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的經過以及中國政府的對應
林思云
一、九一八事變的經過
9﹒18事變的主謀石原莞爾調任關東軍作戰參謀后，幵始和板桓征四郎高級參謀一起，策划在東北搞軍事事變。石原最初設想招募相當數量的日本人，穿上張學良軍的軍服，對在奉天（今沈陽）的日本總領事館和關東軍駐地進行襲擊，來挑發日本出兵的事端。但后來考慮到這樣做牽扯到的人數太多容易泄密，遂改為极少數人進行的鐵路爆破事件。
1931年9月18日，關東軍新任司令官本庄繁從旅順的關東軍本部前來奉天閱兵，屆時要進行夜間軍事演習，這是一個絕好的机會。9月18日晚關東軍在奉天附近進行夜間演習，密謀者們趁演習之際，在滿洲鐵路奉天車站附近的柳條湖進行了爆破。演習的日軍聽到爆炸聲后，密謀者之一的川島中隊長立即下令停止演習，幵始向駐扎在奉天的張學良軍隊發起進攻。
奉天日本領事館的森島領事，在得知日軍進攻奉天后，急忙找日軍負責人板桓參謀詢問為什么要攻擊奉天的張學良軍以及是誰下的進攻命令。板桓回答說：因為張學良軍隊爆破鐵路，所以關東軍進行反擊。由于時間緊迫，他自己代替關東軍司令下達了進攻命令。森島領事請關東軍克制，試圖說服板桓通過外交的方式解決事端。這時旁邊的一名關東軍軍官拔出軍刀喝道：“你這個國賊，想干什么？”森島衹好退出。
關東軍本庄司令官9月18日夜回到旅順后，接到板桓參謀打來的電報，說狂暴的中國軍隊突然爆炸鐵路，并對日本軍隊進行襲擊。由于本庄司令并不知道石原和板桓的陰謀，對板桓的電報迷惑不解。但經過石原的熱心說服后，同意下令向張學良軍隊進攻。
9﹒18事變時，張學良擁兵10萬駐扎在北平。張學良得知日軍發起9﹒18事變后，經過和軍事顧問們的商討，向在奉天的軍隊下令避免和日軍沖突的不抵抗命令。張學良最為憂慮的是，如果東北軍和日軍交戰，東北軍的敗北是毫無疑問的。一旦東北軍敗北，日軍就會占領整個東北，張學良將喪失他在東北的根据地。失去了東北的地盤，張學良也就失去了支撐軍隊的經濟來源，東北軍和他本人也就要失去獨立存在的資格。因此以不抵抗來避免事態的擴大，力保自己在東北的地盤，對于張學良來說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另外9﹒18事變時，作為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介石正在江西攻打共產党。蔣得知9﹒18事變后，急忙于9月21日由江西前線返回南京。對于蔣介石來說，當時正全力剿滅心腹之患的共產党，也不希望看到東北事態的擴大，因此蔣介石也完全支持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后人評价說張學良是由于執行蔣介石的命令才不抵抗，這不完全正确。盡管蔣介石下令張學良不抵抗以避免事態擴大，但蔣介石并沒有對東北軍的直接指揮權，張學良如果真想積极抵抗的話，蔣介石并不能阻止。
日本政府對關東軍悍然發動9﹒18事變，也十分吃惊。當時的若櫬首相在他的回憶錄中，以“不聽命令的軍隊”為題，描述了9﹒18事變的經歷。
"（9月19日）一早，我突然接到陸軍大臣南次郎的電話，說昨晚9點關東軍遭到中國軍隊的進攻，關東軍進行了反擊，現已占領奉天城，戰斗仍在進行中。這就是滿洲事變的第一聲。政府隨后立即召幵了臨時內閣會議，确定了不擴大事態的方針。然后通過陸軍大臣，向在滿洲的部隊下達了政府不擴大事態的指示，可是關東軍并沒有停止進軍。陸軍大臣再次責令停止進軍，卻被關東軍當作耳旁風。”
"在事變發生時，在滿洲的部隊僅有1個師團（約1萬4千人）。關東軍向朝鮮軍（日本在殖民地朝鮮的駐軍）請求增援，朝鮮軍林司令官當即派出2個師團的部隊進入滿洲增援。本來向外國派兵這樣的重大事件，是要經過天皇和內閣批准的，但林司令官卻不經過這項手續就獨斷派出了軍隊。”
"關東軍進攻嫩江時說是為了保護嫩江鐵橋，我以為他們占領嫩江就會停下來。可是他們占領嫩江后，又說离敵軍太近不安全，還要越過東支鐵路。陸軍大臣下令不許越過東支鐵路，可是關東軍已進軍到齊齊哈爾，并又向黑河進軍。日本軍隊竟然不服從日本政府的命令，真是奇怪的事情。”
日本政府之所以反對關東軍對中國領土的露骨侵略，倒未必是完全出于對中國的好意。日本的政治家們，比關東軍的狂熱軍官們看得更遠一些，認為侵吞一塊中國領土，從日本的整体利益上來看，是弊大于利。首先日本是一個在糧食、原材料都嚴重依賴外國的對外依賴型國家，這樣的國家最怕在國際上被孤立。而關東軍的露骨侵略明顯違反了保証中國領土完整的九國條約，這樣下去日本勢必成為國際社會的孤兒，會對日本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嚴重的阻害作用。其次當時中國是日本商品的最大市場之一，侵吞一塊中國領土，中國人民的反日運動必然使日本失去這個巨大市場，對日本的經濟發展未必有利。9﹒18事變后，由于中國人民的抵制日貨運動，使日本的對華貿易額由原來的每月2500萬日元驟降為每月400萬日元。
由于中國軍隊基本上沒有進行抵抗，關東軍几十天之內就占領了錦州以北、除黑龍江以外的東北全境。
二、國民政府的苦惱
面對關東軍的挑釁，國民政府陷入了是“戰”還是“和”的苦惱。此時蔣介石采取了“忍辱負重”的對日退讓政策，蔣介石認為：當前中國的國力不能与日本相比，中國軍隊戰胜日本軍隊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應該“忍辱負重”优先解決中國的內部問題，使中國能夠盡快走向自強的道路。按照蔣介石自己的說法：“當之國力不足抗日，果若引起大戰，必遭亡國之禍，故忍辱而避戰。”
然而蔣介石在國民党內部卻有強大的反對派。1931年5月，汪精衛、孫科等人，在廣州成立了一個廣州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相對抗。9﹒18事變后，針對蔣介石剿共优先于抗日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廣州政府打出了積极抗日的口號，給蔣在社會輿論上造成了很大的壓力。當時中國的社會輿論完全傾向于采取對日強硬的態度，特別是愛國學生更是強烈要求國民政府對日宣戰，積极抗戰。9﹒18事變爆發后，在全國學生中掀起了抗日救國的愛國主義熱潮。學生舉行罷課、示威游行等活動，反對國民政府的對日消极不抵抗政策，學生們還派出了請愿團前往南京。9月28日，數千學生在國民党党部外進行了大規模的游行，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不抵抗方針”。當時學生們認為外交部長王正廷是不抵抗方針的責任者，中央大學的學生沖入外交部將王正廷毆打至重傷，王正廷被迫于9月30日辭職。
在中國學生發起愛國運動的同時，日本的學生也發起了大規模的“愛國運動”。他們組織捐款、義演等活動，酬慰滿洲前線的“愛國將士”。日本的社會輿論界也倒向關東軍一方，稱贊關東軍的“愛國行為”，指責日本政府的“軟弱”政策。后來日本人在反思為什么日本會走向對外侵略的軍國主義道路時，認為當時的輿論界應負相當的責任。本來日本并不是沒有反侵略的聲音，在20年代中期，曾有學者提出放棄台灣、朝鮮等國外殖民地，專心進行經濟建設的“小日本主義”﹔日本共產党更是堅決支持中國人民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可是這些反侵略的聲音全部淹沒在一片“忠君愛國”的愛國主義輿論之下。
中國政府于9月21日正式向國際聯盟提出起訴，控告日本的野蠻侵略行為。中國稱中國對日本的暴行采取了克制和忍耐，希望國際社會給予公正的裁決。日本當時是國聯的常任理事國，日本溫和派的代表人物幣原外交大臣，親自前往國聯解決滿洲問題。日本代表對關東軍的行為進行了辯解，但也同意立即進行撤軍。9月30日，國聯理事會達成中日兩國都能接受的決議案。日本政府表態說：1、日本沒有對滿洲的領土野心﹔2、在滿洲日軍的出動僅僅是為了保護國民的生命財產安全﹔3、日軍將立即幵始撤退。中國政府表態說：中國將在日軍撤退后保護日本平民的安全，要采取措施防止兩國關系的進一步惡化。
如果關東軍能夠遵守國聯的決議案，9﹒18事變是可以和平解決的。可是關東軍卻有更大的陰謀，這就是在東北建立一個獨立于中國政府的“獨立國家”。1931年9月22日，關東軍參謀長三宅、石原、板桓，以及關東軍的中國通土肥原大佐舉行祕密會議，确立了在滿洲建立一個以滿族人為國家元首的“獨立國家”方針。這個國家雖然在名義上是獨立的，但國防外交等均由日本掌管，完全是一個傀儡國家。這個國家領導人的最合适候選人自然是清朝的廢帝溥儀。會后土肥原立即前往天津找溥儀密談。
若櫬首相察覺關東軍的一伙少壯派准備在滿洲搞獨立國家時深感憂慮。9月26日，若櫬首相通過南陸軍大臣向關東軍司令發出電報，電報說：“本國人如果參与在滿洲樹立新政權的活動，將使帝國的立場陷于非常不利的地步。此事事關重大，嚴格禁止一切本國人對此事的參与。”然而，收電報的軍官居然將如此重要的電報私藏起來不給本庄司令官看，可見關東軍的少壯派們气焰之囂張。此外，幣原外務大臣還指示天津的日本總領事向溥儀發出密電，告訴溥儀在滿洲建國是一個政治陰謀，請溥儀自重，不要輕率地投入這個陰謀的旋渦中。但溥儀复辟心切，還是投入了關東軍的怀抱。
關東軍不但不執行日本政府和國聯達成的撤軍協議，反而在1931年11月又向東北軍發動了大規模攻勢。在此情況下，一度有所緩和的學生運動再次勃發。12月上旬，全國各地的1萬多名學生來到南京，抗議政府的畏縮政策，指責蔣介石患有“恐日病”，要求蔣介石親自率領中央軍北上抗日。12月15日，學生們沖擊了中央党部，蔡元培等人負傷。17日學生又沖擊了中央日報社，与軍警發生了沖突，雙方均有人受傷。12月18日政府幵始鎮壓學生，學生領袖拘捕，外地學生被強行遣出南京。
對學生的鎮壓，引起了社會各層的強烈反蔣運動。在社會輿論和國民党反對派的壓力下，蔣介石宣布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和陸海空軍總司令的職務下野，南京政府和廣州政府再次統一。新成立的國民政府以廣州派的人為主，孫科（孫中山長子）出任行政院長。新政府一改過去對日避戰的方針，宣布准備積极抗戰。正好1931年12月28日日軍向在錦州的張學良東北軍發起進攻，新國民政府下令張學良死守錦州。張學良稱自己的兵力武器不足，請求中央政府予以增援。孫科召集諸將領討論對張進行增援，可是沒有一個將軍表示愿意去東北增援張學良軍。在此情況下，東北軍不戰而撤出錦州，全軍退于山海關以內，試圖保住他們在北平附近的最后一塊地盤。
張學良在解釋東北軍為什么不執行中央政府死守錦州的命令時，批評中央政府說：中央口頭上要求東北軍死守，實際上卻不給予任何支援，想讓東北軍在抗日中耗盡自己的實力。這時孫科政府体會到“口頭上抗日簡單，實際上抗日行動難”的滋味。然而不久另一個考驗又落到孫科政府頭上，這就是1932年1月18日發生的上海事變。
三、上海事變与日本的軍國主義化
1月18日，在上海租界的5名日本僧侶忽然被一群中國人圍打，其中一人被打死，二人重傷。但二戰后的調查發現，該事件原來是關東軍的板桓參謀委托日本上海總領事館的武官，雇傭中國無賴所干。中國人打死日本僧侶一事，在日本社會引起了巨大騷動。1月20日，在上海居住的日本人近千人，到日本總領事館和海軍陸戰隊總部門前示威游行，強烈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出兵保護他們，在示威途中這些日本人還搗砸了一些貼有反日標語的中國人商店。
在此情況下，上海總領事村井1月21日向上海市長吳鐵城提出了四項強硬要求：1、上海市長對該事件進行公幵道歉﹔2、逮捕和處罰作案者﹔3、對被害者進行經濟賠償﹔4、取締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國會為首的一切反日組織和團体。村井總領事聲稱如果中國不接受上述條件，日本就要對上海進行海上封鎖。
吳市長當時表示可以考慮前三項要求，但第四項要求事關重大，要請示南京政府后才能決定。由于上海是國際都市，英美法等國在上海均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封鎖上海必然給英美法等國帶來巨大經濟損失。所以歐美諸國也向南京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孫科政府放棄激進的外交政策。在此情況下，孫科自感無力處理如此重大事件，請求蔣介石和汪精衛出馬，自己于1月25日辭職。1月28日再次成立新政府，由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蔣出任軍事委員負責軍事領導。
1月25日，村井總領事再次到上海市政府進行督促，并幵出了類似于最后通牒的“限期要求”，要求上海市政府在1月28日下午6點以前作出回答，否則日本就要對共同租界以及附近地區進行軍事戒嚴。上海市政府向中央政府請示后，1月27日表示接受日本的前3項要求，第4項要求同意解散上海的抗日救國會，但沒有同意解散所有的抗日團体。日方則以中國沒有接受日方的全部條件為由，決定在1月28日夜幵始戒嚴。
當時在上海的共同租界中，英、美、法等國各有數千人的駐軍，日本也駐有數千人的海軍陸戰隊。日本在共同租界分擔的警備地區是虹口地區，与駐扎在閘北地區的蔡廷鍇十九路軍隔街相對。由于越過虹口進入閘北的北四川路、松滬鐵路等越界道路，也被各國划分為共同租界的警戒地區，這些在共同租界境界線以外的道路，成為后來中日兩軍幵戰的前線。十九路軍約3萬余人，以德國裝備為主，戰斗力較強。1月25日幵始，十九路軍在北四川路、松滬鐵路附近用沙袋、鐵絲網等建築防御工事，准備和日軍一戰。
共同租界的歐美列國由于懼怕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波及到上海，也對日本的立場表示“同情”，1月28日共同租界的國際參議會同意對共同租界實行戒嚴。1月28日晚，日軍戒嚴部隊強行進入閘北區，在北四川路、松滬鐵路等地与十九路軍發生了戰斗。由于十九路軍的頑強抵抗，給日軍造成了重大傷亡。日海軍陸戰隊在遭受重創后，無力繼續戰斗，緊急請求國內派陸軍部隊增援。2月中旬，以白川義則大將為司令的上海派遣軍在上海陸續上陸。日軍得到增援后，向十九路軍發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十九路軍在2月20日以前，向后撤退20公里，但十九路軍沒有接受日方的最后通牒。于是日軍在2月20日發動總攻，十九路軍將士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傷亡人數達14000多人，但十九路軍并沒有得到其它部隊的增援。日軍在上海事變中也遭到重創，傷亡人數達3100人，而9﹒18事變后占領整個東北時，日軍的傷亡僅為1200人，可見中國軍隊的全力抵抗与不抵抗的區別。
3月3日，十九路軍和日軍脫离接触，日軍占領了當初要求的20公里縱深地區后，宣布作戰胜利。3月6日，十九路軍的將領接受國聯的請求，宣布停戰。1932年4月3日，國聯通過關于上海事變的決議，要求日本軍隊撤回到1月28日以前的防線，同時要求中國不再在浦東地區部署軍隊。中日兩國接受了國聯的決議，第一次上海事變結束。日本的上海派遣軍在撤退前舉行了慶賀儀式，在儀式中朝鮮獨立党的愛國者投擲了炸彈，白川司令炸死，村井總領事重傷。
上海事變后，行政院長汪精衛一方面高度評价了十九路軍的英勇抗戰，另一方面又解釋說政府接受停戰是由于擔心共產党勢力的崛起。1931年11月2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此后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又向日本宣戰，在軍事和社會輿論上都對國民党构成了巨大威脅。上海事變解決后，解決東北問題又成為國民政府的焦點。1932年3月1日，趁上海事變之亂，在關東軍的策划下，面積120萬平方公里、人口3400萬的“滿洲國”宣布正式成立。本來關東軍准備建立一個共和制的“滿洲共和國”，但由于溥儀堅決要當皇帝，則改為帝制的“滿洲帝國”。
但關東軍扶植的滿洲國并沒有得到任何國家的承認，當時的日本政府也沒有對滿洲國予以承認。1931年12月，若櫬政府倒台后，犬養毅接任首相。犬養首相堅決反對在滿洲搞一個獨立的滿洲國，認為這樣露骨地違反九國條約勢必造成日本和歐美列強的正面沖突，同時還試圖對軍隊中“下克上”的作風進行遏制。上海事變的解決，和犬養首相對事件不擴大的努力有直接關系。但犬養的行動激怒了軍國主義分子，1932年5月15日，一伙狂熱的軍人沖入首相官邸，明目張膽地將犬養首相殺害。
犬養被殺后，再也沒有敢于挺身而出抵抗狂熱軍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府其實成為軍人控制下的政府。1932年9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認“滿洲國”，但這激起了全世界各國的反對。1932年10月2日，國聯調查團發表調查結果，否認了“滿洲國”的成立理由，要求一切退回到9﹒18事變以前的狀況。然而國聯的調查結果卻在日本國內引起一片怒罵，譴責國聯對日本內政的干涉。1933年2月21日，國聯進行了表決，以41票對1票（1票為日本）通過了要求日本從東北撤軍的決議案。然而日本的松岡代表卻在表決后微笑退場，宣布日本退出國聯，使大會一片諤然。松岡代表回國后受到了狂熱日本國民的夾道歡迎，輿論界也盛贊松岡“干得好”、“有骨气”。日本從此走上与世界人民為敵的軍國主義道路。
四、几點反思
9﹒18事變中，中國軍隊几乎沒有進行積极的抵抗，拱手把大片國土讓給了日本。其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國的“私家軍”体制。不管張學良的軍隊，蔣介石的軍隊，還是其它軍閥的軍隊，都是“私家軍”。對于私家軍來說，他們的第一目的并不是保衛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安全，而是保衛他們軍隊司令的個人利益和個人的安全。所以在國家遭受外敵侵略時，私家軍們首先考慮的是保衛自己而不是國家，都希望別人出頭和敵人拼死一戰，最后自己坐享胜利果實。
中國在9﹒18事變中，拱手把東北讓給日本，表面上是張學良和蔣介石的責任，實際上是整個中國軍隊的責任。當時中國的很多軍閥和政治家，口頭上大喊要抗日救國，實際上自己并不肯出力，衹想讓張學良軍和日軍拼死一戰，自己坐享漁翁之利。孫科政府請各路將軍援助張學良時，競沒有一人考慮把自己的軍隊派到東北前線和日軍作戰。在這种情況下，張學良憤而撤軍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上海事變時，大家都一致稱贊蔡廷鍇十九路軍的英勇抗日，實際上卻沒有一支軍隊前往增援十九路軍。從言行一致的為人品德來看，那些口頭高喊抗日實際上按兵不動的“愛國者”，還不如蔣介石誠實地說出不抵抗的“賣國者”。
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其目的也是要首先消除各路私家軍，建立一支真正的國家軍隊。否則各路私家軍都打保存自己實力的小算盤，無法進行有效的抗日。后來的抗戰結果証明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理論并非沒有道理。1945年初，美軍正和日軍在海上苦戰，作為盟國的中國軍隊本應該配合美軍向日軍發起反攻，可是中國軍隊卻在一旁隔海觀戰。1945年7、8月份，日軍已成強弩之末，中國完全有可能出兵東北收回失地，根本沒必要等蘇聯人來解放東北。可是各路軍閥都想著不出力而坐享胜利果實，不要說反攻收回失地，就連一個反攻收回失地的軍事計划都沒有制訂過。
日本在明治維新后軍事力量的迅速增強，和日本消除了私家軍，建立起一支真正的國家軍隊有密切關系。9﹒18事變中，一伙年輕軍官們在沒有中央政府的命令下發動對外侵略，并不是為了自己個人的利益，也不是為了關東軍司令的利益，而是出于一种對國家前途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關東軍的侵略是非正義的，中國軍隊保衛祖國是正義的。可是在某种意義上，那些非正義侵略者的內心世界，反而比正義的祖國保衛者更無私單純一些。
私家軍体制是中國軍事体制上的一顆毒瘤，是中國無力抵御外國侵略的最大原因之一。
1999年9月5日寫于日本
眉眉 于 06-9-18 05:30 PM 写道：
学习，就是繁体字看起来太辛苦啊。
不忘记历史，首先应该认得繁体字:lol:。不忘记历史，首先应该知道历史是怎样一回事::32:。在今天叫喊不忘记历史的人群里，居然有人不知道九一八是一九三一年发生的::9:！
[ 本贴由 虎头蛇尾 于 06-9-18 20:45 最后编辑 ]
虎头蛇尾 于 06-9-18 20:32 写道：
不忘记历史，首先应该认得繁体字:lol:。不忘记历史，首先应该知道历史是怎样一回事::32:。在今天叫喊不忘记历史的人群里，居然有人不知道九一八是一九三一年发生的::9:！
是认得滴，俺手机就是繁体滴，有些人收到后就是乱码总被骂::27:::27:
不过看多了眼晕。:lol:
也有点奇怪哦，上学时最怕背书，所以历史课成绩不好。现在竟然也开始感兴趣去看细节，表扬自己一下，吃个苹果。:lol:
当年的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厉害的很呀，少壮派军人竟敢擅自行动、敢杀首相（这个叫狗娘养的家伙实际上是人而不是疯子，那些疯狂的家伙才真正是狗娘养的），因为背后有强大的民意支持和军方支持。
现在的日本国内军国主义也很有市场，活的滋润的政客，没有哪个敢不披这块狼皮的。
九一八以后国家的惨败可以归结为军队各自为战，各保实力；甲午海战时国家军队可都是真正的“国军”，也败的很惨。一边是遭到外寇欺负后卧薪尝胆，追上时代脚步，另一边是买了世界上当时先进的军舰却只有一个漂亮的空壳，骨子里则因为沉缅于腐败而与世界潮流渐行渐远。
看到新日本鬼子已经拥有仅次于美国的强大的海军，看到自慰队的嚣张，除了奢望王守业、李守业、张守业、赵守业、钱守业、孙守业们能慢慢少一些外，只有祈祷核保护伞能撑的久一些，再久一些吧。
1976年的低级稳定:“文革”末年的经济生活
记者◎王恺
一位1976年乘坐中国民航巴黎到北京航班的华侨乘客这样描绘当年中国民航的客机:机舱没有开足暖气，和当时国内居住习惯有关，急救须知和氧气口罩都以中文说明为主。
穿蓝制服梳小辫的服务员不说女士们、先生们和任何客套话，而是说:“同志们，旅客们，飞行途中请注意以下事项，一……二……完了。”结束飞行的时候也不会说“欢迎乘坐××航班”，而是直接站在机门口。这些都被认为是“好的民航”，因为讲究“职业不分高低贵贱”。
尽管如此，《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惊奇地发现，在伟人的死亡和地震等灾难接连不断的1976年，经济遭到的破坏比起1966、1967年的动乱年代要小得多，主要原因是:“中国工厂已经习惯在极低的管理水平上低级运转，各级领导层完全没有任何人愿意承担责任——中国经济只不过在低级的标准上稳定进行。”
变模糊的传奇:风波中的凤凰自行车
1970年1月14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河南岳县天然油石厂的“天然油石”广告成为“文革”中最后一个广告，“文革”期间再无广告出现，一直到1979年，广告才在媒体上恢复刊登。但是凤凰自行车不用广告，整个70年代，它是当时所有家庭的“大件”梦想，中国最出名的自行车名牌肯定是“凤凰”，“文革”前的评比中它已经连续多届获得第一名。
已经70多岁的沈德出总觉得，自己一生中最辉煌的经历就是在上海第三自行车工作，而最复杂的经历也是那段——1976年的凤凰自行车厂反复出现“大事件”，而随着大事件，他也一会儿上天，一会儿入地。
“那时候走在家门口的弄堂里，我穿着最时兴的灰色的确良衬衫，连里弄主任都热情地招呼我。邻居们更是尊敬地叫我沈家伯伯，其实那时候我也就40多岁——目的还不是看看我有没有办法搞到自行车票。”30年过去了，他还住在老弄堂里，家中家具显得陈旧，头发却还是梳得油亮。周围的新邻居早就不认识当年这个弄堂里最辉煌的人，昔日荣光一去不复返。
1976年，当时在第三自行车厂工作的沈德出印象最深的是“换货”风波。“当时凤凰的质量已经靠不住了。整天搞运动，全厂基本上没心情提高质量。”
沈德出当时负责处理要求换货的来信，北京西单自行车商店第一季度凤凰的换货率是38%，而且要求换的都是自行车最主要的部分，车架、车圈、车把和前叉，即所谓的“四大件”，而他处理直接寄到工厂的来信，“一个月就有1050封信要求换货”。而那些信件，在他印象中，语言全部客气得很，因为如此紧俏的物资，好不容易到手，1050封信件没有一封敢于提及退货，全部是谦恭地要求“伟大的工人师傅帮助我们”，把某个重要的部件换掉。
相比之下，国外市场就没有这么客气了。1975年10月，外贸简报上刊登《出口自行车质量下降严重》，遭遇国外的大量退货，主要是电镀裂纹和防锈差，“零件精度下降，车架管子弯曲”。简直浑身都是毛病，以至于当时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李先念专门批示自行车三厂要“限期解决”。
“刚刚抓质量没几天，就停了。”8个质量攻关组全部解散。沈德出还记得，王洪文提拔起来的当时的上海市委副书记王秀珍亲自带队来工厂，“她是纺织女工出身，据说当年她的工厂和王洪文所在的工厂只是一墙之隔，她曾经带领女工造反派去支援王洪文，她的嗓门又尖又大，向我们宣布根本不用改进质量，因为王洪文说了，谁说质量有问题就是攻击上海，是往上海100万产业工人脸上抹黑”。王秀珍的报告传达下来:“攻击自行车质量是假，攻击文化大革命是真。”
当时被派遣到上海轻工业局当局党委副书记和革委会副主任的是马振龙，他原来是上海搪瓷机修厂的工人，脸很长，一直跟着王洪文造反，王管他叫“马头”，因为轻工局油水大，所以被派到那里，虽是副职，但那里的老干部根本不敢得罪他。他常年把上海的轻工业产品手表、罐头、糖果、照相机、录音机带到北京去送给王“试用，试吃”，而王洪文则将一把上海手表装在口袋里，随时送人，甚至包括人民大会堂的女服务员。
马振龙派了蹲点组到了自行车三厂来检查，解散了质量攻关小组。“清仓翻箱”，厂房狭窄的自行车三厂因此而停产三天，质量问题不了了之。
不仅仅是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当时中国自行车的质量确实也存在落后的地方，沈德出记得，整个三厂没有流水线，基本上还是一个个机器前站着工人，“像小作坊”。现上海师范大学老师、1976年在上海汽车齿轮厂工作的萧功秦也深刻地感觉到中国的工业落后，他们的厂在上海闵行，也是大厂，一个车间就有3000平方米，可是大家全部是站在车床前生产，有次厂里放日本丰田汽车的内部资料片，“我们全部都傻了。那才是自动化生产”。他觉得，在蒙昧无知的状态下还好，反正也没有比较。可是一旦知道了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就极其痛苦。
“凤凰”永远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工人们要常常加班。“加班其实也没有奖金，最多有点加班补贴，2毛钱，吃碗一毛钱的肉汤阳春面外还节余1毛。”因为加班多，整个第三自行车厂的工人中洋溢着普遍的自豪感。拿补贴，是当时工作的人的最“重大”的外快，复旦大学教授、当时在上海一所中学当老师的葛剑雄，还记得当时各项补贴控制严格。当时他经常出差，坐火车时，晚上23点后到第二天6点，如果没有坐卧铺，可以拿“无卧补贴”，但是一定不能早于这时间下车，哪怕夜间3点下火车，也没有这项补贴了。出差有2毛钱的误餐补贴，“觉得这笔钱真多”。
当时供电不正常，结果自行车厂九车间自动调整班次，搞了些灵活时间，有“弹簧班”、“交叉班”什么的，结果在一季度全上海工业生产值下降的时候，九车间产量反而增加了7%。
1976年4月，九车间的情况被上海市领导马天水发现了，马虽是“文革”前的老干部，但一直和王洪文等人保持密切关系。他说:“我们发现太晚了。”觉得可以把九车间树立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典型。沈德出还记得，九车间的人被要求写了一个又一个的报告，到市委去参加试讲，但是总是被退回来。说不要强调怎么灵活地避开停电，明确说要强调“批邓”——“我们车间人傻掉了，只能说自己觉悟不够。”
市委亲自出马，九车间本来组织的“抓革命促生产大会”，被改成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会，结果电影厂、报社、电台、电视台都来了，从4月到7月，这里来了700多个单位参观。一直宣传这里是“与邓小平对着干的典型”。
沈德出在一次小会上说，讲讲克服困难搞生产就够了，拔太高了不好吧？没想到被人汇报上去，结果厂“革命委员会”找他谈话，让他进学习班。“不许家里人看我，只许他们一天送两顿饭。好在我根正苗红，最后说我是思想落后，把我放了。”放出来后他才知道，九车间已经成了全国闻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典型，7月份的全国计划工作会上，上海向国务院和李先念等人开炮，27炮中，有两炮是关于九车间的。“当时大家就很震惊，觉得很荒谬，那时候已经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大家早已经没有政治激情了，没有人觉得这值得骄傲，只是不敢表露。”果然没等三个月，“四人帮”就被粉碎了。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件事，是恢复生产仿造英国的小轮车，“文革”时期这种车停产了，因为被人说成是“阿飞车”，而凤凰的商标也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文革”中有几年，凤凰商标被说成是反动图案，不少人为了防止自己的商标被撬掉，用红布包着自己的自行车。
票证控制下的生活
“其实那时候我很难弄到自行车票。”在车间工作的沈德出说。当时自行车票控制极其严格，真正的掌握者是各商业局和供销社的人，自行车厂只有特殊部门工作的人，例如后勤部门，才能拿到自行车票。
钱菊英的父亲当时是上海自行车厂的食堂采购员，她还记得父亲有天回家的得意状态:“领导把他叫去，说现在菜场的肉和鱼都要凭票供应，很难保证买到，所以厂‘革委会’决定每月给他一到两张自行车票，专门用来与菜场领导保持友好关系，解决厂里职工的伙食问题。”父亲回家后就把自行车票郑重其事地保存在五斗橱的玻璃板下面，不许孩子去摸，她记得那是上海第六百货的自行车票，上面印着一个月的期限，“每券一辆，过期作废”。
当时肉票和鱼票都是随购粮本统一领取，但是豆制品票和蛋票等是菜场颁发的，钱的父亲采用“以票换票”的方式，不仅给食堂办了大量货，她们家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生活水平也大大改善了”。连邻居都跟着沾光。“人人对我爸爸都是笑脸相迎。”
当时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有所谓的“三大件”之称，是每个准备结婚的家庭的必备之物，一般的分配方式是这样的，由商业部门统一分发给各个单位，各个单位再把手中的几张轮流发放给自己的职工。“一个1000人的大厂每个月也就三四张，大家轮流来，后来就有些人采用交换或者购买的方式弄票了。”自行车票和手表票最值钱，一张手表票可以换取10斤鸡蛋和若干斤粮票。上海市的票证收藏家邵根才觉得这真是怪事:按照道理来说毫无价值的票证（买东西还要出钱，票证只是购买凭证），却获得了很高的价值，当时另一种抢手货是全国粮票，因为全国粮票中含有一定量的油，所以也是大家拼命换取的目标。
父亲江苏老家的亲戚也跟踪而来，当时父亲已经积攒了几张票了，老家的亲戚知道父亲“发达”了，委托父亲的叔叔前来办事，托父亲购买自行车。叔叔给父亲带来了几只鸡和很多土产，说这是老家亲戚们集体托他带来的，父亲则为叔叔准备了两张票。
之后乡下亲戚常常来走动，也有人和父亲说，乡下亲戚在投机倒把，把上海自行车弄回去，每辆至少加50元再卖出去，但是父亲不听，他很享受那种受到尊敬的感觉。她还记得9月份毛泽东逝世的时候，父亲的叔叔一边哭着一边把新自行车运输回乡的场景。“印象特别深，他哭得直不起腰，但是还不忘记很细心地把自行车包裹好。”
上海市民邵根才从60年代就开始有意无意地收藏票证，他的几套票证都被上海市档案馆收藏展览，比如从1960年到2005年的电费单，1959年到1990年的购粮本等。他还收藏有1963年的华侨特供的“0.1块肥皂票”、“3钱鱼票”，“五分油票”，他笑着说:“大概是切成鱼片买，否则无法想象3钱鱼怎么购买。”五分油则是半钱，应该是用筷子头蘸的方式来卖油的。最奇怪的是西安市的购物券，计量单位是“一点”，什么算一点？即使是收藏专家，他也无法解释所有的票证用法。
邵根才所拥有的1976年票证是这样的，最重要的还是购粮本，当时粮食控制极其严格，每过一段时间就根据家庭人口变化发放新的购粮本，而且上面购买的地点都有详细规定，“不能到另外的粮店购买”。控制粮食流通就相应控制了人口流动，因为粮票的发放是要和购粮本结合起来的，所以去哪里领取多少粮票都有详细记录。农村人口根本不可能到城市来，就是复员军人在转业期间，也要拿专门的转移证明，上面写着以往的粮票领到哪一天，“地方可以酌情减少粮食供应”。因为部队粮食定量高，每月45斤。转移证明上的标语是:“不吃老本，再立新功。”
葛剑雄那时候经常出差，他还记得当时控制各种票证的严格，“要出差的时候，就拿着单位介绍信，把家里的粮票换成全国粮票，而且换的时候要交油票，因为全国粮票里面含有油票”。
邵根才拥有一套同一地区12个不同年代的购粮本，1976年，上面的毛主席语录改成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还有热天防止饭馊的办法，这样的字眼在1980年的粮本上才消失。粮本上有详细的粮食定量，体力劳动者最高，重体力劳动一个月平均下来有45斤粮食，而脑力劳动者只有29斤——甚至比中学生还要低。
他收藏的1976年另外一些票证是:产妇卫生纸票，凭票供应卫生纸肆刀;布票，上面印刷着“备战备荒为人民”;补助蚊帐专用券，是专门给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使用的;三五牌木壳台钟的购买票等等，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为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所以1977年春节上海市商业局“革命委员会”发布通知:要把春节特供当“政治任务”来完成，当年春节每家每户可以多供二两油，可以购买七两赤豆，三两半花生和若干海蜇。当时小户最合算，因为是按家按户分配票证的，而大户平均下来东西就少了，所以不少人想方设法把自己家户口弄成小户，但是户口是按照房子走的，所以“得逞”的并不多。
最早的倒买票证者收购的是香烟票，因为有些人不抽烟，所以烟票的余额最多。葛剑雄记得当时有浙江的老太太挎着小篮子，里面装着鸡蛋，在弄堂里偷偷摸摸地换烟票，牡丹、大前门等好烟是红色票，所需要的鸡蛋也就多。后来又出现了拿塑料盆、粮票等来换烟票的，浙江乡下一向人多地少，那里的农民，即使是在严酷的1976年，也在想办法为自己赚取一点点利润。
当时上海通往市区的各条道路上都设有陆路检查站，防止外地人拿物品进上海交换，“破坏经济秩序”，葛剑雄他们经常利用外出学农的机会，在当地购买一些更便宜的肉和油，就在那里大吃一顿，因为想带进上海太难了。
巴金的儿子、小说家李晓当时在浙江农村插队，他在小说中描绘了浙江农民和知青是怎样结合起来在当时的票证控制体系中寻找漏洞的，当时社办工厂已经出现，不少能干的知青被委派为推销员，去上海推销产品，他们带来大量的农村地区积攒的粮油票，用于贿赂城市里的工人阶级——浙江乡办企业的前身出现如此之早。
标本和非标本:大庆和 中国乡村
“工业学大庆”的口号在1976年仍然使用，《纽约每日新闻》的记者奥尼尔在大庆采访，他和另外16家美国报纸记者是获准第一批来这里的美国人。他感觉这是一片“寒冷而不友善的土地”，气候恶劣，野兽出没。但是这里的女职工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妇女们正在运送一筐筐石头，用手工再把它砸成小块，来铺设新的公路”。
大庆妇女开采队都是18岁到25岁的单身的前红卫兵学生，她们一起住在营房里，一同在公共澡堂洗澡，一同参加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她们以一种几乎像宗教那样的热情工作。”
她们的队长，一位“生机勃勃、能说会道的漂亮女人”告诉他:“我们能在井上工作，我们也能种田，我们能唱革命歌曲，我们也能打仗。男人能干的我们也能干。”奥尼尔觉得她们不是在骗人，因为妇女们的油井在4年内生产了170万吨原油。她们除了开采之外，还种植了大量蔬菜，而且还积极进行民兵训练。
奥尼尔看见她们穿着肥大的绿制服，在严肃地打靶。他不明白，是什么东西激励着这些女人，从中国的各个地方来到这个没有福利、充满艰苦的荒凉草原上。在那里，人们给他讲了落后妇女改造的故事。一个落后的个人主义的妇女，经过组织的批评帮助（他注明自己不知道是怎样指出她是落后的），成为克服了一切个人主义思想的“铁姑娘”。
奥尼尔不知道，其实那时候的大庆相比起别的企业来，已经算福利相当好的了，他记录，当时工人工资从19美元到55美元，并提供公费医疗、免费交通工具、水电和住房，如果夫妻俩参加工作，则“生活还不错”。大庆因为是中国人自力更生的典型，一直是中央鼓励各地工厂学习的榜样。事实上，由于当时各行业工资水平相差不大，所以在工厂工作是非常让人羡慕的，在中学工作的葛剑雄就羡慕工人，他们不用一天到晚政治学习，福利很多，可以发草纸、肥皂，夏天有冷饮，冬天还可以在工厂的公共澡堂洗澡。“在1976年的住房狭窄环境里，能在工厂的浴室淋浴当然是奢侈行为。”当时在房管所、商店工作的人因为能接触到紧缺物资，更让人羡慕。
当时在上海汽车齿轮厂工作的萧功秦有段时间少吃不用，积攒了200元，花3个月时间专门去甘肃探亲，看望在那里的哥哥，“在当时就算是豪举了，这样出门非常艰难，比现在出国还要庆幸”。当时没有什么追求，大家都挣一样的工资，所以是“均贫主义”，也不希望在“金钱”上能出人头地。他借了朋友花8元钱在抄家物资里买来的一个苏联相机，就上路了。当时农村的贫苦让他吃惊，在山西，一个柿子只要一分钱，母鸡1块钱，一只羊12块钱。甘肃比较富裕的陇西地区的农民也穷得可怕，有一家全家财产加起来只有16元，没有被子，用牛皮纸袋当铺盖，一家人只有两条裤子，谁出门就该谁穿，更多的时候是睡在家里。穿着蓝色卡其衣服的萧功秦被当作当地穿得最好的人，引起围观。1976年变幻不定的政治气候没有给萧功秦更多影响，反倒是1977年一位中央领导人的“五七指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指示要求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公社”，大家都要学农学工。“因为本来以为1976年10月后，中国可以摆脱乌托邦式的幻想了，结果没想到又出了这么一个东西。”幸亏后来就没怎么提起了，但是印象一直非常深刻。
1976年4月，到常州出差的葛剑雄睡在大通铺上，当时正好发生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四五事件”，出差的外地人很多，大家都在骂张春桥，骂上海，觉得都是上海的张春桥在搞鬼。葛剑雄躺在大通铺上，不敢说话，怕暴露自己是上海人，其实他的心里异常苦闷，不知道哪一天，中国的状态才会改变。
1976年，上海的爱民食品厂并入了冠生园食品厂，大白兔奶糖由原来的日产1吨变成了日产4吨，这种糖果自从1972年问世以来就很受欢迎，被作为礼品送给了来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圆听罐装的大白兔图案还作为美国当年的复活节吉祥物。那时候的著名糖果还有上海奶糖和结涟、百花奶糖，6颗上海奶糖可以冲成一杯牛奶，号称当时营养最丰富的糖果之一。
上海手表厂也在疯狂扩大生产，不管出厂什么样的手表都不愁没销路。70年代开始，为了追求生产速度，上海不少工厂把从前的办公室、生活房全部改为厂房，上海手表厂厂房没法扩大，就搭建了54个阁楼来生产手表，1976年年产500万只，“上海轻工业志”总结:涸泽而渔的市场行为使上海手表行业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呈现疲软，80年代全行业滑坡。但是在1976年，手表还是一票难求的结婚必需品，手表厂的机器声在那个年代也彻夜轰鸣，只停止了几天，悼念毛泽东的逝世。
谢谢虎头的转载，对文章内所叙述的事实还记忆犹新，现在的儿辈们对此基本是一无所知而且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