰顶的实际攀登和人力运输距离为3200米，难度当然更大。
地形和地质结构复杂，是其四。
从卡格博峰顶至明永河入江口平均每间隔1公里，地势就上升近400米，从而形成一道道几近垂直的坡面。如此陡峭、险峻的高山纵谷地形举世罕见。由于山体切割剧烈，破冰冰川及冰爆区、冰裂缝鳞次栉比，因而危机四伏，险象环生。
心理压力过重，是其五。
日方对第三次登梅里雪山，做了充分的准备，获得从首相到民众，举国上下的广泛支持，募集到多于往次数倍的资金。《读卖新闻》报道队将价值昂贵的海视卫星通讯设备搬上大本营，与东京、昆明随时保持联系。除此之外，还从尼泊尔特地请来4名体力充沛、经验丰富的高山协作人员，可谓万事俱备。
但是这些有利条件，在登山的过程中，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在惟恐出现漏洞，谨小慎微的背后，恰恰是六年前那场灾难的巨大阴影。日方本着“安全第一，死一人即为登顶失败”的思想，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明显的畏难情绪。中方人员同样心有余悸。
看起来，此次什么都不缺的联合登山队，恰恰缺少了以往的勇气！
对于攀登梅里雪山多次受挫，人们往往注重于对天时、地利的分析，却忽视了至关重要的“人和因素。其实，如果说梅里雪山的天时地利于联合登山队均为严峻的挑战，那么，“人和”则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
梅里雪山是藏民心目中最圣洁的佛界净土，德钦县藏民对外国人不顾反对，一再地攀登他们的宗教神山，尤为反感抵触。
1990年，中日登山队第二次攀登梅里雪山。听说登山队要来，德钦县藏民纷纷烧香祈祷，说如果梅里雪山接待了日本人，他们将从此不再向神山祭祀，并集体到县政府请愿。
对于1996年的第三次登山，德钦县藏民的反应更为激烈，要求县人大罢免那几位与日本人紧密联系，主张登山的政府官员。
有趣的是，日本人十分相信飞来寺喇嘛祈祷的灵验，他们没有忘记若干年前，日本遇难队员的家属正是靠喇嘛的祈祷才有幸见到梅里雪山的尊容的；所以，在此次登山之前，他们特意花了一大笔钱，请来东竹林寺和红波寺的两位德高望重的活佛在飞来寺举办法会，祈祷神山保佑登山队员们平安归来。
在飞来寺举办数日法会期间，德钦县广大藏民也借此机会纷纷向活佛表达了不希望有人登顶的愿望。两位活佛当即表示：支持藏民的心愿；同时又表示，佛教以慈悲为怀，也不希望登山者的生命再度遇到任何危险。本着这两个良好的愿望，活佛向神山祈祷，终于如愿以偿：中日联合登山队既无人登上卡格博蜂，亦无一伤亡。12月中旬，登山队员打道回府，明永村百姓买了许多鞭炮燃放。在飞来寺，两位活佛再度举办法会。德钦县藏民万众欢腾，庆贺胜利。
应当说，1996年没有登顶成功，亦无伤亡，实属万幸！毕竟天意不可违，人心不可欺；否则真不知道如何收场，也不知道将遭受今生后世多少人的唾骂！
其实，德钦县对自己的未来应该有所设想。以往的木材生产收入占该县财政收入的90％。如今，县里已经决定转变发展战略，减少森林砍代。在这种情况下，德钦县为求生存求发展，准备以旅游为龙头产业，大力开发得天独厚的梅里雪山的风景资源，以填补停止木材生产给县财政收入带来的空白。县旅游局此里玛局长曾对我们说，这种以登顶为终极目标的登山活动，如果不惜代价继续下去，迟早可能成功。然而，登山的组织者却没有考虑到他们的成功给德钦县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可以说，在停止木材生产后，大力发展旅游业对于德钦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是性命攸关的。一旦登顶成功，梅里雪山的神秘感即会消失，旅游丧失了吸引力，刚刚起步的德钦县旅游业就会首当其冲，受到直接打击。“风物长宜放眼量”，此里尼玛的眼光，不是比那种以保留日本人的首登权为条件，获取“捐款、捐物”的某些地方官员的做法，高明得多吗！
为了尊重藏族同胞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感情，为了维护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的大局，也为了德钦县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业，我们能否适可而止，不再继续保留日本人的“首登权”，也不再有第四次、第五次“征服梅里雪山的壮举”呢？
登山 "读山 "善待大山
地球上很少有几座山巅未曾留下人的足印，以及人的尸骸，好在大山不拒，处处埋忠骨。
明知登山是“玩命”，人们还是要铤而走险，趋之若鹜。珠穆朗玛峰的南北两坡立有数以百计的遇难者的墓碑，却不可阻止后来者踏着死者的足迹继续登攀。
登山之举是个永恒的命题。“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在那里！”许多年前，伟大的英国探险家乔治 "马洛里在攀登他为之捐躯的珠穆朗玛峰时，这样回答。当然，这句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登山者永远看不尽山的美色，解不完山的奥秘，他们无论身居何处，也抵挡不住远山的呼唤和诱惑，按捺不住发自内心的“回归山野”的原始冲动。
大山之所以具有无穷的魅力，无疑是因为它能够满足人类多样化的追求和需要。画家与摄影家酷爱高耸山脊的优美线条，云蒸霞蔚的深谷光影莫测的变幻，以及四季更替所展示的迷人色彩；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迷恋大山所孕育的纷纭繁茂的生命世界，一座大山就是一个完整的“物种博览会”其生物多样性无与伦比，同时它又是清洁的淡水和土壤养分的仓库；旅行家和旅游者则从山中体验人类久违了的荒郊野趣，享受远离尘世浮华喧嚷、返璞归真、沐浴自然的闲情逸致……事实上，山野为人生所必需，它是江河之源，刀是生命的源泉。“回到山上的家”，已成为当代人的休闲时尚。当然，登山者并不都是这家那家，但是大山来者不拒，兼收并蓄，一概纳入它那宽容的怀抱，因为它毕竟是“大山”！
一位学者道：“人与山相逢，便会产生奇迹。”
高海拔的冰山雪岭本为生命的禁区，闯入禁区便超越了造物主设计的生命极限，也超越了人的自我——逾越体能与生理本不可能逾越的鸿沟，达到地球上的生命本不可能企及的高度。
登山的艰难险阻可谓登山者的动力。没有与死神搏斗过的人难懂生命之可贵，生活之美好。正是这种生死搏斗，唤醒沉睡的潜能，磨砺顽强的意志，培养勇敢的品格，宏扬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登山无疑是最能体现人类高尚情操和献身精神的运动形式之一。
登山不仅是勇敢者的个人行为，也是举世瞩目的社会性活动。少数人的悲壮之旅，无论成功与失败，均令千家万户牵肠挂肚，从而且影响与感染广大公众，不失为社会群体用以振奋精神，鼓舞斗志，增强凝聚力的一 *** 宝。只是，在登山家中很少有人像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布克瑞夫那样冷静而明智。当别的人为自己“征服的壮举”得意忘形之际，他却承认：比起人的生命力，山无疑是太强大了，每次它都是实际上的赢家。
正如燧石碰撞会迸发出耀眼的火花，人与山的碰撞也会产生火花。只不过这种火花既可能像1987年发生在东北的大兴安岭那样，酿成毁灭性的森林火灾，也可能像100多年前发生在北美约瑟米提和黄石那样，发展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自然保护运动。
和山相比，人是何等渺小，人生又是何等短促！将一个人只有一次的如花年华，用于对金质奖的追逐或对权力的钻营，又是何等浪费，何等可悲！人一旦站在山的高度俯视滚滚红尘，芸芸众生，就会顿开茅塞，像古往今来的智者那样大彻大悟！
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血脉相通的。如果登山的人与山的碰撞，那么读山则是人与的神交。只有爱山的人才可能真正读懂大山，在与山的对话和交流中净化灵魂，感悟人生的真谛，让生命如山脉之坚强，如山花之绚丽，如山风之坦荡，如山泉之清纯，如山林之生机盎然！
热爱自然的人，常将青山翠谷视为自己初恋的女友，不能容忍垃圾对她那姣好容颜的玷污和伐木者对她那完美玉体的摧残。
不少民族在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中，都有着对山的崇拜。在藏传佛教中，便封有八大神山。神山禁止伐木、狩猎、取土和登顶。这种对山的膜拜，折射出一种朴素折环境保护意识，并从中派生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保护自然的行为规范与准则，从古代一直延续至今。
人类自农业文明时代便开始了对山的大举进军，以取得可供耕种和放牧的土地；到了工业文明时代，更变本加厉，由表及里大肆攫取大山的一切有利可图的资源。山的威严与隐秘，在现代人的欲壑面前，早已茫然无存！与此同时，登山的理想主义动机越来越淡漠，而功利主义和商业化气息则越来越浓重。登山常被作为“征服自然的壮举”，加以渲染炫耀。如果说，人类以全球生态的破坏与环境污染为代价对自然的“征服”毕竟为人类自身带来了一时的物质繁荣，那么对大山一个接一个的“征服”，则带有一种盲动的色彩。
登山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推崇健康的洁净的登山活动；只是对于必须登上一切地球之巅有什么意义和必要，不禁要提出异议！
我们为什么不能留下几座从未践踏出人类脚印和留下人类垃圾的处女峰，维护住大山的尊严、隐私和神秘，同时也给宗教和子孙后代留下一块圣洁的净土呢？须知放纵自己的征服欲，以证明自己无所不能，不如克制自己的征服欲，以证明自己有所不能，更为明智。因为它有助于摆正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不致忘乎所以，乐极生悲。
同样道理，砍伐森林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有其必要性，然而把每一座山体的五彩斑斓的原始植被外衣，统统剥个精光，即便不是令其完全赤身裸体，而是换上一件千篇一律的人工林外衣，又有什么必要呢？你为什么偏偏要将自己的意志和行为强加给大山，让大山接受自然界本不存在的，实质是反自然的东西呢？如果你认识到天然的绿化原本大大优于人工的绿化，那么砍伐天然木而营造人工林，令珍禽异兽、奇花异木消失，生物多样性锐减，令水土流失，气候恶化，水旱灾害频繁，大自然的惩罚接连而至，岂不是正所谓“舍黄金而取黄铜”，乃至于取废铁！
我们即将迈入纪元的第三个千年的人类文明，能否学会温柔一些，仁慈一些，宽容一些和理性一些，善待大山，善待大山中自然生长的花草树木和自由生活的飞禽走兽？大山奉献给了人类最美好的一切，人类是否也能回报给她一点爱心呢？
其实，大山根本不需要人给她添枝加叶，增加些什么；也许什么都不做，只须杜绝在“开发建设”的名义下的干扰破坏，就是对大山的最佳保护，就是政绩卓著！就是功德无量！
附：日本京都大學學士山嶽會"日中聯合梅裏雪山學術登山隊"的總結
1990年5月在京都大學學士山嶽會理事會和總會聯席會上作出派遣第二次學術考察團前往中國雲南梅裏雪山登山的決定。在與中國有關方面進行交涉之後，於8月10日在京都迎接了中國訪日代表團，並簽定了1990年月10月下旬到1991年元月間，組成日中聯合梅裏雪山學術登山隊，從事攀登中國雲南境內梅裏雪山主峰的議定書。
議定書規定中國和日本雙方各出一人擔任總隊長，日方由京都大學化學研究所教授左右田健次（57歲）任總隊長，中方由雲南省體育運動委員會副主任楊必育（57歲）任總隊長。 日本學術登山隊長由京都大學防災研究所的助理井上治郎（45歲）擔任。秘書長是佐佐木哲男（38歲），醫生清水久信（36歲）。隊員是：近滕裕史（33歲）火穀佳晃（32歲）宗森行生（32歲，記者）船原尚武（30歲，大學研究生）廣瀨顯（27歲，大學研究生）兒玉裕介（33歲，大學生）筮 倉俊一（21歲，大學生）工藤俊二（21歲，大學生） 中國方面的登山隊長是中國登山協會的教練宋志義（40歲）。隊員：金俊喜（36歲，登山教練）孫維琦（31歲，登山教練）李之雲（34歲，雲南省體委幹部）王建華（37歲，醫生）斯那次裏（26歲，藏族，德欽縣體委幹部）林文生（22歲，藏族，德欽縣體委幹部）張俊（34歲，雲南省體委幹部）
日本隊於1990年11月1是派米谷、船原和筮倉3人押送物資從神戶海港出發，11月7日至達昆明。另外9名隊員（左右、井上、佐佐木、清水、近藤、宗森、廣瀨、兒玉、工藤）於11月21日從大阪飛抵北京，23日又從北京飛抵昆明。當12名日本隊員與中國隊員在昆明匯合之後，其中11名日本隊員與中國隊員及工作人員一同於1990年11月25日從昆明前往大理，然後經中甸於27日抵達德欽。日方總隊長左右田健次一人於11月25日離昆明經北京回國。
29日全隊共19名隊員（其中日方11人，中方8人）及協力隊員8人，炊事員3人，共29人離德欽到達西當村（在瀾滄江西岸的山上），30日離西當到達雨崩村（雨崩村位於海拔3200米的高度），在從西當到達雨崩之前，途中要越過兩道山脊，其中高的一道高達海拔3860米。
12月1日離雨崩村沿雨崩河到達海拔3600米的笑農，計劃在河邊建立BC（基地營）。
12月2日、3日建立大本營（建炊事帳蓬、電臺通訊，清點裝備、食品，準備路紅偵查等。）
12月4日開始路線偵查工作，日方由船原、宗森、廣瀨和筮倉的2 ，中方由王建華、除孫維琦和李之雲3人組成聯合偵察組，沿主冰川左岸向海拔4600米的1 號營地（C1）前進。
由宋志義和金俊喜兩人對從未參加過登山活動的8名德欽當地的餘新華、紮西旺堆等協力進行冰雪和山間行軍技術訓練。
日方在井上、佐佐木、清水、近滕和兒玉等5人則開始在進行適應性行軍的同時，從BC向海拔4300米的預定倉庫支送物資和食品。
12月5日，近滕、兒玉、金俊喜3人在修路過程中越過了冰瀑區，到達1號營地（C1）的平臺附近。同時，米穀，筮倉和張俊負責修路。
12月6日到8日雙方隊員和協力人員已建好1號營地（海拔4600米）。12月7日雙方隊員已進入1號營地。在當晚的幹部會議上，日方提出關於中方協作人員的會術與安全等教育問題，由中方負責進行，雙方取得協定。8日，雙方人員在1號營地計劃向2號營地（C2）偵察。
12月9日到20日建好1號、2號（海拔5300米）並建好3號營地（海拔5200米）。這時已多次見到離營地200米以外的地方，從山脊上下來的雪崩煙霧，但營地尚無危險。3號營地向2號營地報告將有雪崩，但影響不大。
20日這一天進入3號營地的日方隊員是：船原、廣瀨、兒玉；中方隊員是：宋志義、孫維琦和李之雲。
在2號營地上的日本隊員是：米谷和中方隊員王建華兩人。
在1號營地上的日本隊員：工藤和中方隊員張俊。
21日，船原、廣瀨、兒玉和中方的宋志義、孫維琦與李之雲在山脊的路線上架高安全保護繩索。架設了達300米長的保護繩索。
同一天，日本的工藤從C1（4600米）到到達C2（5300米），而筮倉又從C2下撤。井上從BC進入C1，王建華與4名中方協作人員22 BC（3600米）向C1（4600米運送食品及燃料）。而另外4名中方協作人員由張俊率領從C1（4600米）向C2（5300米）運送食品及燃料。
從22日到24日以及25日，中國和日本雙方隊員都忙於修築從C1到C2，從C.到C#各號營地之間的道路，並在有危險地區設置安全保護繩索，同時從BC向C1，C2運送食品和各種裝備。
12月26日進行冰壁上部的修路工作，並決定在第2號山脊上方建設4號營地，高度?5900米選擇在冰壁的下方支起了三頂帳篷。考慮在冰壁下方建立4號營地的主要原因是，從這裏可以用吊運的方法把物資到冰壁上方。
這天進入4號營地的日本隊員是近藤、廣瀨。中國隊員是宋志義和孫維琦。另外兒玉、工藤和筮倉等3人在運送物資的同時，還在向冰壁上方修了路。協力隊員從C1向C2運送物資。
從21日到27日這裏的天氣一直都很晴朗。
27日晚間天空中雖有少許支雲霧，但還是晴朗的，滿天星斗。
近滕、船原、廣瀨和中方的宋志義、孫維琦等人還從C4出發向上方沿山脊到達了6120米的高度，直到15時30分才返回C4營地。
27日日方的米穀與中國的王建華從C2向C3運送物資。張俊及協力隊員從BC向上運送物資。他們工作了差不多9個小時。
第一突擊組的日方隊員近滕、船原、廣瀨和中方的宋志義、孫維琦等人于8時50分從C4出發進行突擊頂峰。8時40分到達雪壁下方，13時30分已到達了6470米的高度，頂峰已相距不遠。
13時30分開始天氣急劇變壞，能見度僅2米~3米。在C3等待的井上與第一突擊隊用對講機聯繫。告訴突擊組：根據所收到的天氣預報情況，等1個小時以後突擊組再作出前進還是下撤的決定。到了14時30分，天氣已完全變壞。突擊組全體認?天氣已無好轉的可能而開始下撤。16時他們已返回第2號小山脊附近，仍預備在此等待天氣好轉。但天氣一直不見好轉，17時50分還沒有找到孫維琦和宋志義2人。到22時15他天氣開始好轉，月亮也露面了，於是繼續下撤，23時22分全體日本和中方人員均已返回C4。
這一天的第二突擊組，日方由米谷、宗森和兒玉、筮倉、工藤5人和中方的林文生和李之雲2人，共7人組成。他們已從C3進入了C4。
佐佐木這一天隨協力人員從BC出發前往C1，然後返回BC，但他這一天感覺不太好，準備中途返回BC，但在C1的清水聽說他已離開BC，準備將從C1下來接他，2人一同到達C1。中方張俊也從BC到達C1。
第二突擊組中的米谷、宗森和兒玉等3人修整冰壁部分的道路，並架設部分安全繩索。並將注意危險地段用紅色旗幟插上，安全通告地段用綠色小旗作好了標誌。
除了上述米穀等3人之外，29日下午其餘人員全部撤回C3。
佐佐木和清水兩人留在C1整理物資。
30日從清晨開始天空中支量不斷增多，而且風力逐漸加大。
日本隊員近滕、船原、廣瀨、筮倉、工藤等5人和中方隊員孫維琦、王建華、林文生和斯那次裏4人等共9人，從C3下到C1，又回到C3運送物資。他們于上午9時30他出發，佐佐木在C1作午飯，14時他們均離開C1，共向C3運送了90公斤物資（平均每人10公斤）。
宋志義因患感冒在C3休息，李之雲也來參加了運輸。
米谷、宗森和兒玉3人于14時50分從C4返回C3。
佐佐木與清水兩人隨運輸隊一起從C1進入C3。
井上這一天從C3下山，?了觀察路線和地形，之後又返回C3。
30日這一天晚間所有日本與中國（日本共11名隊員，中國共6名隊員）共17名突擊隊員全部都集中在C3營地，等待向頂峰突擊。
31日，天氣晴，但時常有強風。
中日雙方隊員在C3停留，舉行全體會議，討論下一步方案。
會議內容：
一、 1991年1月1日分兩個組向上方運送物資。
1組：井上、米谷、宗森、清水、廣瀨和中方的林文生與斯那次裏；
2組：近滕、兒玉、筮倉、工藤、王建華、李之雲。
第一組的任務是：從C3向C4運送物資，當天返回C3。
第二組的任務是：從C3下到C1，然後運送物資回到C3。
二、 決定1月2日第一、二兩個突擊隊同時從C3進入C4。
第一突擊隊共6名隊員（日本的近滕、船原、廣瀨。中國的宋志義、孫維琦和李之雲）。
第二突擊隊共5名隊員（日本的米谷、宗森、筮倉、兒玉和中國的林文生）。
三、 決定1月3日第一突擊隊從C4進入C5（6300米）
第二突擊隊從C3待命，作支援。
四、 決定1月4日第一突擊隊從C5登頂（6740米）
第二突擊隊從C4進入C5。
五、 決定在第一突擊隊登頂成功後，直接返回C4對第二突擊隊進行支援。
六、 決定對從頂峰直下來的一段500米長的陡坡進行安全繩索的固定，以防危險。
七、 決定將C3存有的食品按日分配定量，計劃吃到1月8日。
1991年1月1日（元旦）9時，時有小雪。
根據決議，晨9時30分井上、米谷、宗森、清水、廣瀨、林文生、斯那次裏等7人從C3向C4運送物資，然後返回C3；近滕、兒玉、筮倉、工藤、王建華、李之雲從C3下山到C1，然後運物資返C3。也是在9時30分出發。
天氣預報說1月2日有小雪，午後有大風，但實際上是大雪，從1月1日午後開始下起了雪，在BC是中雪，可在C3已下很大的大雪，全體突擊隊員在1月2日均在C3營地未動，等待好天氣。
1月3日，大雪和大風，全體突擊隊員沒有行動，留在C3等待好天氣。全天定時與BC（基地營）用對講機聯繫。
由於天氣不好，積雪很厚，因此決定登頂日期後延，如果天氣好轉，從4日或5日開始到8日之間進行登頂。
從第一次突擊情況看，下一次的第一突擊隊以近滕、船原、廣瀨、宋志義、孫維琦和李之雲6人。第二突擊隊人選待定。
3日協力隊員從BC向C1又返回BC的運輸仍在進行。
3日晚間C3與BC之間的定時通信聯繫直到22時15分雙方約定停止通話。
關於天氣問題，從德欽氣象站每天都有通信員將氣象預報送給設在公路過飛來寺裏的中繼車，然後直接送到BC。1月4日的預報是：德欽陰有小雪。
1月3日22時，C3的李之雲與BC的張俊之間用對講機聯繫的對話：
李之雲："現在我們3號營地雪下得很大，能見度很小，積雪已達1.2米深了。"
張俊："那你們就趕快除雪吧！"
李之雲："我們每隔2個~3個小時就必需除一次積雪，現在大雪還在下，到明天恐怕超過2米厚吧！"正在通話之時，突然間對講機的聲音變行亂起來，就聽得嗡！嗡！的聲音。
張俊："可能因?下雪，空氣潮濕的原因吧！"
李之雲："好吧，通話到此結束吧！再見！"
張俊："再見！"
22時15分雙方通話結束。
1991年1月3日夜間，在3號營地上共有日本和中國隊員17人：
日本隊員是：井上治郎、佐佐木哲男、清水永信、近滕裕史、米穀佳晃、宗森行生、船原尚武、廣瀨、兒玉裕介、筮倉俊一、工藤俊二等11人。
中國隊員是：宋志義、孫維琦、李之雲、王建華、林文生、斯那次裏等6人。
在大本營（基地營BC）留守的共12人，他們是：中國登山協會聯絡員陳尚仁、中國隊員金俊喜、張俊，中方協作人員6人，炊事員3人。
1月4日大本營（BC）從早晨8時用對講機向C3呼叫，但沒有任何回音，與C3聯繫無法進行。於是立即經過德欽，又轉昆明向北京報告了情況。
1月5日北京又將C3發生的情況于中午12時通報給京都："1月4日、5日準備向頂峰突擊的11名日本隊員和6名中國隊員在C3等待時機期間，在當天晚10時15分最後的對話聯繫之後，從4日晨開始BC與C3之間聯繫已無法進行，直到發報時仍然不通，而在C3的17名中日隊員每人都有一部對講機。大本營已請示北京派人進行救援……
京都接到北京關於17名日中隊員無信訊的通知後，立即召開會議，採取對策與中國方面進行協商。
（京都大學日中合同梅裏雪山學術登山報告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