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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麻余渡口之变迁：探寻一百年前的往事
历史的变迁给这个古老的渡口留下不少值得回味的往事：20年代初，香港商人胡文虎兄弟二人曲在此修建了一所别墅，目的是推销自己的产品“虎”牌万金油，那时麻余渡口是一个规模不小的物资集散地，商贾云集。
1942年日本人占占领了海南岛，这幢别墅成了日本人在渡口设立的检查站及税务征收点。
1950年海南解放后一直到1955年．这里因水浅沙细被人民政府开辟成游泳场，当时的水是淡水，南渡江水质还没有变坏（后因上游筑坝，南渡江水变咸）。1955年后渡口的“别墅”又改成税收点，征集这里农副市场的交易税．当时新埠桥还没有建，这里的交易市场很红火。
随着江面的变宽．渡口的摆渡船也由小变大，由只能载20人的小船变成了能装160人的机器船。
渡口的“老板”王禄福1943年生，是目前渡口的承包人，刨去船工工资．缴村里的管理费，每月能落1000元左右。王老板人缘好，学生不收钱，僧侣不收钱，记者不收钱，熟人不收钱，老人不收钱，妇女上街买菜收半价。他心地平和，每天拖着一条瘸腿忙渡口的事。
余庆庵
清嘉庆十年，麻余村村民集资建余庆庵，自此余庆庵有了香火，各地云游僧侣渐居余庆庵，余庆庵的香火也慢慢地鼎盛了起来，据说余庆庵的大主特来自海南白沙县，自嘉庆十年计，余庆庵已历时二百余年, 与余庆庵一墙之隔的是当地村民所建的保护四方水士的“关公庙”。“庙”在前，“庵”在后，形成了前道后寺的一种特殊格局。至于关帝庙的起建时间．村里巳经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了。老村长讲至少300年。
保护四方水土的关公并未保护成麻余村的水土，近几年麻余村水质明显变坏，原因是1993年上游龙塘镇修建了拦河堤，万泉河水被堵住，形成海水倒灌的局面。再加上人为挖沙，南渡江水面迅速变宽，海水浸堤，麻余村几百亩稻田由于水中的盐度加大，只好撂荒。现在如果站在余庆庵后墙极目眺望，也不过是野草披沥水，水鸟翱翔，美则美矣，但是于人们的生话无补。1954年土改后，余庆庵的和尚逐渐减少，庙产充公，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教育，使庙中和尚的生活难以为继。到了“文革”破“四旧”之初，最后一位和尚也回到他的老家澄迈去了，自此余庆庵香火灭绝。文革期间，余庆庵的“难兄难弟”——只有一墙之隔的关公庙也好不到哪去，被“革命”的村民们给砸了。在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问里，这个前道后寺的风水宝地变成了学校，里面传出的再也不是善男信女诵经的声音，而是小学生念毛主席语录的朗朗读书声。
南渡江水不停地流，江面经过多次台风以后变得愈加宽阔了。时间到了1998年，富裕的村民们又记起了祖上的阴德，一口气将关公庙和余庆庵一并修葺。其中余庆庵的修复耗资8万，是一位发了财仍然不忘修行的老板所资助的。他请的主持是一位叫“正行”的法师。小伙子三十来岁，江西人氏．尽管没有大庙名师的牒牍，但道行仍然很深，他能够讲清北京雍和宫匾额“十地圆通”的真义，众香客佩服得五体投地。正行法师来庙不久．香客便云集门下，香客中女眷颇多，供奉礼品也颇上档次，电风扇．电饭煲．还有电冰箱。而且，她们对法师的饮食起居也极为关心，除了荤食，紊食几平是应有尽有，而且入厨掌勺，不劳大师动手。香客中除本村的善男信女外，省城海口也有不少公职人员造访。庙后门的大榕树下，是法师和香客们参禅悟道的好地方。
渡口
麻余村的村民到海口市办事必须渡过水面很宽的南渡江，从麻余村出发如果走陆路到海口市，要走几十里。他们必须得沿南渡江往上游到灵山镇，再由灵山镇过老桥，这显然是很不经济的。1988，海南建省后，海口作为一个新兴的城市迅速发展，四乡的居民几平天天都要到海口办事。他们认为最直接的方法还是应该涉江而过。这样，由村民们提议：从麻余村隔南渡江，在斜对过的白沙坊村建立一个渡口，这个渡口就叫做麻余渡口，来往摆渡的船一津在琼山市登记造册，三条渡船的机房上都标明“琼山渡”的字徉，并往来海口市至东营的南渡江水面上。现在白沙坊村的麻余渡口其实形成的年代巳是很久远了，村民们讲．光渡船就经历了竹排、帆船、摇橹以及现在的机器船，江水虽未改道但也经历了由小到大．过去人们几平是怜着裤子就可以涉江而过．但现在不行，浩浩荡荡的南渡江水在没有桥的情况下，村民们过江只有乘渡船这条路了。海南建省后的第二任省长刘剑锋成曾经发誓要建一座“海美大桥”．但时过境迁，“海美大桥”．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仅由他题字的碑基孤零零地矗立在新埠岛上，与麻余村隔江相望。
麻余渡口的承包人王福禄今年56岁，已婚，有三子．为人憨厚老实，1994年承包渡船后，他就没日没夜地忙在码头上，给来来往往的村民们带来不少的便利。
清晨，星光尚未退尽，王福禄已将第一班渡船开出，时间大约是凌晨四点，这是为赶早市的菜农准备的，晚上太阳坠入钟楼后面的时候，江面上泛出一层薄薄的雾气，王福禄才将最后一班渡船收起，时间大约是晚上七点半，这是为在海口打工的麻余村的村民们晚归而设置的。一年四季没有节假日，除了刮台风的日子，他几乎休息不了，可是刮起台风来，他的生计又陷人困境之中，据王老板讲．他一共雇有六名员工，船头工每月710元.船尾工每月860元（不包早餐）现在每天平均收入300元，一个月合计9000元，上交给麻余村3600元,本村香火费200元，麻余村350元，牌照费、油费200元，余下开丁工资．最后剩下是自己的，每月大约1000元左右，他的六口之家全凭这点钱生活了，妻子年轻时还可以挑挑沙，补贴家用，现在年纪大了，只能操持家务。三个男孩子，没有一个有正式工作的，现在已有两个加人了他所从事的行业，当了艄工。
王福禄的父亲．今年85岁了，年轻时也是干这一行，山于青少年时用力过度，瑰在整个人已经变形了，脊柱变得像一条弓，耳朵也已失聪，他每天着着56岁的儿子忙碌于码头上，心情怡然他有一只很大的手表，晃晃当当地挂在手腕上，虽然他已经不干工作，但时间对干渡口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多少时间开一班船，要计算准确。这是他年轻时保留下来的唯一嗜好，也是他这一辈子留下的惟一生活习惯——看表。
王福禄的一条腿是瘸的，他曾经雇用了一位“大陆仔”。1994年的阴历初四，无人开船，王福禄和“大陆仔”当班，海上起了风，大陆仔经验不足，船靠不了岸，王福禄跳下去搬船，风将大船移了过来，王来不及收腿，被船卡住，造成粉碎性骨折，从此他只能一病一拐地来往于码头上了。这是他承包第一年所得到的结果。
麻余渡口王福禄的小棚子靠着别墅的山墙，里面有一张床，上面摆满了杂七杂八的维修用具。晚上王福禄也住在那里守护着自己的三条大船。今年农历的五月十三，白沙坊村演电影，电影散场时，已是深夜十二点半了。一轮皎洁的明月从别墅的后面升了上来，白花花地照在江面和他的渡船上，赶早班渡船的几个外地人将几箱笨重的货物运到码头上，惊动了值夜的王福禄，一段海南话的对白之后，码头又归于沉寂。麻余渡口的对岸是一家豪华的渔舫，此时正是觥筹交错、灯红酒绿的时候，而王老饭已进人了梦乡．沉重的鼾声随着南渡江水的涨潮有节当地响着
乡间理发匠
渡口每天来来往往的人络绎不绝，但细分起来不外乎是三种人。由于麻余村、东和村及麻锡村等6个白然村，近6年来水质变坏，村里的许多年轻人必须到海口去谋求一份工作，这是一大宗。再有就是外地来此种地的菜农，他们以广西人居多。据他们白己讲，渡口老板主要挣的是他们的钱，但真的是否这样，谁也没有详细统计过，还有的就是村里一些上了年纪的阿婆们，到城里买些香蚀回来供奉在自己的上太公屋里，祈祷在外打上的儿孙们身体健康、子嗣昌盛、招财进宝。
零零星星的客人中，手艺人不是很多，但他们的作用却不可小窥，因为村里不少人靠编织为业，这类手艺人也是收购这些农副产品的小贩，城里人管他们叫“游商”。一个比较例外的情况就是这位姓柯的乡村理发师，他的家在离渡口不远的江边上一座孤零零的小白房里，房子隔成两间，有门有窗，窗户是洞开的，一块玻璃也没有，咸咸的海风可以直吹屋内，这样就使得屋里和屋外差不多是一个世界了。手艺人姓柯，妻子姓黄，柯今年42岁，黄36岁。分别是东和村和麻余村人氏。柯入赘黄家．这是柯父亲婚变的结果。柯的生母是麻余村人,所以柯当了麻余村的上门女婿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人们对柯的情况知道的并不多，这点有限的背景资科，还是柯的邻居、乡村医牛吴坤英讲的。吴的诊所和柯的小白房紧挨着，离江边都不足20米，吴讲：柯原有两个男孩，大孩子十年前在南渡江中洗澡被淹死了，二儿子今年15岁，得了严重的肾炎，身体很弱．求医问药总不见效，柯氏夫妇对此十分着急，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听了阴阳先生的劝告，“移水而居”，非此不能化消此灾。白房子原是黄氏娘家的产业，最早的功用是小卖部，为开发海岛的民工开设的．1988年海口的口号是第二个“香港”，相传要有一大批显赫的项目上马，其中不乏一些国际上知名的大公司。1989年以后这些炒得沸沸扬扬的项目一个也没来，小卖部自然也开不成了，它现在的功能就是让这对患难夫妻荫育子嗣。吴医生讲，柯氏夫人很贤慧，属于那种与世无争的女人，由于家中收人全靠丈夫理发，而理发的收入又极有限：大人4元，小孩3元，刮脸l元，一天下来不过10元左右，这就使黄氏理家显得很困难了，为了补贴家用，她经常去帮助姐姐家插秧，或自己到城里去拾木屑。
理发匠不爱讲话，也不愿意见人，在渡口乘船回来时他总是一头扎进舱里，尽可能地不和别人接触。船一到岸，他便抄小路回家，他走得很快，别人打招呼他也不理，这井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自卑感，吴医生讲，他天性如此。他和他妻子的小屋除了一天飘出两次坎烟外，几乎没有住何动静，连他养的两条狗都从来不吠，这一切在旁人眼里显得是那么和谐和不可思议。
麻余渡口实在是太普通了，和许许多多普普通通的渡口一样展示着广大基层民众的生活现状，这些人为生活而忙碌，为生存而奔波，这里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对生活的粉饰，这就显得弥足珍贵。也许再过若干年，南渡江水还会变化，旱已凋敝的胡氏别墅也许会更加凋敝以至倒塌，但是存留在这些照片中的人却只会发展，只会向上，只会过得更好，应该说这是中国人的宿命。1999年 9月18日在北京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外国摄影师的作品展览，照片内容是20世纪初的中国．尽管被摄影师摄入镜头的人物衣着破烂不堪，街道和房舍也显得毫无生气，但这毕竟是历史的真实见证，摄影的本质意义也就存在于其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