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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有偿补课,一律免除全年绩效工资。”这是海口市教育局拟出台的治理“有偿补课”的措施。看得出来,这个措施是对海南省教育厅“加大对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查处力度”的落实。
照理说,治理有偿补课是广受欢迎的事,但这个措施却令人苦笑:它真的可以治理得了有偿补课吗?
如果一种不合理的现象普遍存在,首先应该反思的是制度。这是常识。眼下的中国,管用的只有一种教育模式,就是精英教育。现行的教育制度,就是怂恿所有的学生进北大、清华,本来应该勃兴的职业教育,被讽为“垃圾学生的收容所”。在教育的产出中,过于重视作为熟练劳动力的训练价值,而忽视人格塑造上的合作、悲悯、执著等人文价值。讲稿中的教育,往往是希望学生“每天都有一个新的太阳”,而现实的教育不过是为了某个特定的一天。那一天,学生考上了北大、清华,或者被“垃圾大学”所“收容”。这十分荒唐,以至于我们司空见惯,很难再觉察到它的荒唐。
为什么会这样?中国应试教育在向素质教育转轨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几经反复,困难重重?想必还是人口的众多和保障性公共资源的稀缺之间的悬殊,而应试教育,正是一种基于稀缺资源在配置之前的选拔。有人说,教学要降低难度,人家美国中小学的课程难度就很低,不照样得了n多诺贝尔奖?可在当下的中国,教育首先解决的是作为劳动力的生存问题,它还远远不是一种有远见的国民投资行为。对资源配置份额的争夺,每一个父母、孩子是从小就有切身体会的。中小学课程的难度当然可以用行政命令来降低,但社会竞争的难度不会降低。独生子女本身就是家庭中十分容易断裂的一环,孩子的学习成绩,往往比父母的命还重要,所以几乎家长、学生、教师、学校,都有补课的冲动,但又都感受到了它带来的不能承受之重。
既然有了补课,就会让更有竞争力的产品形态——有偿补课(补更好的课,但要收费)分离出来。用“一律免除全年绩效工资”的办法来剪灭有偿补课,是一种十分粗放的、头痛医头的行政策略。事实将会证明一点,更畸形的有偿补课方式将变异、降生出来,因为需求的巨大力量会表现出它自己的顽强生命力。在更畸形的补课供应中,补课将成为一个提高了准入门槛、达官贵人子弟的专有消费品,教育的起点不公平决不会走弱。有偿补课,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霉变的市场现象。而在市场中,只有需求,才可以最终决定一切的有效供应,及其价格。对供应的简单打压,不过是掩耳盗铃,只会引发新一轮的补课竞赛。
制度设计出了问题,释放的就是人性之恶,比如现在的医疗、教育。没有人愿意当一个不受尊重的医生、老师,但为什么那么多医生、老师不受公众的尊重?如果说医生、教师的声誉不足惜,那么想一想温总理说过的“有一流的教育,才能有一流的国家实力,才能真正成为世界上一流的国家”这句话,我们一定还毁坏了一些更令人痛心的东西。这些东西的毁坏,会伤及民族的元气。
有偿补课,成了一枚最苦涩的教育畸果。但它是不是就成了绝症?能不能开动脑筋、规范教育供应链的秩序,让教育从市场的歧路上回归到教育它的本身?路子肯定还是有的,正如民进中央副主席、教育学者朱永新说过,“也许任何制度、任何现实都有改进的空间,教育的最大智慧,就在于寻找这个空间”,但这个路子,肯定不是不加甄别、“一刀切”地堵上了事。这条路,的确要修远得多。
其实,教育管理应当是专业性很强的一门学问,绝对不是教育学、心理学和管理学三本书一合就可以了的事。眼下,十分需要一批从“田野”走来的“内行”官员,来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水平,推动海南的教育改良。海南的教育官员应该做的,也是当一条“鲇鱼”,把死水搅活,而不是搅浑。
对于有偿补课的问题,笔者想说的其实只有三句:
第一句,教育官僚往往缺乏一种“相信种子、相信岁月”的人文情怀。
第二句,“教师有偿补课,一律免除全年绩效工资”的规定,只会加剧补课市场的激烈竞争和新一轮的洗牌,结出更为畸形的教育果子,背离初衷。
第三句,有良知的教育官员,应当褪去“官本位”的外衣,走向“田野”,去寻找制度的空间,寻求与学生、家长和教师的四方同盟,而非人为地制造分裂,以便用好、用足先行先试的政策机遇,为海南的教育改良谋一条出路。(三人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