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集 苏伊士运河的开通 苏伊士运河是重要的国际通航运河，是亚、非两洲的分界线，它位于埃及东北部，贯穿苏伊士地峡，连接地中海和红海，沟通大西洋与印度洋，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战略价值。1859年4月，苏伊士运河开凿工程在塞得港破土动工，历经10年，于1869年8月竣工，计开挖土石7500万方、耗资1600万英镑、牺牲民工达12万人。 把地中海和红海连接起来的想法由来已久，远在公元前十九世纪，埃及第十二王朝法老西索斯特里斯为发展贸易首开法老运河，运河起自与地中海相连的曼济拉湖，经尼罗河支流贝鲁济河南下，至扎加济格折向东，穿多美拉河普，至艾布·苏维拉，流进与红海相连的苦湖，运河全长150公里、宽60米、深2至3米，后在运河淤塞后，曾于公元前七世纪、公元前六世纪、公元前三世纪、公元一世纪、公元七世纪，先后5次疏通或开凿新河道，运河断断续续通航2600多年，最终在公元767年，阿拔斯王朝哈里发艾布·加法尔为封锁反对他的麦加、麦地那人，下令填平运河下游，法老运河彻底废弃。 法老运河废弃后，东西方贸易从欧洲走地中海水路至亚历山大，接埃及陆路至古勒祖姆，再经红海、印度洋水路至印度。十三世纪十字军远征期间，又开辟从威尼斯越地中海至大马士革，再经叙利亚、波斯陆路到印度的路线。公元1453年，上述两段陆路被奥斯曼人切断。公元1498年，葡萄牙水手瓦斯科·达·伽马从大西洋沿非洲海岸南行，开辟绕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太平洋的新航路。 十八世纪，欧洲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西欧与印度间贸易日益频繁。英国在同其他国家竞争中逐渐取得优势，在十八世纪中叶确立了海上霸权。法国海上实力不如英国，但在地中海东部势力强大，于是打算在埃及开凿一条运河，沟通地中海和红海，直通东方，改善同英国的竞争条件。 1798年，当时是法国督政府将军的拿破仑率军占领埃及，立即计划开凿运河，他亲自带领一批工程师和军官从苏伊士北上，寻觅法老运河的遗迹，进行勘察测量，但勘测中错误地计量了地中海和红海水位，以为红海水位比地中海水位高9.907米，运河凿通后，尼罗河三角洲将被红海海水淹没，于是考虑基本恢复法老运河。可是不久，法国政局发生变化，拿破仑匆忙回国夺权，开凿运河计划遂被搁置起来。时隔近半个世纪，法国当局利用宗教团体圣西门会组织的、苏伊士运河研究会对地中海和红海水位又进行反复测量，于1847年得出两海水水位差不多的结论，这为苏伊士运河开凿的可能性提供了依据。 英国确认苏伊士运河比好望角路更便捷，但担心由于法国的竞争，运河通航会损害英国在东方、特别是在印度的利益。为了破坏法国开凿苏伊士运河计划，英国提出从亚历山大经开罗到苏伊士修一条铁路，以取代开凿运河。英国政府劝说埃及当局勿开运河而修铁路，法国政府则向埃及当局揭露英国鼓吹修铁路是企图侵占埃及。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为了防范外国势力渗入，拒绝了开凿运河和铺设铁路的建议，但他的继任者阿拔斯接受英国拉拢，同意修筑铁路。1858年自亚历山大经开罗及苏伊士的铁路全线贯通。法国见英国得势，极为不安，便加紧兜售运河计划。由此可见，开凿苏伊士运河是英法争夺东方的产物。 开凿苏伊士运河的成功计划者和组织者是法国人费迪南·德·莱塞普斯。他的父亲是一名外交官，早年曾随拿破仑入侵埃及，法军撤离后任驻埃及领事，后又支持穆罕默德·阿里夺权，因而成为这位埃及总督的座上宾。莱塞普斯1832年出任驻埃及副领事，1845年晋升为领事，由于父亲的关系，他深得总督的喜爱，并与总督未成年的儿子赛义德建立了私交。1833年，莱塞普斯偶然看到当年随拿破仑勘察的工程师勒佩尔所写关于《开凿苏伊士运河的报告》，深为其打动，从此他潜心研究苏伊士运河问题，并同有关方面、特别是圣西蒙会取得联系。1852年，已经弃官从商的莱塞普斯，把自己拟定的开凿苏伊士运河的计划先后呈给埃及总督阿拔斯和埃及的宗主国奥斯曼帝国，都碰了钉子。1854年，赛义德继任埃及总督，莱塞普斯闻之欣喜若狂，赶赴埃及向老朋友表示祝贺，趁机提出运河计划，他用甜言蜜语向赛义德描绘：运河凿成，将给埃及带来巨大收益，埃及将以运河为屏障，摆脱奥斯曼帝国而独立，赛义德的英名将永垂青史。赛义德被他的诱人辞令蛊惑得飘飘然，表示接受他的运河计划。同年十月，正式签订关于修建和使用沟通地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运河及其附属建筑物的租让合同。一个纷争数十年未见分晓的重大问题就这样敲定了。 1858年1月，赛义德与莱塞普斯又签订了一份新合同，对1854年合同作了确认和补充。1858年12月，莱塞普斯正式组建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发售股票。合同主要条款是：租让期99年，期满后运河归埃及所有，埃及政府无偿让与公司开凿运河所需土地，并提供必要的劳动力，免税进口施工机器，埃及获运河运营纯利的15%。拿破仑三世后来承认，运河计划虽是私人提出的，但他早已关心此计划的研究。一次，他对莱塞普斯说：你可以依靠我的支持和保护。这都说明，莱塞普斯计划、组织开凿苏伊士运河完全是为法国争霸政策服务的。 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莱塞普斯不等奥斯曼帝国批准，更不顾英国政府反对，于1859年4月25日，宣布苏伊士运河正式在塞得港破土动工。运河动工第二天，法意对奥战争爆发。法国怕得罪英国，招致英国干涉它在欧洲的行动，未敢公开支持运河工程。这时英国勾结奥斯曼帝国向赛义德施压，并把军舰开抵亚历山在港相威胁。赛义德迫于压力，于同年6月召集驻埃及的16国领事商议停止运河工程。法皇拿破仑三世呼吁所有亲善国家都支持运河工程，英国基于形势变化，把军舰悄悄开回马耳他基地。奥斯曼帝国不敢轻易得罪法国，既不批准运河计划，也不再干涉运河工程进行。至于赛义德，他原本就幻想运河凿成会使埃及摆脱奥斯曼帝国而独立，同时害怕一旦废除运河计划，难以赔偿公司股东的损失，英国和奥斯曼帝国压力一减轻，自然又全力支持运河工程了，运河工程因而没有中断。按照合同，运河工程4/5的劳工由埃方提供。但动工的最初两年，碍于英国和奥斯曼帝国没有实行劳工征集制，而采取自由招工的办法，所以工地上劳工有限，最多时埃及劳工仅有1700人，工程进展缓慢。 1861年7月，赛义德根据合同有关规定发布劳工法令，承诺埃及按照公司的要求和运河工程的需要提供工人，实行劳工征集制。同年8月，开始强征劳工，当月征调近8千人，12月增至近1.5万人。1862年每月达到2万至2.2万人。由于工地条件艰苦，从这年开始改为劳工一月一轮换，自此，每月都有不下6万人往返，困顿在运河工地上。当劳工实在不易摊派时，莱塞普斯便怂恿赛义德裁减军队，被裁士兵一脱下军装就整队遣往运河工地去。 苏伊士地峡是一片浩瀚的沙漠，气候常年炎热少雨、饮水奇缺，公司起初用汽船从亚历山大运一些淡水到塞得港，运河往南开凿后，则从沙漠上星星点点绿洲里的深井中汲水，再用骆驼运到工地去。此外，公司曾于1859年和1861年进口三台海水淡化机，但常出毛病。这些措施远远满足不了饮水需要。在运河工地上渴死的人像被收割的庄稼一片片倒下之后，才开始挖掘计划中的淡水渠。公司供给劳工的伙食既差且少，一份饭不够一个小孩子吃的，身边带有几个钱的劳工往往从牵着毛驴的游牧人那里另买点食品充饥，多数劳工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住的情况更不用提，工地上有为数不多的木板房和帐篷，都被大小工头和外国技术工人占据着，埃及劳工基本上是风餐露宿，地中海的热风一吹，夹杂着腥臭、苍蝇成群、挥之不去，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农村来的壮汉子一个个病倒了，支气管炎、肝炎、肺炎、红眼病等极为普遍，威胁最大的要属于瘟疫，像霍乱、天花、伤寒、斑疹伤寒、回归热，每隔一年就袭击一次，一次比一次厉害，以至有时连送病人去急救站的人都难以找到。再看工地劳动场景，开工初期虽进过一些机器，但为数极少。公司嫌机器作业成本太高、运河开凿主要靠人工，靠劳工的双手用笨重的铁锹、镐头掘土，用简陋的筐子运土。公司规定了苛刻的劳动定额，白天完不成，晚上在月光下接着干，连穆斯林的斋月也不例外。这样的劳动强度、这样的劳动条件，工资多少呢？一个月完成定额，挣当地货币50至70皮亚斯，每天合2皮亚斯左右，童工的工资更少，只及成人的1/3。当时，美国驻埃及总领事提到劳工工资时说：要是在田间或农村附近挖沟，这些工资还说得过去，但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挖河，这点工资实在是太少了。就是这点微薄的工资，也不是直接发到劳工手里，而是交给工头，任凭他们从中克扣。此外，公司无故拖欠劳工工资也是常有的事，特别是对不甘心给外国公司卖命而怠工、逃跑者，公司规定：怠工被发现一次，扣发一天工资的1/3，逃跑被抓回一次，扣发半月工资，后又改为如有人逃跑，扣发全月工资。但劳工还是照样逃跑。为保证运河工程进度，1862年1月，赛义德指令埃及每个地区派一名警察负责押送劳工去工地，并委派专人率领警备队在工地维持秩序，他们大肆拘捕逃跑者，捕到就往监狱送。 1863年，伊斯梅尔继任埃及总督，他和赛义德一样，幻想运河凿成会使埃及摆脱奥斯曼帝国而独立。他说过：他比莱塞普斯更渴望开凿运河，但他觉得运河租让合同中某些规定对埃及未免过于苛刻。同时考虑到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棉价飞涨，埃及种植棉花有利可图，故需保持一定的土地和人力，因此力图对运河租让合同中一些条款进行修改，后经反复与运河公司谈判，并请法皇拿破仑三世出面调停，得以废除劳工法令，收回一些运河工程不必要的土地，也为此支付了巨额赔款。 1866年2月，伊斯梅尔和莱塞普斯正式签订一项关于苏伊斯运河的全面合同。英国和奥斯曼帝国本来强烈反对苏伊士运河的开凿，这时见生米即将做成熟饭，便见风使舵，英国转而采取先成之、再夺之的策略，奥斯曼帝国则于1866年3月批准了伊斯梅尔与莱塞普斯签订的全面合同。 1869年8月18日，地中海和红海被沟通。11月17日，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长162.5公里，河面宽52公尺、河底宽22公尺、河深7.5公尺。苏伊士运河通航后，成为沟通欧亚非三大洲的国际交通要道。航船不绕好望角而取道苏伊士运河可以大大缩短航程，从欧洲到印度的航程大约缩短了一半，从伦敦到孟买的航程缩短了4840公里，马赛到孟买的航程缩短了5940公里。随着航程的缩短相应地节省了航行的时间和费用，还可避免好望角的狂风恶浪，确保安全。因此，马克思称苏伊士运河为通往东方的伟大航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王彤）“苏伊士运河通航是埃及人民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埃及为开凿苏伊士运河所花各项费用连同贷款利息总计达1680万英镑，而欧洲股东的全部投资仅为448万英镑。开凿运河的10年中，埃及投入了数十万劳工，他们在炎炎烈日下、滚滚黄沙里忍饥受渴，用双手一锹一镐挖出7.2亿立方土，完成了这项宏伟工程。运河凿成时，有12万人命赴黄泉。所以，后来纳赛尔总统在回顾运河历史时说，这条运河是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血汗、我们的尸骨换来的。” 苏伊士运河凿成后，客观上给埃及人民带来了一些好处，如开凿运河期间所挖淡水渠灌溉了尼罗河三角洲以东土地，沿运河一线新建了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城、陶菲克港、古城苏伊士和坎塔拉也振兴起来，不少无业者找到了与航运有关的工作。埃及同世界各地联系也加强了。 （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 教授 马哈穆德·米特瓦利）“我不想用一些数据来说明，但是我想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缩短了欧洲和东方的距离，不只节省了燃油的消耗、节省了时间，而且对于交流活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不只是埃及人因拥有苏伊士运河而获益，整个世界都获益匪浅，而且远比埃及人获益要大得多。但是在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之后，可以说一部分收益养活了埃及人民。” 运河通航后，长期在法、英殖民主义者的控制之下，法国掌握着苏伊士公司的大权，享有运河带来的各种利益，而埃及只能得到15%的纯利。1882年，英国军事占领了埃及和运河地区，取代了法国的地位。埃及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于1956年7月26日将苏伊士运河正式收归国有，成立了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结束了英、法占领运河长达87年之久的历史。

第99集 埃及七月革命 1922年，埃及获得名义上的独立，次年颁布宪法，实行所谓的君主立宪制。事实上，当时的埃及依然政治动荡、经济凋敝、民不聊生。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七月革命。推翻了法鲁克王朝，建立了埃及共和国，彻底趋逐了英国殖民势力，这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揭开了现代埃及历史发展的崭新一页。 华夫脱党领导了埃及1919年革命，为驱逐英国殖民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曾经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1922年2月底，英国被迫结束对埃及的所谓“保护”，承认埃及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英国迫使埃及接受“四点保留”，英军驻守苏伊士运河区，“保护”埃及免受外国入侵或干预，“保护”埃及境内的外国利益和少数民族，以及英国保留对苏丹事务管理权。英国通过驻埃及高级专员、驻埃英军和在埃及军、政机关中供职的英籍官员在很大的程度上，控制着埃及的内政、外交大权。 1923年宪法颁布，埃及实行所谓君主立宪制后，华夫脱党仍然是埃及最大的政党。在七月革命前长期执政。但是华夫脱党的革命意志逐渐消退。1936年华夫脱党政府签署《英埃同盟条约》，说明该党已经失去最后一点革命锐气。条约规定：英国在亚历山大和苏伊士运河区驻扎陆、海、空军，按照英国的规划修建战略公路网，英国向埃及派驻军事代表团，并供应武器，这样，英国实际上从军事上控制了埃及。 《英埃同盟条约》遭到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在内的广大埃及人民的强烈反对，埃及实行所谓君主立宪制以后，政治动荡不安，宪法时废时立，内阁走马灯式地频繁更迭，王室、英国殖民势力和华夫脱党争权夺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以来，穆斯林兄弟会开始介入政治角逐，使政局更加混乱。统治阶级尔虞我诈、花天酒地，广大人民却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农村两极分化加剧、人口激增，地租和地价逐年上涨。据官方统计，1952年，占地50费丹以上的大地主约11000人，费丹是埃及的土地计量单位，一费丹合6.3市亩。这就是说，占土地所有者总数的0.4%的地主却拥有全国耕地的34.2%；仅法鲁克王室占地就达到17.8万费丹；而占地5费丹以下的小农，达264.2万，占土地所有者总数的94.3%，仅拥有全国耕地的35.4%，赤贫农民一贫如洗、生活更加悲惨，他们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充当长工、季节工或流动工来勉强维生。 1952年七月革命之前，埃及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男，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率为31%，工业占国民收入的比率仅9%，近2/3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在西方垄断集团的挤压下，民族工业只是略有发展。埃及民族工业企业规模小、设备落后。1948年，全国有近13.4万家企业，雇员不到40万人，平均每家企业雇员不到3人。真正的工业企业数量更少，1952年只有1957家，其中50%资本不到200埃镑，70%雇员不到10人，埃及的工业大多为农副产品加工业，以纺织业和食品业为主，重工业极少。 在这样一个国家积贫积弱、国王昏庸腐败、民族资产阶级软弱的社会里，独立建国的历史任务落到了满腔救国热情的青年军人的肩上，正是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军官，使埃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以加麦尔·阿卜杜·纳赛尔为核心的自由军官组织，于1952年发动了七月革命。纳赛尔是埃及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后来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纳赛尔的籍贯是艾斯尤特省，艾斯尤特位于上埃及中部，是埃及最贫困的省份之一，这片贫瘠的土地滋养了阿拉伯世界的两个风云人物，一个是七月革命的领袖纳赛尔，另一个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鼻祖赛义德·库特卜。大约200年前，纳赛尔家族来到艾斯尢特市郊班尼莫尔村，是统治埃及农村的显赫大家族之一，到纳赛尔祖父那一代，家道中落，他的父亲小学毕业后，在邮电局谋到一份差使。一战爆发后，纳赛尔的父亲被派到亚历山大，担任市郊邮局的副局长。1918年1月15日，纳赛尔出生在亚历山大，他3岁时回到艾斯尤特，6岁入学，与祖父一起住在乡下，目睹了烈日下农民辛勤劳动的情景；7岁时，纳赛尔被送到开罗，由其叔父赫利勒监护。在开罗纳赛尔亲眼看到英军驱车横冲直撞，轧死无辜儿童，在他细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仇恨英国人的种子。 1935年，纳赛尔17岁，已是一名血气方刚的青年，这年年底他参加了全市工人和学生大游行，抗议英国干预埃及内政和不准恢复1928年宪法，警察开枪镇压游行群众，纳赛尔前额被弹片划破、留下一道伤痕。 1937年3月，纳赛尔进入军校学习，开始了军旅生涯。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毕健康）“纳赛尔是埃及人民的好儿子，他创建自由军官组织，领导埃及人民完成了独立建国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纳赛尔出身小职员家庭，处于统治阶级的下层，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戎马生涯造就了纳赛尔坚强的性格和坚忍不拔的毅力。英军横行霸道、王室骄奢淫逸，华夫脱党软弱无能，激起了他满腔热血爱国激情，他决心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1942年2月4日，英军兵临开罗的阿比丁宫，迫使法鲁克国王授权华夫脱党领袖纳哈斯组阁。英国人的侵略行径，极大地激发了纳赛尔和其他爱国青年军官的爱国激情，纳赛尔气愤地说：我感到十分羞耻，因为我们的军队对这种侵略行径熟视无睹，如若他们有所作为，定能迫使英国人撤退。但是，我又感到欣慰，因为在此以前，军官所关心的仅仅是寻欢作乐，如今在谈论雪仇复耻，这当头一棒使我们的军队懂得了尊严的意义。 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爆发，纳赛尔中校奉命率军参战，巴勒斯坦战争的经历成为纳赛尔政治上的转折点。纳赛尔被编入第6营，驻扎在加沙和拉法。埃军司令部指挥无能，部队装备不良，纳赛尔所属部队的进攻屡屡受挫。纳赛尔愤怒地说，我讨厌那些坐在安乐椅上的将领们，他们对战场上的情况和战士的遭遇一无所知，满足于在地图上指指点点，乱下命令，要我们攻占这个阵地和那个阵地。纳赛尔英勇奋战，腹部受伤，伤未痊愈就返回前线。他在战壕里，面对敌人的炮火思考着祖国的命运：我们的祖国也同样被许多困难和敌人所包围，祖国的命运也被贪婪、阴险和荒淫无耻的人们所玩弄。埃及最终在巴勒斯坦战争中失败，这场战争彻底暴露了埃及上层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国王耽于酒色、沉迷睹博。军队高级将领视士兵生命如草荠，乘机贪污军费、中饱私囊，以纳赛尔为首的爱国青年军官，决定组织起来，以推翻法鲁克王朝的反动统治。 （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 教授 马哈穆德·米特瓦利）“纳赛尔的同僚们没有一个不说纳赛尔不是革命的领导人，他（在革命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仅仅是形象地描述出革命的前景和希望，而且他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了解自由军官组织的人。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任何文件来证明这一点，因为他没有给我们留下备忘录，但从革命的宪章、革命哲学、以及他向埃及人民发表的演讲，可以说，从他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思想。” 1949年10月，纳赛尔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军官在阿密尔寓所聚会，自由军官组织就此诞生。这年年底，纳赛尔建立了绝密的执行委员会——自由军官组织的核心，该委员会最初由纳赛尔、哈桑·易卜拉欣、哈立德·毛希丁、卡迈勒丁·候赛因、阿卜杜·拉乌夫组成。1951年增加了萨拉赫·萨利姆、波格达迪、阿密尔、萨达特和加麦尔·萨利坶共10人。委员会成立了5个小组，负责筹款的经济组、负责发展成员的安全级、宣传组、负责搜集情报的自我奋斗组和武装组。 七月革命前，自由军官人数有限，约200人，除1人外，皆为穆斯林。自由军官组织计划1954年发动兵变、夺取政权。整体上讲，自由军官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军衔不高，最高军衔为中校，自由军官组织纪律严明，分小组开展秘密活动。 1951年，埃及的形势急转直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华夫脱党为争取民心，单方面宣布废除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声明英军驻扎在苏伊士运河区，为不受欢迎的军事占领。英国政府不仅不撤离在苏伊士运河的占领军，而且增派军队到埃及进行武装威胁。英国公开的武装入侵激起埃及人民激烈的抵抗，苏伊士运河地区6万多工人宣布总罢工，穆斯林兄弟会和青年学生组织敢死队袭击运河区内的英军及其军事设施，农民掀起暴动、抗捐抗税。在英国的压力下，埃及法鲁克王室，解散了华夫脱党政府，建立亲英的马赫尔政府。马赫尔政府一上台就宣布全国戒严、解散议会、设立军事法庭，大肆逮捕爱国人士，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当局对纳赛尔的秘密活动有所察觉，军事警察搜查了纳赛尔的住宅，但没有发现任何罪证。1949年5月25日，阿卜杜勒·哈迪首相召见纳赛尔，询问穆斯林兄弟会与军队的联系等问题，气氛相当紧张，一向镇定自若的纳赛尔暴跳如雷，以使首相相信他与任何颠覆活动毫无关系。为了迷惑警方，纳赛尔在一段时间内深居简出与外界断绝联系。自由军官组织积极与各政党团体建立联系，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担任埃胶第二任总统的安瓦尔·萨达特多次与穆斯林兄弟会联络。纳赛尔察觉穆斯林兄弟会有夺取政权的野心，心存戒备。四十年代后期，兄弟会势力坐大，支持七月革命，有利于七·二三政变的顺利进行，却为纳赛尔政权的巩固埋下了隐患。自由军官组织还向王宫渗透，萨利姆少校设法赢得了陆军总参谋长海达尔将军的信任，萨达特则与国王的医生和亲信优素福·拉萨德建立了关系。 1952年1月，开罗军官俱乐部举行选举，自由军官组织首次与法鲁克国王发生正面冲突，自由军官组织提出了一份以穆罕默德·纳吉布为首的竞选名单，结果纳吉布和自由军官组织的所有候选人全部当选。法鲁克恼羞成怒不承认选举结果，他怀疑军队中存在颠覆组织，开始清洗军队中被怀疑谋反的军人。自由军官军衔低，缺乏全国性的号召力，因此拉拢和推出同情他们的纳吉布。纳吉布，少将军衔、是一员猛将，在巴勒斯坦战争中3次负伤，纳吉布只是在政变前24小时才得到起事的消息。 1952年7月22日深夜，埃及三军总司令、总参谋长等高级军官正在举行秘密会议，商议如何先发制人地逮捕自由军官，当此千钧一发的时候，纳赛尔得到密报。7月23日凌晨1点半，纳赛尔率兵包围埃及陆军司令部，逮捕了正在开会的埃及三军总司令、总参谋长和其他部分高级军官。政变士兵迅速占领机场、火车站、电讯局、电台和部分政府大楼，数小时内控制了开罗。一支装甲部队部署在从苏伊士运河区通往开罗的公路上，以阻止英军出兵开罗。凌晨，纳吉布得到政变成功的消息，他被护送到自由军官已经占领的总司令部，并被任命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清晨7点半，安瓦尔·萨达特以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的名义发表声明，宣告革命成功。 7月23日凌晨开罗发生政变时，法鲁克国王正在亚历山大夏宫休养、避署消夏。亚历山大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冬暖夏凉、气候宜人，历来是国王和王公贵族的消夏胜地。这个骄奢淫逸、贪婪弄权的国王此时或许还不知道，他再也回不到开罗了。 7月25日，纳吉布一行抵达亚历山大，扎克里亚·毛希丁同时率装甲兵向亚历山大挺进。26日早晨7点钟，毛希丁指挥的军队占领了蒙塔扎和拉斯丁两座王宫，在同国王卫队进行的小规模战斗中，有6人受伤。中午，法鲁克国王被迫逊位于艾哈迈德·福阿德王储，含着泪水在退位诏书上签字。下午6时整，法鲁克携带家眷和273箱财物乘马特鲁姗号游艇，离开亚历山大，驶向意大利的那波利城，法鲁克最终重蹈73年前，他祖父伊斯梅尔的覆辙，被驱逐出国、客死他乡。法鲁克国王退位标志着七月革命的胜利。 1953年6月17日，革命指导委员会废除帝制，次日埃及共和国宣告成立，从而结束了罕默德·阿里王朝近一个半世纪的专制统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毕健康）“法鲁克国王的流亡，结束了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在埃及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统治，埃及进入了崭新的纳赛尔时代。在这个新时代，英军被迫全部撤离苏伊士运河区，埃及成为真正独立的民主国家。1956年，纳赛尔以99.9%的高得票率当选为埃及总统。在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侵略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纳赛尔领导埃及人民奋勇抵抗侵略者，得到了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支援和欢呼，也得到了世界正义人民的声援，纳赛尔一夜之间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和中东风云人物。总之，纳赛尔创立了自由军官组织，领导了七月革命，完成了彻底驱逐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推翻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是现代埃及的开国元勋。可以说，七月革命后，埃及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第100集 万隆会议 美丽富饶的岛国——印度尼西亚是由上万个岛屿组成，印度尼西亚横跨赤道，其地理位置处在亚洲和大洋洲两洲之间，濒临印度洋和太平洋，是连接两大洲和两大洋的海上枢纽。印度尼西亚风景秀丽，人民勤劳勇敢、热情好客，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已于1900年取得独立。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这是从殖民主义奴役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下，自由地讨论关系到亚非人民切身利益问题的国际会议。会议期间，帝国主义极力在某些国家之间制造纷争，企图分裂会议。在中国等大多数国家的努力下，挫败了帝国主义的阴谋，最终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立了以和平共处十项原则作为国家之间友好合作的基础。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为会议的胜利召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一些国家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统治，走上独立、自由发展的道路。到五十年代中期，亚洲和非洲已经有近30个独立的国家。独立后的亚洲各国，普遍要求加深互相了解、发展友好关系。 1953年12月31日，中国、印度两国在北京举行谈判时，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处理中印关系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经过会谈，这五项原则写入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 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在中印、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中，双方都同意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写入联合声明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称为亚洲的宪章，为亚非各国之间的友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5年4月，亚洲国家领导人会议在印度新德里召开，有16个国家的225名代表出席，会议通过的声明完全支持中印两国总理宣布、并得到其他许多国家支持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构成了各国互相了解和和平共处的坚实基础，五项原则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亚非新独立的国家所推崇。 1954年3月，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倡议召开亚非会议。4月，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以及今天为斯里兰卡的锡兰在科伦坡举行会议，讨论了举行亚非会议的问题。12月，上述五国总理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会议，决定与会五国联合发起召开亚非会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等25个亚非国家出席。会议定于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 1954年12月，《茂物会议公报》明确地提出了举行亚非会议的宗旨，其主要内容是促进亚非各个国家之间的友好睦邻关系，讨论与会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问题，讨论民族主权的问题以及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问题，讨论亚非各国政府及人民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他们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做出的贡献等等。《茂物会议公报》提出的会议宗旨得到亚非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除了中非联邦之外，其余24个国家都接受了邀请。 美国等西方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害怕亚非各国人民的团结和进一步的觉醒，极力阻挠和破坏亚非会议的召开，它们公开反对召开亚非会议，极力贬低这次亚非盛会的历史意义，说这次会议不过是一个“午后的茶会”，还造谣说“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的领导权”，挑拔中国和亚非各国之间的关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表示，将向国会提交新的“援助计划”，以经济援助为手段，企图以此影响参加国的立场。 为了破坏会议召开，美国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扬言要“保卫台湾不受武装侵犯”，批准“美蒋条约”，进一步恶化会议气氛。蒋介石得知在当时准备参加亚非会议的29个国家当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而台湾却与大多数国家保持着所谓的外交关系，亚非会议主办者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台湾当局没有被邀请，被排除在亚非会议之外时，十分悲伤地哀叹说：一个最危险的时机到了。中国积极支持召开亚非会议，组成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为了阻挠中国代表团如期出席万隆会议，美国和台湾当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谋杀事件。 1955年4月11日，当中国代表团部分人员包乘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从香港起飞飞往印度尼西亚时，专机因被国民党特务安放定时炸弹，在沙捞越西北海面上空爆炸坠海，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11人罹难。周恩来总理因应邀绕道仰光、同缅甸领导人会晤，使美蒋谋杀周总理的阴谋没能得逞。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爆炸后，周恩来总理十分气愤和万分沉痛。在悼念这些不幸遇难的同志、对中国代表团成员讲话时说：外交斗争像武装斗争一样也是有危险的也会有牺牲的。4月17日，周恩来总理乘坐的另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空中霸王号专机途经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后抵达万隆。下专机后，周恩来总理在万隆机场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严重事件发表讲话指出：这些烈士的光荣姓名将永远写在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先进人类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历史上，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是为亚非两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自由的事业牺牲的。 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冲破种种破坏和阻挠，在印度尼西亚万隆独立大厦正式举行。来自阿富汗、缅甸、柬埔寨、中国、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即今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沙特阿拉伯、锡兰即今斯里兰卡、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和也门29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共约340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一、经济合作；二、文化合作；三、人权和自决权；四、附属国问题；五、世界和平和合作的促进。这次会议是亚非国家团结的历史性的盛会。 东道国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被推选为会议主席，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开幕式中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他在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中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亚非各国人民的领袖聚集一堂，讨论和商议共同有关的事项，这是世界历史上新的起点，殖民主义是一个狡猾的敌人，只要它没有死亡，世界上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就没有完全取得胜利。他号召亚非各国加强团结，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亚洲和非洲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得到繁荣发展。 自18日下午，开始举行公开的全体会议。到19日，先后有22个国家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发言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合作、谴责殖民主义统治三个方面的内容。代表们希望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加强亚非各国的团结和合作。但是，会议上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伊拉克代表法迪尔·贾马利宣扬：亚非国家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反对殖民主义，而是反对共产主义。菲律宾、泰国、锡兰等国代表以所谓的宗教信仰问题和凭空捏造颠覆活动等问题攻击中国。这些言论使会议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人们担心会议会陷入无休止的争吵，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中国代表团成为会议关注的中心。 4月19日，中国代表团决定，将原来的发言稿印发给与会代表，同时由周恩来总理有针对性地临时起草了一个补充发言，这个发言就是他在万隆会议上的精彩演说：我们为求团结而来。周恩来明确地提出了求同存异的原则。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周恩来的演说赢得了各国代表的普遍赞赏和支持，那些在会议上攻击中国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周恩来在演说中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周恩来强调，亚非各个国家之间存在着求同的基础，这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他说：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周恩来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关系问题、宗教信仰问题和所谓的颠覆活动问题一一做了说明。他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亚非各国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他呼吁加强亚非国家之间的团结，16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周恩来精彩的演讲，粉碎了帝国主义者的谣言，澄清了一些人的模糊认识，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扬。 一些对中国抱有疑虑的国家也改变了原来的立场，菲律宾外交部长罗慕洛主动上前同周总理热烈握手，他说：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的精神。中国代表团提出的求同存异的原则驱散了一度笼罩在大会上空的乌云，为各国代表所接受，保证了大会在良好的气氛中顺利进行。 全体会议之后，自20日到24日，会议开始专项议程讨论，代表们分成政治、经济和文化委员会分别举行秘密会议，会议进入了实质性的讨论阶段。经济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就经济合作、文化合作问题很快就达成了协议。而政治委员会作为三个委员会中最重要的委员会，在讨论中却出现了严重的争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于沛）“政治委员会是由各个国家政府代表团的团长和顾问组成，这个委员会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出现了争论：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反对殖民主义的问题上，一些人别有用心地对殖民主义进行了新的解释，他们诬蔑共产主义也是殖民主义，提出来要像反对西方殖民主义那样来反对所谓苏联的殖民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大会的执行主席只好成立一个专门的小组来提出使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新的方案；第二个问题表现在如何对待和平共处这个问题上，一些个国家提出来要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代替所谓的实力政策，另一些国家则极力美化北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认为这些个组织是和平的基石，肆意攻击和平共处的原则。” 在会议出现严重分歧、面临着危机时，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明确提出亚非国家的和平和合作，应将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放在一边。他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用的名词，那么可以换一个名词，用联合国宪章中所采用的和平相处，至于有人反对五项原则的措辞和数目，那么写法可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让大家遵守。在中国等国家代表团的努力下，克服种种阻力，求同存异，为达成最后的协议奠定了基础。 在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开展了广泛的、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针对有人攻击中国，可能利用海外华侨的双重国籍进行颠覆活动，4月22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国的诚意。4月23日，周恩来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人民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个声明受到各国代表的欢迎，认为它完全符合亚非会议的精神，同时为后来的中美大使级谈判开辟了道路。 4月24日，亚非会议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由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权、附属地人民问题、其他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七部分组成。公报强调一切国家都应当有权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自由选择它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和它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的十项原则，成为影响深远的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万隆会议的十面原则是：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于沛）“亚非会议产生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万隆精神，这是在和平共处十项原则的基础之上，国家之间友好合作、和平共处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亚非各国人民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和增强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具体化，其精神实质是完全一致的。万隆会议的胜利召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是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万隆精神的影响和鼓舞下，亚非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得到更广泛深入的发展。这次会议沉重地打击了新老殖民主义者，反映了亚非人民摆脱大国控制的愿望和要求，增强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在国际舞台上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终于看完了

谢谢大海！辛苦了！ 已全部收藏，慢慢品读。

整理了一下，发现第3集重复；缺第四集；第4集是否为“古代两河流域文明（1）”呢？第6集重复；缺第7集、第8集； 第10集重复；第74集重复。缺失部分能否补上？ 再次致谢！

海风 于 2010-6-30 14:38 写道： 整理了一下，发现第3集重复；缺第四集；第4集是否为“古代两河流域文明（1）”呢？第6集重复；缺第7集、第8集； 第10集重复；第74集重复。缺失部分能否补上？ 再次致谢！

已补充

[文史科学]1500年以前的世界 http://wenku.baidu.com/view/feaa940d4a7302768e993958.html 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 http://wenku.baidu.com/view/fa2a70db6f1aff00bed51e3d.html http://www.cnread.net/cnread1/lszl/s/sitafuli/qqts/ 全球通史全书材料新、范围广，除了政治、经济外，还涉及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并吸收了20年来世界历史学研究诸领域的新成就，有强烈的现实感。自问世以来，赞誉如潮，被译成多种语言流传于世，可谓经典之中的经典。作者文笔隽永、笔力深厚、才思横溢，整部著作前后一贯。这部通史被认为是第一部由历史学家运用全球观点囊括全球文明而编写的世界历史。 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美] 　　本书是斯塔夫里阿诺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分为《１５００年以前的世界》和《１５００年以后的世界》两册。作者采用全新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将整个世界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体，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人类历史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上，努力反映局部与整体的对抗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全书材料新、范围广，除了政治、经济外，还涉及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并吸收了２０年来世界历史学研究诸领域的新成就，读来颇觉新颖，有强烈的现实感。所以，本书在２０世纪中期一问世便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颇受好评。 　　美国许多大学已把《全球通史》作为大学基础课程的教材，甚至连美国的许多军校也把此书作为教材，规定每个学生在毕业前都要修这门课。这部通史被认为是第一部由历史学家运用全球观点囊括全球文明而编写的世界历史。 　　在今天这个时代，历史可说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因此，要对历史的全貌有一个实际认识，不能不说个别的历史已用处甚微。只有将各事件与总体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起揭示出来，指出其相似点和不同点，才有可能认识历史的全貌；才能在研究历史时，不仅得到乐趣，且有所裨益。 点评 　　--希腊历史学家 波里比阿 　　《全球通史》给了我强烈的现实感：它是可以用来救治我们现 全球通史在所面临的由于陶醉于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深深的精神危机的一种思想武器；它有助于人们理解未来--包含各种可能性和选择的未来。 　 　--英国历史学家 汤因比 　　近年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有推动作用的那些著作恰恰是由历史学家个人单独完成的，其中以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最为著名。 　　 --英国历史学家 巴勒克拉夫 　　《全球通史》是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的世界史代表性作品，论述自人类起源至本世纪７０年代的世界文明。本书改变了世界史研究中"西方中心论"的传统取向，确立了体现当代意识的全球性观念。 　　 --《纽约时报》 　　倘若对过去的重大事件逐一寻根究底；过去的一切会使我们特别注意到将来。 　　 波里比阿 　　在今天这个时代，历史可说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发生的一切与亚洲和希腊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所有各种事件，最终又归于一个结局……因此，要对历史的全貌有一个实际认识，不能不说个别的历史已用处甚微。只有将各事件与总体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起揭示出来，指出其相似点和不同点，才有可能认识历史的全貌；才能在研究历史时，不仅得到乐趣，且有所裨益。 　　当代世界的痛苦就如产妇分娩时的阵痛，一个规模空前的人类社会正在如此巨大的痛苦中诞生……我们目击的一切重大事件的共同特点是全球性，把我们目击的重大事件与过去的、有史以来的一切重大事件区别开来的也正是全球性。 　　 埃廷尼·吉尔森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近年在国内有两个版本，出版社不同，书的目录内容也不同，欲购买的读者应当留意。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05出版) 的全球通史，分为（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的世界）两册，目录如下： 　　目录： 　　1500年前的世界 全球通史 第一编 文明之前的人类 　　第一章 引言：世界史的性质 　　第二章 人类——食物采集者 　　第三章 人类——食物生产者 　　第二编 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公元前3500－1000年） 　　第四章 古代文明的起源 　　第五章 古代文明诸类型 　　第六章 古代文明的结束 　　第三编 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前1000年-公元500年） 　　第七章 最初的欧亚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公元500年） 　　第八章 希腊和罗马的文明 　　第九章 印度文明 　　第十章 中国文明 　　第十一章 古典文明的终结 　　第四编 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500-1500年 　　第十二章 欧亚大陆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1500年 　　第十三章 伊斯兰教的兴起 　　第十四章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 　　第十五章 传统的拜占庭 　　第十六章 传统的儒家文明 　　第十七章 革命的西方文明 　　第五编 1500年以前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第十八章 非洲 　　第十九章 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 　　第二十章 欧洲扩张前夕的世界 　　后记 　　1500年以后的世界 　　中文版前言 　　序言 　　第一编 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 　　第一章 导言：从地区史到全球史 　　第二章 西欧扩张的根源 　　第三章 西欧扩张时的穆斯林世界 　　第四章 西方扩张时的儒家世界 　　第五章 西方扩张时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第二编 新兴西方的世界，1500-1763年 　　第六章 西欧的扩张：伊比利亚阶段，1500－1600年-1763年 　　第七章 西欧的扩张：荷兰、法国、英国阶段，1600-1763年 　　第八章 俄国在亚洲的扩张 　　第九章 这一时期对世界历史的意义 　　第三编 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1763-1914年 　　第十章 科学革命-1914年 　　第十一章 工业革命 　　第十二章 政治革命 　　第十三章 俄国 　　第十四章 中东 　　第十五章 印度 　　第十六章 中国和日本 　　第十七章 非洲 　　第十八章 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 　　第十九章 这一时期对世界历史的意义 　　第四编 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 　　第二十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的影响 全球通史 第二十一章 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义起义 　　第二十二章 1929年以前欧洲的革命与和解 　　第二十三章 五年计划和大萧条 　　第二十四章 走向战争，1929-1939年 　　第二十五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的影响 　　第二十六章 从大同盟到冷战 　　第二十七章 诸帝国的终止 　　第二十八章 两极分化的结束 　　第二十九章 西方的衰落与成功 　　后记：我们的黄金时代吗？ 　　后记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具体又有四种 　　1. 全球通史(上下第7版)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01出版) 　　2. 全球通史(上下)第7版(英文影印版) 斯塔夫里阿诺斯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07出版) 　　3. 全球通史(上下第7版)/培文书系人文科学系列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07出版) 　　这三种的目录如下： 　　《全球通史》第7版推荐序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乐观与踌躇 　　致读者 　　第一编　史前人类 　　第1章 引言：世界史的性质 　　第2章　人类--食物采集者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人性的本质 　　第二编 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500年之前） 　　第3章 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 全球通史 第4章 古典文明开启欧亚大陆一致性 　　第5章 希腊--罗马文明 　　第6章 印度文明 　　第7章 中国文明 　　第8章 古典文明的终结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文明：是祸还是福？ 　　第三编 欧亚大陆中世纪的文明 　　第9章 中世纪文明形成欧亚大陆一致性 　　第10章 伊斯兰教的兴起 　　第11章 突厥人的蒙古人的入侵 　　第12章 传统的拜占廷文明 　　第13章 传统的儒家文明 　　第14章 革命的西方文明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发达社会与“遏制领先” 　　第四编 公元1500年以前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第15章 非洲 　　第16章 美洲和澳大利亚 　　第17章 欧洲扩前夕的世界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历史中的民族 　　第五编 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 　　第18章 西方扩张时的穆斯林世界 　　第19章 西方扩张的儒家世界 　　第20章 扩张中的西方文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第21章 西方文明的扩张：经济扩张和国家建设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历史与关于历史的流行理论 　　第六编 西方崛起的世界 　　第22章 西欧的扩张：伊比利息亚阶段 　　第23章 西欧的扩张：荷兰、法国、英国阶段 　　第24章 俄国在亚洲的扩张 　　第25章 全球统一性的开始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从世界历史看地区自治与全球统一 　　第七编 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 　　第26章 欧洲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第27章 欧洲的政治革命 　　第28章 俄国 　　第29章 中东 　　第30章 印度 　　第31章 中国和日本 　　第32章 非洲 　　第33章 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 　　第34章 波利尼西亚 　　第35章 全球统一性的巩固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马克思的预期与世界历史的发展 　　第八编 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与成功的世界 　　第36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的影响 　　第37章 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义起义 　　第38章 1929年以前欧洲的革命与和解 　　第39章 五年计划和大萧条 　　第40章 走向战争（1929-1939年） 　　第41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性影响 　　第42章 诸帝国的终止 　　第43章 大同盟、冷战及其后果 　　第44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全球性影响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后记 　　术语表 　　索引 　　北大版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修订版上)/培文书系(培文书系)： 　　4.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修订版上)/培文书系 斯塔夫里阿诺斯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10出版)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修订版下)/培文书系 斯塔夫里阿诺斯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10出版) 　　 《全球通史》北大版 目录： 　　致读者：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第7版推荐序 刘德斌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乐观与踌躇 高毅 　　(上 册) 　　第一编史前人类 　　第1章 人类——食物采集者 　　第2章 人类——食物生产者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人性的本质 　　第二编 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500年之前) 　　第3章 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公元前3500年一公元前1000年) 　　第4章 古典文明使欧亚大陆趋于整体化(公元前1000年一公元500年) 　　第5章 希腊一罗马文明 　　第6章 印度文明 　　第7章 中国文明 　　第8章 古典文明的终结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文明：是诅咒还是福音? 　　第三编 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公元500一1500年 　　第9章 中世纪文明使欧亚大陆实现整体化 　　第10章 伊斯兰教的兴起 　　第11章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 　　第12章 传统的拜占廷文明 　　第13章 传统的儒家文明 　　第14章 革命的西方文明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发展中的社会与“受到阻滞的领先” 　　第四编 1500年以前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第15章 非洲 　　第16章 美洲和澳洲 　　第17章 欧洲扩张前夕的世界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历史上的种族 　　(上 册) 　　第五编公元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 　　第18章 西方扩张时的穆斯林世界 　　第19章 西方扩张时的儒家世界 　　第20章 扩张中的西方文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第2l章 西方文明的扩张：经济增长和国家建设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历史与关于历史的流行理论 　　第六编新兴西方的世界，1500一1763年 　　第22章 西欧的扩张：伊比利亚阶段，1500—1600年 　　第23章 西欧的扩张：荷兰、法国、英国阶段，1600—1763年 　　第24章 俄国在亚洲的扩张 　　第25章 全球统一性的开始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地区自治与全球统一 　　第七编 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1763—1914年 　　第26章 欧洲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第27章 欧洲的政治革命 　　第28章 俄国 　　第29章 中东 　　第30章 印度 　　第31章 中国和日本 　　第32章 非洲 　　第33章 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 　　第34章 波利尼西亚 　　第35章 全球统一性的巩固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马克思的预期与世界历史的发展 　　第八编 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与成功的世界 　　第36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性影响 　　第37章 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义起义 　　第38章 1929年以前欧洲的革命与和解 　　第39章 五年计划和大萧条 　　第40章 走向战争，1929—1939年 　　第41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性影响 　　第42章 诸帝国的终止 　　第43章 大同盟、冷战及后果 　　第44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全球性影响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词汇表 　　索引 　　编后记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的成功之处，首先就在于它强烈而深刻的现实感。二《全球通史》不同凡响，还在于它是“全球史观”的代表作，是迄今为止全球史观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在西方，早在启蒙时代就有人试图以全球视野来阐释历史。但后来“由于好战的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国家历史的编纂获得强有力的推动，而先前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则消失了。按照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说法，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战或二战后，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又在西方学术界重新燃起，代表性作品包括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韦尔斯的《世界史纲》 、汤因比的多卷本《历史研究》 、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和《世界历史》，以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等。人们一般都把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看成当代“全球史观”的理论上的先行者，认为他在1955年的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最先提出了全球史观问题，以后又在1967年的《当代史导论》 、1978年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和同年的《泰晤士历史地图集》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1970和1971年)和W·H·麦克尼尔的《世界通史》(1967年)，则被巴勒克拉夫视为体现了“全球史观”的代表作。他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指出：“近年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有推动作用的那些著作恰恰是由历史学家个人单独完成的，其中恐怕要以斯塔夫里阿诺斯和W.H.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著名。” 编辑本段研究价值 　　《全球通史》有人类的过去就有如一幅由远及近的画卷， 一幕幕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这里有人类的起源，文明的嬗变，有帝国的更迭，宗教的扩散；有对欧亚大陆诸古代文明和古典文明不同命运的宏观思考，也有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的详细介绍；有对人性善恶本质的哲学分析，对文明是“诅咒”还是“福音”的辩证评价，也有对世界愈加两极分化的人道关怀，对人类历史上诸多灾难的渊源——社会变革总是滞后于技术变革——的忧虑与警示。不同于那种把自己的观点和观念强加给读者的历史学作品，这本书平心静气，娓娓道来，没有教育人的口吻，却把读者引入到一种求索的境界，让你不由自主地手不释卷。 　　这本书就是享誉世界几十年、已经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齐名、但比《历史研究》通俗易懂、被称为“经典中的经典”的《全球通史》。作者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尽管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来讲过长难记，但它已经随着《全球通史》一起进入了中国人的知识殿堂，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所熟知。毋庸讳言，阅读历史，特别是通史类的教科书，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书却可以让读者比较轻松地读下来。这本书问世30多年来一直畅销不衰，不断再版，不仅为英语国家读者所喜欢，而且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成为在全世界拥有最多读者的通史类作品。有人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与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 、阿尔贝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基础》 、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J．M．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斯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和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等并列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可见其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 　　作为历史教科书，能够享受到这样的“殊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恐怕也是出乎许多人意料的。那么，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全球通史》何以有如此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通观全书，读者首先会发现，《全球通史》虽是史书，但却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它虽然是一部历史教科书，但并不是一味地把读者拉向遥远的过去，而是随时把历史上的重大变故与当今世界的现状联系在一起，提醒读者认清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与历史的内在联系，从而使读者的思想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在历史与现实的两个时空里驰骋，甚至由此产生出自己对历史事件的联想与对比，产生出自己思想的火花和创作的冲动。由此，阅读历史成了一种乐趣，成了一个对历史和现实两个世界的疑问同时不断探询和解答的过程。 　　《全球通史》对伊斯兰教势力从中东不断地向周围扩张，直至非洲、中亚东部、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的介绍和分析，使读者自然地体会到“这一点至今仍深刻地影响世界事务的进程”，体会到当今世界围绕“大中东”的诸多矛盾冲突的缘起，体会到历史与现实是如何直接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涉及到一个历史作品的时代感或现实感问题。“古往今来”是通史类教科书的必然属性。但如果历史学家只是埋头于“从过去到现在”的叙事，而对读者的求索目标和心态需求不能给予足够的关注，那么历史作品的“受众”就只能局限于本专业的学生和学者，局限于以获取学分为目标的“专业读者”之内，而难以拥有历史专业以外的广大读者，历史作品就难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实际上，许多大历史学家的作品都有强烈的时代感或现实感。汤因比的多卷本《历史研究》，是继施宾格勒1917年《西方的没落》发表之后的另一篇历史巨著。但与《西方的没落》不同，《历史研究》并不认为西方的没落在劫难逃，而是对其存续持乐观态度。 　　《全球通史》上卷原稿之后曾撰文指出，尽管此书结束于1500年，但却给他以强烈的现实感：它是一种思想武器，可以用来医治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由于陶醉于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深深的精神危机；它有助于人们理解未来——包含各种可能性和选择的未来。会对我们生活其中的当今世界的来龙去脉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会对这个世界的走向有一个自己的判定。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给了我强烈的现实感：它可以用来救治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由于陶醉于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深重的精神危机的一种思想武器；它有助于人们理解未来——包含各种可能性和选择的未来。 　　 阿诺德·汤因比 　　近年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有推动作用的那些著作恰恰是由历史学家个人独立完成的，其中以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最为著名。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这部《全球通史》，是全球史潮流的一部奠基性的杰作。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起，它就一直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教学的首要参考教材之一，对中国高校世界史教材编写工作产生了革命性影响。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毅 　　本书享誉世界几十年，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齐名，但比《历史研究》通俗易懂。与《梦的解析》、《广义相对论的基础》、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时间简史》等并列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作为全球史观的代表作，对于中国读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全球通史》摒弃了西方传统的世界历史的阐释方法，如“古代—中古—近（现）代”的“三分法”，将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划分成两个基本的阶段，即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西方的兴起并占优势的世界。这样一种划分方法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是不习惯的，因为大多数中国读者已经按照“三分法”形成了自己对历史的思维定势。但这样一种划分却有利于消除中国读者头脑中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之间的“时间位差”，把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和认识真正融入到对整个世界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中去。众所周知，“上古—中古—近代—现代”是中国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最为常见的阶段划分，也是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一种世界历史阐释体系，实际上是西方学术界“三分法”的变种。它无视“中世纪”只是欧洲乃至西欧独有的历史经历这样一种事实，而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镶嵌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中，同时也把中国历史的阶段划分置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代”要比世界历史上的“近代”晚几百年。中国人由此不得不按照中国与世界两个不同的时间表来理解中国的过去与世界的过去。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无意这样为难我们。它也使用“中世纪”这样的概念，但主要用于描述欧洲的历史进程及其与欧洲以外地区历史进程的比较，而不是要把各地区的历史整齐划一。换言之，它没有设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评价世界各地区的历史进度。实际上，当代多数西方学者都已抛弃了传统的“三分法”，承认“历史在这个星球上不是按同一个速度进行的”，“三分法”存在着清晰的欧洲中心论偏见。正如美国学者威廉·迈克高希在他的《世界文明史》中所指出的：“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不是基督徒，并且只有亚欧大陆的最西端属于罗马帝国。一个帝国崩溃后，出现的是一个影响全体的但无帝国疆界的宗教，在后来是它的分裂及由一个世俗的秩序取而代之，这种经历对于西方社会是独一无二的。其他社会的历史表现出一种不同的模式。”但是，对于“三分法”的否定并没有阻碍西方学者在世界历史分期上进行的不懈努力。实际上，多少年来，西方学者在世界历史的分期上一直在做不同的努力，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求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时间与空间的契合点。 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斯塔夫里阿诺斯是美国加州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曾获得过古根海姆奖、福特杰出教师奖秒各克菲勒基金奖等一系列学术荣誉。 　　虽然他以《全球通史》享誉世界，但实际上他著述颇丰，还有大量其他伤口为学术界称道。 　　除《全球通史》外，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作品还包括《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各国》 、《奥斯曼帝国：它是欧洲的病人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和《源自我们过去的生命线：新世界史》等。 　　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已于2004年3月23日在美国加州荷亚去世，本书不但是斯氏《全球通史》的最新版本，也成了其最后版本。 [ 本贴由 大海 于 10-12-13 10:00 最后编辑 ]

我们不必被中国人的成就迷住心窍，以致竟承认其帝国的体制真乃世界有史以来最好的。 伏尔泰，1764年 　　与中东和南亚的穆斯林世界相对应的是东亚的儒家世界。正如穆斯林世界为奥斯曼、萨菲和莫卧儿帝国所统治那样，儒家世界为中国所统治；其外围的朝鲜和日本则独立存在。这两个世界有一基本方面颇为相似：它们都是以农业为基础、面向内部的社会。它们的变化局限在从较早时代承袭下来的基本结构内，变化速度缓慢。另一方面，儒家世界由于其无与伦比的统一性而与穆斯林世界大为不同。这种统一性的获得，是因为中国在所有领域——文化、政治和军事——内都极其杰出。而且，中国本身还具有任何一个穆斯林帝国都无法与它相比的一种内聚性。类似奥斯曼帝国境内各种巴尔干基督教团体的那种令人费解的少数派集团、类似莫卧儿帝国境内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那种宗教不和，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的这种内聚性，并非当时才有的一种新现象从数千年前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起就有了，并一直存在到今天。实际上，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这一事实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它有助于说明中国和日本对西方入侵的反应何以会极其不同。 一、中国文明的连续性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中国为什么会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一个原因在于地理方面——它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地中海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和罗马连接在一起，印度洋使印度能与中东、非洲和东南亚相互影响；然而，可与地中海或印度洋媲美的地理条件，中国却一点也不具备。相反，中国在其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四面一直被有效地切断。它的西南面和西面，乃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东面，是直到近代方能逾越的太平洋；北面和西北面，则为沙漠和大草原，它们起着很大的保护作用——这种保护作用，中国人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为了防止凶险可怕的游牧部落入侵，在那里筑了一道长达1400哩的长城。这种与世隔绝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中国人能在较中东或印度诸民族更少面临外来入侵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文明。因而，他们的文明更为连续不断，也更为独特——中国与欧亚其他伟大文明之间，有着较后者相互之间更为根本的差别。 　　中国的人口庞大无比，也有助于文明的连续性。中国从一开始起，就能供养很可观的人口，因为那里的土壤和气候结合得很好。每年天气暖和的几个月里，季风雨降临，使农作物能一年两熟；这种情况与中东和欧洲的迥然不同。而且，中国水稻的亩产量比欧亚大部分地区种植的小麦或大麦的亩产量高得多。因此，公元2世纪的人口调查结果是，中国汉朝拥有人口5950万——比罗马帝国在其疆界达到最大范围时的人口还要多。16世纪初叶，葡萄牙人首次到达中国时，中国的人口为一亿多，超过整个欧洲的人口。到19世纪中叶西方用炮舰强行打开中国大门时，中国人口已激增到4亿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从美洲引进了诸如花生、玉米和甘薯之类的粮食作物。1953年的人口调查披露，中国大陆的人口为58300万；以启，中国的人口一直以每年增长130O万至200O万的速度上升。今天，中国人大约已达7亿左右，占全人类的四分之一！ 　　如此巨大无比的人力资源，使中国人能够不管事态发展如何，始终保持自己的特点。他们被蒙古人和满人征服、统治过，也遭受过西方的一再打击和破坏，但最终，由于人数和文化上的优势，他们总能同化或者驱逐入侵者，总能选择外来文化的某些方面加以改变，使适合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从未象欧洲在遭到日耳曼人入侵时，或者，象中东和印度在遭到穆斯林入侵时那样，被迫接受来自外界的大规模变革。 　　有助于中国文明连续性的，还有中国的农业生活方式。农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土地是否适宜耕种这一点，确定了中国文明的分布范围。在适合农业的地方，就发展起中国文明；反之，则实行一种畜牧的生活方式，不管它是属于蒙古人、满人还是突厥人的。在农业区，可见到典型的中国农民，头戴草帽，在麦田或水稻田里辛勤劳动；而在北部和西部，因降雨量不足、无法经营农业，存在着非中国的游牧民，骑在马上，牧放羊群。中国同穆斯林世界一样来经历过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相反，村庄仍然是中国藉以支撑的基础；而农民，始终至少占总人口的五分之四，他们用自己宽厚的背脊，担负着供养城市居民、朝臣和士兵的重荷。 　　构成中国的内聚性的又一重要因素是，存在着一种可追溯到数千年前、最古老的商朝的书面语。这种书面语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各地区的中国人，尽管各自操的方言彼此间犹如意大利语之于西班牙语、瑞典语之于德语，颇为不同，但都懂得这种书面语。其原因就在于，它由表示意义或物体的汉字组成。这些汉字的发音，中国不同地区是用不同方式；但是，任何汉字，不管其发音如何，含意却是同样的。这好比有一位意大利人、一位瑞典人和一位英国人，写下数字已按各自不同的语言发音；此时，8的含意对他们当中的每一位来说，仍然相同。这种共同的书面语是为中国提供统一性和历史连续性的一种重要力量。实际上，它对整个东亚也起了如此的作用，因为中国的文字书写方法已全部或部分地为周围包括日本人、朝鲜人和部分东南亚人在内的大部分民族所采用。 　　与共同的书面语有关的，是非凡的国家考试制度。这一制度，中国推行了近二千年之久；他们通过考试，品评人才的优劣，为政府机构配备文官。"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句引自儒家经典之——《中庸》的箴言，表达了中国人的基本信条：征召有才能的人较之西方特有的、进行法律和制度方面的改革，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的种种问题。这一制度达到充分发展的，是由一系列的考试组成的。首先是地区和县城的考试，每两、三年举行一次。大约有2％的考生能通过地区考试，参加数星期后的州县考试。有幸通过考试的人（约一半考生）有资格担任较小的官职，并可进一步参加省城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乡试。成功者有权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只有6％的人能跨越这一障碍，有资格担任较高的官职；这些人中间，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通过最后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被吸收为中国最高贵的学术团体——翰林院的成员；史官和其他职掌文学的高级官员都是从翰林院中选拔出来的。 　　最初的考试完全是综合性的，着重强调儒家经典，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数学和政治时事等。不过，渐渐地，这些考试开始集中于文学体裁和儒家正统观念。最后结果是形成一种制度：从理论上说，官职之门向一切有才之士敞开，但实际上却有利于那些有足够财力进行多年的学习和准备的阶层。这并不意味着，统治中国的是世袭贵族阶层，相反，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统治集团即文人学士集团，他们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尊敬和羡慕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制度扼制了创造力，培育了一味顺从的性格。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在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随着生气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转而起了阻止中国人作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的作用，直到1905年最终被彻底废除为止。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但是，促成中国文明的内聚性的最重要因素，也许是通称为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和文学、思想方面的遗产。它主要由孔子的经过后代人修改和润色的教诲组成。据传说，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他的英文名字Confucius是K'ung-fu-tzu即"孔先生"的拉丁语化的词形——原是名小吏，因享有学者的名声，吸引了许多学生。孔子为了寻访到一位愿意实践他的政治原则并委他以与其才干相符的职位的统治者，曾带着弟子们周游中国。寻访落空后，他回到家乡，继续开办私学，直到去世。孔子作为一名他所爱好的注重实践的政治家，完全失败了，但是，作为一名附带而为的教师，他取得了永垂史册、只是姗姗来迟的成功。 　　同中国大多数思想家一样，孔子主要关心的是，在这世界上建立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幸福的社会。虽然他相信鬼神和天帝，但对于玄学或者推测来世，并不很感兴趣。当有人问起死的意义时，孔子答道，"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对来世的不关心，后来导致儒家思想中的不可知论倾向；这一点，与印度、中东和西方传统地对神感兴趣，形成鲜明对照。 　　孔子的首要原则是"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阐释了社会地位不同的人们之间应该有的社会关系。如果各人都按自己身份行事，家庭就会有秩序；家庭有秩序时，国家就会安宁，天帝治下的一切就能和谐共存。 　　孔子还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政治哲学。他的创新在于提出了政治基本上是个伦理问题这样一种观念。既然社会的和谐全靠有德行的统治者为其臣民提供福利和幸福，所以，他没有区分政治和伦理。正如个人应服从家庭那样，家庭该服从皇帝。然而，皇帝又应当做慈父的楷模；这，只有遵循儒家伦理观而非某种法律制度，才能做到。孔子以前，中国人思想上一向主要以占卜和献祭为中心，实质上，是没有道德准则的；孔子的观点代表了中国人思想上一个根本的新起点。因此，他是中国文明中前所未有地开始专注于道德价值的伟大伦理传统的创立者。 　　儒家学说取得了非凡成功。一个原因，它在道德上为当局和社会不平等所作的辩护，很受统治者和富人欢迎。而且，其高度的道德原则为现状提供了较纯粹的世袭权力更牢固的基础，从而，对改善政治和社会关系起了不断的促进作用。儒家学说取得成功，还因为它合乎时机。它为中国和东亚大部分地区提供了儒家生活方式的准则，并作了合理说明。结果，在长达二千多年的时间里，它一直充当中国文明的基础。到20世纪中叶，蒋介石总司令还竭力鼓吹恢复儒家道德标准，以支撑其反对共产党人的民族主义政权！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中国文明始于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以上这些因素也许都是解释自那时以来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所必不可少的。中东的历史有着明显不同：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传播了新兴的希腊化文化；穆斯林的征服引起了种族、语言、文化以及宗教方面的根本变化。印度的情况也一样：约公元前1500年左右，遭到雅利安人入侵，公元1000年后，遭到穆斯林入侵。这些入侵都使印度发车了根本变化。中国历史的发展则从未被这种地震般的剧变动摇过。尽管整个国家曾多次遭到入侵，并二度为外来皇朝所统治，但这些入侵只是扰乱而非改变中国。中国有史以来经历到的，仅仅是局限于传统框架的皇朝的兴亡递嬗，而非大规模的碎裂和新的开始。

二、皇朝的循环 　　19世纪，有位观察力敏锐、名叫托马斯·梅多斯的西方人评论道："在所有已达到某种程度的文明的民族当中，中国人是最缺乏革命性，却又最富有反叛倾向的。"他这话系指，皇朝的兴亡递嬗已成为中国历史的特点；它引起的不是革命，而仅仅是统治家族的更换。这种周期性改朝换代的模式，可以用致使皇朝衰落的、一再发生的某些趋向来解释。 　　每个新皇朝开始时，通常都能有效地统治国家，开创一个比较和平、繁荣的时期。新皇朝促进了思想和文化生活，并通过派遣远征军对付游牧民和扩展帝国疆域，保护了国家。但渐渐地，皇朝由于个别统治者本人的腐化堕落和贵族集团与宫廷宦官之间的宫廷斗争而遭到削弱。这种腐化堕落和派别活动，暗暗破坏了中央权力，助长了官僚机构的腐败。腐败加之宫廷生活愈来愈奢侈，意味着终究靠生产劳动供养整个帝国组织的农民所负担的赋税更繁重了。赋税趋于增长，还因为对外战争耗资巨大，而皇帝又采取了准许多数贵族、佛寺和庙宇免税的做法。于是，随着政治不清明，农业所必需的灌溉系统和其他公共工程往往被忽视。 　　因此，愈来愈陷入穷困的农民不得不承担起日益加重的税收负担。当农作物歉收和饥荒也不可避免地到来时，爆炸点降临：反抗政府税吏和地主收租代理人的起义爆发了。这些局部的起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大为普通的暴动。普遍的暴动、尤其是帝国军队本身到这一阶段已沦于勉强维持的境地，转而又招致游牧民入侵。内部造反和外来侵略相给合。通常预示着新循环的开始——旧皇朝濒临灭亡，新皇朝日渐来临。 　　第一个皇朝为商朝（公元前1523一前1028年），兴起于黄河流域北部。那时，中国人已学会织造丝帛，发明了他们独特的文字系统，掌握了制作美观的陶器和青铜器的技术，而且，已开始根据文化上而非种族上的优势明确区分"中国人"和"蛮人"。 　　继商之后的是周朝（公元前1028-前221年）：虽历时很久，却未能建立稳固的中央政府。周的政治结构略相似于中世纪欧洲。周有许多封国；它们无视周名义上的共主地位，彼此征战不休。不过，这种动乱不宁的政治局面致使中国知识分子急急反省。他们对人性和社会本质的思索，终至成为中国文明诸伟大的哲学体系和文学经典。儒、道两派学说就是此时发展起来的；因此，与欧洲整个中世纪一样长久的周的数百年，作为奠定中国文化基础的时代，至今尚惹人注目。 　　周以后的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尽管存在时间短暂，却用一个组织得很严密的帝国结构取代了周的分封制；这种帝国结构一直持续到1912年最后一个皇朝被推翻时才告终。它包括一个独揽大权的皇帝、一个秩序井然的有效的官僚机构、军用驰道网和北方的长城；所有这些使中国受到了世界上最稳定、最持久的统治。 　　继秦之后的汉朝（公元前即6-公元220年），以向四方扩展中国疆域——西至中亚、北抵满洲、南达印度支那——而著名。这一汉帝国在范围、人口、财富和文化成就方面，起码堪与当时的罗马帝国相媲美。那时，中国丝绸极受罗马富有阶级欢迎；出色的中国釉陶已闻名国外，被称为"China"；中国的纸和印刷术开始慢慢传向西方。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汉帝国同罗马帝国一样，由于内部的腐朽和来自北方的侵略而崩溃。但是，在西方，罗马陷落引起的混乱和骚动长达数世纪，直到一个类型根本不同的社会出现时。公元1000年的欧洲与罗马时代的欧洲极其不同;此时，各种入侵终于逐渐停止。这新欧洲是日耳曼的、基督教的以及罗马的成分相互结合的产物，它拥有一个新宗教、若干新的种族血统、新的口耳尔曼系语言和拉丁系语言，以及在帝国废墟上兴起的一些新的民族国。在中国，情况相反。汉以后，经过一段时期的混乱，唐朝（618-907年）和宋朝（960-1279年）先后继起；它们虽然有了某些变更和改进，并受到了某些外来影响——如自印度传入的佛教的影响，但仍代表着传统文明的继续。 　　宋以后的元朝（1279-1368年）是独特的，因为它是蒙古人而非中国人的皇朝。那以前，游牧民也时常入侵中国，但只能偶尔控制个别地区。而那时，一支蛮人的入侵队伍却首次成功地征服、统治了整个中国。实际上，这些蒙古人当时已侵占了欧亚大部分地区，那时的中国仅是一个东起太平洋、西至黑海的庞大帝国的一部分。但是，这些蒙古统治者，人数上较之他们千百万的中国臣民，少得可怜，而且，得不到中国贵族和农民的拥护。他们以征服者身份进行统治，对中国的制度或者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几乎没作什么让步。他们起用外国人参与行政管理，推崇趋于衰退的佛教而不提倡儒家学说，并普遍地剥削国民。因此，当他们的军事力量衰落时，其政权也就为起来造反的农民和心怀不满的士大夫所消灭。 　　中国驱逐蒙古人后，又受到另外两个皇朝即中国人的明朝（368－1644年）和满人的清朝（644-1912年）的统治。满人跟蒙古人一样，是外族人，然而，成功地统治了中国，因为他们在维持对政府机关的控制时，给中国士大夫以显赫地位和参政机会。他们尊重并利用中国的制度，但同时，又创设一套控制制度，以保护他们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地方政府基本上仍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另一方面，只有极少数中国人实际上能在帝国最高统治机构中任职。因而，由明到清的转变比较容易。尽管改朝换代时，不可避免地有起义和盗匪活动相伴随，但比较起同时代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期间的残杀和破坏，是微不足道的。 　　因此，从14世纪中叶到19世纪欧洲人开始真正侵入中国为止，这整个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伟大时代之一；传统的制度和习俗——农业经济、儒家生活方式、选拔政府官员的考试制度和身居北京的天子的受人尊敬的统治——一直在顺利地、令人满意地继续着。 　　假如在普通的时代，这种秩序和持久性或许可看作是件幸事。但是，在这些世纪里，一个生气勃勃的新欧洲正在崛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把自己的统治迅速扩大到全球的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崛起，都发生在这些世纪里。在这样一个时代，稳定成了可咒诅的东西，而非幸事。相对地说，中国不仅看起来，而且事实上是静止的、落后的。不断变化和"进步"的观念，尽管那时在西方被认为理所当然，但依然不合中国人的思想。变化只有局限在传统秩序的范围里，才是可接受的、在一个发生全球规模的革命性变化的时代里，安逸自在、心满意足的中国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过去。 三、中国和纳贡制度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明朝时，中国人决定停止规模惊人的远航探险（见第二章第七节）；这清楚地表明，中国人与欧洲人对他们周围世界的态度截然不同。中国帝国乃农业国，所以，明朝人和满人如同莫卧儿人，对从事海外事业有可能获利这一点，并不感兴趣，遂将海洋留给了阿拉伯人和欧洲人。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中国用以调整与外国的关系的纳贡制度，是表明这种不同的又一证据。早在商朝时，中国人就将外国人看作文化低劣的野蛮人。以后，他们把儒家关于家庭的道德规范应用到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由诸国家组成的家庭，自然须以天子为首。中国，即占优势的"中国"，为处劣势的纳贡国所围绕；这些纳贡国都被看作是子女。正如子女理当服从、尊敬他们的父母那样，小国也须如此对待中国。具体地说，这表现为，小国定期派出纳贡使团，向中国皇帝奉献礼物并表示敬意，其中，还包括磕头，即三跪九拜。派出这类使团的次数，各国不同，取决于和中国的接近度，如朝鲜，一年数次，而缅甸或老挝，则每10年一次。 　　这种纳贡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保证中国漫长的边疆一带的和平与秩序；实际上，它通常是成功的。诸小国接受这一制度，原因在于：与中国朝廷交往可提高它们的声望；从伟大的文明中心可获得文化方面的好处；而且，居于从属地位，经济上也有利可图，因为中国人赐予它们的贵重礼物多于它们所奉献的，此外，还授它们以某些贸易特许权。但是，在另一方面，恰恰是中国人的这一成功促成他们的毁灭。这一成功使他们更加以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相竞争的国家或政府的世界体系的中心。纳贡关系是他们唯一承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形式。诸国家法律上平等的思想，对他们来说，难以理解。因此，中国人关于国际关系的观念，与欧洲的原始国际法直接相抵触。中国和西方世界没有共同的立场可作为它们之间关系的基础。 四、与西方的早期关系 　　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直到欧洲继哥伦布和葡萄牙航海者远航探险之后、进行海外扩张时，才持续不断起来。那时以前，欧亚大陆东、西两端间的相互影响，时有时无，通常是间接的。最早的相互影响，是与罗马的丝绸贸易。这一贸易由中东的商人进行。它曾达到非常大的规模，给果，由于中国人对进口罗马或其他任何国家的货物不感兴趣，罗马的金银只好不断外流，使其经济受到影响。这种情况，实质上是19世纪以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的特点；它反映的，不是中国人的偏见，而宁可说是那些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在财富和技术上的优势。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唐宋时期，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在中国南方沿海和长江下游诸港建立了一些大的商业团体。其中，有些外国商业家族侨居中国相继五代之久。他们娶当地女子为妻，子女中，有人甚至还成为学者，通过参加考试，进入中国官僚机构；他们完全中国化了。 　　蒙古人时期，中国与西面国家的相互影响比以往要大得多。由于蒙古人征服了整个大陆，1240年以后的那个世纪里，安全地在中国和欧洲之间旅行第一次成为可能。当时，有相当多的欧洲人向东方旅行。其中，一部分是牧师，他们希望能使蒙古人皈依基督教；另外的则如同波罗一家，是商人，他们为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经商机会所吸引。但是，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穆斯林再一次封锁了东、西方之间的通路；于是，直接的交往停止了（见第二章第七节）。 　　1514年，葡萄牙商人与广州通商，1577年，他们又在澳门设立了永久的商业根据地；这时，中国开始直接感受到生气勃勃的新兴欧洲的影响。这些葡萄牙人收购中国的丝织品、木刻品、瓷器、漆器和黄金；同时，作为回报，他们又推销东印度群岛的肉豆蔻、丁香和肉豆蔻干皮，帝汶岛的檀香，爪哇岛的药材和染料，以及印度的肉桂、胡椒和生姜。欧洲的货物一样也没卷入；原团很简单，它们在中国没有市场。这些葡萄牙人充当着纯粹是亚洲内部的贸易的运货人和中间人。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荷兰人和英国人终于前来向葡萄牙对中国贸易的垄断挑战。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英属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分别于1604和1637年抵达广州。他们均未得到中国官方关于通商的许可，因此，在以后数十年中，荷兰人和英国人在中国南方沿海一带劫掠葡萄牙人的航船，并进行非法贸易。到18世纪中叶，中国人向所有国家开海贸易，不过，贸易地点仅限于广州和澳门。英国人不久便获得了这一贸易的最大部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日渐增长的商业和工业优势，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设在印度的无可比拟的活动根据地。 　　值得注意的是，当欧洲在赢得对亚洲海上贸易的控制时，中国统治集团正在积极地反对海外事业。早在欧洲人到达以前，中国移民已慢慢迁徙到东南亚。在菲律宾群岛，西班牙人可能从来没有象中国人那么多。1603年，也就是马尼拉作为西班牙殖民地建城32年时，那里的中国居民大约有20，000，而西班牙人恐怕才1000。因此，这些中国人实际上控制了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并正在将他们的控制扩展到这一群岛的其他岛屿上。1603年那一年，马尼拉的中国人遭到一次大屠杀；这种大屠杀。是他们及其在东南亚的同胞至今每隔一段时期便要忍受一次的。然而，当时附近大陆福建省的一名官员却对此持宽恕态度，并谴责所有华侨都是愧对祖坟的逆子，不值得陛下关心。同样，1712年，皇帝下了一道敕令，禁止中国人去东南亚经商和定居。5年后，另一道敕令准许已出国的中国人返回家乡，不用担心受惩罚；1729年，又一道敕令规定了华侨回国的日期，逾期则不得退回。这同西方国家是何等鲜明而又惊人的对照；西方国家不久就积极开辟海外殖民地，创立贸易公司，并随时准备着用武力保卫这些事业，反对任何威胁。 　　当时，西伯利亚的俄国人也正在试图开展同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国人以同样方式作出反应：严密地控制和限制贸易。尼布楚条约（1689年）和恰克图条约（1727年）规定，俄国人可以在两国的三个邻接点经商，每隔三年方可派遣商队前往北京。中国人允许他们在北京建一所教堂，留一名牧师和三名副牧师，不过，其教团在中国京城的人数限制在300人。在这些条件下，少数货物得到交换——俄国的毛皮、皮革制品、纺织品、牛、马和玻璃制品同中国的丝绸、茶、漆器和瓷器交换（见第八章第四节）。 　　这些较早的世纪里，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仅限于耶稣会会士努力传布天主教方面。耶稣会会士已认识到，在一个象中国那样有先进文化的国家里，如果采用在民众中间布道说教以改变人们信仰这种通常的手段，那是不会奏效的，因此，他们专在结交、说眼朝廷和官僚方面下功夫。1582年，利玛窦经许可定居广州，20年后移居北京；居留期间，他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给中国官吏和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印象。当他终于敢起来辩论宗教问题时，他力图证明基督教教义与儒家学说是相容的。较后的耶稣会神父继续实行这种做法；他们担任技术专家、导师和外交代表，使自己成为对明朝皇帝和满族皇帝有用的人。耶稣会神父帮助中国人铸造了他们的第一门大炮和议定了他们与俄国的第一份条约。这些做法并没招致大批人皈依天主教，但他们的确赢得了对西方的基督教和科学的尊重；到18世纪，参加天主教的中国人已有30多万。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耶稣会对儒家学说的迁就，导致了它与天主教其他修会之间的争论及其最后的灾难；这对基督教事业来说，是颇为不幸的。当时的主要问题在于"仪式之争"，即中国的祖先崇拜与基督教是否相容。耶稣会坚持认为，祖先崇拜权仅是一种世俗仪式，旨在保持家族传统的连续性。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则完全相反地认为，它是异教的宗教仪式，与基督教不相容。1745年，罗马教皇最后判耶稣会败诉；这时，中国皇帝早已因这种长期的争吵和偶尔来其朝廷的教皇使节的傲慢无礼而心怀敌意，所以，进行了报复，禁止基督教的一切传教活动。从那时起，基督教在中国迅速衰落了。 　　耶稣会这数世纪的传教活动的最后结果已证明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当时，中国的考试制度和儒家伦理观给欧洲留下的印象，较之欧洲的科学和数学给中国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这时期的一位欧洲旅行者称中国人为Di nostra qualita——"具有我们优点的人"。中国人大概根本没想到过要回敬别人的这种称赞。 　　罗马教皇作出裁决后的那个世纪里，中国和西方之间无任何思想交流。中国人在与欧洲发生第一次冲突之后，依然极度自信和独立。他们将西方商人限制在少数海港和边境贸易站；处理国际事务时，仅有些例外地承认纳贡关系；他们只是对耶稣会关于科学和神学的教导表示过一时的兴趣，但这些教导最终还是为他们所抛弃和遗忘。有史以来，从未有过一个民族面对未来竟如此自信，却又如此缺乏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