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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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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冬天来临的时候，经过两年多的准备，中日联合登山队在周密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的攀登路线。这一次，他们志在必得，一定要登顶。在神山对面的飞来寺前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出发仪式，队员们带着日本出发时当地寺庙送的护身符，又接受了喇嘛们的祝福。这次出发，就像他们的登山生涯中若干次出发一样，没有谁觉得它有不寻常之处。
在他们出发12 年之后，有一张没有寄出的明信片。明信片经过冰川巨大力量的挤压和侵蚀变得有些残破，那是一位日本队员写给家人的，上面写到：“11 月10 日，从神户出港，经过天津、北京再次来到云南省。我们的登山队到今天已经在德钦8 天了，现在是旱季，持续了10 天的晴朗。11 月27 日，两队合流，12 月初就要开始攀登梅里了，我们预定1 月初登顶，我高兴地期待着回国以后的会面。” 接上来的日子里，等待他们的是没完没了的浓雾和大雪，以及随时发生的雪崩，连卡瓦格博的影子都看不见。按照计划，一、二、四号营地的建立都很顺利，但在选择三号营地时，中日双方的队员之间发生了争议。中方认为，为了安全，营地应该建立在远离山脊的地方，可以避开雪崩区。日方认为，为了登顶节省体力，三号营地应该尽可能接近山脊中部的四号营地，如果后靠，离二号营地太近，就失去了三号营地的意义。双方都有道理，队长井上治郎只好派队员米谷上山做最终裁判。遗憾的是，米谷上山时，山上大雾迷漫，什么也看不见。最后，井上队长决定，三号营地选择在中方意见靠前一点，日方意见靠后一点的中间位置。山难发生以后，三号营地的位置成了争议的一个焦点。实际上，三号营地已经经历过一次雪崩警告。段建新当时是登山队的伙夫，人手紧时也负责通讯。他在二号营地住了一个星期。二号营地与三号营地之间是一个三公里左右的缓坡，非常开阔，天气晴朗时可以看见三号营地的帐篷。那是在中午，伴随着一阵山崩地裂的巨响，那声音就像空气爆炸一样断裂，整个山体抖动起来。他冲出帐篷，看到三号营地上方的大冰川轰隆轰隆往下掉，崩塌下来的雪浪携着巨大的气浪直扑向三号营地。大约十几分钟，等气浪平息以后，3 号营地才重现。他看到雪崩线在距三号营地约有几百米到1000 米左右的位置停了位。这只是一个中型雪崩。发生在山难发生之前十几天。
四号营地建立在海拔5900 米的一个大冰壁前，登山队以此为基地，准备第一次尝试登顶。1990 年12 月28 日上午11 时30 分，突击队5 名队接近主峰背后的山脊，到达6200 米的高度，这是卡瓦格博从未有过的攀登高度，三号营地的队友得到消息，敲盆敲碗为即将到来的胜利而欢呼。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天气突然转坏，乌云遮没了山顶，风也开始刮起来了。在到达6470 米时，中方队长宋志义感觉东南方向好像有云层向他们压过来。这时，峰顶就在眼前，垂直距离只有270 米。随着乌云的到来，气温急剧下降。刹那间，5 名突击队员被冻得浑身颤抖。紧接着，狂风怒卷，石渣般坚硬的雪粒，狠狠地抽打在人们的脸上。突击队迫不得已拉起了简易帐蓬，以避风寒。暴风雪掠过帐蓬， 发出犹如砂纸打磨的声响。下午4 点，风雪肆虐，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井上只能痛苦地命令：取消行动， 返回三号营地。但此时，突击队下撤已经很困难了，山顶被黑云笼罩着，漫天风雪中，5 名队员彻底迷失了方向，找不到路了。队员们几次试图冲出黑暗，都因无法辨别方向而被迫放弃。最后，井上队长只得让他们将剩余的食品集中起来平均分配，做好在山顶过夜的准备。
日本队员船原尚武在日记中写道：“天气越来越坏，风也越刮越大，卡瓦格博的脸躲在一大块很厚的云层中。我们坚持不住了，准备往下撤。” 到了晚上10 点15 分，风突然停住了，乌云散去，月光把雪地照得亮堂堂的。11 点13 分，突击队安全地回到三号营地。这次突击顶峰功败垂成，5 名队员大难不死。这次冲顶的成果，是观察了最后的地形， 结论是：已经没有克服不了的难点了。为此，登山队摆酒庆祝， 6470 米，对攀登卡瓦格博峰来说，已经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了。藏民也得知登山队即将登顶的消息。村民们此时已经不再针对登山队了，而是将他们的不满对着卡瓦格博。尼玛还记得，那时老百姓不知该怎么表达他们的愤怒，他们说：“阿尼卡瓦格博，显示出你的神威吧，否则，我们就不再敬你了！”，成千上万的喇嘛以及藏民在飞来寺诅咒登山队，信仰的力量，以及各式各样的传说让这次登山充满了宿命的意义。
鉴于28 日冲顶的经验，登山队决定，登顶日期定为1991 年1 月1 日。但是，从29 日开始暴雪突至， 天地一片迷茫，把三号营地被死死封住。登顶日期不得不一再后延。在正常情况下，张俊每隔几天就会从二号营地与大本营之间往返一次。1991 年元旦，张俊下山后就被满天大雪困在了大本营。他因此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看到二号营地的活着的人。
1月3日晚上，山上山下仍然像往常一样通过对讲机聊天。10 点30 分的通话中，山上的队员还在抱怨：这雪究竟要下到什么时候才算完。新雪已经有1.6 米厚，差不多超过人了，张俊提醒他们每隔两个小时把帐篷周围的雪清理一下。
1月4日一大早，张俊醒来后，感到四周有一种出奇的安静，已经7 点半了，居然没有听到山上的对讲机的声音。往常，山上的队员起得很早，五六点就开始吵他们。他打开了对讲机，对方没有声音。半个小时过去，对讲机的那头异样的安静。开始还以为他们睡懒觉，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本营的工作人员开始紧张起来，所有人都拿着一部对讲机不停地呼叫着。三号营地17 个人，都是很有经验的登山者，而且17 部对讲机不可能同时出问题。9 点钟很快就到了，和营地的队员失去联系这么长时间，是出发以来的四十多天里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张俊要求向昆明报告，其他人不同意，他们开了个支部会议，说等到10 点以后，再没消息再往上报。
正在这时，大本营附近发生了一次不大的雪崩，这让焦急中等待的队员又平添了一丝恐惧。10 点刚到， 张俊就向昆明的指挥部做了报告。17 位队友在一夜之间在就悄无声息的和大本营失去了联系，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多年来，张俊最忘不记的就是这件事，最不愿提及的也是这件事。等待救援的那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漫长的几天。当时，中方日方的所有队员全都在山上，包括突击的、登顶的和指挥的，整个一个登山指挥系统全部在山上， 大本营基本上是属于后勤人员，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被动等待。连日的大雪到了4 号这天突然就停了，天空放晴，一丝云彩都没有。接下来的4 天里，整个梅里雪山晴空万里。张俊无奈而伤感地说：“如果真有神灵的话，那神灵给了我们4 天的时间，但我们没有抓住。等到飞机来了，救援队来了，天一下子就变阴了，连日暴风雪。这又成了一个最符合藏民反对我们登山的理由。”
最可行的救援是派直升机，但指挥部开了4 天的会，最终告诉他们的结果是成都军区的直升机来不了， 因为没有德钦县的地质、气象资料和加油点。天上的等不来，只能争取地面救援。经过7天漫长的等待，中国登山队派出的救援小组终于赶到大本营，实力最强的西藏登山队在仁青平措的带领下，日夜兼程从拉萨赶来。滇藏公路两千多公里路程，平日至少需要6天时间，他们两天就赶到了。遗憾的是，救援队到达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搜索队。几天过去，山上的队员已经不可能存活了。两支队伍加在一起，十名顶级高手聚集一堂，但在铺天盖地的暴雪面前，冲击显得微不足道，他们选择了几条不同的上山路线，都失败了，只有西藏登山队到达一号营地，但无法接近二号营地。二号营地是关键位置，到达二号营地，就能知道三号营地到底发生了什么。
1月9日，来了一架侦察机乘云层散开的瞬间，在高空飞了几个来回，拍了照片，三号营地所在位置有30 万吨以上的云团样物体堆积，判断是雪崩。京都大学的救援队也到了，可是西藏队上不去，日本队就更上不去了。1月21日指挥部正式宣布17名队员失踪，搜救行动失败。22号救援队宣布撤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