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摘录部分改革后日本足球内部结构的资料：
日本足球界的所有事务由日本足协总体负责，下面包括J联盟、全国社会人足球联盟、全日本大学足球联盟等12个分类组织。另外还有裁判协会、球员协会等自发组织。但一般情况下，日本足协绝不干涉J联赛内部的运作、经营等具体事务。J联赛虽然每年也要向足协缴纳一定百分比的球市收入，但J联赛一开始就是本着联盟保护球员利益、尊重俱乐部利益，俱乐部要服从联盟安排的原则进行的。
足球俱乐部是由居民、当地企业和地方政府三部分组成，在经营上有些特权。球队的名称也采用“城市名字+爱称”的办法，不允许企业名或者赞助名出现在球队名称当中。俱乐部的股东也必须是多样化的，防止一个企业操纵俱乐部。其次，J联盟掌握着使用J联赛的商标制造各种商品的使用权收入、球场广告牌收入和比赛转播权收入。联盟的所有收入和支出会公开在相应的同站上。J联盟用这些钱来运营这个联赛、负责组织比赛、安排场地、销售门票、提供裁判、管理比赛资料、扶持青少年足球发展等等。而每个俱乐部则掌握着球队的商标的广告收人和使用权收入、门票、转会费等收入。在教练和球员转会的问题上完全都是由俱乐部和球员协商完成的。
请注意，发誓杀回足协的川渊并没有为自己留后路，他在制订联盟基本大纲时并未照顾日本足协的利益，这是“明治维新”，不像同期进行的中国足球改革，其实就是一场夭折的“洋务运动”。
结合当下时事：武汉事件现在已激化到“俱乐部退出后，到底球员算不算自由身”，武汉认为俱乐部只是退出中超联赛而已，这些球员不应该被足协随意转给其它俱乐部，否则就是吞食武汉财产，而中国足协认为“自由身”一条早在联赛章程里就有了足协就可以把他们转移出去。我觉得这个皮再扯下去就是二皮脸了，因为谁也扯不清，根子在于中国职业足球一开始的章程就有问题，这个原罪是不懂经济也不懂足球的所谓专家拍脑门犯下的，随举一下刚才提到的一句就知道小日本的足球为什么会成功了：
“不允许只有一家企业支撑一家俱乐部避免操纵”。如果当初中国足协在制定职业联赛章程时像日本人那样看到十年、二十年之后，怎么可能出现武汉退出及退出后球员不知何去何从这种情况呢，实质是，中国根本还不存在独立的俱乐部，只存在独立的赞助商企业，如果一家企业有退出想法，这个俱乐部的不安全运作就会影响到整个联赛的运作，可是，上海申花、北京国安、大连实德、天津泰达……随便哪个老板跺一跺脚这个联赛就完蛋了，我想指责的不仅是想退出的老板，其实是制订这种不安全运作模式的行政长官，真的很无知，他们从未想过也害怕俱乐部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因为这可能威胁到足协地位，可这种模式最后吞噬了他们（详细日本及欧美职业足球体系以后再述）。
日本国的足球被证明因彻底走市场化道路所以大获成功，韩国人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我来说说被称做一根筋的韩国人。
那一年，韩国足球也在改革。在此之前韩国足球也曾打进世界杯，但惨败给世界强队的遭遇让他们前所未有地希望来一场改革以突破在亚洲不尴不尬的地步（因为那时他们并不如沙特和伊朗那么强势），和日本不一样的是，韩国足球界没有对体制进行太大改动（因为韩国的财阀更为集中，韩国球迷更习惯于由一家大财团控制一家俱乐部），人们希望一个英雄能站出来帮韩国足球能够取得一次史无前例的成绩作为信心和运动水平的提升。
这时候英雄果然出现了（战后小小的韩国在各行各业涌现出很多行业英雄，为什么这一点比中国强，这里不细述了）。1992年底，郑梦准民选出任韩国足协第47届主席，这个在父亲郑周永引领下成长的新式韩国男人在他过去根本不感兴趣的领域开始了一场令人叹为观止的政治斗争史。
郑梦准认为，通过主办世界杯从而整合韩国足球力量再上一个台阶。他上任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提出韩国要申办2002年世界杯，当时日本已经于1989年提出了申办请求。就连当时金泳三政府也认为，日本已经准备了4年了，而且阿维兰热亲日，韩国根本就不可能有机会，政府根本不支持郑梦准申办要求。在政府态度漠然的情况下，郑梦准只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观点，“韩国在足球上输谁也不能输给日本”，而且分析，“日本之所以狂妄的原因就是因为阿维兰热的支持，但是，世界杯主办权是由21个由主席副主席担当的执委会成员决定，所以我决定竞选代表亚洲的国际足联副主席，这样可以多帮韩国拉到10张左右的选票”，所有的人们都以为他疯了。
我不知道当时郑梦准内心究竟什么想法，但“民选”确实给他荣誉上的极大压力，他得珍惜，所以一年后他真地开始竞选国际足联副主席，他走访了亚洲32个足协成员国和地区，拉拢合作伙伴，他希望中国支持，因为中国能影响朝鲜、澳门、香港的票，不过，因为在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时，中国栽在了韩国那一票手中，中国对郑梦准很冷淡，既不说支持也不说反对，可最终郑梦准还是以一票优势成功当选代表亚洲的副主席。
但郑梦准的目的不是当上国际足联副主席而是申办世界杯，所以，他很快奋力投入到国际足联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去，作为一个政客，嗅觉告诉他，一定要利用欧洲足联主席约翰逊和非洲足联主席哈亚图这些“倒阿”派的力量，从内部分化瓦解亲日的阿维兰热势力。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1995年5月瑞士苏黎世足联会议上，郑梦准正式加入了“倒阿派”，他甚至直言要捞取的好处就是让“倒阿联盟”支持韩国申办世界杯，那一年，北中美加勒比海足联主席率先向阿维兰热发难，反对提前决定申办国家从而为韩国人争取了1年时间。同时，欧洲足联主席约翰逊和非洲足联主席哈亚图已经公开向阿维兰热叫板，借国际足联财务账目清廉的理由，要求足联改革，在“倒阿派”逼宫下，阿维兰热最后被迫支持韩日共同举办世界杯，韩国举国欢庆，首尔堵车长达十小时。
而郑梦准在日韩谁排名在前谁举办重要比赛的事宜上还不满足，他乘胜追击的结果是：韩国开幕式、日本办决赛，韩国名称放在日本前面。郑梦准花了整整四年的时间，把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完成了。日本媒体在检讨日本的失败的时候，认为郑梦准是一个像基辛格那样的外交家和政治家，日本的失败就在于没有这样的人物。甚至有媒体说，凭着这样的能力，郑梦准完全可以去竞选总统。
我们有这样的个人英雄吗。
神奇的中日韩三国足协主席“五年之痒”
1992的故事并未结束，1997年前后，这三个国家也遇到了历史性转折：中国——来自总局的暂缓改革的命令+金州兵败，导致“红山口”这个先天不足的改革彻底完蛋；日本——97年11月预选赛中战胜伊朗首次打进世界杯，也首次获得主办世界杯的资格，开始实行升降级的J联赛也成为亚洲最大眼球市场，从而吹响成为亚洲足球强国序曲；韩国——连续第四次打进世界杯，而且喜获世界杯主办权，重要的是郑梦准已逐渐成为国际足联举足轻重的人物。
又过了五年后即2002年，日本——首次提出“脱亚入欧”，留洋球员在欧洲取得突破进展，依靠特鲁希埃帮助打进世界杯前十六，向包括皇马在内的世界豪强号称日本成为亚洲最大淘金地；韩国——靠东道主优势打进世界杯前四，在希丁克帮助下大批球员前往欧洲踢球，K联赛扩军并实行深化改革；中国——为了豪赌世界杯，接替王俊生的阎世铎和日韩背道而驰停止了升降级，而且在头一年，为保世界杯战略下达了“禁止球员留洋令”，还爆发了著名的甲B五鼠事件，后来，龚建平获刑，但从此开始中国联赛赌球的大潮流……
又是五年过去了，2007年，急于通过和日韩合作的中国足协向伙伴发去信号，可否扩大A3联赛成立“三国联赛”以吸引球市，可是日韩足协摇摇头，他们对当初一起开始改革的中国足球已没有太大兴趣。请让我提醒一个巧合的足球时间简史：1992年、1997年、2002年、2007年，每五年一个周期，日本、韩国一直分别在川渊、郑梦准带领下每五年稳步上升，从容不迫实现了自己的即定目标，而这三个五年中，中国足协却换了王俊生、阎世铎、谢亚龙三位主席，他们都不是民选主席而都是“空降干部”，他们无暇顾及制订长期的计划，他们都不懂职业规律，只有忙着打酱油。
忘了理性分析了：日韩足协主席领先中国足协主席的领先，这并非个体能力差距，而是民选和委派先天的差距。日本足球改革成功始于一场“退出”，韩国足球改革始于一次“竞选”，中国足球改革失败始于一次“行政任命”，经历了足球的三个国家同样的初衷，不同的轨迹，不同的命运，日本靠的是改变整个运作体制，韩国靠的是申办一届大赛，两个国家都出现了一个截然与世俗不同的人物，在遇到阻力时毫不动摇地与旧体制与旧观念斗争，人们通常注意到：日韩足球改革首脑人物都不受政府节制，或者受的节制只是观念上技术上而不是行政任命上的，而在中国，这很难办到。很难想像郎效农离开足管中心去成立一个C联盟，他一出足协的大门就会被修理，也很难想像谢亚龙在得不到政府支持的情况下独立地去申办世界杯，他可能连个申办书的英、西、法语翻译都找不齐。
再结合当下时事，日本足坛会不会遇到武汉俱乐部退出的事情？答案是不会，除了刚才我说过的“不允许一家企业控制俱乐部”法则外，还因为J联盟本身就是由各俱乐部组成的，而不是由“日本国体育总局”派驻下来的，他们的利益是绑在一起的，更何况，“民选”的主席在竞选过程中就遇到了诸多事非具备了超强的应变能力，断不会像中国足协的主席那样武断、草率、官本位息气，说出“谁退我们都不怕”的蠢话。至于欧洲足坛则更为安全，别说英超俱乐部的上市天然就从社会安全系数保障了它，就连升降级的“降落伞制度”也会让下一级联赛成为一个缓冲垫，一向较为松散的西班牙联赛的好多俱乐部采用“会员制”，也就是说赞助商不可能对俱乐部命运强制性决定，很多时候球迷比一个主席对未来主教练更有发言权，何况退出这么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
结论是：欧洲日韩的足球体制是经过上百年市场检验玩出来的，而中国足球体制是乒乓球体制，所以我们的体育官员搞乒乓球很顶级，搞足球很低级。
中国足协新主席需要“先破后立”
武汉退出事件提醒：中国伪职业足球的先天不足决定了它从一开始就是“不安全运作”，究其实质就是——一个非民选的主席不需要考虑各俱乐部利益，只需要考虑“总局”或者“乌纱帽”的利益。种种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将长期存在，是中国足球的大前提。有人一定会问，这样一个中国式的大前提，是不是就把中国足协主席之路堵死了呢？
其实没有任何一条中国法律阻止职业联盟或民选主席的出现，只是长期以来，中国足协及其上层领导只是在保护行政机构的既得利益，拒绝向社会开放足球管理资源的做法，最终让它成为生产力和政策理解能力最落后的行业主管之一。对比近邻，行业的中国人甚至缺乏郑梦准那样的英雄主义，没有人愿意为理想成为英雄，因为英雄埋的单总是过多。
希望中国政府下达一个明确指令“民选中国足协主席”显然不可能，从现实角度，新任中国足协主席无法绝对和官方脱离关系，这就要求，新任主席首先要学会高明的“破、立”手段，他无法完全复制川渊的做法，但是之于“中国足协”之外，成立一个接受行政管理但脱离行政控制的“联赛职业联盟”却肯定行得通，虽然日本足协是“财团法人”单位，日本职业足球联盟（J 联盟）是隶属于日本足协的“社团法人”单位，这和中国法律不尽一致（由于中国现行法律条款太烦絮这里不细述），但现行中国法律里没有发现任何一条可以阻止成立一家由行业协会主管但独立行使经营权力的公司的条款。
控告一个，中国足协一直在悄悄违背中央的改革大方向，比如“十七大”就有关于加强行业自治的精神，说明了未来中央政府对于各行业协会化管理的决心，虽然中国足协也成立了所谓“中超公司”，由于中国足协主席们的私心，这家“公司”其实只是足协这个行政机构的附庸，是经营关系不清运转不良收入低下的官办企业，所以，中国足球成立职业大联盟的前景——不乐观，但明朗，只要新任的足协主席敢于打破这个并非规矩的规矩，还足球于民间，顺应足球职业规律。
有人一定会问：既然中国足球在中国体育大背景下只是一个不入流的附属品，新任中国足协主席何以有权力打破旧的规矩？
这就进入“谁是中国足协真命天子”的关键，未来中国足协主席应该是独立于1952版中国奥林匹克体系之外的，他的来历应该是总局之外甚至之上，才具备权威。
有两个理由支撑中国足协主席首次非总局体系：一、传闻中的“大部制”给中国足协主席以新的联想，“大部制”成行不意味着中国足协归其它行政部委所属，而是中国足协可以借机不进入政府序列而成为一个民间组织；二、如果中国的足协主席不以“民选”姿态出现，这将是对现行法律的违背，也是对国际足联章程的违背。我曾经说过“中国足协是非法的”，建国以来它只开过两次全体代表大会，这违背了它自己的章程，也没有按国际足联规定“任何一个会员都要保证独立地不受政府干扰地行使权力”，因为政府干涉足球的原因伊朗、伊拉克都因此被禁赛过，只不过我们的国家太强大所以没中此招，但是，在2004年底时国际足坛早有声音，如果中国足协继续以这种行政方式干预足球，将不排除将中国踢出国际大家庭的可能。如果这样，中国足球又中国丢了一次脸了。
理论上，一内一外两股力量给未来民选的足协主席出台提供了空间，足球因为它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必须拥有一个上能通天，下能入地的领导，未来的青少年培养肯定将联合教育部门，未来的球场建设肯定将依托于地方政府和企业，未来的商业甚至上市开发必然少不了金融界，未来的国际事务也要求这位主席必须要拥有相对显赫的身家……或许通俗形容就是“黑白通吃”。
未来的中国足协主席是来破坏旧有体制的，就像川渊和郑梦准一样，他必须打破过时的规矩。所以在12月的全国足代会进行“民选”前，澄清一个观念很必要，由于1952年的原因，长期以来我们错误地认为所有运动项目的官员都应该由全国统一性体育组织“国家体委”或后来的“体育总局”委派，可是除意大利足协名义上受意大利奥委会节制外，无论西班牙、英格兰、德国、日韩的足协主席都非最高体育组织委派，职业运动和“奥林匹克运动”之间本来就不应有什么组织瓜葛，因为二者的运作规律实在天壤之别。
我注意到有一种耐人寻味的说法：中国足协的主席根本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的民选，因为按照现行章程，足协主席的选举必须是现有“会员”，这些所谓的会员包括各地方足协主席副度席、从属于中国足协注册教练、队员，及足协相关专业委员会，不一一细述……这个说法提示了中国足球的残酷性，当你企图民选时，会发现“民选”出来的主席其实还是换汤不换药，还是荣宁二府的旧人，因为中国足球注册范围之狭窄、性质之单一，仅比朝鲜和索马里稍好，这么多年来中国足球就是靠这些所谓专业人士在把持，以大小技术官僚为核心，以所谓“专业化”的名义实际上阻止了这个项目的社会化。
正因如此，“民选”的真正意义不是换一个生面孔，而是增加更多的人群进入到中国足球界，以提升它构成的多样性，这样的好处在于，调集更社会化的资源来扩大足球生产力，所以12月的全国足代会第一桩要干的事情就是：修改基本章程。
裹脚布样的中国足协章程一向空洞而冗长所以不用列举，只举一下日本足球的章程中一句关键内容：“日本的足球俱乐部是由居民、当地企业和地方政府三部分组成”。日本足球提出了“居民”保证了它的广大参与性和民间性，“当地企业”保证了不被关联关系左右，“地方政府”这一条最有意思，以行政力量保证了俱乐部的生存和发展，从足球章程上进行硬性归定，把当地政府拉进来作为核心参与部分，属于名义股东。相反，一直对专业时代情有独钟的中国足球保守力量一直呼吁“搞好职业足球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可他们对怎样获得政府支持却毫无办法，真的玩政治也很弱智，所以请不要尊称他们政客，而是小混混。
在万达退出、平安退出、全兴退出、国际出卖、申花（政府那个）撒手、武汉退出……后，如果我们把普通居民、当地企业、地方政府作为俱乐部三大构成，这已是民选的核心部分了，可惜，中国足球从来都不尊重球迷，不尊重企业，也没真心把当地政府当成合作者，最多只是政策利用平台。
当然，被认为更具近期操作可能是这样一个模式：一个声名显赫的“足协主席”+一个职业联盟的CEO。前者相当于中国版郑梦准，后者则是由主席担名从社会招募而来的市场高手。这是一个安全而不失效率的结合，可以保证不出现太大纷争，另一方面为之后进一步的改革留有空间。
中国足球会不会出现郑梦准式的人物？检索一下郑梦准的关键词条：世家子弟、财力雄厚、在本国有广泛群众信任基础、与体育界相交渊源颇深、最重要的是，有理想而且为此理想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在探寻未来中国足协新主席的各种可能时，有人想到了著名的霍家，霍氏家族对中国体育的支持已有近三十年，从霍英东始至霍震霆、霍启刚无一不和中国体育高层有着千丝万缕关系，霍家的优势在于不仅财力雄厚，而且社会各界人脉关系丰富，更重要的是这个家族在政治上为主流所信任，很类似郑氏家族在韩国的局面。如果由霍家出面竞选“民选”的足协主席，经商三世，纵横江湖近一个世纪的他们，在阅历和观念上显然比各地足协的官员们优良许多，而且更能服众。如果再加上一个CEO运作职业联盟，显然是一个好组合。可霍家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就不太涉足到足球圈，原因不详，也许是感到这个行业水太深。我不知道霍家能进入中国足球是一场灾难还是幸运，其实这样的例子本身就很幼稚，但在中国，这样的世家并不少见，可惜没有人提供相应的渠道让他们进入。
另外一种呼声是从文化体系进入，可惜中国的影视、出版、电视业还找不到真正有说服力的人物和成功典范。我曾说过，中国演艺界只不过没有世界杯和奥运会这样全球大PK，否则，他们比中国足球还要差。
还有一种说法是寻找一个类似北京市市长级别的干部（有人甚至提出过名字）作为名誉上的主席，但掌握大方向和大原则，充分协调包括教育、卫生、民政部门和社会资源，一方面避免当初袁伟民不管不顾的尴尬（尽管当时的袁局长踢球很是勇猛，并且是唯一成足协主席的总局局长），另一方面其实给职业联盟腾出更大空间。（其实，就是类似英格兰足总的总裁，现在英足总总裁是王室中的王位继承顺位仅次于自己父亲的帅哥威廉王子，尽管他只是名誉上的，但在英国人看来，他的上任给当时受到性丑闻袭击的英足总很大的帮助，人们也期待他可以让饱受抨击的足总重新焕发青春，这一点中国足球可以借鉴）。
还以为自己对中国足球无话可说了，却发现了一个很有喜感的消息，这实证了中国足球其实是一个可爱的社会品种，报载：
三天前的一个下午，分管足球的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现身足协，参加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并作了近一个小时的讲话。崔大林提出，中国足球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足球需求同落后的足球水平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要通过深入的发展来解决，但是，“足球改革要符合实际国情，从过去这些年的发展来看，职业足球改革没见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丧失了举国体制的一些优势。”
在长达近一个小时的讲话中，崔同志不断提到朝鲜，“在他们的体制下，女足水平世界一流，男足也很不错。”他认为，中国足球水平落后的原因，体制机制固然要创新但也不能把症结都归结为体制，他强化的观点之一就是未来发展仍然要坚持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此前，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总局系统动员大会上也表示，“奥运会后举国体制将寿终正寝。这种看法缺乏历史的、辩证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最后他再次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举国体制，辅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不断完善举国体制。
记忆中这是奥运会后一系列的庆功活动后总局领导首次出舱活动，这段时间谢主席上学南主席剿匪，足协余众迷茫地打着麻将斗着地主喝着普洱，找得到北京找不到北的样子，谢谢领导莅临足协指导方向，意义重大，内容也让人血脉贲张，恭喜，以前我们学过巴西学过德国学过荷兰，现在开始学朝鲜了。但有方向总比没方向好，哪怕是错误方向，因为地球是圆的，理论上总有一天我们会到达终点，足球也是圆的，总有一天会滚进球门。
经过这段时间对我的教育和再教育,连我都准备拥护中国足球搞举国体制了，热烈拥护向朝鲜足球学习，所以我特意查了一些朝鲜足球的资料，如下：
朝鲜体育受一个叫“4.25体育团”的组织指挥，从金日成时代就下令把球队分为三级，组队和培养都以各行政区为单位，分别为一级的“中央级”（军队球队或中央球队）、二级的“道级”（地方球队）和三级的“企业级”（大学队和企业队）共十六支球队，朝鲜国内足球有两大赛事，一是“万景台杯比赛”，另一项是“共和国选手权大会”，因经济和交通等方面因素，朝鲜各级联赛不打主客场，而是每年的4-6月和8-10月关在首都平壤附近的一个地方进行。朝鲜足球也没有什么赞助，不准出售冠名权和球衣广告，也不准有外教、外援，不准外国广告。
前些年由于跟国际上的交流几乎没有，国际排名落到第116位，比印尼还低，但值得肯定的是他们踢球作风顽强，把为国奉献作为无上光荣，经常在更衣室里面对国旗热泪盈眶，骨折了都不下场。前几年，朝鲜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使经济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在金正日的特别关心下，朝鲜足协在财政上仍然得到了大力支持，球队的训练和生活没有受到后顾之忧的困扰。但整体上经济还是困难的，朝鲜仍然实行配给制，女足由于受国家重视，每人可以有每天750克粮食的配额，男足的条件就没有这样好。不过据知情人介绍，作为运动员吃饱饭还是不成问题的。
朝鲜足球的特殊现象是“军队球队水平很高，而且有特权”。以著名的“4·25”队为例，朝鲜的国家管理体制给了军队一些特权，在一般情况下朝鲜国家队没有权力招部队的球员入队，国家队想要部队球员时，往往碰到闭门羹，部队说不放人就不放人，因为军队利益高于一切。朝鲜联赛的神秘之处在于，他们要保证有一支球队可以在不参加联赛的情况下参加国际比赛。除了时常担当国家队比赛任务的4·25队之外，还有一支小白水队，这支队伍的年龄结构始终保持国奥队的年龄建制，有任务时就停下联赛出国比赛，而其他地区的适龄优秀球员会不断地向小白水队补充，而超龄的优秀球员则向4·25队补充，就是说朝鲜足球实际上没有球员转会，只有行政调动，但这样可以保证始终有最优秀的球员在这两队中效力，同时也可以代表朝鲜参加国际比赛。其他的球队无法获得冠军，但是在专业体制的足球上，他们陪太子读书也是一种服从国家的命令。
基本上，朝鲜足球现状就是这样了，一种让人神往的世外桃源。这些年每逢兵败，中国足球圈就会有“向朝鲜举国体制足球学习”的声音，现在“后奥运时代”领导同志进一步作出指示了就更让人鼓舞，我把这些资料列出来让同志们看看，一起联想一下中国足球学习朝鲜好榜样之后的情景：
一、马上中央军委打报告，恢复原八一队的球籍，建立起一支巨无霸式的球队，把全国大部分精英都集中在这支球队里，这样的好处在于可以长期备战世界杯预选赛而不至于让郎效农绞尽脑汁去安排联赛赛程，因为直接停下来就行了，让别的球队边上去玩泥巴，而且不准不服，这是国家利益还有军队利益。
二、剩下的球队划归各中央部委或地方政府管，比如航天工业部、铁道部、山西省政府等，女足统一归全国妇联管，要是碰上联赛问题也不用找足协纪律委员会了，直接国务院各部委办公会解决就行，哥几个好商量。球队级别划分以行政级别为准，直辖市应为一级球队，所以早前因成绩差降级的重庆队升为一级，而马上降级的深圳队因是特区也保住一级，但成绩不俗的陕西产霸队因行政级别不够降入第三级。由是，中国足球联赛总体格局清静了，计划了。
三、忘了说，八一队重归后领队、教练至少是正军级，队医也得是个正团职，管理员就让许三多来，省了那个盲肠一样的“队委会”建制，这还有一个好处是，像李玮峰这种球霸从此绝迹，到时就不是禁八场了，直接军法从事，“咔嚓”掉算了。平时，许三多就带领队员们负械跑五十公里玩玩，这比十二分钟测试强多了，以后到了国际赛场只见得中国队员们卷起一阵狂风，不管球、只管跑，跑得对手头晕眼花，退场时再集体大喝一声“不放弃不抛弃”，吓死卡卡梅西。
四、2009赛季起各俱乐部不再需要外援，让那些专门伙同俱乐部老总吃回扣的经纪人断财路，国家队也不需要外教，免得足协每回赴欧选帅花好多外汇，中国球员留洋也要严格限制，不明就里的国家一律不准去，最多去下已经回归的香港或澳门踢球，而且挣的钱要交回国家统一配给，普通队员生遇参见朝鲜女足每天750克伙食标准，吃饭前要默念对领袖的忠心三遍。
五、09年宣布永久取消冠名，被迫脱叫“裸奔”，主动脱叫“行为艺术”，当然，偶尔我们还是觉得光秃秃的不好听，所以后来就学习朝鲜冠以“爱我中华杯联赛”或“和谐进步杯”。也拒绝赞助，因为每支球队背后的政府老板其实比大部分企业更有钱，平时拨给球队的钱以事业经费计算，纳入城市精神文明建设费用里去。至于军队球队的费用，随便卖两枚导弹出去就解决了。
六、刚才忘了交待，其实到现在朝鲜人民很少有机会看到足球转播，电视上主要放的是激昂慷慨的大型英雄歌舞，这样也好，没有转播也就没有了假球黑哨画面传播，记者和球迷无从考证，足协也不会为究竟是罚六场还是八场而痛苦了。如果觉得这对联赛推广不利，那就让各部委各政府组织人民排队观看，都穿着平时最好的衣服，喊着整齐划一的口号，相当于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七、如是，再也没有球队胆敢退出联赛了，因为球队都属于政府和军队，哪一个都对抗不起，当然，由于国家行政版图稳定也没有新的球队加入了，除非我们统一了台湾顺便再拿下太平洋某些岛屿。从2011年开始在国际足联的年年的评估报告里，中国联赛成为“最稳定，最没有财政危机，上座人数最多而且最安全的”的比赛。
八、2012年，仿照朝鲜“小白水队”组建了三年的中国奥林匹克年龄段球队“大白乎队”因为长期坚持集训并且参加联赛，体力也相当的SUPPER，所以顺利打入伦敦奥运会，虽因国际大赛经验严重缺乏只得小组第三未晋级，但这已创造历史纪录。球队回来时举国欢庆，不仅贵州连全国所有小学生们都纷纷站在道路两旁进行举手礼，教材里也急忙补充上由余秋雨老师亲笔描写的出线历程《千年一球》的课文，连朝鲜足协也跑来向中国足协取经。只是又过了两年，这批队员纷纷退役了，原因是“年龄老化状态下降”，但这并不影响其它各支球队源源不断地把号称U23的“年轻球员”输送到这支奥林匹克队里。
九、2046年，由于全球气温持续变暖，小叶草已很难在地球上生长了，平均气温高达摄氏52度的室外气温已让看台上的球迷难以忍受，所以那时已不流行足球了，几十年前那些足球强国的新生代孩子们都去看篮球和冰球了，甚至由于矛盾重重，国际足联会员单位也只剩下区区19个（含马尔代夫和圣马力诺），最后一届世界杯推迟了两年，后来还是在中朝政府资助下才举步维艰举行。这一年7月8日至8月1日，经过一系列激烈角逐，中国力克马尔代夫朝鲜力克圣马力诺，两队会师决赛并在鸭绿江江边决战，由于两国人口众多，新建了一座可以容纳八十三万观众的球场，也有一些没挤进去的群众掉到江里淹没，从下游打捞起来时被发现还保持着高举胳膊呼喊口号的庄严遗容。最后，以八一队为主体组建的中国足球队以21比19的乒乓球比分战胜了以“4.25”为班底组建的朝鲜国家队。
十、这届世界杯后，国际足联解体，球迷流失，职业足球彻底在地球上消失，只存在于少量出于政治目的国家里，不久，中朝两国足协联合宣布改进足球规则，一是改变足球尺码和形状，二是加高球门高度，三是把球门变成一个古牌坊形状中有空洞，四是让球员均着短打古装，五是凡能连续粘球者加得一分……一时举世无敌，后据考证，这，其实就是北宋“蹴鞠”真迹。
十二、《学习朝鲜好榜样》，这就是未来中国足球前景，剧终……谢谢收看。
注：二十多天没更新博客，是因为我在假装更新自己，但衣不如新，人不如旧，所以没更新成自己。谢谢关注我的朋友们，刚刚看了你们留下的数百条猜测我动向的留言，善意的，感动。我会写完九评的。我现在在成都，挺好的。
11月5日那天中国青年队对塔吉克斯坦、黎巴嫩两连胜小组出线后，我接到一个采访电话，记者的问题是“国青两连胜，您是否认为这对国人信心是一种刺激”，这个问题让我大脑空白，很久才说“国青两连胜没给我刺激，你的问题却刺激了我”。这样的回答对待一个刚入道的记者有些粗暴，但我确实认为“国青”“国少”在区域性比赛中的习惯性反弹其实是一剂毒药，我毫不讳言希望这支中青队输，而且它果然输了，这可以扯下中国足协最后的遮羞布。
历史的遮羞布是这样的：85年张志诚青年队获世青赛第七名遮了当年曾雪粼5.19的羞，96年唐鹏举遮了95年戚务生折戟吉隆坡的羞，2000年亚青赛和2001年世青赛沈祥福遮了霍顿的羞，2005年克劳琛国青遮了2004年11.17弱智输球的羞……每逢中国足球大败，中国足协便会组织以超龄、功利、杀伤战术为利器的青少年队取得一些其实不值一提的名次来逃避问责，然后幼稚的群众就鼓掌欢迎。撕下中国足球最后一块遮羞布，是对中国足球一件功德。
过去我们以大打小还能取得一些成绩，现在这方法都不灵了，中国足协真伟大。在球队混过的人都知道这个笑话，在中国测骨龄都不是绝对管用，因为大人会教孩子很多让检测机构查不出来真实年龄的方法，但是一洗澡就发现：我们15岁的孩子就可以长出厚厚的胸毛了，各个部位比大一学生还成熟。
你知道中国足球下一次会输球，但永远想不出它会怎么输，对方由一名后卫客串的门将就封杀我们。最后一个去踢点球的李智超据说是教练员特别为罚点球才派上场的，因为经验丰富，可他射点球前一瞬居然惊怕得闭上眼睛……那一刻我根本不关心他是否能射进点球，我请求神，救救他。
后卫客串门将也能淘汰中国青年队，请傻逼继续悲伤，明白的人集体鼓掌。
小平同志说：足球从娃娃抓起。可我们都快成爷爷了，娃娃足球还没有抓起来，所以中国足球界管理者某种程度上是在反对邓小平指示，他们不去抓娃娃足球，都去搞豪赌世界杯和奥运会了竞技指标了。
我举几个数据：
一、作为中国足球人才基地的辽沈大地：在辽宁省足协注册的青少年运动员目前不足百人（比这个城市洗浴中心的服务人员数量少很多），足球人口流失超过90%以上。“足球城”大连高峰时拥有二十八家青少年足球俱乐部，有30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现在全部消失。在沈阳市足协注册的青少年人数从最高峰1998年的2500人锐减到07年的不足百人，注册的训练单位也由98年的25家业余俱乐部、足校减少到今天的5家俱乐部。沈阳市足协曾试图组织95、96年龄组的青少年比赛，结果因人数太少无法组织。而曾经的足球人口输出大户抚顺市，目前有足球俱乐部两家，教练员仅4人，在训的注册运动员不足20人，铁岭、盘锦这样的中小城市，青少年足球基本处于荒废状态。
二、全国范围的情况：2007年在中国足协及49个地方协会处申办管理的足球学校共有50多所，登记的足球俱乐部一共是497个，注册的青少年球员（也称为业余球员）数量是13000多人，拥有职业合同的职业球员是1792人，2008年的一些数据正在减退中。日本有注册球员65万人，俄罗斯有150万人，土耳其注册球员55万，德国注册球员63万，西班牙注册球员70万人，克罗地亚人口只有466万，注册球员却有10万人，每40人中差不多就有一个专业球员，而荷兰是每15人中就会有一名注册球员。中国，平均10万人中才有一名注册球员，比国务院任命的“科学家”概率还小，所以我们神七上天了，足球落地了。
为什么中国各行各业从业人员都在增加，足球运动员却和华南虎一样逐年减少？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社会娱乐分流造成的，人民从只有两三种娱乐方式进化到了各个领域导致青少年分流，但我认为这是狡辩，因为亚洲一流娱乐集散地的日韩并未因分流而导致足球受关注减少，青少年投身足球训练的人数远远超过娱乐青年，何况，中国的娱乐业其实在亚洲和中国足球一样并不入流，也根本杯葛不了多少份额。还有人说这是因为足球训练投入太高导致家庭不愿送孩子去足校，但近三万人（训练费远超过足球）投入高尔夫训练近六万人投身斯诺克训练（训练费也超足球）怎么解释。所以，我认为体育管理机构应该负责，金牌战略直接导致青少年足球人口急剧萎缩，一份报道中指出：
1995年，总局提出了奥运会“金牌战略”，在一次工作会议上，一名总局领导提出“在奥运会上一名运动员能够拿几块金牌，培养能够拿金牌的运动员成本低，而足球这样的集体项目不能拿金牌就要减少投入”，并作为计划落实下来，很多省市体育局都砍掉了足球队伍。其中最离谱的是山东青年女足，当年山东女足正在外地打比赛，这时总局和山东体育局的命令发到队伍“全队就地解散”，队伍一下子就在比赛外地解散，正因为倡导了金牌战略，足球这个没有希望拿金牌的项目，被一纸行政命令削减了队伍，很多体育局也不得不将足球队从编制中裁掉。除了奥运会之外，城运会和全运会也是金牌战略的重要领地。那些足球落后甚至比较贫穷的地区体育局的领导就表示，全运会和城运会都是“金牌战略”，搞足球还不如花100万甚至200万买一个能够拿金牌的运动员。因为，搞足球每年一支队伍至少投入150万，4支队伍就是600万，4年就是2400万，花费巨大还不一定有成绩，而这个价格，“完全足够从其他省市购买多名能够夺金的个人项目运动员。
高尔夫、斯诺克从来没有真正进入体育管理部门核心地带，所以它们幸免于难，但作为主要以乒乓、羽毛、跳水、举重、射击等偏门项目为中国争夺巨大荣誉的国家体育总局，确实没有欲望把精力投放在在世界范围内竞争激烈而且花费巨大的足球上，我定义过“国家体育总局其实不是体育运动推广总局而是奥林匹克金牌争光总局”，它要负责的是每四年能进账多少枚奥运金牌并适时研究包括蹦床在内的冷门项目，而不是向群众喜闻乐见的项目负责及研究它的运作规律，始于1995、1996年前后的这样一种行政命令很快就把“足球”抛弃在总局的“政绩”范畴之外，于是我们在那个年代看到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刚刚诞生的职业联赛风风火火，各类足球学校也应运而生，另一方面总局希望它能够“降温”，当足球国家队层面成绩不如人意时，直接腰斩掉这项运动的职业化进程。而这个动作在之后就体现在对青少年培养的阻碍上。
管不好，但却不愿意放弃权力，按照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英格兰的惯例，体育主管部门和各级足协主要负责业余足球运动的普及，而职业足球联赛则很少插手，比如英足总负责的是除英超之外的各级业余联赛和青少年培养，运作的顶级比赛是“足总杯”，这样的分工非常科学，因为作为行政部门才有权力去进行全国化的推广和普及，但行政部门进入市场参与经营运作则有违相关法律；但是在中国恰恰相反，中国足协和主管部门非常奋力地把持着经济属性和行业特性很强的职业联赛，却对青少年及业余联赛极少关心，究其原因是因为“钱”还是其它什么不得而知。
但这种悖反的行为导致中国足协往往需要国家队具有合理梯队建设、人才储备和世界大赛成绩时，“豪赌”反而害了他们“豪赌”的初衷。举例：阎世铎豪赌世界杯不惜砍掉原本属于青少年训练的经费，当时需要一百万人民币就可以搞起来的一个青训计划研讨会就这样废掉，他终于因沈祥福部失去雅典奥运参赛权及女足奥运惨败被迫离开足协；谢亚龙一方面豪赌以23岁以下青年球员为主参赛的北京奥运，令人惊讶的是他却对青少年足球毫不关心，当初定下来的只需花费60万人民币年薪的可可维奇被否决了，九个大区的青训计划也消失了，本来要进行的“青少年足球会议”也被否决了，他后来私下说：“没办法，我还得把主要精力放在奥运会上啊，等奥运会后再来研究青少年足球吧”。两任足协主席都寄望奥运会能带来巨大政绩，但他们却采用的是杀鸡取卵的方法。鸡死了，卵也没取着。
投资巨大的秦皇岛中国足球学校曾经作为中国足协官办的黄埔军校，鼎盛时有1000多名学员，现在只有300名，原因除了因足球形象差招不来学生外，更重要的是官方并不重视，主席们都去搞“出线足球”了。谁能相信以一国足协之力招不来超过300名足球学员的怪事？别说巴西里约州，就算是日本国也能轻易招来逾万学员。日本人以教育部门为龙头展开业余足球训练，在教育部门推动下各学校都有数支甚至数十支足球队，而日本足协抓住时机派出资深教练和运作机构进入，从中发现人才进入联赛和国家梯队。
我们为什么不学日本？中国足协一向拿“和教育部门合作，这并非足协一家之力能够完成”来解释青训无法更大普及，但是前年时任青少部主任的冯剑明先生力主和教委联姻，却根本没有得到谢亚龙的支持，最终这次合作因区区一百万人民币的启动经费而夭折，最后，冯剑明先生也黯然引退。但与此同时，中国足协把大量经费投入到豪赌奥运上面，这导致经费严重不足，比如两年前，青少部全年经费近1000万，而今年不到500万，明年也许会更少，而这区区几百万费用，是全中国青少年足球事业经费的全部，还不如一个一线球员的转会费。
我听到这样的故事，由于缺乏经费，在U17国少出征乌兹别克斯坦之前，国少队的科研教练陈效科在球队进行最后备战时就离开球队，而原因竟是因为经费不足，无法负担参赛费用；另外，2002年，中国足协开始每年下拨900万元资金用于青少年队伍的九个大区中，其中每个大区拨款100万的经费。但是，2005年之后，囊中羞涩的中国足协不再支付100万元的比赛费用，大区赛消失，原本的斯拉夫教练纷纷出走，很多足球苗子也转行，有不少甚至去凭一副好身板当了夜总会保安，或赶场歌手
这不是中国足协一家的错误，而是整个中国体育机制的问题，把“奥运夺金”当成中国体育唯一的至高的神圣不可动摇的任务，使得“体育”成为奢侈的、小众的、政绩的皇家“江宁织造”而不是节约的、草根的、强身健体的为人民服务机构，所以这么多年我们奇怪的问题有了答案——凡参与和观赏人数、需要强大基础的运运众多如篮球、足球、田径项目，就是中国体育的短板，凡只需把一百人关起来集训十年就能取得奥运金牌的冷门项目如乒、羽、跳水、举重，就是我们的“传统优势项目”。
因为，我们的体育机构实在不可能浪费精力去向全民推广、服务、传授、经营这些运动，最节省最能突出荣誉的就是搞好乒、羽、跳水、举重、射击（我没有丝毫指责这些项目的意思）。所以，包括各级体育局各级足协从来都不是为了推广体育而存在的，只是为了金牌，而且从整体上看基本是小众项目的金牌。其实我从来不反对各级体育局和足协以奥运为纲，而且我认为在中国国情下这是最行之有效的，但我反对因此就放逐了足球，就像你炸得一手好油条，你当然而且必须把炸油条作为招牌，但你却不能不准别人蒸馒头，自己不蒸馒头而且还垄断了馒头的权利。如果真这样，就成为观念式腐败。
全世界只有中国没有全国性成熟青少年赛制。现在三十岁以上的球迷应该对80年代“萌芽杯”“贝贝杯”有着特殊的情怀，从这两项全国性青少年赛事里诞生了郝海东、高峰、范志毅、徐弘、彭伟国……可是后来忽然就取消了赛事，据说又是来自“行政命令”，因为费用太高管理不易，而且足协应该把精力放在职业联赛上。后来代之以民间乌七八糟的“足校”，在业余体校制度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后，其实足校本来应该是民间办足球的一门正路，毕竟日本也有大量这样的足球学校，但是体育部门和足协却不像日本足协那样亲历亲为去参与建设，而是在整个90年代只收管理费，不制订相关法规，也不进行业务指导，很多部门还借用牌子和民间足校同流合污，很快，“足校”作为中国足球奇观就消亡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根本没有像“萌芽杯”“贝贝杯”这样全国性联赛，学员交了上万学费却踢不上正规比赛，家长认为学校是在骗钱，学校认为主管部门是在圈钱，主管部门认为还不如倒退去搞业余体校好……于是，就作鸟兽散。
很滑稽的是阎世铎的硬性规定“每支中超俱乐部必须有三支梯队”，他根本不去想，在整个青训计划被破坏后，这个规定只能导致各俱乐部投机取巧，于是，全部俱乐部都采用“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办法，培养不如买断，买断不如租借，应付上级了事。这导致大家都不把精力放在培养青少年而是四处打探收购青少年上面，中国的行业管理者在制订一项措施时，往往不考虑可行性，只考虑光鲜的条款。
职业俱乐部的青训制度是最近十五年来全球很流行的方式，但是进入职业俱乐部青训机制的人员相当数量最早来自地方足协，比如意大利巴乔、英格兰兰帕德、西班牙托雷斯，曼联在弗格森入主后大搞“曼联直通车”计划——每逢周末就把俱乐部大巴开到足总规定地区的全日制学校（英足总规定各俱乐部不得跨出规定地区招生以免相互利益侵犯），把七至11岁的小孩子们接到卡灵顿青训基地去，让孩子去“感知足球”而不是职业训练，发现其中好苗子就特别对待，然后才进入到曼联的青训梯队里，相当于足球周末兴趣班。这样的方式是欧洲普及的标准模式，而其中牵线搭桥者，其实就是各地方足协，如果这名孩子最终得以进入职业转会体系，地方足协可以参与分成，再次用于对孩子的足球培养。
而中国足协，迄今为止没有一本关于青训成果转会后的利润法规，而体育总局也不过问，因为，体育总局属于为全国人民拿奥运金牌的上级单位，它想都想不到发展足球运动还需要这样，在它的思路里，所有乒乓、举重、跳水冠军都是各地方体育局系列的教练直接跑到农村或城镇里招生，这是体育事业，而没有市场经济含量，虽然他们获冠军后都会参与到分奖金的战斗中去。
关于中国足球青少年训练的痼疾，各家专家体育报已报道甚多，可是伟大的谢亚龙在召开一次很表皮功夫的青训会议时居然下令不邀请相关专业报，说“这种问题，找如人民日报这样的中央级媒体就可以了”，可是中央级媒体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比谢亚龙还不如，它们只知道报道奥运争光。中央媒体根本不知道或者知道也不报道：现在89至90以及之后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实际可能参与到职业运动中的人数不足五百名，我们将只能拿这五百光猪勇士去和世界竞争，请上帝来执教也出不了线。
“中国足球”已不再是竞技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因为我们过份重视金牌却不重视以足球给老百姓带来应有的欢愉，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很多时候青少年踢场球要排上三天的队才能租到场地，而且在中国很多城市很多学校，已把不准踢球纳入校规校纪，严重者将被开除，我真的希望布拉特先生能知道这种情况，通知国际足联博物馆把这条中国式军规列入档案里，上书：“足球进入21世纪后，在人口最众多的国家受到最严重的挑战”。
体育部门当然会找到充分理由认为这并非它所能控制的——学校把不准踢球当成校规校纪。而学校也认为孩子踢不踢球和它没有直接关系——它要的是升学率。真的，再过四年，中国无人踢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