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笛引用的诗句很不错,朴实无华,撼动人心.不过,爸爸的拳头,有点夸张,或者不很准确.因为我也是孩子的爸爸,尽管有时难免发火对儿子动粗,但还不至于拳头伺候.

http://hi.baidu.com/hoticez/blog/item/7b38b524c8d850368644f97d.html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地震中超过24万人的生命在那一瞬间混飞湮灭。近三十年来，人们都认识这只是一场不可抗拒的天灾。然而，2005年一位叫张庆洲的唐山人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唐山警示录》。在书中人们第一次知道，原来在唐山大地震这场劫难之前，中国的部分地震专家和民间监测点，都曾经上报过地震预报，但都由于没有引起当时有关部门的重视，才使得唐山人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受了一场灭顶之灾。与此同时，就在离唐山不远的青龙县，就因为对临震预报非常重视，采取了避震措施，而使全县无一人因地震而死亡. 那么，唐山大地震是否真的存在漏报现象，这其中又有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记者驱车赶到唐山进行了实地的调查采访。 (主持人曾子墨)回顾唐山大地震，正像张庆洲所说的那样，一个民族如果能够正视自己的弱点，那么这个民族就还有希望。一个人如果能够承认自己的过失，那这个人就还能够进步。无论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人，无视自己的弱点或者是过失，那将会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唐山地震经验总结会议第八期简报，《唐山地震漏报在科技方面的原因》）这是一份鲜为人知的简报。时间是1977年1月20日，简报一共只有450份。主要报送的是当时的中央领导。简报中，国家地震局第一次分析了唐山地震漏报的原因。国家地震局认为，一，对异常和地震的关系认识不清，对震情判断有误。二，对临震异常的标志认识不清。三，对京津唐渤张地区地质构造标志认识不清。这三个人事部请看得人不胜唏嘘！造成那么多人伤残和罹难，难道原因就是这样的简单吗？群测点的预报，专家的意见，都没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这其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而如果震前预报得到重视，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 群测群防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来的预防地震的主要办法。中国在群测群防，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测预报上取得了很多宝贵经验。 时间到了1976年7月，唐山地震监测网各个监测点观测到的异常越来越明显。在经过认真地观测分析后，一些监测点相继发出了短期即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1976年7月6日，马家沟矿地震台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做出了强震临震预报。 （张庆洲）7月初地震预报报完了以后，国家地震局就派了两个人来了，把他报的那个人就给否了。就是说……按照你的说法，唐山市7月底8月初不就没有了吗？是吧？当时马希融就讲，我是这个看法。专家讲，在大震发生之前啊，将有很多的小震。当时马希融就提出来，如果先发生大震呢？这专家最终还是对马希融的预报还是一个否定的态度。大概起就还是不可能吧。 虽然国家地震局的专家否定了马希融的临震预报，但此时别的网点的震情预报却越来越多的出现。1976年7月7日，山海关一中的吕兴亚，唐山二中的田金武，王书蔚，李伯奇，唐山乐亭县红卫中学的侯世钧，唐山八中，十中，赵各庄矿，自来水公司，钢铁公司等都以书面形式上报，唐山近期将有五级以上毁灭性的大地震发生！所有这些，都是书面报告，都是有证据的。 （张庆洲）在大地震前五天，有两个地震专家去了（乐亭），同意向上级汇报。侯世钧看他们要走，就说实话了。他说这个大地震啊，这么大的异常，我报的是5级，那是写文字的东西，实际我侧的是这个大震最低6.7级，最高可达7.7级。 大震即将来临，唐山地区民间地震检测点通过各种监测手段，监测的临震异常以及临震预报在不断地向唐山，河北，国家地震局进行着汇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直到地震发生，他们的努力也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而唐山地震办的（负责人）杨永寰在最关键的时候，被突然调离了地震办公室。 1976年7月14日，地震发生前14天，国家地震局在唐山二种开会，二中以田金武为首的地震监测小组作了汇报，再次明确提出唐山近期会有7 到8级大震。 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前夕，田金武和王书蔚，李伯奇一起绘制了磁偏角，地应力发生了异常变化的曲线图，并且按照地震预报的三要素，成功的预测出了唐山大地震。根据张庆洲的说法，这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特大地震迄今为止最精确的临震预报。然而不幸的是，在唐山大地震当中，田金武并没有能够幸存。据说在他临终前，他躺在废墟上，儿子想合上父亲的双眼，合了几次，都怎么都合不上。田金武的双眼在临终前始终都大大地睁开着，望着灰蒙蒙的天空！ （原北京地质学院石油系地震专家黄相宁），1975年12月向国家地震局的年度报告就提出了唐山1976年有可能发生地震。1976 年7月14 日又向中国地震局书面报告7月20日至8月5日会发生地震。 （中国科技大学地震专家耿庆国）7月1日至5日月测到地震，11日回到北京汇报。北京地震队1976 年7月14日提出请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详细汇报。 （耿庆国）国家地震局回电，听取汇报的时间推迟一周，定为7 月21 日。 （耿庆国）问题是到了7月21号的时候，没有会商。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主任梅世蓉说她不了解情况，要等派去唐山考察的人回来再定。这样又改成7月26 日。 （耿庆国）但是苦苦等了12天，开会时，地震局局长不来，副局长不来，就连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荣同志也没有来！只来了15个一般的同志，没有头。对此，我是感到非常遗憾的！ 以后，耿庆国在给同事的书信里愤懑地写道：惨绝人寰的唐山7.8级大地震，造成了几十万人的这种浩劫，国家地震局一些贵族老爷式的人物，有着不容推卸的责任！ （张庆洲）国家地震局汪成民7月14日在群防群测交流会上要求作震情发言，国家地震局局长查志远不同意。 （主持人）为什么？ （张庆洲）不得而知！于是汪成民就利用晚上召开了两个座谈会。青龙县的王春青就是听了这个座谈会，回去传达，才避免了这次地震的危害。 （1976年7月）28日上午，国家地震局召开紧急会商。会上黄相宁谈了他们之前作出的地震预报意见。这一情况引起有关方面注意。晚上10点半钟，正准备回家的黄相宁被人从家门口接走，连夜向国家领导汇报地震预测情况。 （黄相宁专家）当时正好是梅世蓉副主任——分析预报室副主任，主管华北震情的。和刘英勇局长，就是当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他们两个人在里面。那个梅世荣汇报到最后，也就是说认为唐山这个地震是个突发性的地震，这种地震呢，它是没有任何前兆的，因此是不可预测的，也不可预防的。这是梅世荣汇报了最后的话的意思。原话。 （主持人）但是你们在此之前明明已经把这个意见回报给分析与宝室了。 （黄相宁）汇报了地震局了。是的。 （主持人）那她怎么能够这么说呢？这是和事实完全不相符的！ （黄相宁）我估计可能是，是不是怕这个责任太大，有些害怕的心理。瞎说的，这是我的猜想啊。她汇报完之后，华就让我来回报。我一看这个情况，年度的预报意见我就没有汇报，我就直接谈了就是我们短临预测意见。就是7月14 日这个。就是放在桌子上，给他们按原文念了一遍吧。他们也没插什么话。完了华就说那个党中央，国务院不责怪你们这个地震界的同志，希望你们继续做好监测预报工作，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个他们的原话。 （主持人）但是很明显，您所说的话，您所叙述的事实，是和梅世蓉讲的话有冲突的。 （黄相宁）是的。 （主持人）没有人对此引起任何的不满吗？ （黄相宁）没有。国家领导没有在这个上面提什么问题。 （主持人）也没有人提出过要追究地震局的责任吗？ （黄相宁）没有。没有。华国峰就说，他那话的意思就是不追究任何责任。就是你们不要有什么顾虑，你们那个什么回去以后加紧做好监测工作，监测余震。那么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华国峰这个话的意思就这个意思。 （主持人）当时在座的还有谁？ （黄相宁）在座的地震局就是我们三个。刘英勇局长，梅世蓉副主任，还有我。那个国家领导呢，就是华国峰，有江青，又季登奎，有吴德。 报道中还披露：（黄相宁）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地震预报水平都大大落后了。唐山大地震后，在八十年代，在泉州开了一次会，就把群测群防的我们叫做三土，就土地电，土应力，土地磁全部否定了。全国各地相继废除了“群防群测，土洋结合”的方针，“三土”预报法在大部分地区荒废了。就是今后在地震系统一律不开展这种方法。（耿庆国）最后证明他们的逻辑，地震是不能预测的。所以唐山地震后，在中国地震界形成这样的局面，说地震不能预测的是科学家，说地震能够预报的是骗子。 （主持人）如果您当时所从事的这种地应力的监测方法，证明是有效的，为什么在今天不被普遍采用了呢？ （黄相宁）这个可能也是由于学术之争造成的吧。这是我的猜想。 （主持人）让地震最终发生，让很多人的生命来作为这种学术之争的代价，您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吗？ （黄相宁）我觉得这是一件犯罪的事。不仅悲哀，而且是犯罪。不仅对中国人民犯罪，而且对世界人民都是犯罪的！ --------------------

并转徐迅雷文章一篇 　　 　　都说在地震的废墟上栽了一朵摇曳小花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因为深爱美丽的人总是心怀美好的向往。在唐山大地震无形的废墟上，在三十年漫长的轮回中，如今栽出了一朵小花，它就是报告文学《唐山警世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不再摇曳，而是沉重。 　　 　　 感谢唐山作家张庆洲，在历经多年艰难波折之后，终于能将这本《唐山警世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呈现在我们面前；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在京城的出版社“无法通过审稿”的情形下，于2006年年初，用良心和睿智出版了这本“警世录”。这是最好的“唐山大地震30周年祭”。 　　 　　 没有遗忘，仍旧疼痛。 　　 　　 什么是疼痛？柔石说，连眼泪都没处流的人，这才是人间最痛苦的人。而拿破仑则说，承受痛苦，比死亡更需要勇气。我们知道，以乐景写哀，其哀更哀。在走向盛世的今天，作为一位报告文学作家，张庆洲终于大情似无地揭开了一道伤痛，那是比死亡更大、更强的痛，那是比地震更深、更长的痛。 　　 　　 更深之痛，就是漏报。 　　 　　 更长之痛，则是隐瞒。 　　 　　 历史将永远记住公元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在那个很深的夜，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仅仅只有十几秒的地动山摇，24万生灵涂炭，16万人滴血负伤。人类虽然无法制止大地震，但死亡那么多人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之前已经准确地预测出了这场地震，只是有了“预测”之后没有能够“预报”。实际上每次大地震前大自然都会警告人类，在许多生灵在大逃亡时，只是木乎乎傻呆呆自称为灵长类动物的人类没有引起终极的警觉和真正的重视。 　　 　　 尽管预测地震至今还是世界难题，可你还真想不到，对于唐山地震的来临，人们已经关注了近十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早在1967年，李四光就提请重视对这一带的观测，作为杰出的地质学家，他知道什么地带易发地震，如果那些地区“活动”，那就“很难排除大地震的发生”；1968年，有高度责任心的地震专家杨友宸着手组建唐山地震监测网，几年间，在唐山市区内先后建立了40多个监测点，各监测点都由专人负责，每天报给他数据；1976年初，杨友宸作出中短期预测，认为唐山市方圆50公里里在本年度7、8月份将有5-7级强地震；1976年5月，杨友宸在国家地震局一次会议上郑重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可能发生强烈地震；从1976年7月14日至7月27日18时（距离地震仅9小时），这前后半个来月时间里，各个观测点发出了大量“大震就要来临”的高危预报！但是，但是，但是！但是蓝光闪过之后，人们进入梦乡，灾难瞬间降临，唐山夷为平地，天灾嘲笑人祸，死难玩弄苍生。 　　 　　 唐山大地震同样也给张庆洲一家造成了灾难和苦痛，他的大姐在地震中一只脚被楼板压住，为获一线生机她逼着丈夫用锯把脚锯下来而最终因失血过多而死。然而，比地震更深的痛——“漏报”更是活生生、血淋淋。所以当张庆洲在深入唐山大地震这个事件的内部之后，“就像进入了一个磁场，在错综复杂的矿脉之中，每走一步都会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悲剧。地震当晚人们看到了地光，“常识”里竟然是苏修打过来可能放了原子弹，这是如何的时代背景？在那个荒谬的时代，眼看着就要摸着大震的专家杨友宸，却在临震前两天被“组织”通知去“干校”劳动去了！如今已难以考证杨友宸为什么被“左迁”至“干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组织叫你走，想留留不住；组织叫你留，想走走不了。”这就是组织的力量。或许，杨友宸被贬就是“蝴蝶效应”中那蝴蝶振动之翅，不过它最终导致的不是一场飓风而是一场大震。“人走政息”的悲剧其根源是体制性的，而这更致命。历史在这里哭泣，只是人们难以听见那哭泣的声音。 　　 　　 体制制度的深层原因，使种种预报变成了一盘散沙。当时高高在上的国家地震局，对唐山大地震的漏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越基层越准确正确，越高端越专权荒谬。上面下来的“领导型专家”是“形而上”的专家，哪里像下面的“土专家”天天在触摸地震。在基层，那个时候竟有那么多优秀的热爱地震预报的业余人士，他们就在地震中心预测地震，哪里是“领导型专家”那样远在“庙堂之高”？不好意思，在“官本位”环境中，这种“领导型专家”的悲哀，至今还在上演。 　　 　　 对于这些“领导型专家”来说，一句“地震短临预报是世界难题”，就可以轻松打发一切。偏偏在唐山大地震中，有一个“青龙奇迹”——距唐山市中心仅65公里的青龙县，在大地震中竟无一人伤亡！“青龙奇迹”是扇在唐山大地震漏报者脸上一记响亮的耳光，正像当时有人说的，“唐山砸了个烂酸梨，青龙却无一人伤亡，这让国家地震局不好说。” 　　 　　 “青龙奇迹”是一系列“越轨”行为所造就的。国家地震局“有震派”代表人物汪成民是这次“越轨”行为的发端，他在一次会上把“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捅了出去。接着，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听到消息后，火速赶回县里“越轨”地把“危言耸听”的消息捅给县领导。最后，县委书记冉广歧顶着被摘乌纱帽的风险拍了板，“越轨”地向全县“捅”出临震消息、预告灾情，要求干部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十万火急地通知到每一个人，由此，青龙县百姓几乎全被“越轨”地赶到室外生活。曾有意识地阅读过地震知识书籍的冉广歧，在帐篷里坐镇指挥，三天没敢合眼。7月28日地震真的来临了，青龙房屋倒塌18万间，但47万青龙百姓安然无恙，而无人伤亡的青龙结果还成为唐山的后方救急医院。20多年后，冉广歧接受张庆洲采访时说：“我心里头，一边是县委书记的乌纱帽，一边是47万人的生命，反反复复掂哪。不发警报而万一震了呢？我愧对这一方的百姓。嘴上可能不认账，心里头过不去——一辈子！”漏报的一万种理由，都抵不上一个良心！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这本来是一个常识，只要防而有效，人类本来可以成功躲避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可是，面对地震，我们为什么无法建立“宁可错报一千，不可漏报一个”的规则？内外双因时刻都在“捆绑”着当事人。“外因”是为了所谓的秩序和稳定。唐山大地震预报信息汹涌而来的时候，国家地震局有关官员却声称：“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为了保持首都一带的“秩序”、“稳定”，宁可忽略事关无数百姓生命的预报！至于“内因”，是错报面子拉不下，而漏报则有“集体负责”。“集体负责”在大抵都是可以轻易地变为“谁都可以不负责”的。有了“集体负责”的挡箭牌，加上“地震不可测”这样的幌子，就更用不着为百姓的生命负责了，只要一门心思想着为自己负责就完事了。由此看来，“青龙奇迹”是一个“绝版奇迹”，成了“恐龙化石”，今后不会再有了。 　　 　　 而更可怕的是，在漏报之后，为了某种利益博弈，“漏报”的大事长期被隐瞒。隐瞒带来了更长的痛。要不是张庆洲这部《唐山警世录》，这个世界知道唐山大地震漏报的人至今寥寥无几。1996年，张庆洲以震后唐山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震城》出版后不久，他接到一个声音沙哑的神秘电话，一位至今没有透露自己姓名的“深喉”，“捅”给他“唐山市一些地震监测点发出了短期临震预报”的信息，并请他去找知情人杨友宸。几年的艰难采访，才有了这部《唐山警世录》，盖子揭开了，一本书引发了一场人间地震，凤凰卫视在《社会能见度》节目里，做了上下两集专题报道，让这漏报事件透一点光，增一点能见度。 　　 　　极力掩盖真相，其实是一种人性本能，是一种利己的博弈选择。利己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这种力量强大到绝然不怕24万亡魂的无声噬咬。在地震发生后当天，国家地震局的“专家”，就敢当面欺瞒“外行”的华国锋总理。书中写到一个情节：7月28日中午，华国锋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国家地震局的汇报，一位官员这样汇报说：“唐山地震十分出人意料，震前没有出现像邢台、海城那样的前震。震前什么宏观微观前兆都没有，故它是一次突发性地震。这种突发性地震是不可预测的，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见该书第100页）听了汇报后，华国锋说：党中央、国务院不怪你们。一句话，把一切都轻轻放过了。那个时代，人治色彩更浓，何谈什么“渎职罪”？ 　　 　　 为什么能够轻易做到“欺上瞒下”？那是因为“欺上瞒下”实乃“欺少瞒众”。领导人少好欺骗、公众人多可隐瞒。真实的谎言，毕竟也有巨大的市场。“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的惊天大谎言，一扯就扯了近三十年。对于真实谎言的制造者来说，他们竭力捂着“潘多拉魔盒”的盖子，是害怕随一缕青烟出来的“魔鬼”无法控制；他们大有把“大海倒进杯子”的气概，把大震漏报这个天大的事装进“杯子”盖上“盖子”埋进历史就拉倒算数了。然而，时间的流水是无情的，它能水滴石穿，它能水落石出。蒙蔽一时、瞒骗一地是可能的，想永远瞒过大众、骗过历史，绝无可能。 　　 　　 瞒骗、蒙蔽、隐藏，不仅是人性范畴的利己选择，而且还是体制环境下的制度选择，比如灾难中伤亡的数字，曾经长期被当成是“机密”。唐山大地震的次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稿，“报道重点”就放在人与灾难做斗争上，仅仅提到“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直到3年后的1979年11月17日，在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上，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多人的数字才披露。1986年，作家钱钢的《唐山大地震》也只能记录震后的事，难以提及地震前的预报情况。 　　 　　 轻松“遗忘”过去，轻易“放过”过去，对过去不肯回首，这是一种民族文化劣根性。不肯直面真实地回首那十年“浩劫”尾巴上发生大地震这个节点，与对不肯回首“文革”十年，是一样的情形。种种“人祸”，往往都被看成是“敏感话题”。对有的人来说，处处都是敏感词、时时都有敏感事。而一个对这也敏感、对那也敏感的组织和组织中人，注定是不会对人的生命安危有什么“敏感”的。历史迟早将无情地“耳提面命”：不要以为“敏感”越多，快感就越多，高潮就迭起；你们这些过敏之人对种种“敏感部位”的滔滔臆想，注定都将被历史无情地扫进垃圾箱、钉上耻辱柱。 　　 　　 大恸无声哀人祸，天公不语对枯棋。唐山大地震三十年矣！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三十年过去，本质思维与本质行为依旧没有多大改变。每一次巨大的天灾中，我们都依然能看到漏报瞒骗等等人祸幽灵在游荡。在报与不报、真报与假报的所谓“两难选择”中，博弈中的责任官员们，其实很清楚“孰轻孰重”，轻易就把“两难选择”化为“惟一选择”。可以想见的是，当今的国家地震局，肯定是不愿意看到这本《唐山警世录》问世的，所以他们曾在某个出版社多此一举把书稿送给他们审阅时不予批准，使这本书拖了5年之后才与世人见面。人们为什么不肯承认过失？因为许多既得利益者并没有跟着震中亡魂而去，他们要努力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即使他们“走”了，还有“兼得利益者”随即产生。 　　 　　 唐山大地震被漏报、以及对漏报的长期隐瞒，就这样在中国的大地上划出了一道比地震本身更深更长的痛。这一痛史无情地告诉世人：只有人民能够决定责任人的为政命运和为政利益，责任人才可能真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不愚弄人民，不欺瞒百姓，即使想那样干最终也不敢干、干不了。 　　 　　[f

《唐山大地震》和《唐山警示录》目前在网上都买不到。凤凰卫视的这期节目的视频好像也不全，很多都被删了。

惊叹读到这样的消息。世间万事万物的真象究竟如何，又有谁知？ 在此之前，我也深信地震是不可预测的，毕竟影响因素是那么多。我也曾自以为是地理解即使有预测也不能随意预报--不当预报会给百姓带来不当的恐慌。其实不然，短期的恐慌比起生命的永远消逝、或者因灾难而导致的长期创伤来讲，又如何呢？ 此次大地震的真象又如何呢？

我把这篇报道又重读了一遍,发现在所有的唐山临震预报中, 最精确的临震预报是7月20日到8月5日: "（原北京地质学院石油系地震专家黄相宁），1975年12月向国家地震局的年度报告就提出了唐山1976年有可能发生地震。1976 年7月14 日又向中国地震局书面报告7月20日至8月5日会发生地震。" 其他的预报范围更大,有说7-8月的,有说76年这一年的. 我忽然想: 当一个政府收到这样的预报以后, 他应该怎么部署防震,怎么向老百姓发出警戒? 让唐山附近一带的老百姓从7月20日开始全部露宿街头? 或者让所有老百姓大转移? 如果预测的时间不准确呢? 象美国PARKFIELD地区, 地震学家预测到89-93年之间会发生地震,但是直到04年这场地震才真的发生了. 政府做了地震警报, 老百姓要是在外面露宿了一个月都没地震发生, 那政府又该如何收场? 如何跟公众解释. 相反,在没有预报的情况下, 地震发生了, 政府可以说地震是不可预测的, 是个世界难题,这一说法,相信整个地震界都不会有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