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断代工程"在项目论证过程中，经过仔细讨论，根据各历史阶段的不同情况，确定的具体目标是： 　　l、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中国青年报》消息（记者邓琮琮）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长期以来有两千多年未建立年代学标尺。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仅追溯到公元前841年，再往上的《三代世表》便有世无年。这一状况严重妨碍了人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深入了解。与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已经相继建立起年代学标尺相比，一直是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一大缺憾。 　　这一段尚缺年代学标尺的两千多年文明史，大致包括五帝时代和夏、商、西周三代。三代是中国古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荣的重要时期。由此往上，可追溯中国文明的起源，往下可明了中国文明的基本格局与走向。 　　从西汉刘歆开始，两千多年来，历代学者一直试图推定共和元年以前的年代。但由于年代学涉及的领域很广，而研究者大多是各自进行，研究的材料和手段有限，所以在一些关键点上始终没有突破。 　 进入20世纪，特别是近50年以来，中国考古学发展极为迅速，历史学、古文献学、古文字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相关学科都有了长足的进展。这一切为综合研究夏、商、周年代学创造了良好条件，使建立这一时期较为精确的年代学标尺成为可能。 　　1995年下半年，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同志邀请在京部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天文学家和科技测年专家进行座谈。此后，李铁映同志与宋健同志多次征求专家意见，联络相关部委，酝酿"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年5月16日，李铁映和宋健在国务院主持会议，宣布启动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 　　　　　　　　　　　　　　　　　　　　　　目　标 　 "夏商周断代工程"在项目论证过程中，经过仔细讨论，根据各历史阶段的不同情况，确定的具体目标是： 　　l、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研究途径 　　此次"夏商周断代工程"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结合起来，以多学科交叉的方式，集中力量，联合攻关。"工程"依照系统工程的要求，设立了9个课题，下属44个专题，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4个学科门类，具体说有十个以上的学科和专业。每个课题、专题，尽可能组织不同学科的专家共同承担，互相交流，彼此互补。很多从未坐在一起的专家，通过交流合作，提出了新问题和见解，这在推动研究的创新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工程"专家组和项目办公室自1996年春季以来，先后组织不同规模、内容的多学科研讨会达52次，邀请了没有直接加入"工程"工作的学者参加，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研究的途径主要是两条： 　　1、对传世文献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 　　2、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常规和AMS（加速器质谱计）的碳14年代测年。 　　最后对各课题通过以上两条及其他途径取得的结果，进行综合、深入的研究，得出尽可能合理的年代学年表。 　　　　　　　　　　　　　　　　　　　　　　　实施和成果 　　1、以琉璃河H108"成周"卜甲的发现与测年，琉璃河M1193、晋侯基地M8的研究与测年，及有关遗址的分期和系统测年等，建立西周考古年代的架构。以严格的类型学方法排定"四要素"俱全的西周青铜器顺序，结合"天再旦"日全食记录的证认及周初文献研究，建立了金文历谱，给出了西周列王年代。 　　以先周文化与西周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为基础，通过沣西H18的发现与测年等，为商周分界确定了年代范围，然后综合文献与金文历日的研究与天文推算，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克商年。 　　2、根据殷墟文化分期与测年，参照殷墟甲骨的分期研究，建立商代后期考古年代的架构。对宾组卜辞五次月食进行了天文计算和证认，推定了商王武丁的年代。采用黄组卜辞周祭三系统说，与商末历日对比，推定了帝辛（纣）年代。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商代后期武丁以下王年。 　　3、以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遗址、东先贤遗址、洹北花园庄遗址等商前期遗址的分期研究与测年为依据，建立商前期考古年代的架构；确认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始建为夏商分界的界标。结合文献商积年的研究，提出了商前期的年代框架。 　　4、依据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分期研究与测年，并对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作了探索，结合文献夏积年的研究，估计了夏代的始年。同时对文献中夏代仲康日食与"禹时"五星聚的记载进行了重新研究和推算。 　　在以上成果的基础上，"工程"提出了有多学科研究成果支撑的，满足了尽可能多条件的，与相关数据尽可能吻合的，各历史阶段年代互洽的《夏商周年表》。 　　这份《夏商周年表》为我国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历史，建立起1200多年的三代年代框架，其中包括459年西周和商后期的年表。工程定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约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约为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为公元前1046年。工程排出西周10王具体在位年，排出商代后期从盘庚到帝辛（纣）的12王大致在位年。这些作为夏商周年代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解决了一批我国历史纪年中长期未定的疑难问题，填补了我国古代纪年中的一段空白，为继续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揭示五千年文明史起承转合的发展脉络，给后代留下一份完整的文明编年史，打下了基础。（《中国青年报》） 　　　　　　　　　　　　　　　　"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阶段成果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这一项目在1995年秋开始筹备，1996年5月16日正式启动。经过多学科的200位专家五年来的集体努力，目前已经达到计划预定的目标。2001年9月15日，在科技部组织召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验收会"上，断代工程顺利通过了由有关专家学者组成的验收组进行的验收。《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日前已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正式出版。 　　　　　　　　　　　　　　　　　　　　西周年代学研究 　　西周自武王克商到幽王，共11世12王。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给出了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下的纪年，是建立西周年代学的可靠的基准点，所以"工程"涉及的西周年代学研究范围为：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孝王—懿王—夷王—厉王—共和元年。 　　西周年代学以文献研究为基础，通过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测年，建立年代学框架，同时构建金文（青铜器铭文）历谱并对有关天文材料进行计算，排出列王年代。 　　与西周年代学相关的考古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遗址和山西曲沃天马—曲村晋国遗址。"工程"通过对琉璃河和天马—曲村遗址的考古分期研究，建立起系统的西周燕文化和晋文化编年序列。对这两个文化序列的14C测年研究，则能够建立自周初开始的比较完整的西周年代框架，并作为确定西周始年的重要佐证。在对晋侯墓地所见晋侯世系证认和测年的基础上，结合《史记·晋世家》等文献，还可以将西周列王与晋侯年代作横向比较。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是西周燕国早期都邑遗址，总面积达3．5平方公里，已发现西周早期城址及西周墓葬200余座，其中M1193等墓出土带有"?（燕）侯"铭文的青铜器。琉璃河遗址M1193是一座有四条墓道的大型墓葬，其中出土有两件铭文相同的青铜器克?、克?，铭文记载了燕国的始封："王曰：‘大保，......余大对乃享，命克侯于?，......'"铭文中"大保"指召公。《史记·周本纪》："成王既迁殷遗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燕国之封，见于《史记·燕世家》，召公被封于北燕，但未就国，而由其元子代之。可见，克?、克?铭文中的"王"指成王，M1193的墓主人"克"，即召公之"元子"，也就是第一代燕侯。M1193椁木保存良好，经常规14C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015—前985年，这为西周始年的推断提供了参考。 　　1996年秋，在琉璃河遗址灰坑H108第1层和第3层中发现三片刻字龟甲。其中，第1层出土的一片龟甲上刻有"成周"二字，具有重要的断代意义。据文献记载，成周营建于成王初。因此，"成周"卜甲的出现，表明H108的年代不会早于成周的建成，即其上限不得超过成王时期。H108地层关系明确，是琉璃河遗址中时代最早的西周遗址之一。通过对其出土器物特征的分析，H108的年代应在西周早期的偏早阶段，AMS测年结果为公元前1053—前954年，可与M1193的测年对照。 　　位于山西曲沃的天马—曲村遗址，是晋国的早期都邑，总面积达8．75平方公里，是迄今所知山西境0内规模最大的西周遗址。80年代以来，在此发掘了大面积的周代居址和500余座西周初至春秋初的中小型墓葬，90年代又在遗址的中心区发现了晋侯墓地。"工程"对晋侯墓地的部分墓葬做了AMS测年，并对测年数据和《史记·晋世家》所记的晋侯年代做了对应研究。 　　"工程"通过对西周晚期金文材料归纳得出金文纪时词语的涵义，利用66条年、月、纪时词语、日干支确定的文献和金文材料，排出西周金文历谱。由于对西周历法的若干细节目前尚有未能掌握之处，金文历谱只能是一个西周王年表。 　　　　　　　　　　　　　　　　　　　　武王克商年的研究 　　武王克商之年是商、周的分界，确立这一年代定点，就可以安排西周王年，并上推商年和夏年，因而是三代年代学的关键。 　　"工程"推求克商年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关键性考古遗址的14C测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献记载的综合研究，缩小武王克商年的范围；二是在以上范围内，通过金文的排谱和对武王克商的天文学推算，寻找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后加以整合，选定最佳年代。 　　先秦文献所载西周积年在270年至290年之间。《左传》宣公三年："成王定鼎于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左传》预言多为作者根据既有事实而造设，所以较为可信。自武王至显王共30世、31王（不计哀王、思王）。自周显王三十三年起，六国次第称王，《左传》此语当指是时。显王卒于公元前321年，自此上溯700年，为公元前1020年，再加上定鼎以前的成王、武王之年，则西周积年约270年。另据《孟子·公孙丑下》和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上推，西周始年应在公元前1020年以上。 　　此外，古今都有学者用古历推求武王克商之年的，如刘歆用三统历推得的公元前1122年（西周积年为352年），汉代学者用殷历推得的公元前1070年（西周积年为300年），清代学者以颛顼历推得的公元前1066年（西周积年为296年）等。但上述各种古历不早于战国秦汉，并非夏、商、西周的真实历法。 　　为了缩小克商年的范围，"工程"对沣西等遗址的系列样品作了14C测年，并通过对殷墟甲骨文月食年代的天文推算，下推克商年的范围。1997年发掘的沣西H18，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要发现。沣西97SCMT1探方，由一组系列地层单位构成，其中最底层的H18，由4个小层构成，包含内容丰富，所出有木炭、兽骨和炭化小米等可供测年的标本，属先周文化晚期单位，与张家坡早期居住遗址时代大体相当。叠压在H18之上的，是T1第四层，时代相当于西周初期；叠压或打破第四层和H18的有H16、H11和H8、H3、T1第三层等。其中H16、H11属西周早期，H8、H3、T1第三层属西周中期。以上单位均出土有各时期典型特征的陶器群。作为先周文化晚期，即商代末期典型单位的H18和作为灭商后西周初期文化典型单位的T1第四层，为从考古学上划分商周界限，提供了理想的地层依据，武王克商之年应该包含在这一年代范围内。 　　"工程"用常规法和AMS法对从这组地层中采集的系列含碳样品作了14C年代测定，并用1998年树轮校正曲线对所得数据进行高精度扭摆匹配，得到武王克商年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060—前995年。 　　与推定克商年范围有较直接联系的考古遗址样品系列，除上述沣西系列外，还有商后期的殷墟系列、西周的琉璃河系列和天马—曲村系列。经14C年代测定，其年代范围分别为：殷墟四期为公元前1080—前1040年左右；琉璃河一期一段墓葬为公元前1040—前1006年左右；曲村一期一段为公元前1020—前970年左右。考虑到殷墟文化四期的年代有可能延续到西周初，故克商年范围的上限取为公元前1050年。琉璃河遗址一期H108出土有"成周"甲骨，其年代不得早于成王，因此，其上界可以作为克商年范围的下限。该遗址第一期墓葬中最早的年代数据的中值为公元前1020年，由此得出克商年的范围为公元前1050—前1020年。 　　经多学科合作，"工程"对宾组卜辞中五次月食的年代进行证认，并计算出五次月食的绝对年代，参照文献所见商代积年和武丁及其后诸王年代的记载以及由周祭卜辞对商末三王年祀的研究，得出的克商年范围也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之间。 　　由沣西等遗址分期与14C测年和由甲骨月食推断的克商年范围，虽是各自独立进行的，但都集中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与前述先秦文献研究所得武王克商之年的年代范围基本趋同。 　　在克商年的可能范围之内，通过现代天文方法回推克商天象，得到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1044年、公元前1027年等三个克商年的方案。天文推算的三个克商年，是各自独立得到的。三个方案都在前述由相关系列14C测年以及由甲骨月食推定的克商年的范围之内，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无法满足文献所给出的全部条件，因此，只能根据其满足的程度，以及与金文历谱匹配的状况来选定最优解。 　　根据"工程"所定金文历谱，成王元年在公元前1042年，目前尚未发现四要素俱全的武王时的青铜器，难以直接推定克商之年。据《尚书·金滕》，武王在"既克商二年"的某日得病，经周公祈告，次日即病愈，又说武王死后，国中发生"管蔡之乱"，但没有提及武王的卒年，因此后世学者对武王克商后的在位年数有争议。据梁玉绳《史记志疑》统计，有二年、三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等异说。但文献记述武王史事无超过四年以上者。东汉学者郑玄在其《诗谱·豳风谱》中提出，武王克商后在位四年；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日本高山寺《周本纪》钞本，武王于克商后二年病，又"后二年而崩"，与郑说相合。取此说则克商后二年病，又"后二年而崩"，与郑说相合。取此说则克商年为公元前1046年，天文推算的公元前1046年说与此正相符合。此说与金文历谱衔接较好，与《武成》、《召诰》、《洛诰》历日、《国语·周语》伶州鸠语等也能相容，是三说中符合条件最多的一种，故定为武王克商的首选之年。 　　　　　　　　　　　　　　　　　　　　　商代前期的年代学研究 　　建立商前期年代学框架的主要依据是商前期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测年以及商前期都城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和古代文献有关商年记载的研究。 　　属于商前期的遗址主要有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遗址、洹北花园庄遗址、邢台曹演庄遗址和东先贤遗址等。"工程"以上述遗址的发掘和分期研究为基础，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商前期考古学文化序列：第一期以郑州商城C1H9、偃师商城宫城北部灰沟最底层为代表；第二期以郑州商城C1H17、偃师商城86J1D5H25为代表；第三期以郑州商城C1H1、C1H2乙、偃师商城85YS5T1H3为代表；第四期以郑州白家庄第二层、小双桥遗址的主体遗存为代表；第五期以安阳洹北花园庄早段97G4、98AHDH11、99AHDM10和邢台东先贤遗址一期98H15、H34为代表。 　　工程对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遗址、花园庄遗址、东先贤遗址出土的系列样品进行了常规14C测年或AMS测年和拟合，得出了系列年代数据。 　　根据先秦及汉代文献关于商代积年的记载，商代总积年当为496＋56＝552年（含1046），若将伐桀之年计入，则为553年。也有学者认为"汤灭夏以至于受"可能是指从汤至帝辛即位，二十九王不包括未立而卒的大丁和帝辛。如是，则商积年为496＋30（帝辛在位年数）＝526年。 　　夏商分界是商前期年代框架构建的定点之一。目前关于夏商文化的分界，有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之间，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间，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二里头文化四期与二里岗下层之间等说法。 　　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是已知最早的商代都邑规模的遗址，其始建年代应最接近夏商更替之年。"工程"根据14C测年数据，推断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始建年代在公元前1610—前1560年之间。 　　参考文献有关商代积年的记载，如取商积年576年说，由公元前1046年武王克商上推576年，则为公元前1622年；如取商积年496年说，若依陈梦家的解释，则当由公元前1046年上推552年为公元前1598年，若依另一种解释，则由公元前1046年上推526年为公元前1572年。再参考14C测年数据，现取整估定商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 　　　　　　　　　　　　　　　　　　　　商代后期的年代学研究 　　商代后期指盘庚迁殷至商朝灭亡，其间经八世十二王。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以殷墟文化的分期和14C测年为基础，以甲骨分期和测年与殷墟分期相印证，结合文献记载、甲骨文天象记录和历法材料的研究来完成。 　　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是商后期都城所在。殷墟文化分为四期（根据最新发现，洹北花园庄早段遗存早于第一期）。殷墟文化一期到四期对应的商王如下：殷墟一期约当盘庚、小辛、小乙和武丁早期；殷墟二期早段年代约当武丁晚期，晚段尚未发现可以定年的材料，估计与祖庚、祖甲时代相当；殷墟三期约当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代；殷墟四期约当帝乙、帝辛时代。"工程"对殷墟各期采集的样品作常规14C测年，经树轮曲线校正，得到24个系列样品的日历年代。 　　殷墟甲骨文目前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分期断代标准。"工程"选择分期明确、有断代价值的卜骨，用AMS法进行系列14C年代测定。甲骨测年的目标，是用AMS法对各期、各组有字卜骨测年，对照高精度树轮校正曲线研究，将测得的数据转换成日历年代，进而排出武丁至帝辛的年代序列。 　　目前已对37个有字卜骨样品和9个无字卜骨样品进行了明胶提取，其中31个有字卜骨样品和8个无字卜骨样品制备成石墨，用AMS法做了14C测量。31个有字卜骨样品的测年数据，有22个在合理的年代范围之内，另外9个明显偏老。8个无字卜骨样品的测年数据，也有2个明显偏老。专门的实验研究表明，偏老的主要原因当是样品受到老碳的污染。 　　除去分期尚有争议的历组卜骨等，将剩余的15片有字卜骨、6片无字卜骨和2个层位清楚的同期骨样纳入拟合系列，用贝叶斯方法对测得的14C年代数据进行系列样品树轮校正，所得日历年代与既有的商后期年代框架基本一致。 　　"工程"还对甲骨文中可能的日月食记载进行学科交叉研究，由宾组卜辞中的五次月食，推得武丁在位年代。宾组卜辞五次月食记录的可信性，学术界没有争议。宾组卜辞属武丁到祖庚时期。在3000多年前、在这一不太长的时间范围内，竟有五次月食记录，这是世界天文学史上的奇迹。天文计算表明，在公元前1500—前1000年间只有一组年代既符合卜辞干支，又符合月食顺序：癸未夕月食，公元前1201年；甲午夕月食，公元前1198年；己未夕向庚申月食，公元前1192年；壬申夕月食，公元前1189年；乙酉夕月食，公元前1181年。 　　根据《尚书·无逸》，武丁在位59年，由五次月食可大致推定武丁在位的年代：①如果乙酉夕月食当武丁末年，那么，武丁在位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239—前1181年。②如果壬申夕、乙酉夕月食下延至祖庚，那么，武丁在位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250—前1192年。从甲骨分期看，壬申、乙酉月食放在祖庚世比较好。因武丁在位的年代不会超过公元前1400—前1160的范围，而在此范围内，己未夕向庚申月食只有公元前1192年、1166年两种选择，甲午夕月食最早为公元前1229年，所以，即使不采用根据新的甲骨分期分类得到的五次月食的顺序，武丁在位的年代范围也不会有大的变化。 　　商代晚期，商王用五种祭祀方法按固定顺序轮流祭祀先王及其配偶，一个祭祀周期称为一祀，长度约等于一个太阳年，学者称为周祭，有纪时作用。帝辛的周祭材料可靠，依之排出祀谱，可确定帝辛在位年代。利用周祭材料也可排出帝乙祀谱，与帝辛祀谱连接，确定帝乙在位的可能年代。在周祭系统中，帝辛元祀至十一祀祀谱有6件青铜器，联系清楚，是商末三王祀谱最有根据的一段。由此排出帝辛元祀到十一祀祀谱，在历法上符合阴阳合历的原则，在周祭上祭祀与季节基本对应，所以应属可信。经研究，这段祀谱二祀正月初一日的干支应是丙辰或丁巳。按照这一特征，再考虑当时岁首和月首的可能情况，得到帝辛元年可能的年代为公元前1085年、1080年、1075年、1060年等。因武王克商之年确定为公元前1046年，而周祭材料中记有廿五祀的青铜器应入帝辛祀谱，没有发现更多的祀数，所以帝辛元年以选在公元前1075年为妥。 　　商后期王年在《尚书·无逸》中有所叙述，古本《竹书纪年》亦保存两条。后世学者在利用文献推定盘庚迁殷到商亡的总年数时，有275年、273年、253年三说。现已推定武王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46年，如采用275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320年；如采用273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318年；如采用253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298年。因武丁元年确定为公元前1250年，考虑到盘庚、小辛、小乙一代三王总年数的合理性，以253年说较妥，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298年，今取整为公元前1300年。 　　　　　　　　　　　　　　　　　　　　　　夏代年代学研究 　　夏代年代学研究主要遵循两条途径，一是文献中对于夏年的记载，二是对夏文化探讨的主要对象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以及二里头文化进行14C测年，同时参照文献中有关天象记录的推算。 　　文献所见夏代积年主要有471年和431年两种说法。两说相差40年的原因，历来有两种解说：一是471年包括羿、浞代夏的"无王"阶段，431年不包括"无王"阶段；二是471年自禹代舜事起算，431年自禹元年起算。"工程"采用前一种解说。 　　

二里头遗址是徐旭生1959年调查"夏墟"时发现的。学术界把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分布于豫西、晋南地区的一类遗存称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主要有两个类型，分布在豫西地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称为二里头类型；分布于晋南地区以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称为东下冯类型。东下冯类型的起始年代略晚于二里头类型。现在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工程"对二里头遗址采集的系列含碳样品进行14C年代测定、拟合，并对考古分期成果相整合，初步推定出二里头文化各期年代范围。 　　河南龙山文化又称王湾三期文化，是分布在豫西地区、在年代上早于二里头文化的一种考古学文化。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延续时间和文献记载的夏代积年之间尚有差距，二里头文化可能只是夏代中晚期的夏文化，而早期夏文化则要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寻找。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可分为三段：第一段以王城岗一期、煤山一期为代表；第二段以王城岗二、三期，瓦店一、二期，煤山二期为代表；第三段以王城岗四、五期，瓦店三期为代表。"工程"对王城岗遗址的系列含碳样品进行AMS14C年代测定并拟合，得出了各期、段的年代范围。 　　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遗址一期之间，从文化传承关系和14C测年结果分析，仍存在缺环。有学者认为以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某些单位为代表的遗存，早于二里头一期，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1999年开始对新砦遗址的再次发掘，证实新砦二期上接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砦一期），下连二里头一期，正填补了其间的空白。 　　河南登封王城岗古城、禹州瓦店都是规模较大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址，发现有大型房基、奠基坑及精美的玉器和陶器。它们的发现为探讨早期夏文化提供了线索。 　　夏代有五星聚、仲康日食两条天象记录可通过天文推算考察夏年。有学者计算出在公元前1953年2月26日有一次很好的五星聚会。经对夏代立国前后的五星聚合重新推算，也证实了这次五星聚会是迄今五千年中最难得的一次。公元前1953年2月中旬至3月初，在黎明时分的东方地平线上，土星、木星、水星、火星和金星排成一列，在2月26日，五大行星之间的角距离小于4度。这种奇异壮观的天象，很可能在古人记忆中流传下来，因此可以作为估定夏代年代的参考。对文献记载的仲康日食，根据现有条件进行推算还很困难。 　　夏代基本年代框架的估定包括两点：一是夏商分界，二是夏代始年。关于夏代始年的推定，"工程"主要是依据文献中有关夏代积年记载的研究，并参考天文推算的结果及相关14C的测年数据。 　　关天夏文化的上限，学术界主要有二里头文化一期、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两种意见。新砦二期遗存的确认，已将二里头文化一期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紧密衔接起来。以公元前1600年为商代始年上推471年，则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1年，基本落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第二段（公元前2132—前2030年）范围之内。现暂以公元前2070年作为夏的始年。（《科学》） 　　　　　　　　　　　　　　　　　　　　　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 　 夏代年表： 　　禹、启、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槐、芒、泄、不降、扃、、孔甲、皋、发、癸 　　公元前2070——前1600年 商前期年表： 　　汤、太丁、外丙、中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中丁、外壬、河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迁殷前） 　　公元前1600——前1300年 商后期年表： 　　盘庚（迁殷后）　公元前1300年 　　小辛　|　在位50年 　　小乙　前1251年 　　武丁　前1250年—前1192年　在位59年 　　祖庚　前1191年 　　祖甲　| 　　廪辛　|　在位44年 　　康丁　前1148年 　　武乙　前1147年—前1113年　在位35年 　　文丁　前1112年—前1102年　在位11年 　　帝乙　前1101年—前1076年　在位26年 　　帝辛（纣）　前1075年—前1046年　在位30年 西周年表： 　　武王　公元前1046年—前1043年　在位4年 　　成王　前1042年—前1021年　在位22年 　　康王　前1020年—前996年　在位25年 　　昭王　前995年—前997年　在位19年 　　穆王　前976年—前992年　在位55年 　　（共王当年改元） 　　共王　前922年—前900年　在位23年 　　懿王　前899年—前892年　在位8年 　　孝王　前892年—前886年　在位6年 　　夷王　前885年—前878年　在位8年 　　厉王　前877年—前841年　在位37年 　　（共和当年改元） 　　共和　前841年—前828年　在位14年 　　宣王　前827年—前782年　在位46年 　　幽王　前781年—前771年　在位11年

夏商周年代学的考古学基础 　李伯谦- - 对古史年代的研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若从西汉刘歆算起，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古文明进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有关夏商周三代年代的研究，一直是古史年代研究的重点，先后提出过不少三代年表，对夏商周时期重大事件发生之年也作出过种种推断。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研究手段的落后和研究方法的单一，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始终未能取得突破。国家九五重大科研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采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方法，经过两百多人五年的努力，对夏商周年代研究获得了重大进展：对西周和商后期提出了比较准确的年代，对商前期和夏代建立了基本的年代框架，并依此提出了新的夏商周年表。毫无疑问，该年表的提出，必将进一步推进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深入。 　　新的夏商周年表，是多学科协作研究成果的结晶，考古学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参与学科，根据有关夏商周时期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建立的夏商周考古分期标尺，以及通过按期别和单位采集的系列含碳标本14C测定拟合结果建立的夏商周14C年代框架，是新的夏商周年表得以提出的基础，是重要的科学依据之一，这是以往任何三代年表都缺乏的。 　　围绕"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的目标，根据拟定的课题，自1996年"工程"启动以来，先后组织了对17个遗址新的发掘，这17个遗址是： 　　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山西曲沃天马—曲村晋文化遗址，陕西西安丰、镐遗址，陕西周原遗址，陕西武功郑家坡遗址，陕西歧山王家嘴遗址，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河南安阳洹北花园庄遗址，河北邢台东先贤遗址，河南郑州商城遗址，河南偃师商城遗址，河南郑州小双桥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陕西商州东龙山遗址，河南新密新砦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河南禹县瓦店遗址。 　　新的发掘，填补了夏商周文化谱系中的缺环。例如对琉璃河西周燕都居址的发掘，找到了西周中期的遗存，第一次将居址分为西周早、中、晚三期。对安阳花园庄、邢台东先贤的发掘，找到了商代前期晚于郑州小双桥早于殷墟文化一期的遗存。对新砦遗址的发掘，再次确认了介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期的新砦期的存在。 　　新的发掘，发现了几处具有关键意义的地层叠压关系。例如沣西西周最早期单位T1④层与先周最晚期灰坑H18的叠压关系，直接反映了从先周到西周的转变过程，间接反映了商周之间的交替。郑州商城北大街商代二里岗下层早段夯土Ⅶ与属于二里头文化的洛达庙类型晚期灰坑H230、231等叠压关系和东龙山遗址商代二里岗下层文化层与二里头文化四期文化层叠压关系，则是夏商文化更迭的证据。 　　新的发掘，澄清或纠正了以往对某些遗存的性质、年代的认识。 　　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最早期单位H108"成周"卜甲的发现，证明与其同属一期的城垣的始建年代不得早于兴建"成周"的成王时期。偃师商城小城的发现，纠正了以往认为其北城墙是登大城西墙马道的解释，并据其和大城墙的打破关系，证明在建筑程序上要早于大城。 　　新的发掘，在安阳洹水北岸发现了早于殷墟面积达四百多万平方米的又一座商代都城，对其展开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科学发掘，将对商代文明的研究提供不可估量的新材料。 　　除此之外，通过对已有的和新的发掘材料的研究讨论，还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形成趋同的意见。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均属夏文化；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基本同时或略有先后，二者都是区分夏商文化的界标；小双桥遗址继郑州商城衰落而兴起，也是一处商代前期都邑遗址；洹北商城花园庄早段遗存晚于小双桥遗址早于殷墟一期；邢台东先贤第一期与洹北花园庄早段基本同时或略晚；以武功郑家坡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是先周文化遗存，沣西H18是先周文化最晚期单位；琉璃河M1193是就封燕国的第一代燕侯之墓，时代在成康之时；晋侯墓地M8是晋献侯之墓，出土的苏钟铭文中之三十三年为厉王纪年而非宣王纪年等，基本上已为学术界多数学者所赞同。 　　在已有和新的发掘成果与以上认识基础上，"工程"将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居址与墓地各分为三期，墓地又细分为六段；将天马—曲村遗址西周遗存分为三期六段；将晋侯墓地已知八组大墓考订为从晋武侯至晋文侯父子相继的八位晋侯及其夫人之墓；将1997年发掘的沣西T1H18系列诸单位分为先周、西周初、西周中、西周晚等四期；将殷墟文化分为一、二、三、四期，并估定了各期从盘庚至帝辛各王的对应关系；将郑州商城分为四期；将偃师商城分为三期五段；将洹北花园庄、邢台东先贤各分为早、晚两段；将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将新砦遗址新砦期遗存分为早、晚两段；将以登封王城岗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分为早、中、晚三段。这样串连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直至西周晚期的考古分期标尺，为进一步推定夏商周年代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然，一般来说考古学只能解决相对年代，只有与现代测年技术结合，才能求得绝对年代。我国现拥有14C、铀系、热释光、电子自旋共振等测年技术手段，"工程"采用了常规与加速器质谱14C测年方法。 经过设备更新改造及调试研究，常规法14C测量精度达到0．3％（相当于±24年），加速器质谱测量精度达到或优于0．5％（相当于±40年），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根据以往经验，单个样品的测量误差范围难以掌握，而对系列样品进行测定则可大大减少误差。各考古课题在发掘过程中，严格遵照采样要求，按期别和单位采集了大量木炭、人骨、动物、农作物籽实等含碳样品，经过常规法和加速器质谱法对数百个样品的14C测定，并与树轮曲线校正拟合，在夏商周考古分期基础上建立起了夏商周14C年代框架，对夏商周各期和几处重要的文化兴替关键点给出了年代范围：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登封王城岗遗址约在公元前2200—2000年间；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约在公元前1880年—1540年之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至花园庄晚段约在公元前1600—1300年之间；殷墟一至四期约在公元前1300年—1040年之间；先周文化晚期单位沣西H18至西周初的T1④层约在公元前1050年—1020年之间；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约在公元前1040年—770年之间；天马—曲村西周晋文化遗址约在公元前1020年—770年之间。 　　基于大量测量数据，排除可能误差并经树轮曲线校正建立的夏商周14C年代框架，具有绝对年代的意义，实际的夏商周历史年代应该就在这一框架之内。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考古学建立的夏商周考古分期标尺和14C测定与考古结合建立的夏商周14C年代框架，为制定夏商周历史年表提供了科学依据，但它并不等同于年表本身，它还需要同历史学、天文学等学科所属课题的研究成果相整合，才能最终制定出夏商周年表。值得高兴的是，主要依据历史文献学，古文字学、天文学等学科所属课题研究成果推出的"禹时"（指夏代）五星聚最佳可能发生之年，仲康日食最佳可能发生之年，商代武丁在位之年，商末帝乙、帝辛之年，武王伐纣之年，西周金文历谱王年等均不与考古学和14C测定推出的夏商周14C年代框架相矛盾，均在这一框架之内。由此可见夏商周年代学研究因有考古学和现代测年技术学科的参与大大提高了其科学性和可信性，它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当然，目前提出的夏商周年表，并不是最后结论，"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其称为阶段性成果是很恰当的。学科发展日新月异，随着今后考古学上层出不穷的新发现，古文献、古文字材料广泛正确的释读，天文计算能力和测年技术的不断提高，综合研究能力的不断提高，新的年代学的研究成果将会不断涌现。在此基础上，夏商周年表将会进一步得到修改、补充和充实，进一步减少误差，做到更加科学，这也是可以预期的。（

“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 - 前言 由政府资助上千万人民币、轰虫烈烈地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以下简称为"工程" )在中国大陆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有的媒体甚至把它称为"中国文化史的最伟大的事件" ，超越了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的纂修。2000年10月，"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简本》的结论也全部通过了国家科技部的验收，并且荣获"全国十大科学进步奖"。而就在《简本》发表的前後，抨击的声浪不断在海外出现。有的评论认为，+"工程"有政治背景，是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的则从学术角度提出批评。斯坦福大学的大牌教授『』avidNivison在《纽约时报》所下的"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的断言，也成为一句学术界广泛流传的名言。中国媒体将这些抨击视为"敌对势力"、"帝国主义"。今年4月，"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首席科学家仇世华等应邀赴美参加了有猡"工程"讨论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是"工程"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国际上的第一次正式的面对面的交锋。在会议上，海外的学者对"工程"的方法和结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 "夏商周断代工程"究竟是什么工程?"工程"在学术上是否有硬伤?其结论是否可靠?本文作者在海外从事中国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和一些与"工程"有关的学者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对"工程"的方方面面有比较细致的辽解，从而也就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在此我们姑且抛开政治背景和媒体的激烈言论，仅围绕学术上的问题，向读者介绍一下有关"工程"的前前後後。 缘起 中国人都听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因为古代文献中清楚地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最早的朝代。但是，就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年代来说，司马迁的《史记》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两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无年代。这就是说，五千年文明史中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 对国民来说，"这事儿很煞风景" ，使人说起五千年文明史来，"理不直，气不壮" ；对学者来说，"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不能得到中外史学界的公认"而令人愤愤不平。 为填补中国文明史的空白，"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正式设定，成为中国"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为了使工程规定的目标能顺利实现，国务院成立了由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为组长、七个部委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李铁映、宋健二人为工程特别顾问。聘任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为工程"首席科学家" ，主持由21位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工作。这个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分9个课题，44个专题，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就有200人。据报道，这一高层次的科研工程，连办公室秘书都是博士后。 "工程"要达到以下的具体目标：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前芈段各王 准确的年代； - ， 2．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至帝辛(纣)，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成果 "工程"主要依靠两条途径来建立三代年代学系统，一是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二是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碳-14测年。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工程"终于发表了《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1600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1046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841年向前推移到前1250年，即武丁元年。武丁是商代後期的王，在他以後的各王都给予了具体的在位年代。另外，西周从武王到幽王的所有年代也有了更具体的划分。西周诸王年表的建立，甚至商王武丁以来年代的建立，主要基础于武王伐纣之年(即西周之元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其他的年代依据这两个年代进行安排和调整。 质疑 自"工程"的《简本》公布以来，海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辩论，其中持怀疑和批评立场的似乎多于"工程"的拥护者。 互联网——第一次辩论 开始于2000年11月，通过互联网进行，其议论主题有政治性与学术性两类。学术性的则围绕夏朝的存在与否。工程不仅相信夏代的存在，还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对此，不少西方学者持怀疑态度。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因此，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在河南省）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综合看来，支持"工程"的学者的依据主要有四：其一，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周代文献认为的夏人的中心地区，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其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表明已经有了国家的存在。其三，碳-14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在商代之前。其四，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再则，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除非我们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一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 面对面的交锋——第二次辩论 今年4月4日至7日，美国"亚洲学协会"的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专门邀请了"工程"的学者来美讨论。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是"工程"的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考古学家张长寿、碳-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这场讨论中心问题一直围绕"工程"的西周年代学研究。不少海外学者以口头的和书面的形式对"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疑问。下举数例：一，"分野"的理论晚出，很可能出现在东周时期列国形成之后，西周时就有"鹑火"与周相搭配的观念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论用于西周时期。二，青铜器《利簋》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是不符合王国维对于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而"四分法"则普遍得到学者的认同。四，"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一味断定其为伪造，而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五，"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信度。六，"工程"对一个晋侯墓的碳-14测量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而"工程"在不同的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学者对"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如：芝加哥大学EdwardShaughnessy教授提问说："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蚀是《简本》的关键年代之一，中国国内的报纸、电视均作了广泛的报导。然而，在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蚀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一些海外学者觉得《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另外，通过天文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是美国学者DavidPankenier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而《简本》对此只字未提。Shaughnessy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早就指出"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蚀现象，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后来，韩国学者方善柱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误，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 由於华盛顿会议的时间有限，与舍的"工程"学者未能对以上所有的问题作充分的解答，但李学勤强调，"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决定。他坚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个人从来认为，科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至於"天再且"的问题，李学勤解释说，《简本》篇幅有限，未能将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张培瑜则承认对"天再旦"的报导有不妥当之处。 仇世华对碳-14方面的背景知识提供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解释。

芝加哥大学——第三次辩论 4月12日这次辩论的热烈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甚至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潮。批评"工程"的学者中，最值得介绍的是现任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他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以下称为《蒋文》)。《蒋文》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并以此验算了"工程"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碳-14数据。结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简本》公布的"拟合"数据。《蒋文》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虽可获得较窄的置信区间，但只有68．2％的置信度；此计算程序的精确度备受国际碳-14学者的批评。"工程"以这样低的置信度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标尺很不科学。 "工程"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达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蒋文》分析说，其原因是後者的 置信范围此前者增多一、二百年，从而达不到"工程"领导规定的"碳·14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正负20年左右"的要求。而挑选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从而排除44种说法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工程"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蒋文》又指出，"工程"依据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不代表国际公认的树轮校正法。国际碳-14专家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夹杂了人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其人为成分是指在计算中碳-14专家需要考古专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样品"，即一组分期明确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样品。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勉强为之，则带有很大的猜测或人为成分。《蒋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工程"的断代方法将澧西各个文化层以西周各王为名称，如：第一期是"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 ，等等，这样的断代法称为"间隔的"。而《蒋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过考古发掘，其报告在1992年公布。他所用的断代方法称为"渐序的" ，就是将各个文化层以大概的年代范围标出，如：第一期是"先周期"。二者的区别在于"间隔法"要求各期在具体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相邻各期在时间上必须彼此断开，不能有交错；而"渐序法"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标出笼统的王朝的早中晚期。《蒋文》强调，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间隔法"非常不实用，因为出土的陶器、谷物、木头等物品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变。再者，从某下层取出的样品并非肯定代表这一层的年代。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过去就已经准备好，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因此 它的碳-14数据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的那个文化层。 《蒋文》的结论是，"工程"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从学术角度看，《蒋文》对"工程"的批评有理有据，是非常客观的。"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会议上，蒋祖棣向与会者(李学勤缺席，他在华盛顿会议之後便回国)口头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并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和OxCaI序列程序当场对"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干数据重新进行验算，结果明显与"工程"的有差距。仇士华对蒋祖棣提出的问题表示认同，并表示他个人也对《简本》的碳-14数捷持有疑问。张长寿也明确表示他个人同意蒋祖棣对于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见。在场的Shaughnessy教授为之大震，他拍案问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与澧西考古的基础之上《西周年表》还站得住脚吗?参与会议的张立东(曾任"工程"的秘书，现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将会议内容介绍在国内的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其中对"工程"专家同意蒋祖棣的观点也做了的报道。报导立刻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两个多月後，《中国文物报》—于-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之行答问——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文章，是作者苏辉采访有关专家後写的，声明张立东的报导不符合事寅，"在关键环节上引起读者的误解"。如，依据苏辉，仇士华回忆在芝加哥的会议情况时说："蒋祖棣要求当场用计算机验算数据，根据我提供的条件，结果发现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这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为了判断两种完全相反的报导孰是孰非，本文作者电话采访了几位当时参加芝加哥讨论会的海外学者。他们都说自己亲耳听到仇士华表示同意蒋祖棣的意见，而且还为仇世华的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感到惊讶。 无独有偶，被《蒋文》批评的《97年澧西发掘报告》作者徐良高也有类似的表现。徐氏在最近的《中国文物报》上，申辩他在报告中使用的分期术语是"年代约相当于"某王时期，而《蒋文》在引用时，"均将之删去"。为此，笔者特地核实了《发掘报告》，原文是："第一期：我们推定其年代为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第二期：我们推定其时代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故《蒋文》引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从仇世华不论自己在讲座会上的发言，到徐良高不承认已经发表的文字，我们怀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学者的治学能力和态度。难怪有人在《文物报》的网站上评论说，"他们连最近发生的事情都说不清楚，对"三代"（夏商周）的事又怎能说清？" 思考 《蒋文》和张立东的报导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蒋文》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包括"工程"的参加者)的支持。此文现已被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德高望重的考古学家宿白先生选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之中。由于《蒋文》的批评，"工程"召开了数次有关西周年代的会议，商量如何回应，但至今未能拿出有效的方案。据国内知情者透露，在学术上，"工程"内部已无力回击《蒋文》的质疑(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从仇世华和徐良高的回应文字中看出来了)。其实，《简本》中的很多内容，并不是"工程"学者的共识，他们尤其对《西周年表》的制定持有异议。因此，在今年8月底(即芝加哥会议之后的4个月)召开的讨论《繁本》的专家会议上，不少与会学者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们公开要求对每个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都列出各种不同意见。由于学者们的这一主张，已经大致写好的、仅代表一家之言的《繁本》未能获得通过，致使"工程"自启动以来首次搁浅。笔者认为，"工程"学者这样的态度是负责的，符合学术规范的。 平心而论，"工程"并非完全失败，参加"工程"的某些学者个人的研究就获得了很好的学术成果，如天文学家张培瑜等。但是，《简本》的确存有这样或那样的学术硬伤，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其观点肯定不会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还有，我们知道，包括埃及在内的古代文明的年代学，主要依靠国际学术界共同的努力而建立的。"工程"既然是一个与国防无关、难度很高的文化项目，就应该邀请国际有关专家参加，起码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工程"没有这样做，而是闭门造车。"拟合"的具体过程至今没有公开，所公布的碳-14数据也仅仅是一小部分公开。另外，对"工程"成果的审核，也没有任何海外的专家参加。如此搞出来的年表，怎么能让国际学术界接受？ 笔者仔细读过一些海外学者批评"工程"的文章，尤其是预书"工程"报告将会被国际学术界"斯成碎片"的Nivison教授的文章。他是美国漠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年代学的领头人，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年代学理论，前文提到的Shaughnessy就出於他的门下。笔者注意到，Nivison完全是从学术的角度讨论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文献材料或者金文、·天文学的证据。他曾多次表示他的不同意见，但皆被"工程"忽略了。他指出，"工程"结论之所以站不住是因为"工程"在众多不同的解释或观点之中挑选一种而排除其他，而在排除时，没有提供足以另人信服的理由与证据。Nivison的感受并非孤立，最近日本学者成家彻郎发表的文章也谈到"工程"对他提出的疑问置之不理，成家并且以实际的例子指出"工程"学者"忽视不利的(文献)资料"，"改变不利的(金文)记述"等。也就是说，无论是身为华裔的蒋祖棣，还是美国的Nivison以及日本的成家彻郎，他们都是学者，都是本著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对待和衡量"工程"的结论的。虽然他们的批评使"工程"未能实现其原定的目标，但他们的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体现了学术容不得半点虚假的态度。 到目前为止，虽然《繁本》还没有通过，但《简本》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夏商周年表》就已被《辞海》和一些字典采用，而且也要写入中、小学甚至大学课本。近期还有中学教师在出高考的模拟考题时，将《夏商周年表》视为惟一的正确答案。如果《繁本》的内容未经修改而强行通过，其错误的观点将被社会视为定论而全部接受，必将误导中华子弟。如果"工程"发扬严肃的治学态度，不仅不会改变人们已经形成的中华民族有著悠久文明的看法，而且有助于民族自豪感的提高。

不管怎么说，当时看《探索发现》，很过瘾啊！

历史是可以改变的。（由当局或者ZF改变） 相信所谓的“历史”。。。实在的，我们自己也迷茫。

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的理性审视 “盛世”是近年来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所谓“盛世”，在历史上是指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些特定的阶段，是国家从大乱走向大治，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昌盛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公认的盛世只有三次，即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再到“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全盛”的大唐盛世和清代的“康雍乾盛世”。这三大盛世，一方面确立了中国传统“盛世”概念的基本内涵，另一方面也都没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因而给人留下了无尽的话题与思索。 　　三大盛世的共同特征 　　中国历史上三次盛世的具体情况有很大差异，但总体上看，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其共同特征。 　　一是消除了内忧外患，军力国势强盛，国家统一，疆域辽阔，周边没有相抗衡的力量。汉朝开国之初，异姓诸侯王心怀叵测，匈奴部族频频攻逼；唐朝建基之始，中原群雄割据，边塞突厥犯境；清朝入关定鼎后，内有三藩、台湾、准部之忧，外有俄罗斯之患。但经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都分别平定了内乱，击溃或逼退了外敌，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在此过程中，开疆拓土，军力国势日益强盛。疆域之辽阔，为中国历史上除元朝外所仅见，也为世界历史上所罕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仅在亚洲，甚至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对手能够对其构成真正的威胁和挑战，从而为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保障。 　　二是社会总体上比较安定，经济发展，国家富足，国力领先于世界。这三个朝代建立之初，都承大乱之后，人口丧亡，经济凋敝。统治者能够汲取前车之鉴，励精图治，兴利除弊，注意与民休养生息，使社会总体上保持了较长久的稳定，经济逐步有了恢复和发展，国力蒸蒸日上，百姓越来越殷实富足。西汉文景之际，据载“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武帝时，大兴水利，农业更趋发展；盐铁官营，财政愈益加强。唐代贞观年间，经济由恢复而发展，到玄宗开元全盛之时，诗称“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历史上汉、唐并举，无疑都证明汉、唐是当时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清代乾隆时，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均兴旺发达，财政收入之丰，达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最高水平，经济规模和总量居当时世界之最。直至1800年（清嘉庆五年，乾隆于此前一年去世），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为世界其他地区望尘莫及。国家的安定富足，又为军力国势的强盛提供了基础。由此出现了文治武功、相得益彰的局面。 　　三是文化繁荣，对周边地区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国势强盛、国家富足的基础之上，三个朝代的文化俱臻繁荣。汉初以来朝廷大力倡导搜集和整理图籍文献，使先秦百家之学在秦代焚书浩劫之后又趋复兴。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奠定了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设太学，置乐府，诞生了大气磅礴、彪炳千古的《史记》。唐人吐纳百川，镕铸古今，在科学、文学、艺术上都有卓越的创造。贞观之时，都城长安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四方来朝，“国学之盛，近古未有”。璀璨绚丽的唐诗，终在盛唐时臻于大成。“康、乾盛治，文教大昌”，《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的编纂，经学、史学的兴盛，使清代学术取得了“超汉越宋”，集历代之大成的历史地位。一部《红楼梦》，堪称时代的史诗。这些文化成果，均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往往被奉为样板，竞相学习仿效。 　　四是兴盛的局面持续时间较长。汉代的盛世从文帝继位（公元前179年）到宣帝去世（公元前49年），持续130年；唐代的盛世从太宗登基（公元627年）到安史之乱爆发（公元755年），持续128年；清代康、雍、乾盛世从1662年延续到1795年，长达133年。综上可知，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在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里，保持了国家的全面发展和繁荣，文治武功、相得益彰，并形成无与伦比的盛大局面。在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比较清明或繁荣的时期，特别在朝代更新之初，一般都呈现出上升、发达的气象，但都称不上“盛世”。究其原因，根本有二：一是持续的时间不长，不过数年、十数年或稍长而已；二是达不成全面繁荣昌盛的局面，仅只在某些方面有所成就，终没有三大盛世的恢宏气象。此外，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些自诩的“盛世”，但大多事与愿违，有如过眼烟云，空付笑谈中。由此可见，“盛世”是历史的评价，是大跨度的时间的结论。 盛世依仗强大的武备 　　自古以来，世人都期盼“太平盛世”。但绝对“太平”的“盛世”，从来只是人们的良好愿望和美好憧憬。所以先哲反复强调：“居安思危”，“安不忘战”，“有备无患”。没有强大国防的盛世，从来就不存在。 　　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多民族国家，欲缔造盛世，首先必须解决边疆与民族问题，消除内忧外患，实现和保持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的稳定。这是一个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在汉、唐、清三朝，都与一系列的战争相伴随。如西汉景帝时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武帝时远征匈奴；唐太宗征伐突厥、吐谷浑，武后讨灭徐敬业；清代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抗击沙俄入侵，乾隆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大小金川等。这些战争的胜利，无不有赖于武备的整饬，其结果则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使兴盛局面的形成和保持成为可能。 　　反之，国防和武备上的举措失误，必然直接危及盛世的延续。以唐代为例，玄宗时均田制日益破坏，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也呈瓦解之势，中央集权的军事体制逐渐遭到削弱。玄宗晚年，节度使权势越来越重，藩镇武装力量不断坐大，而与此同时，中央武备却日益空虚。天宝元年，边镇节度使增至10个，拥兵49万，仅安禄山掌握的兵力就达18万之多，而朝廷辖统的部队总共才有12万人，在兵力部署上出现了内轻外重的严重局面。另外，各道节度使都身兼数职，集军、政、财权于一身，久任一方，得以大力培植私党亲兵，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地方与中央的矛盾。藩镇拥兵自重，割据成势，进一步刺激了他们攫取更大更高权力的欲望和野心。以安禄山、史思明为首的武装叛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虽然这场叛乱最终得以平定，但唐王朝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 　　盛世“盛极而衰”的内在根源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而且，盛世的倾颓，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定局。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号称“全盛”，繁荣景象史所未见，但“安史之乱”的狂飙瞬间吹散了旷代繁华，唐朝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世。康乾盛世是何等辉煌，但乾隆刚退位就猛然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四境骚乱，清朝自此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研究“盛极而衰”这一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至少可以发现以下几点重要原因。 （一）国家的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和一贯的进取精神，社会意志消退和睿智的领袖后继乏人。国家的不断发展，繁荣的持久延续，需要不断地向社会注入新的动力，向社会成员提出理性而富有刺激性的新的奋斗目标，再辅以正确的政策指导，使整个社会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活力。安于现状、墨守成规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繁荣的。然而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在出现后，都不可避免地趋向守成，社会的主导思想逐渐由开拓进取转为“持盈保泰”，社会风气也为之一变，由奋发有为而转向享受升平。国家的发展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社会一旦丧失了开拓的动力，迷失了努力的方向，陶醉于眼前的繁荣，沉湎于已有的辉煌，各种问题和矛盾就会逐渐滋生和酝酿。而睿智的领袖和领导集团后继乏人，又直接加剧了这种局面。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有明智的领袖和领导集团为之领航。汉有文帝、景帝、武帝，唐有太宗、武后、玄宗，清有康熙、雍正、乾隆，他们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知人善任，身旁都有一批志在高远、才具卓越的名臣襄助。这是促成盛世不可缺少的因素。但封建社会，归根到底属于人治，并没有可靠的制度保障。在实行家天下的专制王朝中，君主的素质总体上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数世之后，继位者全都“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才略根本不能与其太祖太宗相比，朝中则老成凋零，往往裙带风行，宦官当道。守成已难，更何言开拓进取。汉朝在武帝后期，因征发过甚，社会扰动，国家已呈现虚耗之象。武帝之后，几位君主都不免孱弱，昭、宣两代，赖有老臣辅佐，国势尚有起色，再往下，外戚擅权，朝政日益混乱败坏，贵族官僚大量兼并土地，社会矛盾愈加激化。西汉王朝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下坡。 　　（二）忧患意识丧失，歌舞升平，忽视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中国先哲一再强调：“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但历史上的统治集团在进入盛世后，大多趋向“持盈保泰”、“护守成宪”，满足于维持现状，对眼前的问题小修小补，乃至自高自大，掩盖矛盾，粉饰繁华，纵情于声色犬马，陶醉于歌舞升平，根本看不到所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就在这种状态下不断滋长，日积月累，变小患为大患，一朝爆发，遂致不可收拾。创造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晚年也因滋生自满之心，无法真正做到善始善终，幸有良臣辅佐，及时提醒。贞观十三年，魏徵针对唐太宗渐好奢纵的倾向，呈上直言进谏的名篇《不克终十渐疏》，指出唐太宗的志业与贞观初年相比，在十个方面都出现了今不如昔的变化，求治之心锐减而骄逸之心渐萌。唐玄宗的悲剧，则直白地印证了骄纵误国、懈怠败事的道理。玄宗英武有才略，曾将武后末年濒于内乱的唐朝导向“开元盛世”，但在晚年耽于享乐，无心理政，把朝廷政事交付给外戚杨国忠之流，全然不顾政治的不断败坏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对关乎国家大计的均田之法和府兵之制日趋瓦解不事补救，坐视藩镇权势积重和中央武备的不断削弱，以至造成“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悲惨结局，百年基业与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三）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看不到世界潮流的浩浩荡荡。大清盛世的缔造者，不仅忽视了国内社会的潜在矛盾和问题，而且完全看不到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沉溺于“盛世”之中，最终使盛世成为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肇端。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1787年出版的《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状态表示了如下看法，大清帝国的“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发迹时间相当于乾隆后期的拿破仑，则把中国称为“东亚睡狮”。确实，从1662年到1796年这135年的时间里，西方国家经文艺复兴之后持续二三百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最终促成了如火如荼的资本主义革命和工业革命，经济、科技和军事踏上了不断加速发展的轨道。当此世界剧变的关键时期，康、雍、乾三朝却进一步强化了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社会更加趋向于封闭愚昧、妄自尊大，深陷封建时代的隧道之中，固步自封，停滞不前，从而与西方的发展势差越拉越大。自视为“天朝上国”的大清朝，就在自我陶醉的“盛世”荣华之中，不知不觉地成了世界潮流的落伍者。落后就要挨打。乾隆退位仅仅不到半个世纪之后，清王朝就在鸦片战争的中西碰撞中不堪一击，成了不折不扣的挨打者。

崖山之战 　　宋蒙(元)战争从公元1235年全面爆发,至1279年崖山之战宋室覆亡,延续近半个世纪,它是蒙古势力崛起以来所遇到的费时最长、耗力最大、最为棘手的一场战争.据史料记载,公元1279年2月,南宋残军与元军在新会崖门海域(今属江门市)展开了一场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千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战船沉没,海上浮尸10万,并给南宋王朝划上了句号. 　　南宋的大臣陆秀夫在国家将要被蒙元灭亡的时候,背着年仅9岁的少帝投海而死.一首诗歌可以表达我们对凄然收场的宋王朝的怀念. 　　 　　为了复兴宋室,一直不停奋战, 　　但事到如今,已无力挽回了. 　　“陛下,您是大宋的正统后裔,应该断然作出不辱没您血统的决定.” 　　“我明白了,秀夫,你没有背弃我,并且自始至终侍奉我,太感谢了!” 　　少帝静静地微笑着说到. 　　陆秀夫面对少帝这种勇敢地态度,不得不强忍住眼泪. 　　 　　“陛下…” 陆秀夫背起少帝,用带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蒙古军啊,将来有一天,继承我们遗志的同胞,一定会征讨你们的!” 　　 　　就这样,陆秀夫背着少帝,投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据说达十万人之多.这就是南宋最后一战的崖山之战.南宋的陆秀夫死了……赵宋终结,古典意义上的中国也随之灭亡,中国第一次整体亡于游牧民族之手.这场战争的两个对手的来历都不平凡,赵宋的灭亡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改朝换代,所以下面介绍他们各自的前世今生. 　　 　　赵宋王朝之前世今生 　　若拿起一幅”清明上河图”细细揣摩,则不得不感叹,赵宋确实是一个适合居住的时代,汴梁固然是清平的花花世界,便是”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杭州,也引来了强盗的觊觎.柳永的一曲小调夸夸杭州的”重湖叠崦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就让完颜亮立志”立马吴山第一峰”.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想必大家耳目能详,这是陈寅恪的话. 　　李约瑟: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 　　又是陈寅恪:”宋文化是华夏民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宋文化是今后文化发展的指南,我国民族文化的更新,必将走上”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的道路.” 　　内藤虎次郎(1866-1934,日本”支那学”创始人之一):宋代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日本学”唐和宋在文化性质上有显 　　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 　　谢和耐(Jacque Gernet): 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既然这是文艺复兴,那么这样的复兴为什么在后来终止了呢?为什么没有如欧洲发生的那样走上持续复兴道路并进而走向新兴资本主义道路?这个近世的开始是怎样被打断的?那个继承她的弓马娴熟的所谓元朝为什么没有继起这样的文艺复兴?我一直思量,如果不是那个只知残酷虐杀汉人,欲变青天下所有的农田为牧场的元朝来统治中国,我们会面对怎样的中国呢?历史在我眼前渐渐模糊,仿佛永远也看不清他的真正面目.一声叹息. 　　赵匡胤向后周的孤儿寡妇下手篡夺江山的时候,绝对想到了他的子孙也会面临这种局面的可能性,因而在制度上作出了种种安排,以防止体制内异己力量的崛起.中晚唐,五代时期,”武人跋扈,世局动荡”,因此抑止武人力量对赵匡胤而言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命题.赵匡胤采取了种种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概括言之无非强干弱枝,崇文抑武.在政治方面,一,削宰相权,左右设枢密院和三司,分军权和财权,宰相权力则”远逊汉唐矣”;二,设御使台和谏院,合称”台谏”,只对皇帝负责,监督政府,隐有现代监督制度的雏形,但是在专制皇权下,不重取证,风闻言事,往往成党争,以及诬陷之源;三,设四监司,加强了对地方政务的控制,在州以上设路,每路设经略安抚使,转运使,提刑安察使,提举常平使等四司,分管地方军,财,刑,粮,他们直接对中央负责.军事方面,一,不得不提的是杯酒释兵权,我朝太祖每不屑唐宗宋祖,以为稍逊风骚.然观太祖贬少奇及斥德怀事,其胸怀则远逊宋太祖.宋太祖对待功臣的态度是虽不愿共享天下,亦愿意让功臣们”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以终其天年”.其宽仁自不必多言;二,定制兵之法,简单言之,枢密院掌握募兵,训练,补给,屯戍,补充等,相当于我朝总后和总装以及总参.殿前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总号为三帅,握领军之权,不可逾越,则相当于我党中央军委和国家军委.其军事机构叠床架屋,一二年内驻外军队即换防,其领军将领亦定期更换,使”兵无长帅,帅无长师”,然而却生了另外一个弊端,即”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埋下日后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迭遭失败之伏笔;三,文官领军,文人固然少有倚兵自重之心,但是在周边群狼环伺的情况下,仍然不敢重用武将,则是自寻死路.有宋一代,作为武人,其境遇是比较凄惨的,上头猜忌不说,民间也渐生鄙视之心,”好男不当兵”的俗语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流行起来的.可能是成熟文明的通病吧,社会精英都聚集到文人那边去了,从事文学,历史,科技或者官员的工作的人的待遇和前途要远远好过于做一个职业军人. 　　如果宋人了解今日执政集团的文宣手段,他们一定可以鼓起更大的声浪大肆宣传”十三年来的成就无与伦比,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云云.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光辉灿烂的时代,诸如天文学、数学、医药学、机械学、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造船技术等方面成果累累.文学、史学、哲学和艺术也发展到新的高度.当时涌现出众多的科学家、发明家、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画家和诗人.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就产生于这一时期.《太平御览》和同时编纂的史学类书《册府元龟》,文学类书《文苑英华》和小说类书《太平广记》合称为”宋四大书”.1078─1085年,宋朝的《埤雅》中,对265种动植物作了解释(陆佃). 1163年,中国宋朝已开始金鱼家化的遗传研究.十三世纪,宋朝发表《洗冤录》,内容是尸体检验的各种方法, 　　是一部较早的法医著作(宋慈). 1270年,宋代的《尔雅翼》中,有生物界生存竞争的记载(罗顾). 　　对于普通的城市小市民而言,宋朝是一个适合居住的时代.汴梁城里,州桥夜市煎茶斗浆,相国寺内品果博鱼,金明池畔填词吟诗,白矾楼头宴饮听琴,一座汴梁城中,处处皆是”情调”.当然,高坐于东京樊楼之上,与那心仪的姑娘,焚上一盘兽香,相对坐调笙,看伊轻持了如水并刀,在一盏钧瓷的莲花盘里,纤纤玉指破新橙,则是每一个罗曼蒂克少年的不二选择了.宋代几无宵禁,娱乐场所众多,据说还不杀读书人,崇尚”自由”的小资们大概最喜欢.就连来到这里的犹太人,也不觉化身而为中华子民.今天环顾全球,大概只有他们这批犹太人真正融入了本地的人堆儿里面,再也挑不出来了.(党人碑,这一段描述很经典,所以就借用了,我们在亦可以看到相关文字). 　　 　　宋的商业和城市 　　南宋时,已有不少人改变了以前把手工业当作末业的看法,而认为”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并说这是自有人类以来就有的,不可以改变的事实. 　　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北宋熙丰年间,岁入缗钱六千万,南宋淳熙末年为六千五百三十万缗,略高于北宋. 　　南宋都城临安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浙江及其他州郡前来的货船,络绎不绝.此外,平江、建康、鄂州、江陵等沿江城市,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墟市则比北宋更加普遍,仅广东一路就有墟市八百个,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业的繁荣. 　　南宋国内贸易比较发达.南宋政府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市场,称为榷场.除榷场外,民间私下交易的数量极多.在今吉林、内蒙古等地的墓葬中,均曾发现南宋湖州制造的铜镜.在内蒙古西部黑水城遗址中,也曾发现福州刻印的书籍.至于景德镇和龙泉的瓷器,更是遍及全国. 　　南宋的海外贸易也超过北宋.高宗末年,市舶收入岁达200万贯,超过北宋治平年间岁入63万贯的两倍多.由于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货币铸造供不应求. 在对外贸易中,铜钱又大量外流.纸币日益代替铜钱,成为主要的交换手段.宋人市民社会的发育亦已比较成熟,宋人虽然重视回归家族,敦亲睦邻,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势必带来社会空间的扩大,也造成个人进出家族内外的灵活转圜余地.人口大规模流动.自中唐已始兴起,宋代更是势如离弦之箭,欲罢不能,而且有若干新的措施在制度上助长了这种趋势.市民社会的生存空间,亦应运而生.中国自古有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宗族”社会和市民社会公共空间呈现出双向信道的形式,就正反映着这样的社会现实,至今亦然.在宗族社会和朝廷庙堂之间出现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公共社会空间,才有可能培育出新兴经济的萌芽.邓子琴言: 　　“尝考宗法时代与门阀时代皆为有形之社会组织,盖此两时代均有血族及经济关系,以为联系之资.至于士气时代,在经济为各个独立,互相等夷;在血族为人尽其道,不相限制.朝廷全以科举取士,苟士之有聪明才能者,咸能自奋一有所表焉.故此时代欲研社会风俗之中心,惟以士人之气节风格为重.”(《中国风俗史》(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175页). 这就道出了士族地位上升时代,晋身的阶梯已非依靠家族和血缘的助力,而是强调了个人奋斗的重要. 　　而宋朝的土地政策亦加速了这一进程,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抑商的朝代,在土地上,他不抑兼并,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他那发达的经济、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因发达的经济而产生的新阶层和新思想, 都在预示着质变将要到来.中国将向一个新的高度跨越.但这个高度不是资本主义,但应该更合适中国.虽然,不如西欧那样因邦国林立的竞争带来的所谓的公民社会,以及罗马法的立法的精神,但是宋王朝的市民社会确实发展到了一个比较发达的阶段. 　　 　　宋的农业 　　宋金并立时期,南方的水利事业大大超过北方.史载:”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宋史·食货志》) 除了修复久被堙废的水利之外,还修建了不少新的工程.南宋的圩田面积又有扩大.如太平州的当涂、芜湖、繁昌三县,圩田面积占全县农田的十分之八九.宣城县有圩田179所.另外,涂田、沙田、梯田等也大量开垦,农田面积不断增加. 农业生产技术也以江浙一带最进步,四川次之.江浙农民深耕熟耨,使土细如面.大暑时节,决放田水,让太阳曝晒,使苗根坚固,称为”靠田”;苗根坚固后,再车水入田,称为”还水”.此后,遇旱不枯,可保丰收.当时,上等田亩收五六石.”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由此产生. 　　南宋时,植棉区已不限于两广和福建,逐渐推广到长江和淮河流域.由于经济作物的逐步推广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无论在官田上或私田上,采用货币折租的形式也有所增多. 　　 　　宋朝时对外贸易 　　宋代政府不遗余力地发展对外贸易.最初指定以广州、明州、杭州为外国贸易港,并在这些港口设置”市舶司”,处理征税与管理对外贸易的一切事务. 　　后来,福建的泉州发展为繁荣的商港,对外贸易给国库带来极大的岁入.北宋时代,广州港的关税收入竟占全部关税的十分之九以上.到了南宋,财政困难,政府要增加收入,更倚重对外贸易,频频奖励与外蕃通商,这时候,泉州的地位足以与广州相颉颃. 　　据与的记载,证实了自11世纪时中国与马来半岛各王国间贸易的频繁.从半岛输往中国的有:樟脑,保豆蔻,沉香,速香,檀香,象牙,犀角等.从中国输入半岛的有:金,银,铁,瓷器,米,盐,绢及酒等. 　　宋代对外贸易输出中,最大宗的是陶瓷器,宋代南方的青瓷,以浙江西南的龙泉窑烧制的最为有名.其开始烧制陶瓷器是在五代以后,到了南宋,龙泉青瓷器的烧制技术,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个辉煌的时期.龙泉的青瓷大都在泉州出口,由中国或外国商船运输到海外去,据记载: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储货,人得数尺许,下以储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在吉打布秧河流域,曾有大量的宋瓷出土,这些青瓷,大都是浙江龙泉窑的产物.1936年,威尔斯博士在好几个不同的地方,发掘出大量的龙泉瓷碎片,上有各种不同的纹饰与图案. 　　 　　然而以上种种在游牧的蒙元入侵后被完全毁坏,这个可怜的处于中国式封建文明的最高阶段的社会的发展嘎然而止,犹如黑客帝国中人类最后的避难所锡安(锡安是圣经中人类的城市)被机器人最后占领,所有的人类都被最终灭绝或者是接受了机器人的改造.蒙古人的来到,杀死了一半的中国人,剩下的另一半为他们种地, 做工,提供奢侈品.处于种族隔离的藩篱之下,成为蒙元帝国治下最下等的一类人,帝国的统治阶层虽然文化低落,然而依然极端鄙视和仇恨这些文明高于他们的人群,他们始终拒绝汉化,在九十五年的统治中,基本上没有接受汉文化,帝国上层的官方语言显然不是汉语,他们三心二意的短期恢复过中国人操练的很熟稔的科举考试,然而这种技巧复杂的运作对帝国而言还是太复杂了,而且帝国上层内部对于大量接受汉族中国人进入政府的前景显然是恐惧的,所以后来又取消了这种中国式的文官选拔制度.帝国对数量众多的中国人始终是持怀疑,排斥的态度,除了提供粮食和其它维持社会生活正常运转所必须的生活用品以及提供赋税.似乎蒙元帝国的蒙古统治者无法发现汉人的其它价值,而且热爱自由的中国人的反抗也是此起彼伏,所以蒙古人抑止不住喜欢杀人的野蛮本性,定期屠戮中国人.在海边,蒙元军队把一队队百姓定期扔到海里喂鱼,在内陆地区,蒙元在各个路口设卡,盘查百姓,发现所谓”赵,张,王,李”四大姓汉人就拖到一边杀了.这种酷政只是在担心激起更大民变的情况下才被取消.这方面的不良记录可以一直追溯到蒙元开国时,就有蒙古统治者提出杀光汉人的对策,只是在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才的委婉劝说下才停止这个动议.而耶律楚才只能使用这样的理由:试问杀光所有的中国人,谁来为我们种地?我们向谁收税?让我想起中机器人对待人类的手法,将人类作为他们的电池,为那个机器人社会提供能源.蒙古人两手空空来到中国,将中国人民作为他们的电池,寄生在中国土地,最后中国人复国成功, 蒙古人最后两手空空回到草原故地.他们身入宝山而什么也没有得到,这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只是因为处于游牧奴隶社会阶段的蒙古统治阶层文化太低落,加上他们建立的是世界性的帝国,治下不但有蒙元帝国,还有其它的如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等,他们的地域超出了中国的范畴,所以蒙古人不局限于中国一个地域,他们与草原故地的联系特别紧密,他们定期回到草原,无法切断与草原的脐带,不可能化身为中国人,而他们对待中国人的残酷杀戮态度也使得他们和中国人始终对立, 命中注定这个寄生的帝国无法长期骑在中国人头上.

蒙元帝国之前世今生 　　在中国唐宋社会日新月异地发展的时候,中国北方的蒙古高原也发生了变化.早在唐代,北方草原被讲突厥语的突厥民族控制,突厥四处掠夺,不断结仇,在经过唐代的沉重打击后,被其征服的高车民族(也是突厥语民族)中回纥部落奋起赶走了突厥在蒙古高原的统治.成为草原的霸主.不久讲突厥语的黄种人部落吉尔吉斯和回纥结仇,用重兵击败了回纥政权.回纥在契丹的帮助下,流窜到我国西域地区,征服了那里印欧语系的文明政权,从而和当地人一起,融和成一个新的回纥族,就是现在被称为维吾尔的民族.而吉尔吉斯人把回纥从蒙古高原赶走以后,自己并没有占领那里.于是大量出自东胡系统的蒙古语民族,先后迁移到出现权力真空的蒙古高原,从此成蒙古语部落游牧和争斗的地方. 　　回纥所征服的西域民族,具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回纥征服者被当地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吸引,接受了当地的文明管理方式.不再以游牧和掠夺为生存手段.契丹政权曾邀请回纥回到蒙古草原,但是回纥人已经乐不思蜀了.这本来应该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但是由于这个新文明的统治者的背景,使得其首领和草原各种以掠夺为生的游牧民族保持著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角度来看,他们扮演了各游牧民族在文明地区内应的角色.从此以后,草原游牧民族不仅仅可以向汉民族学习和掌握新的武器技术,而且可以从西域学习和掌握汉民族没有的武器技术,消弱了汉民族对游牧民族的武器优势.为中国后来的空前绝后的灾难,埋下了不幸的伏笔. 　　由于草原地区使用的武器越来越先进,其各个部落的相互残杀也更加激烈,人类恶的本能在草原地区充分地暴露出来,这种恶还因为他们掌握了更加先进的杀人手段而显得越发凶险.这在有关成吉思汗祖先事迹的记载中有充分的描述.草原地区只能依靠古老的游牧手段生存, 常常没有温饱,为了争夺食物,父子、兄弟自相残杀,老幼病残遭到遗弃成为家常便饭.据记载,成吉思汗直系祖先多本-磨根 (Dobun Mergen)曾在森林里要了别人一块肉,回家途中,见到一个另外部落的人快要饿死,提出把他的亲生儿子卖给多本-磨根,来换这块肉.多本-磨根于是给了他肉,把少年领回家做奴隶.可见当时游牧民族常常饥寒交迫,为了一口饭把儿子卖掉.(多本-磨根死后,此奴隶和他的妻子有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之一就是铁木真直系祖先).多本-磨根的妻子共有五个孩子. 她们妈妈死时,最小的孩子伯东查(Bodoncha,是成吉思汗的直系祖先)年幼,其它四个哥哥立刻分了她妈妈的牲畜和食物.不留给年幼的伯东查任何东西.柏东查饥寒交迫,被一群善良的牧民救起,给他食物,过几年后,伯东查遇见了他的哥哥,教唆他们把这群牧民抓过来作为奴隶,从此生活状况好转. 　　在当时的草原社会,可以分为贵族、平民和奴隶三种人.平民的蒙古语的意思是黑头发,很可能是从华夏迁移过去的黄种人.他们从事游牧和简单的生产活动.贵族实际上就是草原的暴力掠夺和压迫者.有迹象表明,起初这些贵族可能是身高马大,身体强壮金发碧眼的白种人(成吉思汗的部落名字的意思就是蓝眼睛,在东胡演变成室韦以后,最大的部落称为黄头女真).他们几乎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生存主要依靠暴力掠夺他人财富,绑架他人.被他们绑架而来的人就是奴隶.随著时间的推移,几乎所有的自由的牧民都被绑架而成为奴隶.而贵族之间为了争夺奴隶、牧场,驱赶奴隶相互残杀.因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具备文明社会的尊严意识,除了屠杀和被屠杀、奴役和被奴役以外,他们没有其它的生存方式可供选择. 　　由于草原社会持续不断的自相残杀,人口的成活率很低.而每个部落人口的多少,是部落能否在残酷环境下生存下去的关键.游牧民族经常从文明地区掠夺妇女和儿童,作为他们的人口来源补偿,补偿在战争中的死亡人口.无论华夏、波斯、阿拉伯和欧洲都不乏游牧民族杀掉超过车轮高的男子,绑架女子和不记事的儿童的记载.长期以来,这种屠杀和掠夺使得蒙古草原地区原来的白种贵族渐渐消失,奴隶主被黄种人代替. 　　蒙古高原地区是世界上产马最多的地区,据元史-本纪一,成吉思汗直系远祖母莫拿伦有七个儿子,有一天,有一群小孩在她的领地上挖草根充饥.莫拿伦害怕自己的草场被破坏,就命令用车撞死撞伤这些小孩,结果与小孩所属部落发生战斗,寡不敌众,莫拿伦和在家的六个儿子以及部落全部被杀.只有一些残弱妇女和小婴儿海都侥幸逃脱(海都后来成为蒙古部落第一个汗). 　　游牧民族这种为争夺食物斗争的行为代代相传, 到了铁木真这代也不例外.成吉思汗三世祖先拿不勒已经称汗.地位非常高.部众很多,可亲属照样食物不充足.在铁木真10岁时,父亲被仇人杀死,失去了家里强壮的男人,部落因此不再给她妈妈肉吃,引起了她妈妈和俺巴孩的两个老婆的争吵.结果,他们部落抛弃成吉思汗的妈妈和她6个年幼的孩子,有一个老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因此被人用长矛戳死.这是在当时草原社会常见的现象. 　　成吉思汗的母亲年轻时和一个部落男子成亲,路过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的地方,被也速该发现后,立刻找他的两个兄弟去杀那个男子,准备绑架和强奸新娘.男子见势不妙,丢下他妈妈乘马逃去,也速该三兄弟追了7坐山岗,追不上才罢休,回来把哭哭啼啼的妇女抓到帐篷里强奸,后来生了成吉思汗.在游牧民族社会,这非常普遍,是生活方式的一种.当然是他们落后生活方式的反映.后来成吉思汗自己的老婆也被抢走. 　　 　　元史记载,蒙古地区最大部落之一克烈部族长忽儿札胡思杯禄死去后,王罕(Ong khan,又叫脱里)为了争夺王位, 立刻杀死了他弟弟昆弟.王罕的叔叔组织了一批人马来杀他,王罕遂与成吉思汗家族联盟,(这是成吉思汗从一贫如洗到发迹的最重要支柱). 　　从上述现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社会成长的成吉思汗等蒙古贵族,把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作为生活的准则.在他们那里,很少有人类常有的同情心,他们是相互的猎物.杀一个人比杀一头羊要容易的多.当对手强大时,如果不能杀掉对手,就用最谦卑顺服态度巴结,骗取对方的信任.然后找机会在干掉他们.在他们眼里恩将仇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用来教育后代的各种事迹,无一不是欺骗和暴力屠杀的组合.这实际上就是成吉思汗白手起家,从一个白丁开始巴结权贵,到借用汉族物质资源称王称霸,最后侵入文明地区,屠杀奴役世界各国人民凶手的诀窍.这也可以解释蒙古帝国后来为什么给世界各国造成了空前绝后、惨无人寰的巨大灾难.当然,有些人把这当成是优秀的战略战术手段,以及是有雄心壮志的表现,我觉得这是他们尚未能区分文明和野蛮的标志. 　　在蒙古崛起以前,中国北方地区被野蛮的女真征服.接受了部分华夏文明的管理方法,北方渐渐从女真的破坏中恢复过来.而北方个突厥蒙古语的民族纷纷南下抢劫.为了防止野蛮人的侵袭,金朝政权继承了华夏以夷治夷的方针.扶持一个部落,打击另外一个部落.当被扶持的部落强大以后,就欺压其它草原部落,还用华夏物质资源掠夺中原.女真就会把物质支持转移到被欺压的部落.这种游戏从辽代就开始,在有金一代.翘翘板的两端是草原上因为利益连接起来的各种形形色色的部落联盟,包括相互有血海深仇的突厥语克烈部和鞑靼部. 　　铁木真本是贵族后代,年幼丧父,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中失去了父亲的奴隶和多数,只剩下九匹马和几个身强力壮的弟弟做帮手.艰苦的生活使他学会见风使舵的手段.他利用自己父亲和克烈头领王汗的友谊,拜王汗为养父.在自己的老婆和后母被蔑尔乞部落绑架强奸以后,又通过王汗的关系,找到一个势力强大的草原贵族扎木合作为靠山,拜为兄弟(安达),联合偷袭了蔑尔乞部,把老婆抢了回来.铁木真成为扎木合的部下. 　　铁木真两年以后第一次玩恩将仇报的游戏,从扎木合处纠集一些部下劫走扎木合的奴隶,背叛了扎木合,建立自己的势力,在王汗的鼓励下称汗,并因争夺马匹杀死了扎木合的弟弟.扎木合因此组织了大军征讨,尽管大多数历史记载已经被篡改,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知道,铁木真惨败而逃,投奔到自己的养父王汗手下当一个打手,默默无闻地干了二十多年.他和亲属一起把父亲的一些旧有的奴隶,加入到王汗的部落阵营中,增强了王汗在草原相互残杀中的实力,并帮助突厥语族的王汗杀剿蒙古语族的各部落.取得了王汗的信任. 　　在服侍王汗期间,铁木真一方面成为王汗的得力助手,一方面小心翼翼利用王汗的权势,暗中培养自己的私人势力.此时被金朝扶持强大的鞑鞑部落,去金境汉族地区掠夺财富,金朝决定改变支持的对象,派完颜丞相找到克烈部落头领王汗,封他为王(王汗名字从此而来).同时册封铁木真为金朝节度使,并准备册封他为招讨使.这以后过程的记载虽然被蒙元政权删去.但是我们可以从古代惯例知道,中原政权为了国防,在这种情况下向成吉思汗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援助,成为他发家的资本. 　　同时,铁木真结识了一些金朝的官员为内应.从他们那里知道,女真政权腐败堕落,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从中原获得物质和武器的支持,为称霸中国做好了准备.虽然具体记录被蒙元政权删去,这些事情却仍然可以在元史中通常未被注意的地方看出痕迹. 　　在金政权利用中原占绝对优势的武器和物质优势,击败了鞑靼部落以后,王汗和铁木真找机会落井下石,从背后袭击鞑靼残余.彻底地消灭了鞑靼部落.蒙古部按照惯例对鞑靼民族实行了种族灭绝,把所有超过车轮高的男子杀掉.女子则被分配给众人成为性奴隶.此时,成吉思汗巧妙地利用王汗的势力,杀害了自己的堂兄弟.清除了和自己争夺对奴隶控制权的竞争对手.又借助王汗的势力消灭了自己的世仇蔑尔乞部落. 　　此时,王汗老迈.继承权力成为问题,铁木真试图以乾儿子的身份抢夺王汗权力,和王汗之子发生冲突.王汗站在他亲子一边.造成了双方分裂.铁木真率领蒙古语族的部下出走,被王汗和其子追杀.损兵折将后,狼狈逃走.没有粮食,被迫杀马充饥,饮脏水解渴.完全失去了草原称霸的实力. 　　在此期间,尽管文字记载被删除,但我们可以从别处知道, 铁木真仍然是金朝的属臣.不断去金朝进贡.见过金朝的永济王.铁木真被王汗击败逃走一年以后,忽然有众多的兵源财产,我们可以推测,他暗中联系金朝政府获得物质资源,是最主要的实力来源.很可能,他自己也去过中原,晋见金政府官员,商讨如何对付他以前的干爹王汗. 　　在此时,王汗在草原称霸, 不可一世.他和金政府反目成仇,率领重兵进攻金朝边界.被当时还很强大的金朝打击,惨败而归.此时,成吉思汗在背后突袭克烈,杀死了王汗和他的儿子.掌握了王汗的全部人马,成为草原最大的军阀.紧接著,成吉思汗利用金朝物质支持,消灭了乃蛮和扎木合的势力.得到了回纥的归顺,并突袭和灭亡了喀喇契丹.铁木真拆散被征服的部落,分给自己的亲信做奴隶,并自称成吉思合汗,建立了一个统一而可怕的蒙古帝国.这种游牧民族联合的巨大规模空前绝后. 　　成吉思汗对蒙古的统一,改变了草原社会的性质.游牧民族在古代战争中素来灵活机动,相对其他民族有天然的战术优势.他们在野战中的实力和其他民族是不对等的.游牧民族素有大量的马匹,移动和集结都比对手迅速,而且侦察地形和对方虚实都强于对手.可以找到对方兵力单薄之处,就可以以多击少.对手强大(往往是步兵集结数量多),他们可以依靠马匹逃出对手的打击范围,把伤亡减低到最低程度.而他们的补给依靠是为掠夺其他民族,即使无处可抢,也可以用马奶充饥.不象文明地区的军队需要后勤供给,本地被抢劫后补给困难更是加大了实力的差距.游牧民族在对方实力比自己强大时,也是假装失败逃走,诱敌深入,把对手引到远处.再切断其后勤补给线,让对手在饥恶中丧失战斗力.而且游牧民族在不断集体围猎训练中弓马娴熟,配合默契,弓箭射程常远于未经充分训练的对手,可以在两军万箭齐发的对射中,伤敌多于己伤. 　　但是在蒙古帝国以前,游牧民族联合掠夺的传统方式都是相对松散的部落联盟.联盟首领对各个部落首领没有任免权力.部落首领部下都是自己的子弟.如果某个部落在战争中为了联合掠夺文明地区损失太多自己的人,在以后草原自相残杀中必吃大亏,甚至面临灭绝.因此常有因部落首领爱惜部下生命而不听从统一号令发生.这无疑抵消了游牧民族的天然的军事优势.成吉思汗征服各个部落以后,不仅在联合的规模上史无前例,而他立刻把其他部落人员拆散,按照十、百、千、万等单位重新武装起来,分给手下亲信,变成了他私人的军队(怯薛).蒙古战士没有躲避战斗的选择,只有奋勇杀死敌人才能活命.这把那些本来就战斗技艺高超却怕死的队伍,变成如同一个不顾自己生死、只顾杀人的发疯的野兽,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了文明地区抵御难度. 　　 　　蒙古对入侵和对中国各族人民的种族灭绝,蒙古灭绝西夏金的过程. 　　草原民族的不事生产、专事掠夺的本性,决定了刚刚成立的不可能在自己的土地只安居乐业.他们象一个暂时联合起来的犯罪团伙.如果没有不能持续不断抢劫其它民族的财富,自己很快就会分裂并相互残杀.历史上无数次游牧民族的分合历史,无一例外.成吉思汗当然也深谙此理.为摆脱内心中抢劫暂时得手后对同夥内哄的恐惧, 他一生中不断掠夺屠杀其它民族.企图用其它民族的苦难,避免自己的火并.由此造成了历史上中国和世界人民空前绝后的灾难.据有些学者估计,蒙古军队在征服其他地区的野蛮屠杀中,造成了两亿世界人口消失.我们这里重点讨论中国地区的情况. 　　蒙古帝国侵入中国,先后用了70多年时间,分很多次进行. 　　 　　他们先找最弱的西夏下手.1205年到1207年,成吉思汗率领军队先后三次西夏.西夏率领军队抵抗失败,退缩到城市防守.蒙古军队没有攻城技术.无法攻克城市,在就农村地区大肆杀掠,并企图用水淹没其城市,行动失败.于是西夏和他们讲和,答应进贡,服从调遣.蒙古撤军. 　　成吉思汗从金朝内应得知金朝”不治戎备,俗日侈肆,亡可立待”.于是准备著手掠夺金境.本来在外蒙古和金境之间、即今日的内蒙古,有一个屏障,突厥语的旺古部臣属于金, 为金起保护作用.被成吉思汗暗中买通.而且由于女真政权对汉民族残酷的欺压,很多有技艺的汉人和契丹人纷纷投奔蒙古,给他们带来了蒙古不会的武器制造技术.这在以后西征和灭亡金夏等城市攻坚战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永济王即位后.成吉思汗知道此君昏庸,时机已到.就撕毁和金朝的臣属关系,在1911年集结大批军队突袭北京.金朝迫不及防,失去了长城外围据点.匆忙集结了30万军队,成吉思汗用一年时间攻不入长城.自己还在进攻大同的时候被中箭受伤.于是他先攻取了防守空虚的东北地区的城镇,并使用诡计把金国30万军队引出长城,让其在野狐岭不利地形被围攻,充分发挥蒙军野战优势.切断金军供应,等到金军战斗力丧失后,彻底消灭了金军主力.因此得以攻入了居庸关,分三路包围了北京.但是由于当时尚缺乏攻城设备和技术,无法攻入城内,就在农村地区杀人抢劫.一路杀到了山东.据史载,蒙古军攻破破九十多个城镇,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几乎完全被杀尽,金帛、子女、牛羊马全部席卷而去,房屋全部被毁,城郭变成了丘墟.这可能是目前存留的最早的关于蒙古军队种族灭绝行为的文字记载. 　　金国在都城围攻中决定求和,答应进贡,蒙古军撤兵.金皇帝把首都迁移到汴梁,成吉思汗借口迁都是不诚心讲和,忽然杀了回来.这时金国内哄哗变,北京城由于偶然的原因没有关城门,被蒙军杀入城内,用了一个月时间杀人掠夺,搬走所有的贵重财产,再把城市焚烧后、夷为平地.由于忽必烈篡改了历史,蒙军在北京屠杀的人数已难以确证,但史料记载,金朝平时平时常驻人口已近百万,加上战时避难的农村人口,被屠杀的无辜百姓估计在100-200万之间.至于中原、西夏和东北农村地区被屠杀人数就无法考证了. 　　在攻克北京时,成吉思汗得到一个契丹人耶律楚材作为助手.此人受华夏文明熏陶.心地善良,暗中对百姓生灵充满了同情.契丹和蒙古同属东胡后裔,被蒙古人视为同族得到信任.而且,他善于理解不珍惜人命却视财如命的蒙古人心理,装成是为他们服务,利用他们贪财,告诉他们如果不屠杀被征服地区人民,而是奴役他们,蒙古人就可以从奴隶的生产中,得到大量财富.他的所作所为效果是双方面的.一方面蒙古政权部分收敛了种族灭绝的行为,大量人民因此幸免于难.另一方面,他使得蒙古帝国统治吸收了文明管理的力量,增强了其实力,因此也让更多的人民遭受了苦难. 　　在北京屠杀结束后,成吉思汗集结大规模军队出征花刺子模国屠杀抢劫,金国以黄河作为天险抵抗,修筑了潼关.成吉思汗留下木华梨进攻金政权,虽未能得手,但其骚扰过程阻碍很多金朝地区无法进行农业生产,严重地消耗著金政权的经济和实力. 　　与此同时,成吉思汗指挥洗劫花刺子模的战争.蒙军利用野战的优势,把花刺子模军队围困在城市里.在利用从中国学来的各种攻城技术,在局部地区以多击少, 各个击破.最后用约三年时间,征服了花刺子模全境.在此过程中,蒙军在多个地区进行了系统的种族灭绝.根据波斯人朱外尼《世界征服者史》和伊拉克著名伊斯兰学者依本-阿特记载,成吉思汗每到一处,几乎毫无例外地把男女老少按照百为单位聚集起来,分给手下屠杀.即使是丝毫不抵抗就投降的城市,也一样遭到种族灭绝的厄运.千年之后的今日中外读者读到蒙古人对无辜百姓使用的各种残忍手段时,会感到惨不忍睹.他们把孕妇的肚子刨开,杀死里面的婴儿.他们在被宰割的对象临死前,百般折磨取乐,把欢声笑语和受害者凄惨结合在一起.他们把死人的头按照男女老少分类,摆成高高的金字塔,以此炫耀他们的武功.他们尽量破坏所有的房屋,用腐烂的死尸污染水源,企图使侥幸逃脱的幸存者冻死饿死,或者被瘟疫杀害.在奥可斯(Oxus)城,有一个妇女在被杀前叫喊她可以给蒙古人珠宝,用以饶她性命,结果蒙古人听到珠宝被吞到肚子里以后,就立即把她的肚子刨开,取出珠宝..成吉思汗得知后,就命令以后把所有的人肚子都刨开,检查里面是否有珠宝.他们当著丈夫和父亲的面强奸他们的妻子和女儿.然后再把被强奸的妇女和他们的男性亲属杀掉.以此观看他们痛苦取乐.为了彻底杀尽所有的人,他们还常常假装撤离,引诱隐藏的幸存者出来,再把他们杀死.总而言之,他们所做的,就是除了能帮他们制造武器的工匠以外,把所有的异族杀尽.如果有幸存者, 不是因为他们宽容,而是他们力所不及. 　　蒙古的屠杀和掠夺,使得丝绸之路上这一繁华地区到今天还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他们摧毁了五千年来陆续修筑的水利系统,使得大量的绿洲变成沙漠,使其经济下降到公元前1500年的水平.据美国历史学家Paul B. Kern引用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到现在,中东地区耕地面积尚未恢复到蒙古入侵前的60%.(这种破坏包括30多年后旭烈兀对阿拉伯世界的西征). 　　成吉思汗在征服在征服花刺子模以后,准备进攻巴格达,并洗劫几个巴格达边境城镇.由于在部分没有彻底屠杀地区的波斯人因不能忍受横征暴敛而抵抗,于是他放弃出征巴格达的计划而回到花刺子模屠杀抵抗的居民.与此同时,成吉思汗派手下哲别、速不台率领一支分队向西深入到高加索地区,洗劫了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等地.并深入到伏尔加河畔.据JamesChmbers在《邪恶残暴的骑手：蒙古入侵欧洲》一书写道,哲别军因在那里贪图杀人,耽误了继续前进的行程,没有接到及时报告的成吉思汗放弃了继续西征的计划.决定回到中国掠夺.哲别军队在继续进军俄罗斯的途中受到了三个基督教民族和一个突厥(钦察)民族联军的抵抗,无法取胜.就欺骗突厥民族说,我们是同一祖先.你如果不帮助外敌,我们就把抢来的财富分给你们.突厥军队背叛联军撤出战场.蒙古军队消灭了三个势单力薄的高加索民族的军队后,立刻突袭了他们刚结识的盟友,夺回了战利品.并继续前进与俄罗斯军队交战.用诱敌深入切断补给线的办法,消灭了俄军.由于兵力不足,洗劫了当地后回到蒙古草原. 　　今天中国不乏美化蒙古帝国的学者,把蒙军在西征中种种残暴行为归罪于花刺子模杀害了蒙古的商队,侮辱蒙古使者.使得”蒙古民族心中燃起了复仇的熊熊烈火”.可是成吉思汗洗劫高加索地区基督教民族、俄国、和计划袭击的巴格达,花刺子模的穆斯林国王莫哈莫德没有任何关系.蒙古军队在世界各地的种族灭绝行为和疯狂的掠夺,是出自其野蛮的本性,而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复仇.所谓的复仇,是今天崇拜和认同这种野蛮行为的学者给他们找的冠冕堂皇的利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