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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的中国电影留给我们的记忆很多空白，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1972年，享誉世界的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曾受中国政府之邀来到中国，拍摄了一部长达3小时40分钟的大型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拍摄前后的风波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文化的碰撞，而是当时“极左”思潮和西方纪录电影观念的冲突。正如安东尼奥尼所说的，“其实《中国》是关于中国人的电影。”
安东尼奥尼回顾《中国》时曾说：“我没有坚持去寻找一个想象中的中国，而是把自己交付给了能看到的现实，我觉得是做对了。”
受邀来华拍片
在中意重新建交后的1971年5月，一个由当时外贸部长率领的意大利代表团访华，紧跟着7月20日，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出公函，希望在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并委托安东尼奥尼担任导演。
1972年，安东尼奥尼在中国政府的邀请下来到中国拍摄纪录片，他自称是“一个带着摄影机的旅行者”，想要拍一部不带任何教育意义的纪录片，在来北京前几个月，安东尼奥尼在寄往北京的“意向书”中曾写道：“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
突如其来的大批判
由纪录片而引起外交事件的例子在纪录电影史上并不鲜见，这部被贝尔托鲁齐认为是“真正描绘中国城乡诗篇”的纪录片《中国》也使得安东尼奥尼在当时的中国遭到了未曾预料的批判。
1974年1月3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也是《中国人民不可侮》系列评论的第一篇。
至此对于安东尼奥尼的批判就如暴风骤雨般而来。批判安氏的活动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仅1974年2月和3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结集了一本200页的书，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6月版），作者来自全国各条战线。
对于中国人民在“文革”中取得的伟大成就不屑一顾，而是偏重于捕捉日常生活场景，这可以说是当时国人批判安东尼奥尼影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系列批判文章中就提到“安东尼奥尼要拍什么‘偏远的农村’、‘荒凉的沙漠’、‘孩子的出生’、‘人的死亡’等等的计划”，“在镜头的取舍和处理方面，凡是好的、新的、进步的场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当时做样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落后的场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等等诸如此类。
作为“天生的悲观主义者”，安东尼奥尼眼中的世界确实是不完美的；作为西方现代电影的重要代表人物，他非常重视通过影片表达自己的个人体验。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对于西方纪录电影观念的极大差异，以及中国当时所处的特殊政治时段，使得这种个人体验似的影像表达成为了被批判和被指责的对象，安东尼奥尼的名字甚至被编进了儿歌之中。
在自己的国家也受到攻击
1964年安东尼奥尼曾凭借《红色沙漠》在威尼斯电影节上一举斩获“金狮奖”。时隔10年，在1974年的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上，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安排在威尼斯最好的凤凰剧院上映，但消息传出之后由于受到各方压力影片最终改在另外一家影院放映。影片之前还加映了安东尼奥尼新片《职业：记者》的片段，出乎意料的是，正要进入影院的安东尼奥尼被突如其来的一大群观众包围住了，面对这一切，安东尼奥尼有口难辩，不仅不被中国人接受，而且在自己的国家也受到攻击，并被指责“背叛了中国”。
2004年11月25日至12月5日，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学术观摩在北京举行。安东尼奥尼的妻子恩里卡特地代两人为《中国》与中国32年后的“重逢”写来致辞：“这个等待很长，但应中国政府邀请而拍摄的《中国》今天能在北京放映一事给了他巨大的满足，并想借此机会再次向你们表达他的感情。他祝愿这部影片能尽快与全中国的观众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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