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二、 杨振宁继续误导公众 作者：负债50年　　发表日期：2005-11-04 16:50:53 [表状] 　可是，杨振宁还是想误导公众。他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到跟李政道决裂的原因：“你知道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这个里头有戏剧性的、有做人方面的差异，有性格方面的差异，不是这么简单的，我想我现在的决定是对的，这个事情我不要再公开讨论。”似乎显得自己多么的高尚，多么的宽宏大量，还含沙射影说李政道的做人和性格有问题，这也难怪后来记者加旁白时说什么杨跟其他人合作就没不愉快的话。 　　　　 　　　　记者不懂。杨振宁跟李政道都是中国人，而且他一直以长兄自居，所以他敢跟李政道提出来自己名字放前面的问题。而杨与其他的合作者，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可能确实论文基本上都是杨振宁做的贡献占绝大多数，他们是后来加入的；另一个可能是他们当时只是一个无名小辈，跟已经成名的杨振宁的地位不是一个档次的，没有太多讨价还价的余地，能跟杨振宁合作，从而混上个终身教职，可能已经要非常感谢杨振宁了，当然不会闹矛盾。你们可以看看，杨振宁与其他人合作的成果，“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和“杨-巴克斯特方程”，都是杨振宁的名字在前，说明发表论文时，论文的作者并没有按照作者的姓的第一个字母排序！！而方舟子也提到，为什么“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没有获得诺奖，可能是由于米尔斯的水平不够，跟杨振宁不是一个等级，成就也不高，不配获诺奖。 　　　　 　　　　 请看杨振宁的央视面对面的视频： 　　　　 http://news3.xinhuanet.com/video/2005-02/28/content_2629202.htm 　　　　 　在访谈中，杨振宁提到，米尔斯在北大的一个会议回答别人的提问时，称“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主要的东西都是杨振宁的，杨振宁说他是不必要的谦虚，不像有些人，只有30%的贡献，他要说成有70%的贡献（这当然是说李政道）。还说这篇文章比米尔斯所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全部文章加起来还要重要，所以应该所有的荣誉都应该给他，但是没有给，所以物理学界对米尔斯的评价是不公正的。 　　　　 　　　　其实，杨振宁的话完全是自相矛盾的。看名字就知道，米尔斯的名字会放在杨振宁的后面，没有按照正常的按作者姓的第一个字母排列作者的顺序，这就意味着，米尔斯的贡献不足三分之一，主要的贡献都是杨振宁的，当然无法获得太多的荣誉，这是显而易见的。米尔斯在回答别人的提问时，说那篇文章主要都是杨振宁的贡献，杨振宁居然说这是米尔斯不必要的谦虚，不会像李政道那样，明明只有30%的贡献，非要说成是70%。可是，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既然杨振宁的署名在米尔斯前，没有按照字母排序，如果米尔斯真的是谦虚，那么只能说明杨振宁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又做了不道德的事，就是硬要把自己的名字不按字母序排列，抢了米尔斯的学术功劳，从而降低了米尔斯的学术地位。如果是这样，米尔斯为什么没得诺奖，恰恰是他害的！ 　　　　 　　　　仔细看这个视频，证实了我原来的猜测。米尔斯相比杨振宁，可能确实不是一个档次的，跟李政道也不是一个档次的，在那篇最重要的文献中的贡献是很次要的，主要的贡献都是杨振宁的，当然他没有资格跟杨振宁来争按字母序发表论文了。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更加能够证明杨振宁这个人非常无耻了。 　　　　 　但是，与米尔斯不同，李政道是个真正的天才，他跟杨振宁是一个等级的，在合作时，很多重要的发现都是他先想到的，所以他不愿意让杨振宁违背字母序，让别人误以为文章基本上都是杨振宁的贡献，这是天经地义的。杨振宁没有资格以自己年岁大点，就要求自己的名字排前面，而杨振宁由于爱慕虚荣，特喜欢把自己名字排前面，当然会闹矛盾。要是我是李政道，我也会跟杨振宁这种人断交，永不来往，拒绝和好。 　　　　 　　　　 为什么说李政道是真正的天才？ 　　　　 　1946年，20岁的李政道到美国留学，当时他只有大二的学历（在浙大和西南联大各读了一年），但经过严格的考试，竟然被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录取。3年后便以“有特殊见解和成就”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辨，被誉为“神童博士”，其时年仅23岁。1956年30岁时便升任哥伦比亚大学正教授，从副教授到正教授，只用了1年的时间。 　　　　 　　　　 李政道30岁就升任哥伦比亚大学正教授，“当时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在全校各系里，被聘为正教授时最年轻的人。” 　　　　 　　　　 1957年，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年仅31岁，是诺贝尔奖有史以来第二年轻的获奖者。 　　　　 　　　　 这些，足以说明李政道是真正的天才。 　　　　 　相比之下，杨振宁去芝加哥大学前，已经在西南联大读完了研究生，由于仰慕费米教授，去了芝加哥大学，但是却被费米拒收门下，被费米推荐给其他教授，结果被几个教授拒来拒去，最后一个老师没办法才收下他做博士生。没想到到后来他竟然敢吹自己的水平比费米还高。所以即使宇称可能不守恒是李政道首先想到的，他也敢吹宇称不守恒是自己首先想到的，也就很自然了，他就是这种人，就是喜欢自吹自擂。

主题：三、杨振宁和李政道各为中国作了什么贡献？ 作者：负债50年　　发表日期：2005-11-04 16:52:12 [表状] 　　　　 在面对面的节目中，要是杨振宁真的有什么数得出来的对中国的贡献，早就吹出来了。 　　　　 　结果记者怎么找也找不到杨振宁对中国的贡献，能吹的只是他是第一个回国的，说明他多么爱国。这种谎言我后面会有证据来反驳，根本不是由于他多么的爱国，而是由于很多私人的原因，是来拯救家人于水火之中，同时接受国人的赞扬的。即使他第一个回国真的仅仅是由于爱国心切，仅仅第一个回国这样的“爱国”行动，也谈不上对祖国的发展有多大的贡献。 　　　　 　　　　 于是杨振宁自己也总结说，想来想去，自己对于中国的贡献，顶多也就是自己和李政道是华人第一次得诺贝尔奖，从而改变了中国人认为自己不如人的心理。大家看看，这就是杨振宁对他很“爱”的祖国的最大贡献！ 　　　　 　而这个贡献，李政道也一样有，因为李政道也是一起获诺贝尔奖的。但是对于李政道来说，这种东西简直不值一提，不仅是因为这种东西根本不算什么切实的贡献，还因为他可以一清二楚讲得出来的对祖国的贡献，多得是，不像杨振宁，没有什么可吹的，吹来吹去，对祖国的贡献都是虚的，从祖国这里得到的好处，却都是实实在在的。 　　　　 　　　　 下文摘自《中国人一定要知道的真相：杨振宁和邓稼先》： 　　　　 　　　　“杨在得奖后首先访问了台湾，李同情红色中国，两人渐行渐远。此后中美解冻杨回国见到老同学邓稼先竟然鼓动他到美国，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那时出去了就由不得自己了（邓稼先说过，我不会在杨面前透露在干什么，因为杨何等聪明，只要我一说，他就可以推断中国原子弹研究进展程度），周总理热情的请杨回来为祖国效力，竟被他以国内物理水平太差而一口回绝。而李、丁肇中访问大陆后积极为国内引进先进设备，亲自安排人才培训，造出了正负电子对撞机（受到杨的反对好像认为太浪费钱）、加速器、阿尔法磁谱仪等世界领先科技，李还积极帮助建立两岸骨髓库（注：此为原作者误把另一个同名的李政道误以为物理学家李政道）；即使李远哲这个现在认为是亲独分子，78年到大陆访问安排他参观景点，他却说时间紧张先看科研单位，80年代不辞辛苦为大连物理化学所引进了当时国内还没有的部分先进的分析仪器。 　　　　 …… 　　　　想想同道的李政道先生早年毅然回国，从70年代起，李政道教授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科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了在中国发展高能物理和建立高能加速器，后来成为建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北京谱仪和进行高能物理实验的骨干；1982年当我国高能物理事业举棋不定的关键时刻，他帮助我国选择了一个既先进又符合国情 的BEPC方案，并成为当今世界上在c-τ物理研究能区唯一的高亮度电子对撞机，并做出了重要的物理结果。” 　　　　 　　　　 其实，李政道对中国的贡献，远远不止上面列举的这些。 　　　　 　　　　 李政道建议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影响至今。 　　　　 　　　　 在李政道的建议下设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已经是目前中国最重要的科研基金。 　　　　 　　　　 李政道在见毛主席的时候，建议在中国科技大学设立少年班，从而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李政道设立的CUSPEA计划，让无数大陆的青年学子，有机会到美国一流大学深造，可以说，中国科技大学今天为什么那么容易申请出国留学，基本上可以说李政道博士做了最大贡献。中国科大的学生，在李政道博士的计划中，占了最大的比例，都是进入到美国名校，为中国科大出国留学打下了无比坚实的基础。没有李政道的计划，情形可能会差很多。清华北大等高校的学生在出国方面，也受益于李政道的计划良多。 　　　　 　　　　 以下是新闻报道的描述： 　　　　 　“20年前，当我国面临人才断档的严重危机时，李政道教授创议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即CUSPEA计划，由中美双方联合通过专门的招生途径，每年从北大、中科院、中科大等院校中选送百名应届大学毕业生，赴美攻读博士学位。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较大规模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为我国后来的大规模国际人才交流和科学文化交流起到了开拓性作用。至今，美国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76所优秀大学接收了我国近千名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这些学生目前活跃在国内大学、科研机构、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机关等各行各业，成为各领域的专家。” 　　　　 　　　　而李政道，为了帮这些人联系学校，写推荐信，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和时间，我记得有一个报道提到，这至少占了他很多年的时间每年的三分之一。实际上，我想可能还不止，因为想想可知，为了联系这么多人去美国名校，凭他个人之力，一定常年累月都要思考相关的问题，或是有学校或学生因各种事情找上他。而作为计划的发起人，不可能不管。 　　　　 　　　　 此外，李政道还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就在浙大捐资设立了浙江近代物理研究中心，在北大设立了北大现代物理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这两个中心都已经发展成为国内重要的物理学研究中心。 　　　　 　可能有人会说，从学术成就上来说，杨振宁的学术成就很大，可能比李政道的成就还要大，这个我不是学物理的，我无从判断。但是大家想想看，李政道在自己功成名就之后，耗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在帮助祖国发展上，这种精力和心思的分散，必然影响他专心于科学研究。谁也不知道，如果李政道也跟杨振宁一样，置国家的发展于不顾，是不是会作出别的重要的贡献。但是，即使这样，他的科学成就，已经足以名垂青史，而他为中国发展作出的贡献，也将永远为人民铭记。 　　　　 　　　　 而杨振宁呢，一直都在一门心思忙乎自己的事情。到了老了，在美国发完光发完热了，好处捞足了，国内待遇变好了，于是80岁了在美国办个退休手续，回国养老来了，享尽国内外所有的好处，两边的好处都捞足了。 　　　　 　　　　 杨振宁以为他和翁帆结婚，大家很反感，仅仅是由于年龄差距太大。其实这仅仅是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这件事情仅仅是让别人开始公开表达对他的反感的导火索。 　　　　 　　　　 杨振宁的贪婪，几乎表现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在和翁帆结婚这件事情上，也体现了他的一种贪婪，这种贪婪跟他对名利的贪婪，是一样的，是一以贯之的。 　　　　 　　　　 只要能得的到的，杨振宁都想得到，都有一种贪婪的占有欲。无论是美国的优裕的生活、国内对老人的尊敬和爱戴、国内大学现在的良好生活条件、国内人对著名科学家的盲目崇拜，还是对于美色，从底子里，他都是很贪的，而且他确实命好，一辈子各种好处他都贪全了。 　　　　 　　　　 杨振宁不仅贪婪，而且是极度自私自利，这么说也许跟贪婪有点重复，但是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无论什么事，杨振宁首先想到的都是自己。国家需要他的时候，他不来，也不愿意投入精力为祖国做事。国家已经繁荣发展之后，不怎么需要他了，他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贡献给祖国的时候，他回来了。这不是极端的自私自利，那什么样的人才算极端的自私自利？

以下文章均摘自： http://tdlee.ccast.ac.cn/editor.html 编 者 的 话 我们编辑出版的是一部特殊的历史性文集。 2002年在台湾出版了江才健著的《杨振宁传》(1)。在这本传记里，作者用很大的篇幅叙述了李政道和杨振宁合作和分裂的故事。 李政道和杨振宁这两位中华民族的精英、奇才，他们在科学上所创造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性的成就，震撼了整个世界，特别是中华民族的心灵。中华民族为有了他们而永远感到自豪和骄傲。 不幸的是，在他们之间产生了裂痕。他们那种令世界科技界赞羡不已的合作关系破裂了。李杨合分，或者说李杨之争，是一场悲剧，为世人所关注，也必然地会为世人所批评和论证。无论怎么说，它的确是一件令人很觉遗憾和十分可惜的事情。 但，李杨之争是历史事实，是现实，不能回避。李杨最后一次的科学合作是在四十多年前的1962年。在他们的合作破裂后，李政道对其中是非曲直， 一直保持沉默。20年后，1982年杨振宁首次公开发表他对李杨分歧的描写(2)；1986年李政道发表了他第一次，也是截止到现在唯一的一次书面说明(3)。 李政道所回忆的事实经过，与杨振宁的叙述大有差异。之后，李政道又回到以前的沉默。但是17年后的今天，江才健著的《杨振宁传》的出版，再一次打破了李政道的沉默，使这一事件再度浮现在人们的面前。 什么原因使李杨之间很成功的合作产生分歧？什么原因使这应该很愉快的合作转变成现在的悲剧？谁应对这一悲剧负责？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我们从这一悲剧中，可以总结出什么样的教训？…… 许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要解答这些问题，需要真实的材料，需要了解事情的真相。 杨振宁从1982年起，先以英文论文选集加注释的形式，将有关这一不幸事件的情形以他的个人看法正式发表出来。之后，在1998年，又在中国出版了他的文集并有更多的中文文章发表(4)。他认为这一不幸事件的责任全在李政道身上。 李政道1986年用英文发表了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章。他本来打算就此为止，永不开口，让历史去做裁判。 可是，杨振宁以“有朝一日我必须把真相公诸于世”的决心(5)促成了最近《杨振宁传》的出版，点燃了新一轮的争论。究竟这“真相”是什么呢？李政道能够沉默吗？ 李杨之争这一悲剧情况特殊，从根本上与科学史上其他的类似争论大有区别，有其探讨的价值。杨振宁作为争论的一方已经充分地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因此将争论的另一方，即李政道就此问题答记者问，以及他提供的有关资料汇集出版是有必要的。我们尽力使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前因后果均收集在此文集中。 李杨合分的一个关键问题是，1956年提出，1957年获诺贝尔奖的论文思想，即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这一思想的突破，是李、杨二位中谁第一个提出来的。杨振宁1982年发表的和李政道1986年发表的回忆，在对当初1956年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什么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对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如何产生的回忆上却完全不同。两个说法在时间、地点和情况上都大不一样。当时，在1956年，这个思想 突破，立刻就受到多位很重要的实验物理学家的注意，他们并立刻做了实验和分析，而且把分析的结果写成论文发表了。之后，当时做实验的物理学家又发表了回忆文章。其中对事情发生的时间和经过均有细致、客观的记录。 因此，很容易证明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人说法中哪一个是假的。这种情形是相当惊人的，在科学史上可能也是少见的。 为便于鉴别，我们将重要的英文资料均翻译成中文，使这些客观事实的证明，都能汇集在这本中文的文集里，作为李、杨叙述的背景文章，使读者们能够彻底了解四十七年前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的产生真相和它在物理科学史上的重大意义，亦可以以此进一步了解李杨合分的真正经过，能够由事实的证明获得最后的真理。 我们十分感谢《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女士提出的尖锐问题。我们也非常感谢叶铭汉院士帮助审校本书汇集的英文历史资料的译文。 季 承 柳怀祖 滕 丽 2003年4月 全书下载（TDbook.zip, 5.9M, PDF文件） 注： （1） 《杨振宁传》，江才健著, 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与远哲科学教育基金会共同出版，2002年。 （2） 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Chen Ning Yang，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San Francisco, 1983. （3） Broken Parity T. D. Lee, Selected Papers, Vol. 3, Edited by G. Feinberg (Birkhauser, Boston Inc., 1986), pp. 487-509. Reminiscences, Thirty Years Since Parity Nonconservation, edited by Robert Novick (Birkhauser, Boston Inc., 1988), pp. 153-165 （4） 《杨振宁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人情物理杨振宁》，叶中敏著，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 （5） 《杨振宁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62页。 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Chen Ning Yang，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San Francisco, 1983, p. 30

序 2002年在杨振宁的直接推动下，在台湾出版了江才健写的《杨振宁传》，书中用大量篇幅叙述了我和杨振宁合作和分裂的事情，引起了学术界的很大震惊。 我和杨振宁的分裂，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大的悲剧，但它是事实，无法回避。自1962年与杨振宁合作破裂后，我一直保持沉默。1982年杨振宁在他的英文文集里公开发表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描述。他对此事的描述和我对事情实际经过的记忆相差太大。于是我不得不在1986年作了书面说明。在今年4月3日前，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对事实的公开说明。这一说明是用英文写的，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在这之后我继续保持沉默，祈望这件事就此了结，不再纠缠。可是杨振宁却把事情转向了中文读者，借用《杨振宁文集》（1998年出版）等一些中文出版物继续对我攻击。去年，在杨振宁直接推动下，终于又在台湾出版了江才健写的《杨振宁传》，编造了更多不真实的故事。因此，我不得不再一次打破沉默。 我和杨振宁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在1956年我们合作发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中，有关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谁首先提出来的。本来这个问题是无需争论的，可是杨振宁在1982年忽然用英文发表文章，宣称当初这个思想突破是他一个人提出来的，当时我还反对。1986年我在用英文发表的文章里指出杨振宁的说法与事实不合，之后，杨振宁就改用中文不断地继续发表和加强他1982年对我的攻击，完全不顾1956年的事实和经过。 事实是，1956年，是我首先独立地做出了这个思想突破。接着，立刻就有多位实验物理学家按照我的想法进行了实验和分析，证明了我的想法是可行的，并发表了记载此事的科学论文。在这之后才有我和杨振宁合作写出《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的论文和吴健雄等对该论文的实验证实。对于这项事实，当时进行实验予以证实的物理学家后来又发表了回忆文章，对事情发生的时间和经过做了细致、客观的描述。因此，很容易证明在我和杨振宁两人完全不同的说法中哪一个是假的。这种情形是相当惊人的，在科学史上可能也是很少见的。 我和杨振宁的分歧是中国学术界十分关心的事。现在事情又有了新发展，我觉得有必要让中国国内和海外华人学者及所有关心此事的炎黄子孙能进一步了解李杨合分的真实情况。因此，我才把就此事回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女士的全文及当年有关的英文资料的中文翻译，汇集出版，公布于众。 李政道 二OO三年七月 写于纽约

李政道 1926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省苏州市。抗战期间曾在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学习。1946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物理学大师费米教授。因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与杨振宁共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在物理学领域有很多杰出成就，多次荣获各种奖，至今一直活跃在物理学的前沿。在中国极力提倡重视基础研究，促成中美在高能物理领域的合作，帮助建成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他创办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等多个学术组织，建议设立博士后制度和完善自然科学基金制度，创办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为促进中国科学和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意大利科学院院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十几所大学的名誉教授；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洛克菲勒大学、纽约市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中国北京大学等十几所大学的名誉博士。

（1）问： 江才健写的《杨振宁传》去年在台湾出版，引起了很大反响。今年可能又将在大陆出版，您对此书的出版有什么评论？ （1）答： 此书对我和杨振宁在物理研究上的合作，以及对我本人人格的很多描述都与事实不相符合。杨振宁是想通过此书重写历史，通过对我进行诬蔑和贬低来索取根本不属于他的荣誉。在一本传记中对别人进行如此集中的歪曲和诬蔑是非常罕见的。我读了之后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怒。

（2）问： 书中有关您和杨振宁的关系的记述，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甚至超过了书的其他内容。您认为其中原因何在？ （2）答： 此书用了耸人听闻的煽动性的手法，篡改历史。杨振宁利用此书，制造不真实的故事，企图抹煞国际科学界早已公认的我对物理学发展的贡献。特别是，书中关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的叙述，更是采取了歪曲事实、制造谎言的手法来抬高杨振宁，贬低我本人。这样的行为在世界科学史上很可能是空前的；这样的传记写作手法在历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因此,该书当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这都是杨振宁和传记作者共同谋划的。这一点传记作者在后记里也已经讲了。他们这样做是各有各的目的。

（3）问： 李杨合分，症结所在，据一般人看来，是由于你们之间的下述争论： 获诺贝尔奖的论文的思想，即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这一思想的突破，是你们二人中谁第一个提出来的。 据杨振宁的说法，是他“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指杨自己）想到了……”，还说你先是反对这种观点， 经过他的说服后才同意的[1]。 您认为这种说法符合事实吗？您能不能说明一下您知道的事实真相？ (编者注：将鼠标指到[1]的位置，注脚[1]即会弹出。下同。） （3）答： 杨振宁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事实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我在1956年4月上旬独立地做出的，与杨振宁无关。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1954、55年，θ-τ之谜已成为物理学界关注的焦点。这里我想先简单地解释一下当时的θ-τ之谜。 50年代初从宇宙线里观察到两种新的粒子，θ和τ。它们具有很不同的衰变模式。θ衰变为两个π介子，τ衰变为三个π介子。 因为奇数个π介子的总宇称是负的，而偶数个π介子的总宇称是正的。所以从θ和τ的衰变模式可以决定θ的宇称是正的（称为标量）， 而τ的宇称是负的（称为赝标量）。奇怪的是到1954、55年，经过很精密的实验测量，发现在实验的精确度内θ和τ这两个不同宇称的粒子居然有完全一样的寿命和质量。 那时候，从θ、τ的衰变模式，不仅可以决定它们二者的宇称不同，也已知道这类的衰变是通过弱作用力实现的，因而可用理论计算来估计它们的寿命。 假使τ和θ是不同的粒子，τ的寿命应该比θ的寿命长很多，约一百倍。可是实验结果是τ和θ的寿命几乎完全一样。而且，假使τ和θ是不同的粒子， 为什么它们的质量也会几乎完全一样呢？如果认为它们是同一个粒子，它们怎么会具有完全不一样的宇称呢？ 为解决这一问题，物理学界曾提出过各种不同的想法，但都没有成功。50年代时，粒子物理学领域，每年都举行一次国际性的综合学术会议， 地点在美国纽约州的罗彻斯特（Rochester）大学。因而，这个很重要的会议就被称为罗彻斯特会议。凡是要参加会议的，必须收到邀请才行。 在1956年4月3－7日的罗彻斯特会议上，也讨论了θ-τ之谜这个问题。当时在会议上已经有人提出，包括我和杨振宁，是否在θ和τ的衰变中，宇称可能不守恒？ 但是，会议上的这些讨论都没有达到任何结论。要了解这是为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我需要介绍一下当时宇称守恒问题的背景。 宇称守恒是当时公认的一个重要物理定律。宇称守恒的基础是“左右对称”，而“左右对称”一向被认为是物理的公理。 从经典物理学开始到近代物理学（包括力学、 电磁学、引力场、弱作用理论、原子、分子和核子构造等），一切的物理理论，在1956年4月以前，都是左右对称的。因为每一门物理理论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实验作证明， 所以物理学家们想当然地认为“左右对称”在粒子物理学中也已经被充分证明了，是非常正确的，是自然界的真理。宇称守恒是天经地义的。 在1956年4月初的罗彻斯特会议上讨论时，所有的物理学家都公认，一切已了解的物理都是左右对称的，是宇称守恒的。这是毋需讨论的。 在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是：在θ、τ衰变过程中，宇称是否可能不守恒；在当时一切已了解的物理之外，θ、τ是否可作为一个特殊例外，是孤立的一点。 假使θ、τ是同一个粒子，在它衰变过程中，宇称并不守恒，那会产生什么结果呢？那结果就是，这同一个（即θ-τ）粒子既可以按宇称为正的θ模式衰变， 也可以按宇称为负的τ模式衰变。可是这个结果与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的θ-τ之谜的现象完全相同。因此，虽然提出了θ-τ衰变宇称可能不守恒的假设， 可是这种假设不产生任何新的物理结果。这种假设与一切其他物理无关。在这种假设提出以前， θ-τ之谜是孤立的一点；做了这种假设以后，θ-τ仍然还是孤立的一点。 因为这种假设并不能产生任何新结论，所以这种假设就不能看做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这一点物理学界是公认的。 当时我也正在重点研究这个问题，曾做过一些尝试，但未成功。我记得，在1956年4月3－7日罗彻斯特会议结束后的一两天， 即4月8日或9日，我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斯坦伯格（J. Steinberger），专程到我的办公室访问，讨教问题。那时他正在进行不稳定的重粒子的产生和衰变的实验。 他的问题是如何测定这类重粒子的自旋，与θ-τ之谜无关，和宇称不守恒也无关。在谈话的过程中，我忽生灵感，突然很清楚地明了，要解决θ-τ之谜，必须先离开θ-τ系统， 必须假定θ-τ以外的粒子也可能发生宇称不守恒的新现象。我发现，用斯坦伯格实验中重粒子产生和衰变的几个动量，便能很简单地去组织一个新的赝标量。用了这θ-τ以外的赝标量， 就可以试验θ-τ以外的系统宇称是否不守恒。而这些赝标量，很显然的，没有被以前任何实验测量过。用了这些新的赝标量就可以系统地去研究宇称是否不守恒那个大问题。 θ-τ之谜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点，它可以和斯坦伯格正在进行实验的重粒子连起来，它也可能和其他一切物理整体地连起来。要解开θ-τ之谜，就要去测量弱作用中θ-τ以外的赝标量。 我猜想，宇称不守恒很可能就是一个普遍性的基础科学原理。这就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 当时，我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斯坦伯格，并请他转告他的实验组的人，要他们赶快按照我的建议去重新分析实验数据。 斯坦伯格听了也很兴奋。他说，您需要的这些原始实验数据，其实都已经有了，都记在他实验组的Log book（实验工作记录本）里，可是因为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分析， 所以还没有将这些数据放在一起分析。之后，他和他的实验组马上按照我建议的方法去分析了他们的实验数据。虽然有迹象显示出宇称不守恒，但因数据不够，不能得出定论。 1956年9月份的《物理评论》上发表了他们重粒子实验的论文，也就是布德（R. Budde）、克瑞廷（M. Chretien）、 雷特奈尔（J. Leitner）、塞缪斯（N. P. Samios）、 史瓦兹（M. Schwartz）和斯坦伯格（J. Steinberger）合作的文章 [2]。文章中有一部分就是讨论我的突破性的想法和他们的分析。 他们并在文章里对我“非常有帮助的讨论”，即我提出的关于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的想法表示谢意。这就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来源 [3]。 对这件事，这项实验的参加者之一，史瓦兹后来曾发表了回忆文章。 史瓦兹（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对上述情形有清楚的回忆。他对我当时提出的建议和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以及事情的经过， 都有明确的回忆和文字的记载。其经过和时间都和我1986年发表的回忆完全一致。史瓦兹说： “无论如何，我记得十分清楚，在罗彻斯特会议(4月3－7日)之后， 斯坦伯格立刻回到奈维斯（Nevis）实验室，告诉我们，他刚才和 T. D. Lee（李政道）讨论，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李建议斯坦伯格， 让我们把数据从Φ＝0 到Φ=2π 进行划分。……如果有非对称性，那么就会是……宇称破坏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例证” [4]。 　 这一切完全证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首先由我在1956年4月上旬独立做出的，和杨振宁无关。 1956年4月中旬，斯坦伯格和他的实验组已有了初步的分析结果。他告诉我，重粒子Λ0的衰变， 从Φ=0到π有7个事例，从Φ=π到2π却有15个事例， 多了约一倍。重粒子Σ-的衰变，从Φ=0到π有13个事例，从Φ=π到2π只有3个事例，小了约四倍。当然这些数据不够，还不能做出宇称不守恒的断定。 斯坦伯格又说，他估计一年之内，他们可以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加速器再去产生十倍多的事例。那就可以完成在 Λ0、Σ-这类重粒子的衰变过程中， 宇称是否守恒的决定性的实验。（事实上，一年之后， 1957年斯坦伯格和他的合作者的确就完成了这个决定性的Λ0，Σ-宇称不守恒实验并发表在《物理评论》上。） 当时，我觉得很兴奋。这个初步的宇称不守恒的实验，已充分证明了我的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正确的，是可行的。 宇称是否守恒的问题不再停留在θ-τ之谜的孤立一点。 θ-τ以外的不稳定重粒子Λ0和Σ-也都已经被包括进来了！ 1956年4月中至4月底， 我努力于完成宇称不守恒在θ-τ、Λ0、Σ-这类以及所有称为“奇异粒子”（Strange Particles）的弱作用衰变领域的理论分析和论文写作。 我并和斯坦伯格约好，我的理论分析文章和他实验组当时的实验分析文章，即后来1956年9月15日发表的布德、史瓦兹、斯坦伯格等人的文章，同时发表。当然， 弱作用衰变，除了奇异粒子外，还有更大的领域，那就是有五十多年研究历史的β衰变。这包括中子、π介子、μ子等更多的粒子。我准备在1956年5月初， 写完奇异粒子宇称不守恒的论文后，立刻开始对它们进行分析。 1956年5月初，斯坦伯格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我的办公室，说他刚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学术报告会上报告了他们的实验结果和分析， 也报告了我关于宇称不守恒的建议。 杨振宁也在场听报告。可是他却在听众中强烈反对我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想法。在那段时期，我和杨振宁没有合作的工作。1956年4月初罗彻斯特会议结束后，我回到纽约， 就没有再和杨振宁见过面。我听了斯坦伯格的话之后，就打了一个电话到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告诉杨振宁说，自从我和他在罗彻斯特会议分手后，我有一个理论上的突破， 请他在和我讨论之前，不要再把他的反对意见公之于众。第二天上午，也就是杨振宁所说的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杨振宁来我办公室。谈了不久，杨振宁说他是开汽车来的， 忘了纽约停车的困难，必须下去到街上移动他的汽车。 在哥伦比亚大学周围的所有街道，因清洁街道的原因，规定每天上午十一时至下午二时，不准停车。 因为杨振宁对纽约这些规则不熟，我就陪他离开校区，到北边125街。 那边清洁街道的规定是，每天上午八时至十一时不准停车。在125街和百老汇大街交叉处有两家中国饭馆，是我常去的。因为那时候是早晨十一时，饭店尚未开门。 我们就在天津饭店隔壁的一家咖啡馆先喝杯咖啡。我把我最近的工作以及关于宇称不守恒突破性的想法和斯坦伯格依照我的建议所做的新实验结果，统统告诉了杨振宁。 杨振宁激烈反对。他说前两天刚听了斯坦伯格的报告。斯坦伯格测量的是“二面角”，对这方面，他（杨振宁）曾经研究过， 绝对不会出任何宇称不守恒的新结果。在我们辩论时， 隔壁的天津饭店开门了。 我是天津饭店的老顾客，就向服务员借了纸和笔。我写下方程式，画了图，再次向杨振宁全部重新解释。我向他指出，斯坦伯格新的分析中用的角度Φ， 不是杨振宁想象的二面角， 而是我的思想突破所指的新赝标量。二面角是标量，只能从0到π，当然是宇称守恒的。这新的Φ角度是赝标量，可以从0到π，然后也可以从π到2π。当Φ在0到π的区域时，Φ和二面角一样， 可是在π到2π的区域就完全不一样。用了这样新的赝标量Φ，通过Λ0和Σ-的衰变过程，如果这两个Φ区域的事例数不同，那就是明确的宇称不守恒的证明， 据此就可以去测量θ-τ以外的粒子是否也是宇称不守恒。这是以前别人没有想到的。这就是我的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 斯坦伯格实验组依照我的建议，对Λ0和Σ-衰变中，Φ在0到π和π到2π两个范围的事例的数量进行了分析。 这个分析在四月份已经完成了。结果这两个数量相当不同, 已经可以看出宇称不守恒的迹象。可惜，整个实验的事例数目不够，暂时还不能下定论，不过已经可以证明我的思想突破是可行的了。然后，我又重复在纸上写下， 刚才在咖啡馆口述的斯坦伯格实验组的初步分析细节。杨振宁慢慢地不再反对了。 午饭后，我们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我的办公室时，杨振宁已被完全说服了。他也很兴奋。在我的办公桌上， 他看见我正在写的关于在θ-τ、Λ0、Σ-和其他奇异粒子的衰变中， 宇称可能不守恒的文章。我告诉他，这篇文章将与斯坦伯格的实验文章同时发表。我也告诉他我正开始预备将这种分析应用推广到β衰变的领域。 杨振宁说他很愿意和我合作。同时，他劝我不要先发表我已差不多写完的奇异粒子宇称不守恒的文章。他说，这是非常热门的突破， 应该用最快的速度， 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可以更加完整。 杨振宁具有高度批评性的眼光，他是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也是我的好朋友。宇称不守恒将涉及物理学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杨的参加无疑会使最后的成果更加丰硕。 因此我接受了他的合作要求，并表示了欢迎。

我的决定是对的，我们这个合作是非常成功的。在1956年以前，从经典物理到近代物理，都是对称的物理。 1956年以后，大部分的物理现象都发现有不对称。 不仅是宇称不守恒和左右不对称，电荷的正负也不对称，时间反演也不对称，真空也不对称，因而夸克可被禁闭，不同的中微子间可以互相转换变化， 连质子也可能不稳定……。当然，并不是1956年忽然改变了外界的宇宙，而是1956年我和杨振宁发表的宇称不守恒的文章， 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界以前在“对称”观念上的一切传统的、 根深的、错误的、盲目的陈旧见解！ 1956年我们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文章带来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对我来讲，更大的意义，是我有这机会在人类的思想发展史上， 做出宇称不守恒这一基础性的、革命性的贡献。 这使我深深感觉到自己的幸运和能够做出突破性贡献的人生的巨大意义。 证明弱作用宇称不守恒的决定性的实验是吴健雄和她的合作者们在1957年1月完成的。关于我是如何做出宇称不守恒思想这一突破的， 以及她们那项决定性实验是如何由我起的头， 吴健雄也有她很清楚的回忆文章 [5]， 发表在1972年： 　 “……1956年早春的一天，李政道教授来到普平物理实验室第十三层楼我的办公室。他先向我解释了τ-θ之谜。 他继续说，如果τ-θ之谜的答案是宇称不守恒， 那么这种破坏在极化核的β衰变的空间分布中也应该观察到：我们必须去测量赝标量，这里p是电子的动量, σ是核的自旋。 “……在李教授的访问之后，我把事情从头到尾想了一遍。对于一个从事β衰变物理的学者来说，去做这种至关重要的实验，真是一个宝贵的机会， 我怎么能放弃这个机会呢？……那年春天，我的丈夫袁家骝和我打算去日内瓦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到远东去。我们两个都是在1936年离开中国的， 正好是在二十年前。我们已经预订了伊丽莎白王后号的船票。但我突然意识到，我必须立刻去做这个实验，在物理学界的其他人意识到这个实验的重要性之前首先去做。 于是我请求家骝让我留下，由他一个人去。……五月底，春季学期结束之后，我于是认真地开始准备这个实验。…… “……在一月十五日的下午，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宣布物理学一个基本定律出人意料地被推翻了。……这一新闻在公众中爆开， 迅速传遍全世界。 正如剑桥大学O. R. 弗瑞奇教授（O. R. Frisch）在那时的一次讲话中描述的那样：‘宇称是不守恒的’这一难懂的语句，像一个新的福音传遍了全世界。” 　 下面是杨振宁1982年写的关于1956年宇称不守恒的回忆 [6]：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Princeton)的春季学期于4月初结束， 我和家人于1956年4月17日到布鲁克海文去度暑假。 李政道和我继续保持每周两次的互访。这段时间里，我们是在哥伦比亚和布鲁克海文见面。同过去一样，我们对各种问题都感兴趣，但当时我们最关注的自然是 θ-τ之谜。 我们对下述反应链中的角分布尤其有兴趣： π-＋ p → Λ0＋θ0 （1） Λ0 → π-＋ p （2） R. P. Shutt（舒特）、斯坦伯格和W. D. Walker（瓦尔克）等人研究过这些反应。他们曾在罗彻斯特会议上报告过研究的结果， 会上对这三组物理学家所使用的‘二面角’变量的准确范围有争议。 “4月底或5月初的一天，我驱车前往哥伦比亚作每周例行的拜访。我把李政道从他的办公室接出来，上了车。我们很难找到泊车的空位。 后来，我把车泊在百老汇大街和125街的转角处。 那是午饭时分，但附近的饭馆尚未开门营业。于是我们就到左近的“白玫瑰”咖啡馆，在那里继续讨论。稍后，我们在“上海餐馆”（据我回忆，是这间餐馆， 但李政道说他记得是“天津餐馆”）吃午饭。我们的讨论集中在θ-τ之谜上面。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想到了，应该把产生过程的对称性同衰变过程分离开来。于是， 如果人们假设宇称只在强作用中守恒，在弱作用中则不然，那么，θ和τ是同一粒子且自旋、宇称为0-（这一点是由强作用推断出的）的结论就不会遇到困难。 这种分离对反应链（1）、（2）有特别的意义。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因为这种想法可以通过（1）、（2）两个反应中可能存在的上－下不对称性而加以检验， 它就更有吸引力了。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那时，李政道还不大熟悉β衰变现象。他有点按捺不住了，主张把关于反应（1）、（2）的研究写成短文，先行发表。 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我要把β衰变的计算做完。” 　 杨振宁回忆中的反应链（1）和（2）就是那时候斯坦伯格实验组正在研究的。杨振宁对什么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和我的回忆是同一个思想， 也正是前面史瓦兹1986年发表的回忆文章里所叙述的我的那个想法，也就是史瓦兹说的，在1956年4月上旬“李建议斯坦伯格，让我们把数据从Ф=0到Ф=2π进行划分”的分析。 所以，杨振宁1982年发表的回忆和我1986年发表的回忆，在对当初1956年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什么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可是， 杨振宁和我对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是如何产生的回忆却完全不同。两个说法在时间上相差了约三个星期，地点和情况也完全不一样。 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完全集中在Λ0和Σ-重粒子的反应过程上。 这个思想的可行性必须对Λ0和Σ-的产生和衰变进行分析才可以决定。 任何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如果忽然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突破，一定会立即去找做Λ0和Σ-实验的小组，去说服他们， 请他们赶快按照这个思想突破的建议去重新分析他们的数据。可是杨振宁1982年的回忆文章，和他以后的传记，完全没有任何这样的回忆和叙述。 可见杨振宁的上述回忆是不合常理的。为什么？因为1956年5月初，杨振宁来纽约看我的时候，他明明知道斯坦伯格实验组已经按照我的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 做过了分析。所以杨振宁的回忆中是不能提这个实验分析的。 斯坦伯格（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我及杨振宁都是4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的同学，都很熟。1956年斯坦伯格和我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正教授。 我们的办公室离得很近，仅差上下一层楼。当时，整个物理学界绝大部分的Λ0和Σ-事例都在斯坦伯格实验组手中，有约四十个，不是个小数目。 这些情况在1956年4月初罗彻斯特会议时， 杨振宁都是知道的。1956年我，斯坦伯格和杨振宁都是被邀请参加罗彻斯特会议的。假使真的如杨振宁所说，在1956年5月初， 他午饭时忽然在一个节骨眼上想到了Λ0的产生和衰变反应链， 他有如此重要的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不可能在午饭后我们回到哥伦比亚大学，他不去找离我办公室很近的，也是他很熟的朋友斯坦伯格。 他不可能不想立刻就把他的这个重要的、Λ0和Σ-衰变可能是宇称不守恒的想法告诉斯坦伯格。 同时，他也不可能不急着去请斯坦伯格尽快地做一个实验， 看看他的这个思想突破是否可行。 杨振宁不去找斯坦伯格，是为什么呢？因为杨振宁完全清楚，在那个时候，斯坦伯格不仅早就知道我的思想突破，也早已按照我的这个思想，去做了分析。同时， 杨振宁也知道前两天他刚刚听了斯坦伯格的报告，而且他还反对。当杨振宁1956年5月初在天津饭店吃午饭时，他完全清楚斯坦伯格实验组的分析结果已有宇称不守恒的迹象， 虽然不能定论，但是完全可以证明我的思想突破是可行的。在1956年4月罗彻斯特会议后的三个星期中，已经发生的这些极重要的事实，在杨振宁的回忆里，其叙述却完全是一片空白。 为什么？因为杨振宁1982年的回忆中，关于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叙述是假的。他知道，他是要将我的思想突破变成他的，将他的反对变成我的反对。 在杨振宁1982年的回忆里还有其它相当多的情节也不符合事实。举两个例子吧。1956年5月初，当他在我办公室里看见了我正在写的， 关于θ-τ、Λ0、Σ-等奇异粒子宇称不守恒的文章的时候，是他要求参加进来和我一起做β衰变领域的分析。也是他要求我先不发表奇异粒子的文章的。 可是他在1982年的回忆中竟然说：“他（指李）有点按捺不住，主张把关于反应（1），（2）的研究写成短文，先行发表，我不同意这样做” [6]。 杨振宁关于我“按捺不住”的说法和事实不合，完全是喧宾夺主，是很不道德的。 在我们合作写出宇称不守恒的论文之前，在1948－56的八年中，我和杨振宁仅合作了六篇文章，是我在同一时期发表的论文中的一小部分。 1956年我们发表了关于宇称不守恒的论文之后， 我和杨振宁才开始密切合作。从1956年的下半年到1962年的六年中，我们共合写了二十六篇文章。 1956年4月，我和杨振宁没有任何合作项目，也没有杨振宁1982年回忆中所谓的每周两次的见面。当他1956年5月初来我办公室时， 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哥伦比亚大学。 否则，他不会在上午十一时左右开汽车来，因为他不可能忘了在午时左右哥校附近停车的困难。1956年4月3－7日罗彻斯特会议后的整个4月份我和杨振宁没有见过面。 事实上杨振宁1982年回忆中所谓的每周两次的见面是在1956年10月我们发表了宇称不守恒的论文之后才开始的。 杨振宁1982年回忆中所说的在1956年4月和李政道每周两次互访也是与事实不合的。 由于我的思想突破促成了当时（1956年4月份）布德、克瑞廷、雷特奈尔、塞缪斯、史瓦兹和斯坦伯格在他们的实验文章中做了宇称不守恒的分析。 因此，他们在他们的论文中对我表示感谢 [3] 。他们没有提杨振宁，因为这与杨振宁无关。 上面已经提到，这项实验的参加者之一史瓦兹，在他1986年的回忆中关于1956年4月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讲得很清楚， 这个思想是我提出来的，根本没有提到杨振宁 [4]，因为这是与杨振宁无关的。 由此可见，这一切完全证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首先由我独立做出的，和杨振宁无关。 1956年4月初我做出了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以后，到5月份杨振宁才参加进来和我一起对宇称不守恒做了系统性的理论分析工作， 一起写出了获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 上面的叙述并没有减少杨振宁在与我合作中的贡献，也没有否定他应获诺贝尔奖的资格，当然也没有降低他因此而获得的荣誉。 虽然我们是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关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由我独立做出的这一点，是有文献记载的，同行们也都是知道的，是客观的事实。 可是我从来没有去强调这一点。也从来没有因此去损伤杨振宁，去贬低他在与我合作完成宇称不守恒论文上的贡献。但问题的关键是，杨振宁从1982年至今， 总是想抹煞是我首先独立地做出了宇称不守恒这一突破的事实。他关于这一问题的叙述，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4）问： 您举出布德、克瑞廷、雷特奈尔、塞缪斯、史瓦兹和斯坦伯格等人的实验论文，作为您首先提出宇称不守恒思想的证据。 但是，杨却反问您说，为什么1956年你们得诺贝尔奖的论文里一字未提史瓦兹？为什么您1970年《弱相互作用的历史》里也一字未提？ （4）答： 在江才健的《杨振宁传》里，杨振宁问吴大猷老师： “政道今日说Budde et al. 1956年（Schwartz是主要合作者）的一文才是Parity idea的起始，是他（李）介绍给Schwartz的。（这是他六十生日会上他所打出的一张王牌。） 如果此说能成立，为什么一九五六年我们的Parity文一字未提Schwartz？为什么一九五七年我的与李的Nobel Speeches都一字未提Schwartz？ 为什么李的一九七O年〈History of Weak Interactions〉仍一字未提Schwartz？” [7] 杨振宁用这些问题反问吴老师是极不妥当、极不礼貌的。当然，吴老师不会回答，因为吴老师与此事无关，而且现在吴老师已经过世，我们无法知道他的反应；即使他在世， 也不应该把裁判的责任强加给他。我想，杨振宁的这些问题还是由我来答复为好。 杨振宁所说布德等（Budde et al.）发表在《物理评论》上的上述论文，就是上面说到的布德、克瑞廷、雷特奈尔、塞缪斯、史瓦兹和斯坦伯格等合作的论文。 虽然他们的论文里也发表了那些数据，但因为数据量不够，不能对宇称不守恒下最终结论。在1956年5月至10月间，还有不同的人分别做了其它好几个实验，由于各种因素也不能给出定论。所以我和杨振宁1956年10月1日的文章，按科学文献的写作惯例，都一概不提那些文章。同样，在1957年我和杨振宁获诺贝尔奖的演讲（Nobel Lectures）中，也只提到了吴健雄等成功的实验。这是很自然的事。这怎么能成为否定是我做出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证据呢？退一步说，不提布德等的论文，难道就能说明完全没有我向斯坦伯格提出建议的这回事吗？不提他们的论文就能否定他们论文的存在吗？就能否定他们在论文中用我突破性的宇称不守恒的思想进行的分析吗？不提他们的论文，就能证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不是由我首先提出来的吗？如果谈到感谢，那显然不是我要去感谢史瓦兹，而是相反。事实上史瓦兹等早在他们（也就是布德等）当时发表的论文里就已经表示过对我的感谢了，这足以证明他们承认并接受了我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的思想。杨振宁提这样的问题，是本末倒置，目的纯粹是要制造一个错觉。 至于杨振宁说，为什么我1971年《弱相互作用的历史》 [8] 一文没有提布德等的论文，这更是莫名其妙。1971年《弱相互作用的历史》仅是我在意大利恩瑞奇暑期学校一小时演讲的讲稿，谈的是1930－70年四十年间弱作用研究的发展大纲。1956年宇称不守恒工作仅是其中一部分。当时我只有时间很简单地谈到我和杨振宁对宇称不守恒合作进行系统理论分析的部分经过，没有必要专门去强调是我做出了宇称不守恒这一思想突破。因此，更没有必要专门去提史瓦兹等人的实验。按照杨振宁的逻辑，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做报告或写文章就要讲是我首先提出宇称不守恒思想的，否则就等于承认没有这回事，这不是太可笑了吗？ 1982年，杨振宁在他的论文选里居然以我1971年的《弱相互作用的历史》讲稿为借口，无理地攻击我，说我在该文中乱说，而2002年杨振宁忽然又反过来问：为什么我和他在我们的获奖论文和我1971年的演讲中不提史瓦兹？似乎不提史瓦兹就是承认这个突破不是我独立做出的。似乎不提史瓦兹就等于没有布德等1956年9月已发表的物理论文，就等于没有他们在我的突破思想指导下做的分析，就等于没有他们为此而对我表示的感谢。这种逻辑是不通的！事实上，在和我的关系上，这些都是杨振宁不顾事实，故弄玄虚，扰乱人心的一贯做法。 任何写作过科学论文的人都会明了，凡已经经过文献或实验证明的科学贡献，在一般场合下均无需再在论文里专门去提。因为提和不提并不影响已存在的、已证明的这一事实。从1982年以来，杨振宁就不断地以自夸和造伪的方法企图抢夺我的贡献。现在他居然用他自己已经习惯了的，认为多说谎话就能否定已有事实的办法，去否定别人在报告或论文里符合科学论文惯例的正常说法。这是非常可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