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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5-21 | 接通了来自映秀前线的电话-----一个小时让我了解了很多 标签: 物资 前线 尸体 灾区 救援
今天早上九点五十九分,离第二节下课还有一分钟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打开一看,是我老同学打过来的,我们是初中同学,他现在在成都的军校。天啊,来自映秀灾区的电话。赶紧接了,刚开始都没有声音,维持了十几秒钟,只好挂了。然后又打了过来,还好这次很顺畅,接通了。
说实话,我很激动,因为,我觉得那里是生死战场,能接到这么一通电话觉得很荣幸,能够那么直接的听到前线的声音,是一件多不容易的事情。今天是他在前线的第九天,终于轮到了“休整”,他们住在“旋口中学”的空地上,到两公里外的移动通讯车这边来打电话。信号还可以,我们整整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
谈话的内容大都是灾区的现状以及他的经历,后来涉及到一些轻松些的话题,比如工作比如恋爱。我一直不停的询问,问各种我想到的问题。后来他给我讲了很多现场的情形,他们出发的路线,路上遇到的种种险情,到灾区后的惨状,救援时候的可怕的画面。。。
现在很多尸体都是高度腐烂的,疫情一触即发,他说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预防针,挖掘的时候都是先戴上一双胶手套,再套上两层线手套,一旦身上有破口流血那就是十分危险的事情。每天的挖掘工作结束后,一个全身消毒必不可少,就是全身喷洒消毒水。空气全都是腐烂和消毒水的味道。每天都从废墟中挖出已经腐烂的,挤压变形的,零零散散的残骸。他所说的那种惨状我不敢在这里形容,觉得太吓人了,听得我,都觉得浑身发抖。我问他:说实话,怕吗?他说:原来谁也没见过这个,怎么会不怕呢,但是没有办法,这是必须的,开始的时候见到很惨的尸体的时候吐了两次,后来就好多了。挖掘学校的时候是最惨的,都是些孩子,家长都在学校外面哀嚎,但是只能拦着不让他们进去。。。
他昨天从都江堰转移到映秀,路上,发生大余震,还有泥石流,当时看到汽车那么大的石头从上上朝他们滚下来,那一刻趴在地上的他们都想,可能就这样结束了,但是最后石头从他们身边滚过,捡了条命。。。其实能够想象得到,在这九天中,他们经历这样的危险又何止这一次呢,每天面对废墟、尸体、恶臭,甚至疫病、滑坡、崩塌,但是他们仍然坚强着。
关于救援物资,他们用的帐篷有些是坏的,因为动用的是储备物资,有一部分是很多年的东西了,有破的漏雨的,有的根本支不起来,所以只能凑合。吃的,还是那样,粮食都先给灾民了,他们自己只有矿泉水和一点儿干粮。但是从他说话的状态听起来,他精神好很多了,没有消极情绪,反倒是很乐观的面对。(这点能从他打一个小时电话却一直保持挺好的状态中看出来)
再就是他说,那些指挥官都是瞎指挥,很不合理,有点儿混乱。我想,也许是吧,谁也没经历我这么大的地震,指挥不当是很有可能的。其他的抱怨,在这儿就不好说了。
他回绝了所有记者的采访,他说不想回答那些问低级问题的记者,多挖几个人比跟他们废话强。也许话说的不好听,但是我觉得说的对。
我问他有没有看到温家宝和胡锦涛,他说温总理当时离他只有两米远,神情疲惫而憔悴。。。
后来聊了很多生活上的事情,就像是平时聊天那样,很自然的。我觉得聊这些方面也好,至少可以轻松些,暂时的不用去想他所处的环境。。。
再后来,信号就断了。再打就打不通了。发信息说,信号太次了,下次再聊。我回复说:希望他利用修整的这一天,好好儿休息,养足精神。
明天他们去山上就被困的群众。祝他们好运。
救灾前阶段救人行动的光辉掩盖下的一些东西逐渐暴露出来,越来越多,希望大家关注
日本救援队、未能发挥能力抱憾“撤退” 在发生大地震的中国四川省开展救助活动的日本国际紧急援助队于19日结束了在北川羌族自治县的活动回到了成都。这是在,直到开始搜救为止不断受到沟通不到位及突发事故的困扰,未能救出生存者的情况下的事实上的撤退。尽管中国方面表示了谢意,从队员们的表情中还是渗透出有力无处使的懊恼与悔恨。
19日晚,返回到成都市内宾馆的日本救援队员受到了数十名等候着他们的宾馆工作人员及市民的鼓掌欢迎。大家纷纷围住从客车上下来的队员,并用手机摄像头拍摄照片等。但是,从客车上下来的队员们,表情僵硬低头快步的走进了宾馆。
第一批救援队经由北京于16日拂晓到达成都。之后换乘大客车奔赴约400公里外的青川县关庄地区。但由于前方的卡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受堵近一小时。翌日的9点过后才到达目的地。
然而和相关部门的沟通不够充分,当地政府干部领去的是宽约2公里的被山体滑坡所吞噬的村落。这对于擅长都市型灾害援救(救助被压在房屋下的受灾者)的该队来说,是未曾设想过的事态。
面对希望“用日本的技术无论如何救助一下”的地方干部,救援队只能告诉他们“我们无能为力”。
接下来的目的地是青川县乔庄地区,被告知路上需要40分钟。但是在车辆仅能勉强交叉行驶的狭窄山路上又被卷入了军车的阻塞中,到达目的地时已是4个小时后的下午3点半了。而且当地也是砖瓦崩塌的“沙山”状态,救援难度很大。
17日深夜开始向北川壮族自治县移动。由于长时间的颠簸救助犬泻腹了。据中国方面介绍,几天前还能够听到女性“救命”的声音。一名队员懊恼地说:“再早一些到就能救了”。
在中国,陆续有报道高度评价日本救援队的奋战。新华社的记者和摄影师与救援队同乘一辆车,不断报道着救援队的活动。
新华社系列的中国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在19日用第二版刊登了整版的现场报道。题目是《不抛弃、不放弃!》。其中介绍了不分昼夜投入救援的队员们的勤勉身影、最新装备以及受灾群众的感谢,甚至于写道:“通过救援活动,两国人民的感情发生了变化”。
队员当中,有对初次接受国际援助队伍的中国方面的应对表示理解的声音,“信息混乱是常事”。但另一方面也有队员觉得“如果是在日本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
(小林哲、池田孝昭、阿久津笃史于中国四川省北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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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日本《朝日新闻》5月19日报道的中文翻译(原文见
http://www.asahi.com/special/08004/TKY200805190282.html)。
之所以将其全文翻译,主要是想借此谈谈自己对此次日本救援汶川地震一事的一些看法。
首先,日本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地震发生的次日)表示愿意派遣救援队伍,以及中国最终接受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人员救援,都是好事。互助的精神与开放的心态恰恰是今后中日两国之间最为需要的。
再加上之后的日本救援人员的努力与中国媒体及大众的高度评价,如果以此为契机的两国间的交流和信赖关系能够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轨迹的话,可谓意义深远。
但从日本媒体的报道与国内报道在内容上的一些差别中,我们似乎也可以找到值得思考的问题。
日本救援队来华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达到了吗?
从日方来看,我想无论是日本政府、救援队员还是日本国民,最初的出发点都是人道主义!是人性中善良的体现。其次大家也都应该明白此事的意义不仅限于此。包括救援队员。当然他们或许还会有作为专业人士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而从中方来看的话,也许情况会有所不同。至少从上文的日本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到,跟踪报道日本救援队似乎比帮助日本救援队与相关部门沟通以便使其最大限度地为受灾者发挥作用更为重要。
至于实际结果,从目前的媒体报道等相关信息来分析的话,是不是可以大致作如下归纳:
一.促进中日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在这一点上的效果似乎最佳;
二.人道主义的精神得到了体现,但效果似乎欠佳;
三.救援队员作为专业人士的荣誉感和使命感以及唯有从本职工作当中才能得到的那种纯粹但高贵的满足感,可能是最受挫折的。
如果实际情况确实如此的话,是否有什么还值得我们再去反思一下呢?
反思一下我们所作的一切是否有流于形式之嫌!是否有本末倒置之嫌!
高度的媒体曝光率以及偏重感性的高度评价似乎都在告诉我们,虽然中国逐渐自信因此开放,但却仍然没有彻底摆脱某些惯性思维。国家主义重于人道主义。形式重于实质。务虚重于务实。
那么我真得有些担心这次日本援华所带来的中日友好效果能维持多久了。
“牢记历史,面向未来”。这是现在的中日两国政府对中日关系发展方向的定位。其实这又何尝不应该是中国人对中国今后发展方向的定位呢?!
那么如何去面向未来呢?
以认真地思考,努力的实践,无畏的呐喊和不屈的精神去不懈的追求人性的解放与人权的保障,才是经历汶川大地震之后的中国最应该做的事!
■文/新快报特派记者 李国辉
■图/新快报特派记者 陈昆仑
“我不是什么单位的。我是以个人名义来灾区看看,尽自己的力量帮帮忙。”
“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刘。”
这是新快报记者第一次见到刘相宇时的几句简单对话。
偏瘦的中等身高,一身黑色的运动衣,蹬着一双登山鞋,一副黑框眼镜,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抗震救灾的志愿者中,除了一口十分流利的美式英语外,他显得十分普通。他和所有志愿者一样,亲切,热心,勇敢,真挚。他翻山越岭,攀绝壁,趟泥潭,两度走进映秀镇。在他第二次背着沉重的药品、水和奶粉进入灾区途中,遭遇山体滑坡,劫后余生。
在同行的30多小时,他丝毫未透露身份。昨日记者在无意中获悉,这位曾和记者夜宿映秀时一同裹着雨衣防冻的普通志愿者很不普通,他正是大陆前首富刘永行之子、东方希望集团董事——刘相宇。
■首入映秀
记者一路见证刘相宇朴实热心
热心车捎记者上国道
5月14日上午,记者和本报摄影记者两人从成都搭乘的士赶往都江堰,准备深入受灾最严重的映秀镇采访。抵达都江堰紫坪铺镇路段时,当地交警对交通实施了管制。
10时左右,记者下了出租车,在附近商店买了些饼干和矿泉水,便徒步向213国道沿线的紫坪铺水库方向进发。
走出近1公里,一辆丰田V8越野车从记者身后驶来,缓缓地停在了记者身边。车上坐着两名青年男子。
“你们准备去哪里?”副驾驶座上的男子向记者询问。
“打算去映秀。”
“你们上车吧。我捎你们一段,车走到哪算哪。”开车男子挥了挥手。
车后座堆了一辆自行车和其它物品,记者两人便猫着腰上了车后厢。
“你们是什么单位的?”记者表明了自己身份后询问。
“我们是成都人。不是什么单位的,只是以个人的名义来灾区看看,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开车男子回答道,随后他说自己姓刘,副驾驶座上的男子姓黄。他们是跟着省交通救援车队的车进到交通管制区的。看他很年轻,记者便随口称他小刘。
临时决定徒步闯映秀
在盘旋的山路上开了一阵后,越野车驶上了213国道。行至紫坪铺水库彩虹桥附近路段时,前方山体坍塌了两百多米,已无法行车。车上几人随即下了车,小刘走到塌方处详细询问了道路清理情况,得悉两三天内道路是不可能清通了。
“你们决定今天走进去?你们准备好干粮和水了吗?”小刘问记者。
“我们买了些饼干,水也背了七八瓶,走到映秀应该够了。”记者说。
小刘皱了皱眉头说,没有帐篷和睡袋,夜宿恐怕会很麻烦。他告诉记者,他们当天只是想来看看通往汶川灾区的交通情况怎么样,打算了解情况后再约上几个朋友一起向灾区捐送物资,因此也没做好准备,车上只有一些牛肉干和水。在确定记者要走进映秀后,小刘临时改变了主意。
“我先进去看看路吧,灾区灾情怎么样?急缺什么?需要什么?等我探明情况后,我再出来和你们会合,这样我们就能把该准备的物资准备好。”小刘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一起来的朋友黄先生,并交代黄将车先开走,等着他的消息。
之后,记者和小刘徒步走向映秀的入口处——岷江大桥下了车。小刘从丰田车上拿些饼干和水装进挎包,开始了艰难跋涉的映秀行。
借车帮解放军运机器
翻过紫金铺水库附近的高山,走过漫长的国道公路,穿过漆黑杂乱的友谊隧道,小刘步行很快,虽然大家负重差不多,但他却不时将记者两人甩得老远。
他主动提出帮记者背包减轻负重。他解释说,自己上中学时喜欢登山运动,因此对走山路比较在行。他尽量减少饮水,记者递水让他解渴时,他总说不渴,说多留点水到映秀备用。
在赶赴汶川的一路上,小刘常常伸出援手,帮助奔赴救灾的解放军战士们以及赶路回家的汶川老乡,事情虽很小,却彰显着他的热心。
当天午后,记者一行走到曾家沟大桥桥头时,一辆轿车被巨石砸中,车主当场惨死。小刘走近车辆观看,发现了一个公文包,于是打开公文包查看,得悉死者叫刘学贵。随后,他又拿出自带的相机给死者拍照,记下公文包内留存的相关电话号码。
“要把这些记下,等出去了后,打一些电话,通知死讯,至少让他(死者)的亲人朋友心里有个数。”他一边抄着电话号码一边伤感地说。(记者注:后来撤出映秀后,小刘果然一一拨打电话询问,证实刘学贵是某电厂职工。在他的知会下,刘学贵的亲人也得以为死者入殓。)
在进入汶川水磨镇途中,奔赴“前线”的战士们扛着千斤重的发电机以及其它机械设备,走得很慢。
“这段公路还能开段车,应该想办法找辆车帮他们运运,发电机对灾区太重要了。”小刘四处寻找车辆,终于从当地一名村民处借来了一辆微型货车。随后他立即驾车往回找,将扛运发电机的解放军战士一路送到了道路坍塌处。
之后,他又驾车来往折回三趟,帮助其他负重的解放军和汶川老乡缩短前进时间。直到一名当地村民接手担当“运输手”后,他才和记者继续上路。
夜宿工棚裹雨衣抗寒
在记者一行走出友谊隧道停下休息时,他第一次透露了自己的年龄和工作。当时他正微笑着凝视手机屏幕上的女婴。见记者往他手机上看,他笑着说这是女儿的照片。记者顿时惊愕,他说他1975年出生,已经33岁了,现在上海工作。记者问他从事什么职业,他淡淡地说了句:“在一家公司上班。”并有意不再多做自我介绍。
在穿过寿江大桥往漩口镇进发时,记者一行遇到了一位前往灾区的外籍记者。小刘随后走上前和“老外”攀谈,一口十分流利的美式英语再次让记者惊诧。记者赞其英语口语好,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他是成都人,在成都上完中学后就去美国上了大学,在美国呆了多年。
14日晚8时,记者一行终于抵达了映秀镇。在进入映秀的滨河路上休息一阵后,小刘马上走进镇内四处查看,向灾区群众询问紧缺的物资,有时还帮着救援人员抬送伤者上临时医疗室救治。
由于整个映秀镇已成一片废墟,没有自带被褥、帐篷的记者几人只能席地而睡。记者两人和小刘先是躺在沿街的一条水泥人行路上。躺了一阵后,夜风削刮脸颊,水泥冰冷刺骨,小刘于是建议一起找找有没有其它更好的住宿点。晚9时左右,三个人打着手电终于找到了一处临时搭建的工棚,工棚里几乎挤满了灾区同胞、志愿者和其它媒体记者,只有一小块地方还空着几块木板。一名热心的志愿者给记者提供了一条毛毯,记者和小刘随即躺下——比睡水泥马路好多了。
夜越深寒冷越甚。记者和小刘便各自拿出雨衣裹紧而眠。可睡了一阵,雨衣上已满是露水,当天记者仅穿了件薄外套,冻得醒了数次,在同时被冻醒后,小刘从挎包中拿出了自己的一条裤子,让记者凑合着保暖。
午夜打手电了解灾情
凌晨1时许,小刘再次被冻醒。这一次,他没有再睡。他爬起身穿上衣服拿着手电走了出去。等他回来时,已是凌晨3时半。当时记者也实在耐不住寒冷,在棚外生火取暖。
“我刚才将映秀镇走了一遍。”小刘搓着双手坐在篝火旁对记者说,半夜起身后,他找了一位当地村民领路到处查看灾情,“情况太严重了,房子塌得太厉害了。这里现在最缺的就是水和药品。另外,镇里有很多婴儿缺奶粉”。
“我明天一大早打算出发往汶川走。那里现在还没什么消息出来,我想去看看。”小刘说。记者由于工作需要,必须在翌日撤回成都发稿,这意味着同行的三人可能要分别。
得知记者的打算后,小刘便将两部对讲机交给记者,以方便记者两人采访时互相联系——因为当时汶川都处于通讯中断状态。
路途凶险他无奈返蓉
“我去汶川的话,恐怕要一个星期后才能回到成都。如果那时你们已经离开四川,就将对讲机寄到我的公司去。我叫刘相宇。”偶遇15个多小时后,小刘第一次报出了名字。
他随后给记者留下了他公司的地址,并让记者在抵达成都后向朋友转告他的情况以及需要准备的相关物资。
“如果我能顺利从汶川回来,并且路通了的话,我会组织大车队运输物资到灾区。”刘相宇一番“大气”的话让记者对他身份更觉一头雾水,但他绝口不提自己的公司以及职业情况。
15日一早,映秀镇抗震救灾人员紧急通知所有打算步入汶川县城的志愿者和媒体人员——映秀到汶川县城的路途极为凶险,切莫贸然前进。在记者再三劝阻后,刘相宇最终暂停了北上的脚步。上午,刘相宇再次在镇内走访了解灾情。近午时,记者和刘相宇启程离开映秀镇,并在漩口铝厂的渡口处各自登上接送灾区群众的船只返回成都。
当晚9时许,先行回到成都的刘相宇给记者打来电话说,由于道路不通,车队难行,他打算过两天背着物资再去一趟映秀。
■再入映秀
脚部受伤仍坚持赈灾
5月17日,理县到汶川的公路打通,记者驱车近千公里,绕雅安、马尔康,从西线赶往汶川县城采访。就在记者启程的当日上午,刘相宇与两个朋友也从成都出发,准备背着几十袋奶粉、10余箱药品以及几箱矿泉水冒险进映秀……
21日晚,记者从汶川撤回成都,并拨通了刘相宇的电话。“我遭遇了山体滑坡,摔了一跤,差点就没命了。”这是他在电话里跟记者说的第一句话。
刘相宇说,17日上午9时许,他们三人驾着车往映秀进发,一直开车到漩口铝厂段塌方处才停车步行。
本来,爬下国道走河岸边的山泥路也可进映秀镇,但为了节省时间,刘相宇直接从国道上的塌方处翻了过去。这一翻差点送了他的命。
17日15时许,刘相宇三人跟随着灾区群众翻过第一段坍塌处。“第二个塌方的地方有两三百米吧。我当时都差不多要走过去了。”刘相宇回忆说,当他走到距离对面的公路仅有10余米的位置上时,突然脚下一阵震动,当即便听见前面的解放军战士以及后面的人都大声朝他喊:“快跑,快跑,上面掉石头了。”紧接着,大片大片的泥土扑了下来,随后就听见石头滚落声。
“满天都是灰和沙,我当时眼睛都睁不开了,蒙着头就往前冲。”刘相宇说,由于石块剧烈滑落,又来不及低头看,他跑了没几步便踩上了一块正往下滚的石头,脚下一空,人就往外倒了下去,重重地摔了个大跟头。现场所有的人见状都惊呼成一片。
“我当时脑袋一片空白。”刘相宇说,他本能地撑地站起,也不管有没有石块继续砸下来,再度往前猛冲。此时,一名解放军战士跳到了他跟前,一把拉住他往外扯。就在他被扯出坍塌范围时,几块巨头滚过了他摔跤的地方。
惊魂未定的刘相宇这才发现他的脚上划破了几个口子:“幸好保住了命。当时我的两个朋友也吓得不行了。”
“本来我们送的东西就不多,这一摔还把我背着的药品和奶粉甩了一大半。真是太可惜了。”电话一头,刘相宇的话里满是遗憾。
刘相宇说,到映秀将物资分发给灾区群众后,他们便离开了映秀。
■受伤返沪
赈灾车队不日进灾区
因为受了伤,刘相宇5月19日乘机飞回了上海。
随着近日通往汶川、茂县等多条生命线被打通,目前刘相宇正在组织车队,准备往灾区批量运送物资,“听说这几天有大余震,也有暴雨,我担心有些地方会再塌方。等情况好一些,我们的车队就会往灾区赶过去,会去汶川、茂县以及卧龙”。
“现在想想进入映秀的经历,还真的有些后怕,但是我一点不后悔。”刘相宇说,比起那些在支援灾区途中重伤的志愿者,他已经很幸运了,“尽自己的力量做些事,能做多少做多少”。
■偶知身份
他竟是东方希望董事
得知刘相宇的身份完全是一个意外。
昨日上午,记者上网搜索,因为搜索的文字中有“希望”二字,无意中看到东方希望集团,再翻着网页往下看,“刘相宇”的名字映入眼帘——“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之子刘相宇”,“东方希望集团董事刘相宇”。此外,刘相宇还是成都、山西多家“希望”字号企业、公司的法定负责人。
在有关的链接新闻网页上,记者看到了之前有媒体对刘相宇的报道。该新闻页面上的时间是2002年6月1日,内文有述:大陆首富、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的儿子刘相宇,看上去25岁左右,戴着黑边眼镜,人显得很清纯,没有那种富豪子弟的纨绔气。他是加州大学米歇尔商学院的学生,据说是高中毕业后去美国加州大学读书的,学的是企业管理。完成学业后回国……
该段描述和记者见到的刘相宇高度吻合。随后,记者又上网查询刘相宇留给记者的上海地址,赫然便是东方希望大厦。
直到此时,新快报记者才得知这位九死一生冒死闯入映秀的志愿者不寻常的身份。
截至记者发稿时,刘相宇一直没有向记者透露具体身份。
相关链接
刘永行旗下至少捐千万赈灾
1986年,刘永行、刘永好兄弟创办专门研究饲料的希望科学研究所。两年后,刘氏“希望”饲料试验成功。1991年,刘氏兄弟在成都组建希望集团,刘永行任董事长。
1995年,刘氏兄弟明晰产权,刘永行利用分得的十多家公司组建了东方希望集团,任董事长。1999年,东方希望集团总部从成都迁至上海浦东。2001年,刘永行及其兄弟被美国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评为中国大陆最成功商人排行榜第一名。2002年,刘永行被评为“2001CCTV中国经济十大年度人物”。2002年至2003年,刘永行正式进入第二主业——铝电复合体产业,分别在包头、山东、河南等地建设年产规模百万吨的电铝项目和氧化铝项目。
截至5月16日,刘永行旗下东方希望集团通过上海红十字会已向地震灾区捐款1000万元。
刘相宇第二次进映秀时捡了一辆自行车查看灾情。
舆论质疑万科捐款是要在川圈地
万科A(000002)59亿元的发债融资昨天获得证监会批准。不过,对万科董事长王石来说,发债获批的喜讯仍然抵消不了因“捐款门”给万科带来信任危机的烦恼。对于王石发出的“深感不安”的公开道歉,许多网友并不领情。
万科发59亿债券获批
昨天万科A发布公告称,证监会有条件通过万科发行不超过59亿元债券的申请。据悉,万科此次发债募资的59亿元中,有15亿元将用于调整公司负债结构以优化负债比例,其余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债券主要向公司原A股股东配售。
“从万科发债的目的不难看出,舒缓资金压力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业内专家向记者表示。事实上,在今年以来房地产资金链普遍吃紧的大背景下,万科也难独善其身。
公开资料显示,去年以来,万科斥巨资获得新项目54个,规划建筑面积总计约1142万平方米。这些都面临土地出让金及各种工程款项的支付问题。此前有分析称,现阶段万科资金缺口或达260亿元以上。
捐款目的受到质疑
不过,发债获批的“及时雨”,却难助万科和王石走出“捐款门”漩涡。对于周三王石的公开道歉和向地震灾区的1亿元捐款,许多网友并不领情。在某门户网站的调查中,大多数网友不接受王石道歉,甚至有网友对1亿元捐款的目的表示怀疑。
本周三万科公告称,公司在未来投入1亿元参与四川地震灾区的临时安置、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并以绵竹市遵道镇为重点。该项工作为纯公益性质,不涉及任何商业性开发。而正在四川地震灾区参与救灾的王石公开道歉,除了对此前的言论深感不安外,王石明确表示,“对广大网友表示歉意!”
不过,昨天一篇名为《万科捐款一个亿的背后》的质疑文章在网上颇为流行。文章称,遵道镇素以山清水秀、风光秀丽著称,特别适合做旅游地产项目、别墅项目。“万科根本就不是捐款,投资1亿元,不要盈利,但要收回成本,这跟捐款是有本质区别的,万科显然是要以一定的投入换取灾区重建工程的巨大收益”。 晨报记者 邢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