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静脉注射剂残害中国人民达三十年之久
作者：王澄 美国康复科医生， 纽约市 2006年7月19日
鱼腥草事件是一起中药静脉注射剂残害中国人民的严重事件。受害人及其家
属应当起诉中国国家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和中医药管理局，要求国赔。两局的局
长和有关当事人应当被绳之于法。
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国家药典委员会执行委员周超凡教
授在健康报上告诉我们，鱼腥草静脉注射剂含有48种化学成分。而
国际通用的静脉注射剂只允许有一到五种化学成分。比如，盐水静脉注射剂只含
盐，糖水静脉注射剂只含糖，糖盐水含两种化学成分。糖盐水再加一种抗生素就
是3种化学成分。如果再要加一个药进去（第4种化学成分），就要查配伍禁忌。
(查配伍禁忌的理由就是有可能会出事。)
而中国国家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和中医药管理局把国际准则，人体（肾脏）
只能同时接受5种化学成分以下的科学标准，一下子提高到48种，他们的根据是
什么？今天我们看到的后果是：含有40-50种化学成分的中药静脉注射剂中，植
物蛋白造成过敏死亡，太多的化学成分和对肾脏有毒的化学成分让肾脏无法处理
造成急性肾脏衰竭死亡，化学成分中有破坏红血球的毒性造成急性溶血死亡等。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鱼腥草事件，中国人民才明白了两件事：1。如果谁要
标新立异，做事离开国际标准，一定要一步一步来，一定要做充分的动物实验。
先从6个化学成分，7个化学成分，8个化学成分，一步步做上去。一定要先问问
“肾脏”同意不同意。不能从5个一下跳到48个。这样做有违常理。2。中国国家
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和中医药管理局在鱼腥草事件中明显违反常识常理和违法的
事至少有五条：
1）不学医的人可能并不十分清楚口服药和静脉用药二者之间的巨大区别。
对于口服药来说，人体的胃肠道就是一个天然屏障。比如，我们吃了坏的东西要
拉肚子。而拉肚子本身就是加速排泄，减少坏的东西在胃肠道里被吸收的时间。
而药物进了静脉之后，就只有肾脏一条出路。只要肾脏说干不了，病人就得死。
因此，全世界各国的医疗系统对于静脉用药极为小心，慎之又慎。学过医的人都
知道，人的胃肠道先把食物中的复合物打碎了，再根据身体的需要有取舍地吸收
单一化学物质（或单一化合物）。用单一化学物质的方式进入人体这是最基本的
生理学常识。所以，把含有复合物和48种化学成分的鱼腥草等静脉注射液一气儿
打进中国人的静脉，在中国以外的任何国家，包括饿得要死的非洲，这都是想都
不敢想的事。中国国家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和中医药管理局为什么要推销中药静
脉注射剂，做这种明显违反人体生理学常识的事？
2）他们怎么胆敢做一件这样远离国际标准的事，从5跳到48。是谁授予他们
如此违法做事的权利？他们一定没有做从6，7，8一步步走上去的动物实验。一
群国家委任的作为官员和顾问的高级知识分子有什么理由做这种明显违反常理的
事。
3）批准把含有48种化学成分的鱼腥草等静脉注射剂全国临床应用之前，显
然没有做过足够的动物实验。健康报2006年7月20日第一版《鱼腥草注射液基础
研究启动》（附件2）的告示实际上就是通知老百姓，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
所要赶紧“补课”。因为以前没有做过或没有正规做过“基础研究，包括致敏性，
安全性，预测性，抢救措施，联合用药等。” 中药静脉注射剂在中国临床应用
已经30年了，居然没有做过基础研究。过去的30多年，中国国家食品药物监督管
理局和中医药管理局就是这样把中国人民当成他们“出成果好升官”的动物实验
大白鼠。
4）中药静脉注射剂被有些人誉为“中药抗生素”。 而周超凡说：“鱼腥草
注射液48种化学成分中，主要是甲基正壬酮，而究竟哪种成分对哪种细菌有抗菌
消炎作用却不清楚。”江苏康缘药业高级工程师戴翔翔说：“我国现执行的中药
注射剂研发规定中，有一项很关键：以净药材投料制成的中药注射液中，可测成
分必须达到总固体物的20％，静脉注射液不低于25％；以有效部位投料制成的中
药注射液中，可测成分必须达到总固体物的70％，静脉注射液不低于80％。但是，
另外的百分之几十是什么？会不会有毒副作用或者引起不良反应？不得而知也不
要求知道，但却直接输进血管里去了。而且目前的质量标准只对含个别指标成分
或有效成分进行定量定性，根本不足以保证产品的安全。”
5）医生可能会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在习惯用西药抗生素的基础上，当出现
了一种新的“中药抗生素”的时候，动物实验的重点应当是和习惯用的西药抗生
素作比较。看看这种“中药抗生素”杀细菌的菌谱和西药抗生素有无不同，杀细
菌的强度是否比西药抗生素强，副作用是否比西药抗生素小。只有找到比现在正
在用的西药抗生素更好的药，才能进入临床人体试验。这难道不是常识吗？为什
么中国国家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和中医药管理局要做违反常识的事呢？怎么可以
给中国人用更坏的药呢？
中药静脉注射剂作为一种新的“抗生素”，像鱼腥草注射剂中已知的百分之
八十化学成分不知道它们有什么作用，不知道抗的是那个细菌，有无抗菌消炎作
用不清楚，打入人体静脉的这种“煮草水”有百分之二十的成分不知道是什么
（附件2）。把没有用且有毒的东西往中国人血管里打，这在全世界二百多个国
家中闻所未闻。最无耻的就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的专家们，他们说：
“关于中药注射剂中20%成分不清问题，由于中药成份的复杂，不可能等全部问
题都解决了再进行开发。”一副强买强卖的嘴脸。什么叫“不可能等”，能不能
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细菌感染用其它的抗生素都不行，就在等你这副灵丹妙药去
救命。“齐二药”的假药只害死了11个人，而中药静脉注射剂30多年来在中国害
死了多少人?! 中国人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要两局的局
长拿出能说服全中国人民的实验证据来，拿不出来局长就坐牢。一定不能让下一
个中国百姓再死于中药静脉注射剂。
近日，21家鱼腥草注射液生产企业已经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提交了《鱼腥草注射液再评价方案（企业意见草案）》，而SFDA也已启动再评价工作。业内人士认为，鱼腥草注射液被暂停具有“标本式意义”。
安全性问题浮出水面
从2001年11月到2006年2月，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共发布10期《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有10种中成药因发生不良反应被通报，其中中药注射剂有7种：清开灵注射液、双黄连注射液、葛根素注射液、穿琥宁注射液、参麦注射液、鱼腥草注射液、莲必治注射液。
早在2001年，清开灵注射液和双黄连注射液因可发生严重的过敏反应并导致多位患者死亡而首先被通报。一向被患者视为“安全”的中药注射剂所存在的“不安全性”首次被“公开”。
通报也对使用中药注射剂的方法给予提醒：应加强临床用药监护，严格按照适应症和禁忌症使用，尽量避免与其他药品混合配制，并避免快速输注。
因同样存在严重的药品不良反应，2002年12月，葛根素注射液、穿琥宁注射液、参麦注射液三种中药注射剂被同时通报；2003年，鱼腥草注射液被通报；2005年4月，莲必治注射液因可导致急性肾功能损害被通报。
中药注射剂发生的严重药品不良反应频频被通报，但实际上并没有引起制药企业、医务人员以及患者的足够重视。
葛根素注射液在2002年被通报后，2003年1月，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又再次发出“葛根素注射液可引起急性血管内溶血”的警示；2004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生产厂家尽快修改药品说明书，以提醒医务人员和患者注意用药安全。但来自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这些通报发布后的2003年1月1日至2005年6月30日期间，使用葛根素注射液发生严重不良反应报告30例，其中有11例死亡。仅仅在2005年1月1日至2005年6月30日之间，就有6例死亡报告。
鉴于此，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不得不在今年的3月份第三次发出葛根素注射液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的警示通报。
直到今年，业内人士的“麻木”才似乎刚刚有了一点“知觉”和“醒悟”。
2006年6月1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暂停使用鱼腥草注射液等7个注射剂，暂停受理和审批鱼腥草注射液等7个注射剂的各类注册申请”。这一硬性措施所引起的轰动远远超过数次通报，药品生产厂家也终于“主动”站出来，“积极”配合药品监管部门开展鱼腥草注射液的安全性评价工作。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制药企业此次的“主动请缨”实属少见。
数据显示，全国每年使用鱼腥草注射液产品的患者达到近3亿人次，年产值达到85亿元。清开灵、穿琥宁、穿心莲等其他清热解毒类中药注射剂厂家已经瞄上鱼腥草注射液被暂停使用后所腾出的市场空间。但让人担忧的是，这些中药注射剂同样已经被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列入通报的“黑名单”。患者会不会在商家花样百出的争夺战中再次受到伤害？
走入误区的开发
中药注射剂是我国特有的中药新剂型，因“颇具开拓国际市场的潜在优势”，成为业界人士关注的热点。
在我国，临床大量使用中药注射剂，中药注射剂的产销可谓火爆。
据统计，2005年1～10月，中药注射剂已覆盖我国21个省市的1400多家医院，在中药采购金额最高的20个品种中，注射剂占16种，前5名均为注射剂。有的大型企业，中药注射剂的产量占产品总产量的一半以上，成为主导产品。
强大的市场份额，被看好的发展前景，刺激着越来越多的生产企业步入中药注射剂的研制和开发，越来越多的传统中药被研制成中药注射剂。
周超凡，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国家药典委员会执行委员，也是一名内科医生。他对这种广泛的开发感到担忧。
复方制剂多、非药典法定品种作为原料使用多，是我国中药注射剂研制中突出的两种现象。周超凡认为，中药注射剂的原料药味数越多，制备工艺难度就越大。而大量非药典法定品种原料的使用，其质量标准、化学成分、毒性大小等少有参考资料和标准可依，这直接威胁着中药注射剂质量稳定性和使用的安全性。
当前，我国列入国家标准的中药注射剂有109种，属于复方制剂的有50种。其中，原料药3味以上的34种，超过5味的16种，超过7味的6种，而清热解毒注射液更是多达12味。
而59种单味中药注射剂所涉及的51种原料中，非药典法定品种就占了37％左右，多达19种。如雪上一枝蒿、毛冬青、人参茎叶、通关藤、鸡矢藤等。有的复方注射剂6味原料药中，就有4味属于非药典法定品种。
据悉，包括欧盟诸国在内的一些医药科技产业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其植物药制剂一半都由单味药制成，即使复方制剂也多在2～3味，以不超过5味为基本要求。
令人关注的是，当前一些难溶性的矿物质和富含异种蛋白的动物药以及树脂、树胶类药物也成为中药注射剂开发的热点，被当做原料而广泛使用。如石膏、赤石脂、明矾等矿物质，如蟾蜍、鹿茸、羚羊角、地龙、水牛角等动物药，如乳香、没药等树脂、树胶类药物。
周超凡说，在中药注射剂的研发中，中药注射剂的药物组成是否合理，一些中药是不是适合作为原料制成注射剂，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
周超凡进一步阐述说，中药注射剂的研发，需要体现中医辨证施治的特色和优势。不然的话，就成了天然植物药的注射剂。
“新田”不能“老种法”
一直以来，中药注射剂的研制开发被冠以“利用现代制药工艺发展传统中药”的一个突破点，也是中药现代化的一块“实验田”。
既然当作“实验田”，就需要拿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种法”，需要发明创新的勇气和踏踏实实搞好基础研究的心理准备。但走捷径似乎是大多数人更愿意的选择。
目前，我国中药注射剂的制备工艺大约有不到10类。这些工艺主要有：提取有效成分单体，提取有效部位，水煎醇沉法、醇提水沉法、水蒸气蒸馏法、综合法等。还有一些工艺属于保密的范畴。
在列入国家标准的109种中药注射剂中，提取有效成分单体的有6种，提取有效部位的有14种，采用水煎醇沉法的有35种，醇提水沉法的有9种、水蒸气蒸馏法制备的有11种，综合法的有19种，工艺保密的有12种，其他方法的有3种。
周超凡说，除去12个保密品种工艺不得而知外，在其余97个品种中，很少见有新方法、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应用。
“老”工艺的普遍应用，直接影响到中药注射剂的质量稳定和使用安全。除去6个提取有效成分单体的品种和其他个别品种外，包括提取有效部位和综合法制备的绝大多数品种在内，难免混入较多杂质而导致成品所含成分很复杂。在制备过程中，由于普遍采用反复醇沉和活性炭处理，在除去一些杂质的同时，不少有效成分也难逃丢失的命运。
周超凡表示，用这几种简单的提取、精制工艺来制备药物组成各不协调、化学成分极其复杂的中药注射剂，其合理性很需要进行再评价。
低水平重复老路不能走
鱼腥草注射液相关产品被暂停使用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价处可谓门庭若市。来自全国大大小小195家鱼腥草注射剂生产厂家的人员，都希望在此地能够听到鱼腥草重生的消息。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位人士感叹，窥一斑而知全豹，从此次鱼腥草注射液所涉及的厂家数量看，作为我国新兴的独有的一种药品剂型又在悲哀地走着化学药曾经走过和正在走着的低水平重复的老路。
尽管目前我国中药注射剂“化学成分复杂、制备工艺有待完善、质量标准不够合理”，但同类产品的生产厂家却是如此的多。
避免低水平重复的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抬高中药注射剂上市的门槛。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谢晓余表示，针对鱼腥草事件暴露出的中药不良反应问题，SFDA将加强中药注射剂的监管，我国将设置新的门槛。今后，中药注射剂生产厂家要做的工作不再仅仅是仿制、生产和销售那么单纯。
谢晓余说，今后中药注射剂要全部纳入再评价的体系。已上市的中药注射剂改剂型，要增加安全性指标的监测，同时要增加可控性，对注射剂中间体建立标准。而在审的注射剂品种强调其必需的物质基础基本清晰，一般适用症限定在急危重病症。
谢晓余表示，今后将严格中药注射剂、改剂型、仿制品种的审批，强调合理性和必要性。开发的中药注射剂新品种要通过两种比较才能最终决定其是否可以审批：应与口服给药途径进行比较，并在疗效和安全性上体现出有明显的优势；应与已上市的同类注射剂比较，在疗效或安全性方面体现出有明显的优势。
门槛抬高的一个标志就是指纹图谱在中药注射剂质量控制环节的要求。早在2000年，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了《加强中药注射剂质量管理》157号文，明确提出中药注射剂要建立指纹图谱检测标准，并于2000年8月颁发了《中药注射剂指纹图谱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但国家对中药注射剂指纹图谱质量检测也只是指导意见，而不是强制执行。
来自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最新消息称，该局正在制定有关加强中药注射剂注册管理的一些措施，这些管理措施将要求中药注射剂生产厂家建立药材和制剂的指纹图谱标准，建立半成品质量标准。据悉，管理措施将于近期发布实施。
抬高门槛另一个方法是加强中药注射剂的临床试验。新的规定将要求，新产品上市后，在标准试行期间应当完成IV期临床试验；改变剂型或改变给药途径的中药注射剂，一律按新药要求完成Ⅰ、Ⅱ、Ⅲ期临床试验，对原剂型全部功能主治或适应症都应重新进行规范的试验。
门槛高了，也并不意味着中药注射剂的潜在危害就消失了。在日前召开的中药注射剂学术研讨会上，有关专家指出，在减少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的问题上，只有政府、企业、医生等多方面合力，在研发、生产、应用等各个环节发挥协同作用，才能真正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
来源：健康报网
来源：健康报
7月18日，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召开鱼腥草注射液相关科学问题研讨会，决定开展鱼腥草注射液基础研究，包括致敏原、安全性、预测性、抢救措施、联合用药等。
与会专家认为，包括鱼腥草在内的百余种中药注射剂80％以上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批准上市，现在又由“地标”转“国标”的产品，存在着质量标准低、可控性差、工艺不成熟、基础研究及临床研究薄
弱等问题。因此，加强相关研究势在必行。
他们认为，药品不良反应是药物的正常属性，关键要做到发生机制明确、可控、可预防。在对中药注射剂的开发和使用上，应以治疗使用期限较短的急重病、疑难病为主，并应引入中药皮试。关于中药
注射剂中20％成分不清问题，由于中药成分的复杂，不可能等全部问题都解决了再进行开发，必须做好、做细临床前的药理、毒理等工作，把好研究和生产的各个关口，以加强注射剂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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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是：
这里面除了文中提及的上述问题外，主要还存在中、西医药学两派别的学术观点分歧问题。
西药由于一般都是单一或简单的复方组成，有效成分含量容易控制和测定，在质量控制中主要采用“定量”方法。中药由于成分非常复杂，有效成分难以定量控制，在质量控制中主要采用“定性”方法。众所周知西药来自西方，当然他们不会完全接受目前中药的“定性”方法。为了使中药走向国际社会，国家其实很早就开始了中药质量控制的研究，但随着这种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如果要“定量”的测定某种中药产品的有效成分并减少单次服用量就必须对中药中的某种微量成分进行“富积”，“富积”的结果往往是有效成分提纯了，但其它成分（所谓杂质）却放弃了，而这些放弃的成分中许多是含有起“交互作用”的有效成分。从某种意义上讲中药成分提取越彻底，越单一，它实际上离“中药”的概念就越远。一个用完全从植物中提取的高纯度有效物质生产的产品其实已经不是一种中药了，是一个“西药”意义上的化学药物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药西制”，这也是令许多保守的中医药学者难以接受的。许多中医药学者认为中药的作用就在于那复杂的成分产生的“交互作用”，他们认为古代的“汤剂”是最天然、最直接、最有效的中药，而事实上许多中药的研究结果的确证明了这点。中药注射液的研究的确是每一位药学工作者都必须十分重视的问题，但一些中药专家指责这个问题的目的我认为可能不完全在于上述（ZT）文中所述的那些。因为中药一旦完全“西化”，作为国粹的中医药也就体现不出它特有的神奇魅力了，作为站在中国中医药前沿阵地的那些老专家当然不会没有想法的啦。
文中所述的老专家周XX前几年也是我们的特聘专家，他来我们这里和我们共事过一段时间，总的感觉他是说的多了些，做的少了些。上述那些中药注射液的质量标准当初也都是应该经过他们讨论并认可的，如果现在来指责国家局什么的我觉得首先就要先指责这些所谓的老专家们自己当初是怎么当评委？怎么把关的？注射液的安全问题显得比口服制剂更重要，这谁都知道，可危言耸听的话语显然也是出于另外的目的。何况当时国家根本就没有成立“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当时的医药局根本不管药，药品全部归卫生部管。
实际上国外也在对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积极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总的来说还是停留在对提纯的单一化学成分进行研究的阶段。对多成分的中药“交互作用”研究还没有突破性进展。 于是“指纹图谱”的概念开始提出来，
正如每个人都有指纹而且指纹各不相同一样，每一味中药的特性和有效成分也千差万别。借助计算机和现代分析技术，可以将中药的特性和有效成分采用图谱的形式描绘出来，使每味中药都拥有如人的指纹一样的标准图谱，这就是中药“指纹图谱”。符合某种标准药材制订的“指纹图谱”的药材或该药材生产的成品其质量就可以被认可。从这里可以看出现在中药的研究对分离出所谓的“有害物质”已经显得无奈。
现阶段中药的有效成分绝大多数没有明确也难以明确，模仿西药分析的方法，找出中药材的全部有效成分这一方法也不成功，研究单体并不能洞悉药材的全貌，而采用中药“指纹图谱”的方式，则能有效表明中药的质量，相当于为中药制品贴上了"化学条形码"，使中药有了自己独有的质量控制标准。
建立指纹图谱时，首先要选定具有代表性的样品，粗加工后采用适当的溶剂把其中的有效成份提取出来，然后再把提纯后的中药样品放入分析仪器的检测器中，经过1到两个小时的分析，电脑就可以根据样品中所含的不同的化合物绘制出峰值各异的图譜来。这个图谱就是该种药材标准的指纹图谱。
在检验成品中药材或中成药的质量时，可以将被检验的药品放入分析仪器的检测器中，观察它所显示的图谱同这一种药材的标准指纹图谱有无大的区别，从而判断药品的质量。
中药指纹图谱的建立为中药质量控制提供了标准，同时也为我国的中药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现在中药指纹图谱技术已被世界发达国家所认可，我国的中成药生产只要按照指纹图谱技术进行全面质量控制，那么中成药走向世界将指日可待。
[ 本贴由 摄友 于 06-7-24 12:43 最后编辑 ]
张功耀
笔者《告别中医中药》一文在《医学与哲学》杂志发表[1]以后，便有学界朋友对其中所倡导的观点表示了质疑：“纵然中医中药的缺点颇多，其优势也是不可否认的”。为使我们对中医的“优势”（为了叙述方便，以下使用这个概念时不再加引号）有个清醒的认识，笔者选择其中一些流行的“优势”说法，做些“篇幅有限”的辨析。
关于“中医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这个优势曾经是很坚挺的。它的坚挺是如此地有效，以至于1929年在我国首次讨论建立我国的“医学标准”时，因为会议通过了废除缺乏标准化诊断和治疗依据的中医（允许使用中药）的议案，一些中医界人士只扯出一面“爱国”的横幅，便轻而易举地将这个决议案弹压下去了。提出这个议案的余云岫先生，仅仅因为在日本留过学，便被一些不负责任的历史学者扣上了“汉奸”的帽子[2]。
今天的中国，民族心理已经成熟，国家也已经强大到了可以理直气壮地面对过去和未来的时候。正是这些进步，使得我们今天能够理直气壮地反思中医中药。
医学属于科学，它与音乐和艺术之类的文化不同。凡是科学的东西都应该谋求自身的进步。二胡可以不进步，进步了就可能不是二胡。但是，科学如果不进步就没有资格被称为科学。这样的常识本不需要多费口舌。但在我国，恰恰许多不是问题的问题，却要不厌其烦地加以重述。笔者已经指出过，全世界最古老的医学都是草本医学。从这个角度看，中医与其它古文明地区的医学本无特别的不同。读过卡斯蒂廖尼的《医学史》的读者也许还记得，远古时代的欧洲，曾经形成过“灵草崇拜”[3]。足见那里的草医草药在征服疾病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何等的神圣！但当医学在欧洲取得重大进步的时候，欧洲人最终还是能够接受进步，告别落后。令人遗憾的是，中医不但自己没有寻求到自身的进步，甚至也不愿意接受任何医学进步的事实。二胡不进步，不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医学如果不进步，其后果就相当严重了。详见下表：
几个主要历史时期中国与欧洲零岁平均期望寿命比较表
（单位：岁）
项 目 1800年 1929年 1947年 1951年 1981年 2000年 2004年
欧 洲 ~25－30 59.12 62.70 69.0 74.0 75.1 76.0
中 国 ~25－30 ~30 36.4 42.0 67.8 71.3 71.8
本表资料来源：
1、Lee and Feng (1999); Peterson (1995); Wrigley and Schofield (1981);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1998); UNDP（2002）;
2、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Reports, vol 53., no. 6, Nov. 10,
2004；Life Expectancy by Age, 1850–2003；
3、上海人口统计资料和新华社消息。
（附记：表内，中国1947年和1951年的人均零岁期望寿命采自上海的资料。其它可查的资料只笼统地表述为“大约35岁”。）
本表显示，在医学和生理学不发达的古代，中国人和欧洲人的人均零岁期望寿命大致相同，即古代中医与古代西医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相近。虽然欧洲的医学革命最初爆发在16世纪中叶，但欧洲人全面接受这次医学革命则是在19世纪上半叶。自从欧洲民众全面接受医学革命的成果之后，欧洲人的人均零岁期望寿命便有了奇迹般的增加。众所周知，1929年是世界爆发经济危机的重要年份。在那样沉重的经济压力下，欧洲人的平均零岁期望寿命居然增加到了 59.12岁。而游离于世界经济危机之外的中国，此时的人均寿命反倒停留在19世纪以前的水平上。
此后，伴随着西医知识的普及，我国的人均期望寿命才开始增加。作为当时发达地区的上海，1947年的人均零岁期望寿命首次突破30岁，达到了36.0岁。改革开放以来，西医在我国被接受的程度首次超过了中医。相应地，人均期望寿命也逐步向欧洲人追齐。局部地区则超过了欧洲。以新华社发表的2004年人均零岁期望寿命的数据为例，北京达到了79.87岁，广州达到了77岁，上海达到了80.29岁。
我国人口平均零岁期望寿命的增加，大概不能用自然环境条件的改善来解释，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我国现在的自然环境优于古代。此外，它也不能用世界营养学界普遍推荐的“素食模式”来解释，因为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现代中国人比古代中国人更自觉地遵守素食。因此，这个增加只能由医学和生理学的进步和普及来解释。毫无疑义，在20世纪医学和生理学的进步中，中医的贡献甚微。认识到这一点，对于那些躺在“优秀传统文化”上睡大觉而不思新进的人来说，不失为一付清醒剂。
关于“中医博大精深，属于超科学”
这个优势说法在吹捧中医的同时，低估了现代人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大概也是由于对中医“博大精深”的吹捧，使得我国所有的中药医生都不得不接受自己是个“半吊子医生”的事实。特别现实的例子是，一位中医肝病专家，一辈子与肝病打交道，却无法解释“肝”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在这“博大精深”的吹捧后
面最值得同情的，是那些中医学院的学生和那些为了考取《中医职称证书》的人们。他们鸡鸣即起背诵“医古文”。那些晦涩难懂诘嘴拗牙的文字和逻辑，经常性地使他们如坠云雾，似穿迷宫，整天价地“在无穷概念之中玩弄无穷循环”
（黑格尔语）。从五脏六腑到三阴三阳，从奇经八脉到五味四气，从六气岁物到七方十剂，从四时宜忌到八正风门，从药性赋到汤头歌，凡此种种，让那些可怜的学生们还没有背完就早已两眼火冒金星了。“博大精深”和“超科学”的假定，对于这些企图求取功名的人来说，完全不是什么学术优势，而是既躲不起也惹不起的思想负担！
事实上，我国古代一直存在着一种人为造就“博大精深”的文化倾向。比如
说，当你把一个日期表述成“2006年5月11日”时，你可能会被一些热衷于博大精深的人讥讽为“过于浅薄”。而如果你把它表述成“太岁星君向般丙戌年癸巳月庚子日”时，你就可能赢得“满腹经纶的学士”的头衔。前者的 “浅薄”，适合于与所有人交流。后者虽然也只是表达了一个日期，经过“博大精深”的造作之后，便不能与绝大部分人交流了。缺乏科学头脑又不打算去识别这种矫揉造作的真实意图的人，可能会去努力弄懂蕴含在“太岁星君”，“向般”、“丙戌”、“癸巳月”、“庚子日”之中那些所谓“博大精深”的内涵。其实，这些矫揉造作是作者刻意为了自我标榜而做成的，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类似的矫揉造作在中医的理论建构中更为严重。被中医断定为最重要的病因的是“风”。《黄帝内经·生气通天论》有：“风者，百病之始也” [4]一说。于是，几乎所有的中医经典都从“风门”论起。可是，稍微有点现代医学常识和自然常识的人都知道，“风”无非就是空气流动。把它作为病因之首，实在没有多少根据。中医病因理论把“风”断定为“百病之始”，明显是按照对应原则，而不是按照确定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因果关系。而单凭对应原则是不能建立任何可靠的因果关系的。身边的例子有，白天与黑夜是对应的，但白天和黑夜之间并
不存在因果关系。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风中生活，按照中医理论，一个人只要患病，风就有推不掉的责任。这样一来，中医病因理论家就从风那里找到了“永恒真理”。明眼人十分清楚，这个“永恒真理”的荒谬程度是相当惊人的！尽管如此，我国古代医学理论建设却一直被限定在了这个思维框架内。为了把人的疾病与风对应起来，中医病因理论的构造者们，人为地制造了许许多多的风。《黄帝内经》首先将风与三阴三阳相联系，然后在《移精变气论》中扩大到“八风五痹”，在《玉版论要篇》和《八正神明论》中又再扩大到“八风四时”。这还不够，“八风四时”又进一步地与虚、实、寒、热、五脏六腑之类的概念进行了两两组合。于是，一个简简单单明明白白的风，经中医理论家一扩充，变成了任何神仙都会感到莫名其妙的风。其结果，就连制造这些风概念的人，自己也弄不清“究竟什么是风”了。
与中医将多种病因简单化地归结为“六淫”不同，西医更注重不同疾病病因
的具体性和客观性。被歧伯列为四种“中风大法”的偏枯、风痱、风懿、风痹，
最可能确切的西医病因描述是心脑血管病变、血液粘稠度偏高、血脂偏高、关节炎、肌肉萎缩、脑血栓等，与“风”没有关系。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我国一些食古不化的现代人，居然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不是把过去模糊的认识精确化，而是把已经取得的精确性认识模糊化。在一些所谓“中西医结合”的实践中，居然在测量了血压之后将高血压辨证为“心气虚”，在做了胃镜检查之后把慢性浅表性胃炎辨证为“脾胃不和”。这种食古不化的“创新”实在令人喷饭！
中医理论建构中远离实际的情形，大概是一些有点文墨而又没有找到判断真理的方法的文人造成的。那些文盲或半文盲的郎中，对这些莫名其妙的医理和病理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的。一些头脑清醒的读书人也与那些乡村郎中相通。他们编修的验方集成著作，就多少对那些莫名其妙的“医理”和“病理”取蔑视态度。就笔者陋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可以列出《外台秘要》、《苏沈良方》、《备急千金方》、《小儿药证直诀》、《妇人大全良方》和《验方新编》。从这些蔑视“医理”和“病理”的验方著作的出版可以看出，即使在中国古代，那些装腔作势的“医理”和“病理”也是完全可以被抛弃的东西。
科学认识应该逐步走向确定性。像中医病因理论这样把一个概念越搞越复杂，越搞越不确定，不符合人类认识的基本要求。读过卡斯蒂廖尼的《医学史》最初几章的读者也许能够概括得出，古代欧洲、古代埃及和古代巴比仑地区的医生，对于疾病的病因和疾病的描述是由模糊到精确、由不确定到确定、由复杂到简单，逐步发展起来的。现代的年轻人应该取这种态度，而不要被那些莫名其妙的“博大精深”牵着鼻子走。
至于“超科学”的说法，迄今没有人给它下过定义，也没有人指出过它与我
们通常所理解的“科学”是什么关系。既然制造这个术语的人还没有明确这个术
语的意义，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在“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学术背景下去纠缠它了。
关于“中医是系统医学”
这个优势是那些接触过系统科学而实际并不真懂系统科学要义的伪学者们制造出来的现代神话，没有丝毫的科学内涵。
哲学史告诉我们，远在古代希腊，哲学家们为了摆脱神秘主义的思想束缚，创造了把“多”的世界化为“一”的世界来认识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简单性方法。这个简单性方法的思想起源于巴门尼德的本体实在主义。正是这种本体实在主义的哲学，把万事万物变化的内在因素归结为少数“不变的实体”。德谟克里特解释物质构成所找到的“不变的实体”是“原子”；亚里士多德解释生命现象所找到的“不变的实体”是“基质”和“隐德来希”；如此等等。发动医学革命的巴拉塞尔苏斯，最早把药物真正起治疗作用的“不变的实体”归结为药物“精素”，也是在这种哲学的启发下做出来的成就。
“不变的实体”这个概念是非常有效的。从古希腊以来全部科学思想的发展，都是寻找这个“不变的实体”。伽利略的运动学和牛顿的力学，把运动的奥秘归结为“力”，波伊尔、道尔顿、拉瓦锡为代表的近代化学，把决定化学变化的“不变的实体”归结为“元素”。此外，电磁学的“电子”和“磁子”，生物学的“细胞”和“原生质”，光学的“光子”或“光波”，都是这样的“不变的实体”。2000多年来科学的发展一直在证明，任何“多”的实在都可以通过 “一”来认识的。
受本体实在主义哲学的影响，西方医学也试图走出一条简单性方法的成功道路。于是，细菌和病毒之对于感染性疾病，尼古丁之对于肺癌，二氧化硅尘埃之对于矽肺病，激素之对于生长发育，如此等等，使得疾病的病因都得到了简单性的解释。这些简单性的解释为进行简单性的治疗和预防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以预防为例，对于感染性疾病，西医主张消灭细菌和病毒或将通过免疫减少细菌和病毒对健康人体的为害；对于肺癌，西医劝告大家不要吸烟；对于矽肺病，西医劝告大家尽可能避免将二氧化硅之类的尘埃吸入肺部。有了这样一些可靠的简单性认识，“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才有了可靠的依据。
可是，正当简单性思维高唱凯歌的时候，人们陆续发现了一些简单性思维框架下不能得到解释的自然现象。就医学生理学而言，最为典型的现象就是体温的变化。众所周知，一些外部物理因素或化学因素的引入（如烤火和呼吸氧气），并不能改变生命物体的体温。感冒或一些局部炎症反倒能够使体温发生骤然变化。体温明显是关于生命物体的宏观测量值。但是，这种宏观状态的物理测量值，究竟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为什么一个局部的炎症会骤然影响到整体？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不能单纯用“不变的实体”来解释了。这就暴露出了简单性思维的局限性。系统性思维就是从寻求对这一类问题的可靠性理解而提出来的。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作为“实验生理学之父”的贝纳德（Claude Bernard）。他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向还原论的生物学哲学挑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把人们的思想角度引向了生物有机体的“内部环境” （internal milieu）[5]。可是，这个内部环境的要素究竟是如何影响到整体的，却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不过，有迹象表明，简单性思维虽然不能回答体温变化的机理问题，但似乎对解决体温问题有效。众所周知，尽管我们不知道体温是如何升高的，但当我们使用一些退热措施和消炎措施之后，是的确可以降低体温的。
值得我们进行理性思考的是，西医没有完成的任务，中医是否能够完成，或早已完成了？换句话说，中医是否真的达到了“系统医学”的水平？
把“风”理解为“百病之始”是系统性思维或复杂性思维的结果吗？不是！
它的思想特征实在过于简单，甚至比西医用细菌和病毒来解释感染，用吸食尼古丁来解释肺癌，用吸食二氧化硅尘埃来解释矽肺病，用激素来解释生长发育，还要简单。值得顺便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简单远不能与巴门尼德的本体实在主义哲学所倡导的简单性相比（以下谈到的中医简单性都只能做这样的理解）。从确定性上看，中医对所有病因的解释都是一笔“糊涂帐”。有作者认为中医对病因的认识是一种“客观认识”[6]，实在没有依据。没有认识上的确定性又何以可言认识上的客观性？系统理论从来就是追求事物演化的确定性的。只不过它所追求的是系统演化的确定性，尤其是系统演化中产生概然事件（通常的术语叫做“凸现”）的确定性，而不是以往那种一一对应事件演化的确定性。蔑视确定性的理论不是科学理论！蔑视确定性的理论也与系统科学毫不相干！
至于施治方法，中医的简单性思维特征就更加明显了。众所周知，中医看病的基本原则是“辨证施治”。于是，中医没有医院、没有医学检验、没有病理分析，甚至连基本的临床统计也没有，更不用说双盲对比实验检验了。一个中药医生根据“辨症施治”就可以包医百病，其系统性从何说起？19世纪以来的西医则不同，它的基本格局是许多医生看一种病。就其对疾病的诊断而言，它需要多个程序的系统检查和多人的会诊（病理分析）。稍微有点系统论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允许一个人“包医百病”的中医体制属于系统医学观，而许多人看一种病的西医体制反倒不属于系统医学观。
再看治疗方法。中医的辨证施治只针对不同的“证”（通“症”）使用不同
的药。在这个过程中，仿佛所有的“证”都是各自独立的，而不是相互联系的。
至于决定这些“证”的“因”，则不外“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前已述及，从古到今，没有任何一个成熟的中药医生可以确定性地解释这些“病因”的真实含义。于是，不仅“病因”是模糊的，病因的医学意义也是模糊的。这也是造成许多中药医生可以抛开那些意义不明的病因理论，直接对病人施治的原因所在。由于“施治”是基于“辨证”的，于是，泻下用大黄芒硝，发汗用麻黄姜桂，风湿用防风独活，利尿用猪苓泽泻，如此等等。这些施治方法，实在没有任何系统医学观的趣味。与之相比，西医的施治方法似乎更有资格被称为系统医学。因为西医是一个集治疗、防疫、免疫和公共卫生于一体的医学体系，因而，西医对待任何一种疾病都倡导使用系统化的措施。比如，西医为了征服肺结核，用接种卡介苗提高人体对结核杆菌的免疫力；在使用利福平杀灭结核杆菌的同时采取保护肝脏的措施；在日常生活方面，西药医生还劝告结核病人注意补充蛋白质、戒除烟酒、注意保暖，等等。西医这种基于可靠性认
识而采取的系统性方法，中医至今也不能望其项背。究竟谁更接近于系统医学，名眼人一看就能得出结论。
在求实的科学面前，任何自我标榜只会贻误发展的时机，不会有任何益处。但愿读者能够重新认识到这一点！
参 考 文 献
[1] 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医学与哲学，2006年第4期。
[2] 中国中医研究院理论学习小组编，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对于我国医药发展
的影响，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年1月版。
[3] （意）卡斯蒂廖尼著，程之范主译，医学史（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4] 佚名，黄帝内经·生气通天论第三，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7页。
[5] 张功耀，科学技术学导论（自然辩证法概论），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182页。
[6] 荆志伟，科学是中医的“紧箍咒”吗？医学与哲学，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