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http://people.bowenwang.com.cn/stockholm-syndrome.htm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什么？ 作者 Julia Layton 1998年，10岁的奥地利女孩娜塔莎在上学途中突然失踪。2006年，18岁的娜塔莎趁着绑架者不留神逃了出来，在维也纳市的一个花园里被人发现。在一份娜塔莎通过其精神病医师对媒体宣读的声明中，她谈及到自己在绑架者地下室的封闭小房间中度过的八年时光：“我的成长经历跟许多同龄人不同。但我也避开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我没有学会吸烟和酗酒，也没有交上坏朋友。”大多数专家认为，娜塔莎受到了精神创伤，似乎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通常会在一种绝望而无意识的自卫本能下，对绑架者产生认同感甚至关心他们。这种病症通常在人质或被绑架者的心灵受到极度创伤时发生，其影响一般不会随着获救而终止。在大部分典型案例中，受害者在获救后将继续为绑架者辩护，并且关心他们的安危。人们在其他一些情况下也发现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症状，比如在主仆关系、虐待配偶案件和邪教成员中。 许多人都非常了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术语本身的来源。1973年，两名劫匪冲入了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信贷银行并试图抢劫。当警察闻讯赶到银行时，劫匪开枪射击，随后劫持人质。六天中，劫匪用枪口顶住四名人质，把他们关在银行的金库中，有时候甚至将他们全身缠满炸药，或者用套索勒住他们的脖子。当警察试图营救人质的时候，人质却阻止警察的行动，为绑架者辩解并指责警察。其中一位获救人质还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为人质绑架者的法律辩护筹募资金。对于这种典型的绑架者人质情节，心理学家为其取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研究表明，在任何情况下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至少具有三个特征： * 极度的权力悬殊，绑架者规定人质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 落入绑架者之手的人质受到了死亡和身体伤害威胁 * 人质有一种自卫本能 除了上述三个特征，人质的想法（无论对错都无关紧要）也是导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发生的因素。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逃脱，这意味着只有听从绑架者的摆布才是唯一生路。人质与外界完全隔离，无法接受外界关于绑架者的观点，在这种隔离环境下，就发生了导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心理过程。以最简单、最概括的方式表述，发生在绑架或人质事件中的这个心理过程可以归纳如下： 在一次事件中，一个人发现自己被人劫持，而且一旦违背绑架者的意愿就会被杀害，这次事件给受害人带来了心灵创伤，使其承受了巨大压力。他也许受到了身体、性和言语的虐待，并且无法正常思考。绑架者威胁说，逃跑是根本不可能的，那样他只有死路一条，他的家人可能也会死，因此人质唯一的生存机会就是服从。 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服从也不能确保人质的安全——劫持者同样也承受着压力，其情绪的变化可能对人质意味着危害。摸清什么因素会触发绑架者的暴力，从而使他可以避开这些触发因素，成为另一个生存策略。这样，他越来越了解绑架者。 绑架者的一些小善举，例如暂不杀死人质，也会使他们成为人质心目中的保护神，就象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对最终导致她被杀害的纳粹的那段著名人物描写那样。当人质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生命时刻受到威胁的环境中时，即使是一个最微不足道的善举——或者仅仅是暂时免于暴力——也像是从一个充满敌对和恐吓的世界中发出的友好信号，他们要紧紧抓住这一线生还的希望。 绑架者慢慢变得不再可怕——反而成为人质获得生存和保护的依靠，而不会带来危害。人质开始发生我们所说的“自欺行为”：为了承受这种情形带来的心理和身体上的打击——减缓这种无法想像的压力——人质开始真正相信绑架者是他的朋友，不会杀死他，他们实际上还可以帮助自己摆脱这一大堆麻烦。外面试图营救他的人似乎更不像同盟。他们会伤害这个保护自己免于被害的人。事实上，在这个自欺过程中，人质渐渐忘记了绑架者也是潜在危害的来源。 如果您读过博闻网关于洗脑的奥秘的文章，您或许已经发现洗脑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之间颇有相似之处。除了畸形的权力关系以外，这两者有着几乎一样的效果。上世纪70年代初，政治激进组织共生解放军（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简称SLA）绑架了美国报业大亨的孙女帕蒂·赫斯特（Patty Hearst）。对于此案件，专家指出洗脑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都是造成她日后行为的原因。在帕蒂被囚禁在储藏室并遭受几周的虐待后，她却加入了SLA，更改了姓名，甚至和一名SLA组织成员堕入爱河，随后又在一次抢劫银行行动中被捕。然而，当警察逮捕了SLA成员，将帕蒂送回家后，她又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她并没有为自己的团伙辩护，也没有污蔑警察，反而将自己与SLA划清了界线，并指责他们的行为。帕蒂的经历很可能既不是洗脑也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是为了确保生存而做出的一系列有意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