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实在话，胡宗宪计谋虽好，却不太厚道了些。怎么说徐海也是降附，杀降不祥，不知胡总督是否知道此说。 　　徐海、陈东等人解决掉，下一个目标就是倭寇大头目王直了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听说“老战友”徐海等人皆死，王直顿起兔死狐悲之感，携手下三千多百战倭寇乘船至宁波岑港，大掠四境，然后撤回海上观望。 　　虽如此，由于先前蒋洲等人做“工作”，王直杀人不多，只是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增加与明朝谈判砝码。 　　胡宗宪派人通知蒋洲，蒋洲转告王直，说：“如果王公您降附，朝廷会委任您都督一职”。蒋洲不知胡总督这是一计，与王直歃血为盟。 　　老王异常激动，奋言道：“我当为朝廷肃清海波，赎家庭性命！”他先派手下贼头毛海峰、叶碧川随蒋洲出发，自己随后率大部队跟进。 　　但是，蒋洲几个人到杭州后，王直迟迟不来。明朝官员纷纷称疑，觉得王直使诈，很可能是乘间再发攻袭。于是，明廷巡按御史王本固下令把蒋洲抓入监狱，严审他是否通倭卖国。 　　蒋洲又冤又气，辩称：“王直肯定要投降，他违期不至，很可能因海上风大。” 　　蒋洲说的不错。王直所乘大舟刚行一天，正遇海上飓风，一行人几乎丧命。他只得派人折回重发一船新船，故而迟来。 　　王直此来，又在宁港岑港靠停。浙江一带居民听闻倭寇船只上百艘数千人靠泊岑港，大惊大骇，传言纷纷。 　　朝廷诸臣闻之，也都私下认为胡宗宪引狼入室，必酿东南大祸。 　　王直远来，忽然发现明军在岸上不远处盛陈军容，森然壁垒。对此，他非常不高兴，派义子王滶上岸质问胡宗宪：“我等奉诏而来，专为息兵安境，不料您胡大人严禁舟船出海，又摆大军严加戒备，不是要哄骗我吧！” 　　胡宗宪心中焦急如焚，但有巡按御史王本固等人一旁伺察，他不敢行事太过，只得派人回复王直，表示朝廷“万分欢迎”他归顺。同时，他让被软禁的王直亲儿子写信给他爹，劝王直马上上岸投诚。 　　王直接信苦笑，复信只几个字：“吾儿何其愚也！汝父在，朝廷厚汝；父来，阖门死矣！”但是，事已至此，王直毕竟要和明廷谈判，就要求蒋洲登船或明军派一有身份的人来已军中当人质。蒋洲本人来不了，他被巡按御史关在牢里，正大刑伺侯拷问着。于是，胡宗宪就派一直与倭寇打交道周旋的指挥夏正手持伪造的朝廷赦免王直的批奏去见王滶（其实他确实写了奏疏，只是还未获批准）。 　　王滶不知是假，回去兴冲冲转告王直。老王很高兴，庆幸自己劫掠杀伐大半生，终于在“祖国”有正当身份了。兴奋之情，无异于赖昌星回国当地委书记。 　　王直深信不疑之余，把部伍安排妥当，便大大咧咧上岸，身边仅带数名随从。 　　聚观百姓很好奇，见老王半大老头子气宇轩昂，一身华丽的明服，而他身边侍从，个个是脑袋秃几块的倭寇发型（其中有华人有倭人），非常惹眼。 　　胡宗宪热情得不得了，待王直以宾礼，在杭州挑一处豪宅安置老王住下，又派卫兵又派轿夫，和接待外国领导差不多。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胡宗宪本意确实是想朝廷赦免王直，以倭寇击倭寇，自可肃清沿海大患。疏上，明廷的言官王国祯等人力持不可，称王直是倭寇元凶，绝不可赦。 　　本来，胡宗宪还要上疏抗辩，但当他听说朝内不少人声称他本人接受王直大笔贿赂，故而力争赦免这个海盗头子的大罪。宦海沉浮多年，胡宗宪惊出一身冷汗，忙撤回原先的疏奏，改称王直罪大恶极，应立即正法。 　　王直锦衣玉食多日，在杭州大宅子翘首期待朝廷的任命。平时，他还细细研究海图，准备随时以“都督”身份出海杀捕“倭寇”。一日，忽听门首喧哗，王直以为有任职诏命，忙衣冠一新，出门迎接。岂料，来人并非老乡胡宗宪，而是巡接御史王本固带着许多衙役凶巴巴到来。未及开口，王直被差人们一顿乱揍打翻在地。转眼之间，他已从座下客变成五花大绑的阶下囚。 　　王直不傻，很快明白过来，冷笑一声，叹道：“胡公误我！” 　　王直的案子毋庸细审，他先前的罪恶够他死一万次了。不几日，王直和他老母、妻子等宗族数十口均被押至杭州刑场处决。干了这么多年海上杀人劫掠的勾当，王直是经历过大世面的人，临刑神色不惊。 　　王直惟一感怀的，是自己这么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竟然最终被看似忠厚义气的老乡胡宗宪骗到。大刀砍下之时，王直一声怒吼。 　　王直被杀，岑港停泊的三千多倭寇悲愤异常。这些人皆百战死士，跟随王直浴血奋战多年。老东家一死，他们自觉无所归依，个个按剑而起，憋足了劲要与明军大战。 　　最倒霉的是，当属明军派去做人质的指挥夏正。王滶听闻义父被明廷诱杀，气得双眼通红，立刻把刚刚还在一起欢饮的夏正绑在船头，破口大骂明军无信。然后，众倭寇冲上前，碎刀割剐了夏正。 　　夏正是条汉子，至死一声不吭。可这位也憋曲，骂不出声，只能沉默就死。因为他知道，朝廷诳杀王直的招术，太过于理亏。 　　王直之死，造成了倭寇新一轮疯狂的报复。他手下三千多狂倭杀红眼，一路在海上漂，一路狂杀。嘉靖三十七年初，这些人先攻潮洲，杀伤不少明军后，又扬帆直犯福州。刚刚从浙江被调至福建任巡抚的阮鄂不能敌，竟出下计，从库银中调出数万两白银，连同明军新造的六船大船一起，送与倭寇，以“买”自己一方的“安定”。 　　这帮贼寇收银收船后，掉头进攻福海，连当地县令也杀掉，大肆抢掠。 　　不久，数股倭寇忽来忽往，在台州、惠安、长乐、漳州、泉州等地登陡，极尽淫毒。 　　由于新倭大至，海患复起，明朝严旨切责胡宗宪，并把总兵俞大猷、参将戚继光等人的军职一概消夺，限令他们一个月内先荡平岑港的倭寇。 　　王直残部在舟山严设防守，阻岑港而战。明军虽勇，但倭寇们恃凭有利地形，对明军杀伤甚众。 　　另一方面，各路倭寇源源而至，不少打着为“老船主”王直报仇的旗号，气势异常。 　　从前，明军还有剿和抚两种手段，如今骗杀了王直，任你说破大天，各路倭寇也不会向明朝官军投降。 　　胡宗宪急得如热锅蚂蚁一样。由于不少倭寇侵掠福建，许多福建人就声称是胡宗宪故意纵倭南遁，想把倭患引出他自己所在的浙江一带。在朝中，福建籍的言官李瑚上书劾奏吴宗宪。 　　气急败坏之余，老胡怀疑手下的总兵俞大猷（也是福建人）与上面通气，就首先出招，上奏说俞大猷治军不力，纵倭南逃。这位俞总兵倒霉，数年来出生入死与倭寇血战，结果却落得个被逮入京城拷讯的下场。好在他从前立功多，朝中不少官员搭救，才没被处死，发往塞上守边。当然，俞大猷免于一死的最关键处，在于他朝中的一些福建老乡凑钱，送三千两黄金于严嵩之子严世藩。小严一高兴，片纸一张，就保下了俞总兵的项上人头。 　　以后几年，福建、广东、江北等地倭患频频，但就实来讲，“（胡）宗宪虽尽督东南数十府，道远，但遥领而已，不能遍经画。”因此不能就此就讲胡宗宪指挥无能。毕竟沿海防线太长，倭寇神出鬼没，声东击西，让明军防不胜防。 　　为了保官保位，胡宗宪很善于走上层路线。由于他通过赵文华得与严嵩父子相结，平日里不停孝敬这二位无数金银异宝。有了严氏父子在朝中帮他讲话，老胡“威权震东南”。同时，胡宗宪又喜欢养士，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故而誉言四起，人人称善。但对于老百姓来讲，这位胡大人额外加赋，竭力搜刮，民间怨声载道。 　　不久，有言官奏称老胡侵占国帑三万多银子，还销毁帐册，其罪彰明。胡宗宪上疏自辩，表示自己挪用公款是为国除贼之用。这话有一半倒是真的。他派人离间，收买倭寇，确实要花大笔“公关费”。嘉靖帝对他本人印象也好，倒不是因为他平倭有功，而是他常常进献白龟、五彩灵芝等“吉祥物”，使得崇信道教的嘉靖帝龙心大悦，不仅不罪，反而晋升他为兵部尚书。 　　严嵩失势后，朝中言官弹劾胡宗宪结交严嵩以及“奸欺贪淫”十大罪，嘉靖帝本人仍然替他回护：“胡宗宪并非严嵩一党。朕拨用他八九年，都没什么人拿他说事。正因他多次上献祥瑞之物，引起邪人憎恨。如果加罪于他，日后谁还为朝廷卖命！” 　　毕竟不少罪证确凿，但胡宗宪因为嘉靖帝“保护”，得以从轻处罚，夺职闲住。 　　老胡不耐寂寞，在老家赋闲也不闲着，趁嘉靖帝生日上献十四种“健身延年”的房中术。皇帝大悦，准备重新起用他。可巧，御史查抄严世藩贼党罗龙文家，发现了数篇胡宗宪的亲笔信，是他在嘉靖三十八年左右被弹劾时写给罗龙文的。信中，他乞求罗龙文替自己在严世藩面前说好话，大讲自己对严氏父子的感激与孝敬。由于严世藩等人当时的罪名是“通倭不轨”，嘉靖帝恨之入骨。这样一来，他对胡宗宪的好感忽然消失，下诏逮治胡宗宪。 　　万念俱灰之下，入京后，胡宗宪在狱中横刀自杀。这位胡大人，有勇有谋，有胆略，有见识，在抗倭前线，常常一身戎服立于矢石之间亲自督战，怡然自若，诚为大勇之人。特别是他智擒徐海、陈东、王直等倭寇巨头，功莫大焉。可惜的是，胡宗宪为人过于精明，最后反被精明所误。还好，他在万历初被“平反”，追谥“襄懋”。 　　清朝历史学家谷应秦说得好：胡宗宪虽引刃自杀，却应该无颜见徐海、王直二巨贼于地下！言而无信，欺诈立功，终不得好报。当然，胡大人之功绝不可没，倘若二贼不死，“贻患更未可知矣。”

来源：http://www.bullog.cn/blogs/buchong/archives/41641.aspx [补充按：《什么是大国》是秦晖先生在2007.4.1在广州《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上的演讲。此处文字由本人编辑整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参照了秦晖先生提纲所列的标题。本稿未经演讲者过目，若有错漏，由编者负责。] 奥斯曼帝国：此“大国”非彼“大国” 电视片《大国崛起》热播，引起了很多的议论，这是近年来一个意义很大的文化事件。什么是大国？我们要追求做一个怎么样的大国？很多中国人都很关注这个问题。 从电视片对大国的选择来讲，有不少耐人寻味的视角。比如说，古往今来有很多大国，动不动就横跨欧亚非，金戈铁马。但是电视片《大国崛起》并没有选择这些历史上的大国。我的理解是，它是想把大国崛起置于一个近现代化的视野中来考察，因此并没有把古代的军事大国放入视野中。 但是在近现代视野中，有些国家究竟算不算大国，是值得研究的。比如在近代化的开端时期，在欧亚非三大洲，当时就崛起过一个很大的大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几乎和《大国崛起》中反映比较多的地理大发现、大航海时代是同时的。而且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拜占廷，在传统的欧洲史学中一直被认为是中世纪结束、近代开始的标志。 但现在的历史书，把中世纪和近代理解为社会形态的变化，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把分界线定在英国革命。但是按照欧洲的传统观念，当时没有这个社会形态演变的概念。在欧洲传统史学中，所谓中世纪指的是拜占廷被土耳其人攻陷以前。拜占廷的陷落和新大陆的发现，是近代的开始，是中世纪的结束。也就是说，这个事件是非常重大的，而且自从拜占廷陷落，一直到十七世纪奥斯曼帝国扩张最厉害的时候，军队一直打到维也纳城下，占领了整个西亚、北非和东南欧的很大一片地方，形成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 由此可见，《大国崛起》中描写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家的海上霸权，和奥斯曼的陆上霸权，是同时存在的两个东西。但是在《大国崛起》中谈到了西、葡、荷，而没有谈土耳其。按照我的理解，这是因为编者认为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在本质上和前近代的这些军事帝国的扩张没有什么两样，基本上是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的那样一种传统军事帝国的类型，而没有西、葡、荷这些国家崛起的那种的近代意义。不过这种区别对土耳其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来讲，意义的确是非常重大。而对于被征服的人来说，传统与近代的区别其实并不是很重要。中国人当年被传统的蒙古军队屠杀，后来被所谓现代的日本军队屠杀，美洲的原住民在近代的殖民过程中，由于受到外来的那种压力而皈依基督教，和以前波斯、中亚、巴尔干这些原住民，由于阿拉伯、奥斯曼的扩张而伊斯兰化，至少在当时对被征服者而言，应该说都是悲剧。 但是这两者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说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传统的大国呢？西、葡、荷等是近代的大国呢？我认为主要是两个不同。一个在于立国之“制”对世界、后世的影响。说得简单一点，是对现代性制度，包括经济制度（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现代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所体现的意义。但是更重要的在于这种大国崛起中，国与民的关系，首先是指和本国人民的关系。很多人说在西方列强崛起的过程中，被征服者、被侵略者受到了很大的痛苦，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深有体会。但是在传统军事帝国的扩张中，这种情况也非常严重，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并不是近代和传统的区别。近代殖民扩张有很多横行霸道的事实，古代的军事帝国扩张，这种事实一点也不少，包括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强权政治自古以来就有，不是近代才有的。 荷兰：如何“崛起”？ 在大国崛起中，本国人民会得到一些什么呢？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国家的强大当然会使它的国民能够得到很多好处，但是不能反过来说，一个国家的国民得到好处，必须或者只能在国家处于大扩张时期。历史上很多例子说明，在以国民为本位的制度安排下，国家扩张国民能够得到好处，国家停止扩张国民仍然能够得到好处。因此，所谓大国的兴衰，就绝不仅仅是版图的大小、武力的强弱，最本质的是老百姓的权利、福利、利益能够得到多大的增进。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大国崛起》这部片子中列举的大国就挺有意思。比如说很多议论者提出，《大国崛起》中讲的这些国家，有一些无论从武力讲，还是从国家的版图讲，你很难说它是大国。比如荷兰就本土而言一直是小国，从来也不是大国。有人说西班牙和葡萄牙本土也是很小，但是有很庞大的殖民地，可是即使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荷兰也很难算得上一个大国。荷兰虽然进行过海外扩张，但规模其实有限。荷兰历史上真正有意义的殖民地，就是荷属中印度，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印尼。当然历史上它也占领过一些地方，但是能够稳定占领的，只有一些很小，而且没有太大意义的地方，比如说荷属安的列斯、荷属圭亚那等几个无足轻重的小不点。 我们说荷兰有海上霸权，但是主要是指商业霸权，就打仗而言荷兰人其实很不行。这一点中国人深有体会，因为当年就是中国人的一支以商人为主体的反政府武装，郑成功的海上商团，以海上商业势力为基础的这么一支武力，打败了荷兰。郑成功的军队当时算不算强大呢？其实并不算，他在大陆上站不住脚。他当时之所以进军台湾，就是因为在大陆上跟清朝的作战受到重大的挫败，基地只剩下金门、厦门，而且已经是岌岌可危。但是这么一支在大陆上屡战屡败的军队，在海上把荷兰打败了。 荷兰在东亚败给郑成功，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今天的纽约，最早的名字是叫新阿姆斯特丹，也是因为荷兰败给了英国，很快变成了新约克（纽约）。要说荷兰是大国，当不是在军事意义上，更不是在领土和人口意义上。荷兰作为一个政治主体的国家，我觉得他们并没有很强的祖国意识。荷兰移民跑到一个地方，往往没有多少的祖国观念。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跑到非洲的荷兰人，不久就自称自己是“非洲人”，语言是“非洲语”（我们译为阿非利卡人，连语言也号称阿非利卡语，而不叫荷兰语）。他们实际上是荷兰裔南非人，别人把他们叫做“布尔人”。最近中国养羊业有“布尔山羊”，是很有名的品种，就是这些“布尔人”培养出来的。这些人从来不说自己是荷兰人，他们到了南非之后不久就脱离母国独立建国，后来英国人打他们，发生了很有名的“英布战争”，布尔人和英国人相比，显然非常弱小，但是他们比较团结，他们以游击战的方式，把英国人收拾的够呛，当然最后也是被英国人打败了。说起来也很奇怪，虽然布尔人被打败了，而且布尔国家也从此灭亡了，但布尔人在英属的南非，一直当家作主，后来在南非也依然如此。布尔人的势力一直很强大，英裔南非人反而势力比较弱小。 这里我要插一句，也正是因为这样，英裔南非人在种族隔离问题上比较进步，比较倾向于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坚持种族隔离制度最厉害的就是布尔人。或者用布尔人自己的话来说，叫做“阿非利卡人”。现在的一些历史书把“英布战争”解释为英国和荷兰争夺南非的帝国主义战争，我觉得这个提法有一点莫名其妙。可以说是英国争夺南非，但是荷兰并没有来争夺南非。只有一帮荷兰人在南非跟英国人打仗，但是这些荷兰人根本不承认自己是荷兰国籍的，他们根本就是阿非利卡人。 无论从本土还是从势力范围而言，荷兰都称不上是大国。但是毫无疑问，荷兰当时无疑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国家，而且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不仅荷兰人创造的一些制度诸如股份公司、联省共和等对后世有巨大影响，其商业势力无远弗届，而且文化影响力也曾经在世界上风头强健，以至于在日本“兰学”曾长期成为西学和一切近代知识的代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古代中国人对“蛮夷”国名的翻译，往往是被认为爱用比较贬义的词，但是到了近代，有了一些好词出现，像英国、美国、德国等等都是一些比较褒义的译法。有人说在明代就有比较褒义的提法，就是指荷兰。其实荷兰这个译法，明朝人没这么说的，明史中也没有荷兰这个名字，而是叫做“红毛国”。真正称荷兰的是日本人，还有后来的清朝人。清政府曾经跟荷兰联手打郑成功。如果今天说郑成功是民族英雄，清政府显然就是勾结外国镇压民族英雄的反动政权。荷兰人当时是郑成功的敌人，却是清朝的盟友，因此清朝从日本人那里把荷兰这个听起来很美的名字，荷花、兰花，引进了汉语中。 荷兰在当时世界的影响力很大，以至于日本把荷兰当作西方的代名词。按照《大国崛起》的说法，英荷战争之后，荷兰的霸权就结束了。但是今天的荷兰仍然是一个富裕、文明的国家，仍然让世人称羡，而荷兰人的国家与民族自豪感一点也不亚于当年。我就要问，荷兰当年在什么意义上崛起为大国呢？今天的荷兰是不是就算是衰落了呢？

瑞典：在波尔塔瓦战役后“衰落”？ 还有一些很有趣的国家《大国崛起》里没有提及，比如北欧国家瑞典。 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瑞典非常强大，在当时的欧洲可能仅次于英国，和俄罗斯不相上下，曾经数次将俄罗斯打败，最后被俄罗斯打败。在这一段时间，瑞典打败过欧洲的很多强国，包括波兰、丹麦，以及德国的很多大诸侯：奥地利、普鲁士等等。那时波罗的海被称为瑞典湖，因为整个波罗的海被瑞典征服。瑞典军队曾经直逼莫斯科，变波兰为他的附庸，干预奥地利的王位继承，横扫欧亚，和彼得大帝决战于乌克兰的波尔塔瓦，在这里被打败了。 1708年波尔塔瓦战败，因离本土太远，国王无法逃回瑞典，就近逃到土耳其了。战后签订的和约使瑞典丧师失地，霸权彻底崩溃，而且从此再没有恢复。 波尔塔瓦战役之前，瑞典的军事政治势力很大，不但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强国。但是当时瑞典在世界人民心目中根本没有什么地位。波尔塔瓦战役之后，瑞典在世界文明的地位才真正的崛起。战败后的瑞典废除了专制制度，开始了瑞典历史上著名的“自由时代”，建立了其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均居欧洲前列的宪政民主制度。 有人说所有的西方强国都是靠掠夺殖民地起家的。我认为，对殖民地的掠夺的确在资本原始积累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但不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因为很多近代工业化国家并没有殖民地，包括美国在内，瑞典当然也是。 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后，瑞典没有任何殖民地，也谈不上有什么势力范围。但是瑞典的工业化后来居上，他的人均产值和收入现在甚至超过英美，是世界最高之列。瑞典的社会福利制度独步全球，世界上共同富裕的国家没有谁比瑞典更具有样板作用。“从摇篮到坟墓”的瑞典社会主义模式，先是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世界性样板。在苏联崩溃后又成了全球几乎唯一尚有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样板，“言必称瑞典”成了各国左派的美谈。文化教育更是昌明，主要由瑞典人评出的诺贝尔奖在数学之外几乎所有学科都是世界最高荣誉。 现在瑞典有没有人怀念波尔塔瓦战败之前的伟大国王的光荣呢？当然也有，但不多。今天瑞典人的光荣和自豪，岂是当年的臣民可以比较的！只要一个国家的国民能够真正的站起来，即使在国家所谓衰落时期，他们的国民仍然是有尊严的。瑞典和荷兰作为霸权而言，都衰落了，但国民昂然挺立！ 秦国：国“崛起”，民“跪下” 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希望国家强大，其中也包括在政治上、军事上强大，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国家的强大可以增进国民的尊严。但是我这里说的是很多情况下，不是一切情况下。在有些情况下，国家的强大不仅不能带来国民的尊严，反而带来的是国民的屈辱。 我要举的一个例子，最近播了很多帝王剧，正在热播的就是《秦始皇》。秦毫无疑问是一个强国，而且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强国，唐人在唐诗中曾经有一句话，“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我们不妨看看秦人是怎么评价自己的，秦国有没有反对派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这里列举的不是反对派，而是那些强秦的理论家们，完全是官方人士，他们是怎么论证秦国的强大和老百姓的地位。秦国的强大得益于商鞅变法，以前的历史书对商鞅变法的评价非常高，因为商鞅变法使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秦始皇统一全国，靠的是法家理论。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是韩非，商鞅和韩非代表着使秦国强大的官方理论、正统理论，也可以说是秦国的意识形态基础，这不是什么反对派的言论，这完全是他们正式的说法。 《大国崛起》播出之后，我看到一些文章，说西方的民主制度其实不是一种好东西，为什么呢？民主制度从希腊罗马开始，就是因为西方人侵略成性，他们为了对外征服，所以他们本族人要团结起来，所以搞了一个民主制度，对本国人很好，但是对外族人很坏。说中国正好相反，我们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不搞对于征服，因此不需要民主制度。我们可以对自己人坏一些，因为我们不想征服别人，所以我们不太在乎给自己人一些好处，团结起来征服外国，中国人没有这种传统。秦始皇的制度后来被认为比民主更人道，因为民主虽然对国内人不错，但是对国外人很糟糕。而我们国家以前这套制度，好像是对本国人不怎么样，但是在全世界是一个和平的样本。西方人为了征服外部，需要在内部搞民主的说法我觉得其实是不成立的。希腊罗马他们当然也有对外征服，但是对外征服并不一定需要就要搞民主，比如说波斯帝国。搞民主的基本动力还是来自国内，并不是来自国外。 可是你看看《韩非子》和《商君书》就知道，为什么要强调强国呢？就是要穷兵黩武、对外扩张。《商君书》据说是商鞅写的，现在一般认为它有些篇章可能是出自商鞅的手，其他可能是出自商鞅的后学。《商君书》和《韩非子》，建议大家有兴趣的话读一下，那的确是千古奇书，只读四书五经很难了解中国是怎么一回事，不读《商君书》和《韩非子》不可能知道什么是传统。 秦国的统治者、秦国当局，怎么总结自己的强大？《商君书》有一章就叫《弱民》，公然宣称“民弱则国强，民强则国弱；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国家要强大、要对外征服，首先要把自己的百姓收拾的服服帖帖。商鞅说你连本国的百姓都收拾不住，你还能征服外地吗？《商君书》有一句话，“能治天下者，必先治其民，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百姓就几乎成为他们的敌人。《商君书》明确说，统治者绝不能让人民得益，一定要把人民踩在脚下，这赤裸裸的话，让我看了之后非常惊讶。商鞅的确够狠的，一点也不掩饰。他说“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因此他认为为了“制民”绝不能心慈手软，你越仁慈老百姓越会造反。他说“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为了“胜民”绝不能让百姓聪明起来。从商鞅到韩非一再讲，强国之道就在于愚民，“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要百姓蠢一塌糊涂，就只会交粮纳税，别的一概不懂。“民愚，则知可以王”，百姓都愚蠢，我比他们聪明，就可以当王，如果他们都聪明了，那就不好办了。 强国就要弱民，为了弱民绝不能让老百姓衣食有余，商鞅说“农有余食，则薄燕于岁”，只要衣食有余，他们就不会努力，所以一定要把他们搜刮得一贫如洗。商鞅还有一句话，“足民何可以为治”，百姓只有穷的一塌糊涂，才会希望国家来救他们，如果他们都富了，还稀罕你吗？他认为，国家要强大，就要使民“家不积粟，上藏也”，百姓家里没有积粮，所有的粮食都存在王那里。同时还要有一套很严酷的户籍制度，“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行间之治，连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无所处，罢无所处”。最后他自己就死在这套制度上，商鞅逃亡时要住旅店，旅店的老板说必须要有证明，随意接待没有证明的人会受牵连，于是商鞅长叹一口气，说这是作法自毙，最后他被抓住五马分尸了。商鞅死了，但是他的这套制度还是，不说是永垂不朽，至少还是维持了很长时间。 如此“强国”，非民所望 《商君书》就明着说，百姓都是一些贱骨头，千万不能让他们好过。如果满足了百姓的愿望，他们就会弄奸耍滑，让他们富起来，他们就会不知天高地厚，只有穷困潦倒他们才会卖力，也就是“任民之所善，故奸多。民贫则力，民富则淫”。说人民必须屈辱，才知道大人的尊贵；必须卑贱，才懂得当官的厉害；必须贫困，才会为赏赐而卖命。就是“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要“富国强兵”，必须让百姓沉沦在辱、弱、贫、愚之中。 这样的强国对百姓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以前的一些历史书，往往有一种一元化的判断，认为一个国家要强，在一切方面都会强。比如，秦国在军事上的确很厉害，就说他的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都一定不错，就说秦征服六国是有经济基础的，因为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经济的确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商鞅变法后秦国的经济是有所改善，但是一直到秦统一六国的时候，在整个华夏，秦的经济水平仍然是很落后的。以往的历史书对此有一个错误的判断，可能产生于《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一段话：“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而量其富，什居其六。”但是这几十年来，研究经济史、地理、历史的很多学者指出，司马迁这话是一个文学家的语言，不是当时的历史现实。根据《史记》、《汉书》以及秦汉时代各郡国数据的分析，那个时候司马迁所讲的关中，是包括战国时期全部秦故地的大关中，面积的确约占秦末汉初天下疆域的三分之一左右，但其人口，即使在西汉时期多次移民，人口比重有所提高的情况下，也仅占不到17%，即使如此，其经济仍不能自给。而关东的魏、赵、韩、齐故地面积仅占11.4%，人口却占到60%，而且在粮食自给的情况下，每年至少向关中输出400万石，还有大量纺织品与其他手工业从关东输入关中。其实秦的经济是很落后的，秦的老百姓是很穷的。当然他穷兵黩武，军队确实很厉害。 秦的经济落后，政治更是苛暴。商鞅、韩非这些人，我看有中国古今历史上很罕见的坦率。商鞅公然说，为政者，就是要让百姓不愉快，就是要专门做老百姓痛恨的事，而绝不做百姓高兴的事，这样国家才会强大。“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民强而强之，兵重弱。……民弱而弱之，兵重强。”越是压迫老百姓，国家越强大，越是顺从老百姓，国家越弱。按照他的逻辑，那真是国家强大了，老百姓日子就更难过了。 我想古今中外的专制者，这样想的人并不少，但是敢于赤裸裸这么说的人，商鞅、韩非可能是最肆无忌惮的。因此，秦国虽然强大，秦国人民的日子能好过的了吗？在这里我就不列举暴秦苛政的具体例子了，我们只需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统治者如果宣称要使老百姓富裕幸福，他实际上能否做到确实很难说。而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公然说，我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把百姓踩在脚下，“令人畏惧强于受人爱戴”！我的统治就是要让百姓辱、弱、贫、愚，就是要做百姓痛恨的事，你奈我何！那么百姓的苦难还用怀疑吗？盛夸“强秦”造福于人民的谬说，实在用不着谁来反驳，商鞅、韩非这些强秦理论家自己就是最有力的反驳者。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最近有一部历史剧，主题歌说“得人心者得天下”，我看了之后真是哑然失笑。我相信不相信不要紧，但是商鞅、韩非相信吗？他们相信得人心者得天下吗？得人心者得天下，只有在某种制度下才是真理，也就是说在民主制度下那的确是得人心者得天下。民主就是靠选票，人家不选你，你就得不了天下，说白了就那么简单。如果在民主之下，不得人心者怎么可能得天下呢？民主条件下没有多数人的赞成你就没法执政，这恰恰就是“民主是个好东西”的理由。在法家制度下，他如果真的得了民心，何必要搞这么一套呢？明明白白的他就是知道老百姓是不高兴的，商鞅明确讲了，我就是不得民心，但是我偏偏就得了天下，你拿我怎么样？我是流氓我怕谁？ 所以，在专制时代如果把这种善良愿望当做历史事实，不就成了“成者王侯败者贼”了吗？古代历史上几乎成为规律的“蛮族征服”现象，难道也是被征服人民（他们通常人数占绝对优势）的“人心所向”？这种历史观能成立吗？我觉得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一种好现象，但是正因为这是一种好现象，民主才是一个好东西。你要看看韩非、商鞅他们说的话，就可以很清楚，这些理论家从来不相信人民会拥护他们，而且从来不指望。韩非甚至将话说到这个地步，统治者你不要想别人喜欢你，也许你的老婆、孩子都会算计你。他说，你作为统治者，所有的人都是要算计你的，包括老婆孩子在内，但是你有本事，就是在所有人讨厌你的情况下，你也可以把所有人压的服服帖帖。哪怕你们都不高兴，但是我要让你们不敢反对，或者无法反对。首先是我能够垄断组织资源、摧毁民间认同，利用人性弱点等等，这才是法家崇尚的最高境界。 面对这样的强秦，我们看到《商君书》和《韩非子》，会感到毛骨悚然。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作为一个弱国就会更好呢？我前面说过关东六国比秦国富，在和平时代关东六国人日子就是比秦国人好。但是你既然有强秦这样一个邻居，被打败苦难也非常深重。赵被秦国打败，几十万战俘被暴秦坑杀，致使举国尽哀，青壮男子幸存无几，孤儿寡妇之国真是苦海无边。所以暴秦的“强国弱民”之道固然可恶，关东诸国不知自强也堪为殷鉴，而在这种情况下提倡“让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列宁式立场，我觉得也是不可取的，太过火了。

在这种情况下，强国主义和弱国主义、国家崛起与衰落，对老百姓恐怕都未必是好事，这可以说是一种无解状态，这个状态古代有不少人都很感叹。元人就有一首散曲，其中就提到国兴百姓苦、国亡百姓苦。要摆脱这种无奈，我们就应该明白，要追求国家利益，必须是真正国民的利益，而不能仅仅像商鞅说的一样，是统治者的利益。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应该没有错，但是前提是，权责是需要对应的，国家兴亡，匹夫首先要有权。所谓匹夫要有权，不是说大家都去当官，人人都有power恐怕不行，但是要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有right，这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匹夫无权，那么结果是兴如秦、亡如赵，就像元曲所说一样，兴百姓苦，亡百姓也苦。匹夫有权，那么兴就像是英美，衰就像荷兰和瑞典，百姓都昂然挺立。 ———————————————— 附元曲两首，其中粗体为主讲人引用。曲作者张养浩 一、[中吕]山坡羊 骊山怀古 骊山四顾，阿房一炬，当时奢侈今何处？只见草萧疏，水萦纡。至今遗恨迷烟树，列国周齐秦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 二、[中吕]山坡羊 潼关怀古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曲作者简介：张养浩（1270-1329），字希孟，号云庄，元代济南（今属山东）人。曾任监察御史，因批评时政为权贵所忌，被罢官。复职后官至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后因上疏谏元夕内庭张灯得罪，辞官归隐，屡召不赴。1329年关中大旱，应召出任陕西行台中丞，忙于赈灾事宜，积劳成疾，任职仅四个月，死于任所。 张养浩能诗，尤长于散曲，是元代著名的散曲家。著有《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一卷，主要是归隐期间的作品，反映了乐于隐居思想，有时也流露出对官场的不满。晚年目击人民的苦难，写了一些揭露社会黑暗、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格调较高。《骊山怀古》《 潼关怀古》就是其中之二。

《三国史话》 吕思勉 楔子 ------------ 　　斜阳古柳赵家庄， 　　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 　　满村听说蔡中郎。 　　《三国志通俗演义》古刻本 　　这是宋朝陆放翁先生的诗，所说的，便是现在的说书。说书虽然是口中的事，然到后来，将说书的人所用的底本，加以润饰以供众览，就成为现在的平话了。平话俗称小说，亦谓之闲书。虽然是用以消闲的，然而人们的知识得自此中的，实在不少。 　　现在中国的书籍，行销最广的，是《三国演义》。据书业中人说：他的销数，年年是各种书籍中的第一。这部书有些地方，渲染得很有文学意味，如赤壁之战前后便是；有些地方，却全是质实的记事，简直和正书差不多。这就显见得其前身系说书的底本。说得多的地方，穿插改造得多了；说得少的地方，却依然如故。 　　我在学校中教授历史多年。当学校招考新生以及近年来会考时看过的历史试卷不少。有些成绩低劣的，真“不知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然而问及三国史事，却很少荒谬绝伦的。这无疑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他们未必个个人自己读，然而这种知识，在社会上普遍了，人们得着的机会就多，远较学校的教授和窗下的阅读为有力。这可见通俗教育和社会关系的密切。 　　《三国演义》（清顺治满文本） 　　老先生们估量人们知识的深浅，往往以知道的、记得的事情多少为标准。讲历史，自然尤其是如此。但无意义的事实，知道了，记得了，有什么用处呢?尤其是观点误谬的，知道了，记得了，不徒无益，而又有害。而且平心论之，也不能算知道史事。因为历史上的事实，所传的，总不过一个外形，有时连外形都靠不住，全靠我们根据事理去推测他、考证他、解释他。观点一误，就如戴黄眼镜的，看一切物皆黄，戴绿眼镜的，看一切物皆绿了。我们在社会上，遇见一个人、一件事，明明是好的，却误把恶意猜测他，就会觉得处处可疑；明明是坏的，却误当他好的，也会觉得他诚实可靠。历史上的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 　　从前论史的人，多说史事是前车之鉴。其意以为一件事办好了，我们就当取以为法，摹仿他；一件事办坏了，我们就当引以为戒，不可再蹈其覆辙。这话很易为人们所赞许，其实似是而非的。史事哪有真相同的?我们所谓相同，都不过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为同罢了。事情既实不相同，如何能用同一的方法对付?别的事情姑弗论，在欧人东来之初，我们所以对付他的，何尝不根据旧有的知识?所谓旧有的知识，何尝不是从历史经验而来?其结果却是如何呢? 　　真正硬摹仿古人的自然不多，就是事实也不容你如此。然而人的知识，总是他所知道的、记得的事情铸造成功的。知道的、记得的事情一误谬，其知识自然随之而误谬了。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倒还不重在知道的、记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加以讲论，要容易明白些，有兴味些。 　　三国时代，既然是人们所最熟悉的，就此加以讲论，自然最为相宜。所以我想就这一段史事，略加说述，或者纠正从前的误谬，或者陈述一些前人所忽略的事情。以我学问的荒疏，见解的浅陋，自不免为大方所笑，我只是一点抛砖引玉的意思，希望以后人们能注意到这一方面的渐多，亦希望人们就我所说的赐与教正。 ------------ 宦官 ------------ 　　讲起三国的纷争来，大家都知道其乱源起于后汉。后汉末年为什么会乱呢?大家都知道其根源是灵帝的宠信十常侍，因此而政治紊乱，引起黄巾的造反。因黄巾的造反，而引起刘备和孙坚的起兵。又因灵帝死后，少帝即位，国舅何进要诛戮宦官，而引起董卓的进京。因董卓的十常侍乱政图 　　进京，而引起废立之事，又因此而引起袁绍、曹操等纷纷起兵讨卓，天下就从此分裂了。然则后汉的祸源，最大的便是十常侍，这还是人谋之不臧。写《三国演义》的人，说什么“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好像有什么定数似的，恐怕未必其然了。然则宦官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呢?历来读史的人，怕知道宦官之为害者多，知道宦官的来源者少。我不妨借此机会，和诸君谈谈。 　　所谓宦者，大家都知道是曾经阉割的人。近代的俗语，亦称为太监。那是因为在明朝，他们所做的官，有二十四个，都称为某某监之故，这是不难解的。然则何以又称为宦者呢?在后汉时代，这一种人，威权很大，败坏政治很利害，所以写《后汉书》的人特地替这一班人做了一篇传，《后汉书》（宋刻本）名为《宦者列传》，《宦者列传序》里说：“中兴之初，宦者悉用阉人。”这句话，和我们通常的见解有些不符。通常的见解，都以为宦官就是阉人，现在却说光武中兴之后，宦官才全用阉人，那么，自此以前，宦官就并非阉人了。所以有人疑心这“宦”字是错的，说当作“内”字。然而他这句话，实在是错的。 　　宦字的意思，本来并非指阉割。而宦官二字，亦本非指阉割的人所做的官。 ------------ 宦官：《礼记》（宋刻本） ------------ 　　我们所谓五经，中间有一部唤做《礼记》。《礼记》的第一篇是《曲礼》，《曲礼》里有一句：“宦学事师，非礼不亲。”学就是进学校，宦是什么呢? 　　须知道古代所谓学校，和现代全然不同。现代的学校，必须要传授些知识技能，古代的学校则全无此事。古代的学校亦分为大学小学，所谓小学，只是教授一些传统的做人道理以及日常生活间的礼节，如洒扫应对进退之类。又或极粗浅的常识，如数目字和东西南北等名称之类。根本说不上知识，更无实际应用的技能。 　　至于大学，其中颇有些高深的哲学，然而宗教的意味是很浓厚的。《礼记》里又有一篇，唤做《文王世子》。《文王世子》说：当时大学中所教的，是诗、书、礼、乐。这并不是现在的《诗经》《书经》《礼记》等等。须知古代的人研究学问的很少，而古人的迷信，却较后世人为深。当时的人对于一切问题的解释，都含有迷信的意味。所以在后世，学术和宗教是分离的，在古代则是合一的。所以古代的学问只存于教会之中，而教育权也操在教会手里。古代教会中非无较高深的学问，然总不能全脱离宗教的意味。至于实用的知识技能，则是他们所看轻的，学校里并不传授。所谓诗、书、礼、乐：礼即宗教中所行的礼，乐即宗教中所用的乐，诗就是乐的歌辞，书大约是宗教中的记录。在古代，历史和宗教中的经典，也是分不开的。印度和西藏都是如此。古代学校中有所谓养老之礼，其仪式非常隆重。天子对于所养的老人，要自己割好了肉，捧着酱送去请他吃。吃了，还要自己斟酒，给他漱口，就因为他是一个宗教中的长老，与不带迷信色彩的师长不同。《礼记》上还有一篇，唤做《王制》。《王制》里有一句说：“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释奠是一种祭祀之名。发兵出去，打了胜仗，回来却在学校里去举行祭礼，就可见古代学校不是一个学术机关，而其宗教意味极为浓厚了。古书上说学校制度的地方很多，不能全说他是子虚乌有，然而从没见古书上记载一个人在学校里学到了什么知识技能，就是为此。 　　然则古人没有应用的知识技能么?不然。我们知道：所谓三代之世，已有较高度的文明，其时有许多事情，已非有专门知识技能不能办，就是现在所传的几部先秦子书，其中包含专门的知识技能也颇多，不能说全是后人伪造的。然则古人的知识技能，从哪里来的呢?这就是从宦之中得来。

------------ 宦官：孔子像 ------------ 　　古人解释宦字，有的说是学，有的说是仕，的确，这二者就是一事。因为在古代，有些专门的知识技能，就是在办理那件事的机关里，且办事且学习而得的，从其办事的一方面说，就是仕。从其学习的一方面说，就是学。 　　读者诸君，总还有读过《论语》的，《论语》的《先进篇》有一段，说：“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路再鲁莽些，也不会主张人不学就可以办事。子路只是看重且办事且练习，而反对不能直接应用的知识，和现在的人看重应用技术，而藐视高深学理一般。这就是重视宦而轻视学。汉时皇室的藏书，由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编成一部书目，谓之《七略》。班固《汉书》的《艺文志》，大部分就是抄录他的。他对于每一类的书，都有推论这种学问从何发源及其得失的话。其论先秦诸子之学，都以为是出于一种官署，就是为此。然则宦就是在机关中学习做公务员。公务员中，自然有出类拔萃，有学术思想的，就根据经验，渐渐地成立一种学术了。 　　话越说越远了，这和后世所谓太监者何干呢?不错，听我道来。刚才所说的，只是宦的正格。譬如现在机关中正式办理公务的公务员。现在机关中不有名为公务员，而实在无事可办；或者只是替长官办理私事的么？在古代亦何尝不是如此。所以秦始皇少年时，有一个人唤做嫪毐（ｌàｏ’ǎｉ）的，和他的母亲奸通了，嫪毐自然阔起来了，于是“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秦始皇像。这句话，见于《史记》的《吕不韦列传》里。这所谓宦，哪里是在什么机关里学习什么公务?不过在他家里做他的门客罢了，所以要称为舍人。嫪毐的舍人固然极一时之盛，然而古代的贵族，决不止嫪毐一个人有舍人。这种在贵族家里做舍人的，都谓之为宦。所以“宦”字又有一个训释是“养”。“养”字可从两方面解释。他们是他们主人的食客，是他们的主人养活他的，所以谓之养。亦可以说：他们是以奉养他们的主人为职务的，所以谓之养。 　　此等门客，皇帝名下自然也是有的，这便是所谓宦官。中常侍即宦官之一。在前汉时，并不一定都用阉割过的人，到后汉光武帝之后，才专用此等人。所以《后汉书·宦者列传序》要说：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了。 　　然则阉割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呢?说到这里，又有一件有趣味而且又有些意义的事情。诸位知道刑字是怎样讲的呢?在下发这个问，逆料诸位一定会说：刑字不过是惩罚的意思，所以把人拘禁起来，剥夺其自由，也是刑的一种。然而古代的刑字，却不是这样讲的。在古代，必须用兵器伤害人的身体，使之成为不能恢复的创伤，然后可以谓之刑。 　　“十三经”里，有一部书，唤做《周礼》。《周礼》全是记古代所设的官及各官的职守的。其体例，极似明清时的《会典》。须知《会典《周礼》（宋刻本）》原是依据《周礼》的体例编成的。不但《会典》的体例是摹仿《周礼》，就是隋唐以后的官制，其大纲也是摹仿《周礼》制定的。《周礼》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后世就摹仿之而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周礼》的地官司徒，就是后世的户部，是管理人民的。治理地方的官，都属司徒管辖。他们都可以治理狱讼。狱便是现在所谓刑事，讼便是现在所谓民事。然而他们所用的惩罚，只能到拘禁和罚作苦工为止。如要用兵器伤害人的身体，那是要移交司寇办理的，司寇便是后世的刑部，其长官称为司寇，寇是外来的敌人。听讼之官谓之士，其长官谓之士师，师字的意义是长，士师就是士的长，士则本是战士的意思。然则古代用兵器伤害人的肉体，使其蒙不可恢复的创伤，其根本，实在是从战争来的，不是施之俘虏，就是施之内奸。后来社会的矛盾渐渐深刻了，才有以此等惩罚施之于本族，用之于平时的。然而管理本族人民的机关里，还是不能用。这一因其为习惯之所无，一亦因此等施刑的器具及其技术，本非治理本族的机关里所有，所以非把他移交到别一种机关里不可。把现在的事情比附起来，就是从司法机关移交军法审判了。 　　汉代宦官木俑明代宦官塑像古代有所谓五刑，都是伤害人的肉体的，便是墨、劓（ｙì）、剕（ｆèｉ) 、宫、大辟。墨是在脸上刺字；劓是割去鼻子；剕亦作膑，是截去足指；宫，男子是阉割，女子是把她关闭起来；大辟是杀头，这是伤害人的生命的，和墨、劓、剕、宫又有不同，所以又称为大刑。五刑对于男子，都是伤害身体的，独宫刑对于女子不然，不过是拘禁。这亦可见伤害肉体之刑，原起于军事，因为在军事中，女子倘或做人俘虏，战胜的人还要用来满足性欲，所以不肯施以阉割，于是自古相传阉割之刑，只对于男子有之。到后来，要将此刑施于女子，就只得代以不伤肉体的拘禁了。 　　伤害身体的刑罚，最初只施诸异族，或者内奸。所以较古的法子，是“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养”。这话亦见在《礼记·王制》上。因为俘虏原来是敌人，内奸是投降异族的，也和敌人一样，怕他们报仇之故。到后来伤害身体的刑罚，渐渐地施诸本族了，于是受过刑罚的人，其性质的可怕，就不如前此之甚，因此，就要使他们做些事情。《周礼》这一部书，从前有人说他是周公所做的，这是胡说。这部书所采取的，大概是东周以后的制度，时代较晚，所以受过各种刑罚的人，都有事情可做。而其中受过宫刑的人所做的事情是“守内”。因为古代的贵族，生怕他的妻妾和人家私通，所以在内室里要用阉割过的人。 　　到后来，就有一种极下贱的人，虽未受过宫刑，而希望到贵族的内室里去服役，就自行阉割，以为进身之阶了。宫刑，当隋文帝时业已废除。自此以后，做内监的人，都是自行阉割的。汉时虽还有宫刑，然据《后汉书·宦者列传序》里说，当时的宦者，亦以自行阉割进身的为多。后汉时的宦官，即专用此种人。自此以后，宦官二字，遂成为此种人的专称，失其本义了。 　　皇帝为什么会相信宦官呢?在历史上，有少数是因其性多疑忌，以为朝臣都要结党营私；只有宦官，是关闭在宫里，少和外人交接，结党要难些；而且宦官是没有家室的，营私之念也要淡些；所以相信他的。 　　然而这只是极少数。须知古来的皇帝，昏愚的多，贤明的少。这也并不是历代的皇帝生来就昏愚。因为人的知识，总是从受教育得来的。这所谓教育，并非指狭义的学校中的教育，乃是指一切环境足以使我们受其影响的。如此说来，皇帝所受的教育，可谓特别坏。因为他终年关闭于深宫之中，寻常人所接触到、足以增益知识的事情，他都接触不到。所以皇帝若是一个上知，也仅能成为中人；如其本系中人，就不免成为下驷了。 　　皇帝是一个最大的纨袴子弟，要知道皇帝的性质，只要就纨袴子弟加以观察，就可以做推想的根基了。纨袴子弟不是有的不肯和上等人交接，而专喜和奴仆攀谈，且专听奴仆的话么?这是因为他们的知识，只够听奴仆的话，而且只有奴仆，本无身分，亦无骨气，所以肯倾身奉承他们。历代皇帝的喜欢宦官，其原因亦不过如此。但是有等人，因其所处地位的重要，其所做的事，往往会闯出大乱子来。譬如在前清末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不和，这种情况若在民间，也闯不出多大的乱子。母子不和之事，我们在社会上亦是时时看到的。然在皇室之中，就因此而酿成“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种种关系大局之事了。历代皇帝喜欢宦官，所以酿成大患，其原理亦不外此。 ------------ 外戚 ------------ 　　宦官是后汉的乱源，这是个个人都知道的了，却不知道后汉还有一个乱源，那便是所谓外戚。什么叫做外戚呢?外戚便是皇帝的亲戚，俗话谓之国戚。其实这是不通的。皇帝是皇帝，国家是国家，如何好并做一谈呢?但是君主专制时代的人，对于这个区别是不甚清楚的。所以皇帝的舅舅，就唤做国舅。

------------ 外戚：何国舅谋诛宦竖 ------------ 　　读者诸君，不还记得《三国演义》上，有“何国舅谋诛宦竖”一回么?何国舅便是何进。他是后汉少帝的舅舅，少帝名辩，是灵帝的儿子，正宫皇后何氏所生。灵帝不喜欢他，而喜欢后宫美人王氏所生的儿子，名唤协。不立正宫皇后的儿子做太子，却立后宫美人的儿子，在君主时代唤做“废嫡立庶”，是违反习惯的，不免引起朝臣的谏阻，招致全国的批评，所以灵帝迟迟未能举行。后来却一病死了。 　　据历史上说：灵帝是把后事嘱托宦者蹇硕，叫他拥立协做皇帝的。当灵帝死的前一年，曾设立八个校尉。校尉是汉朝直接带兵最高的官，就像现在的师长一般。凡校尉手下，都是有兵的。再高于校尉的将军，却像现在的军长一般，手下不一定有兵了。当时设立八校尉，其中第一个便是蹇硕。其余七个校尉，袁绍、曹操，还有后来属于袁绍、乌巢劫粮时为曹操所杀的淳于琼，都在其中。历史上说其余七校尉，都统于蹇硕。大约蹇硕是八校尉中的首席。以一校尉而兼统七校尉，其实权就像将军一般，不过没有将军的名目罢了。大概因为他是宦官，不好加他以将军的称号罢。然而其实权的不小，却可想见了。当时到底是灵帝因为他有兵权，把废嫡立庶的事嘱托他?还是他因兵权在手，生出野心，想要废嫡立庶，诈称有灵帝遗命?我们现在也无从断定。 　　须知历史上这类不知真相、难以断定的事实，正多着呢。灵帝未曾废嫡立庶，灵帝死后，一个宦官却出来干这件事，无论其立心如何，在法律上总是毫无根据的，非靠实力不能解决。蹇硕虽是八校尉的首席，其余七校尉未必肯听他的命令。而且八校尉只是新设的兵。在京城里还有旧有的兵呢。旧有的兵属谁?那何进在名义上是大将军，一切兵都该听他的调遣的。汉朝离封建时代近，大家都有尊重贵族之心。国舅是贵族，容易得人拥护。宦者却是刑余贱人，大家瞧不起的，无人肯听他的命令。所以蹇硕在当时，要废辩而立协，名义上既觉得不顺，实力上，倘使为堂堂正正的争斗，亦决不能与何进敌，只有运用手段，把何进骗进宫里去杀掉之一法。在宫外是大将军的势力大，在宫内却是宦官的势力大，宫禁是皇帝所在，攻皇宫就有造反的嫌疑，这件事无人敢轻易做。蹇硕在当时，倘使真能把何进骗进宫杀掉，他的希望，倒也或许可以达到，至少是暂时可以达到的。苦于何进也知道他的阴谋，不肯进宫，蹇硕无法，只得听凭辩即皇帝位。此即所谓少帝。蹇硕既未能废立，就不过是一个宦者，他手下的兵，是既不足以作乱，也不能拥以自固的，就给何进拿下监，治以死罪。 　　当后汉时，宦官作威作福，天下的人民恨极了。当时的士大夫也都痛恨他。这时候，要诛戮宦官的空气，自然极其浓厚。何进便想把专权得宠的宦官，一概除尽。然而宦官和太后是接近的，天天向太后诉苦。女人家的耳根是软的。听了他们的话，就不肯听从何进的主张。何进无法，乃想调外边的兵进京来威吓太后。这样一来，宦官知道事机危急，乃诈传太后的诏旨，叫何进入宫。何进想不到这时候的宫内还会有变故，轻率进去，竟给宦官杀掉。宦官此等举动，不知道是以为无人敢犯皇宫呢?还是急不暇择，并未考虑?总之，在此种情势之下，还要希望人家不敢侵犯皇宫，就没有这回事了。这时候，袁绍的堂兄弟袁术，正受何进之命，选了两百个兵，要去代宦官守卫宫禁。听得这个消息，就去火烧宫门，攻击宦官，宦官如何能抵敌?只得挟持少帝，逃到黄河边上的小平津。有的为追兵所杀，有的自己投河而死在京城里。那袁绍此时，正做司隶校尉，是京城里管缉捕督察的官，把他（们）尽数搜杀。 　　宦官到此，算（被）一网打尽，然而西凉将董卓，亦因应何进之召，适于此时入京。西凉的兵是强的。董卓又是个粗暴的人，敢于妄作妄为。进京之后，便专擅朝权。把少帝废掉，而立协为皇帝，这个就是汉献帝。于是袁绍逃到东方。东方的州郡，纷纷起兵，讨伐董卓。董卓就把洛阳烧毁掉，逃到西京长安。东方起兵的人，并无意于讨伐董卓，各自占据地盘，互相争夺，天下就从此分裂了。 　　追源祸始，宦官固然不好，外戚也不是好东西。因为外戚不好，后汉的皇帝总和宦官合谋诛戮他，宦官因此才得专权，而和外戚亦遂成为不两立之势。积聚了许多次的冲突，最后一次，到底撞出很大的乱子来，其事就不可收拾了。所以外戚也不能不算是后汉的一个乱源。然则外戚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现在，亲戚二字是指异姓而言，古代却不然。戚字只是亲字的意思。凡是和我们有血统上的关系的，都谓之戚。我们的血统是有父母两方面的。父亲的父母和母亲的父母，父亲的兄弟姊妹和母亲的兄弟姊妹，和我们的关系，正是一样，夫妻之间，妻对于夫之父母，和夫对于妻之父母，其关系也是一样的。但是从父系家庭成立以来，父亲一方面的亲属和我们是一家人，母亲一方面的亲属却是两家人。夫妻之间，妻是住在夫的家庭之内的，夫的家就是妻的家，妻的家却不是夫的家。凡在家庭团体以外的人，古人都于其称谓之上，加一个外字，以示区别。所以母亲的家庭，称为外家。母亲的父母亲，称为外祖父母。妻称夫的父母为舅姑，夫却称妻之父母为外舅外姑。外戚二字，正是一个意义，就是指不是一家的亲属。单用一个戚字，或用亲戚两字，则是指一个家族以内的亲属的。 　　古人对于血统有关系的人，亲情特别厚，后世的人却淡薄了。世人都说：这是古代的人情厚，后世的人情薄。其实不然。亲密的感情，是从共同生活而来的。所谓生活的共同，并不限于财产相共。凡一切事实上的关系都是。如几个人共同经营一件事业，共同研究一种学问，都是生活有关系。所以现在同事或同学之间，感情会特别亲厚。人类的团体，其范围是愈扩愈大的。所以愈扩愈大，则其根源是经济上的分工合作。譬如现在，上海木匠所用的材料，或者是江西、湖南等省贩来的，或者是外国贩来的。如此，上海的木材行，就不能不和江西、湖南等省的人有关系，甚而至于不能不和外国人有关系。各省或各国的人都可以做起同事来。既利害相同，又时时互相接触，彼此之间，自然容易互相了解，而其感情自然也易于浓厚了。这是举一事为例，其余一切都是如此的。古人则不然。其时交通不便，这一个部族和那一个部族，往往不相往来。事实上有关系和互相接触的，都限于部族以内。亲厚的感情，自然也限于部族以内了。古代同部族之中，大抵是血缘有关系的人。后人不知道其感情的亲厚，由于当时人的生活局促于部族之内，误以为血缘有关系的人，其感情自然会特别亲厚。遂以为血缘有关系的人，其间另有一种天性存在，这真是倒果为因。假如血缘有关系的人，其间自然而然会有一种天性存在。那么，把小孩从小送入育婴堂里，为什么长大后，不会自然认得其父母呢？所以现在伦理上所谓天性，无不是事实所造成，根本没有一件是生来就有的性质。读者诸君一定要驳我，说别种性质都可以说是事实造成的，母爱怕不能这么说罢？不然，最初的人类如何能绵延到如今呢？当时是没有所谓社会习染的，最初的母亲，如何会自动抚育其子女呢？要问这句话，只要请你就动物试验试验。假如你家里有雌猫，当他生小猫的时候，你试把他自己所生的取掉，换几只别一只猫所生的小猫给他，他一样会把乳给他吃的。可见母猫的哺乳小猫，只是满足它自己的哺乳欲，哺乳欲是并不限于自己所生的幼儿的。人类远古的母亲怕汉高祖像（清代版画）也是如此。以当时人类能力的薄弱，倘使个个母亲都只肯抚育自己所生的子女，那怕人类真不会绵延至于今日了。然而人类这一类倒果为因的误解，是非常之多的。既误以为血缘相近的人，其间有一种特别的天性，就以为血缘相亲近的人，在伦理上应当特别亲厚，于是有国有家的人，也就要特别任用自己的亲戚了。 　　亲戚分为两种：一种是父系时代自己家里的人，后世谓之宗室。一种是母亲家里或者妻子家里的人，后世谓之外戚。 　　伦理上的训条只是一句空话。到实际上的利害和伦理上的训条相冲突的时候，普通人是不会遵守训条、不顾利害的。所以古人误以为宗室外戚和自己特别亲厚，而把他们封了许多国，到后来，其冲突就起于宗室和外戚之间。因为并吞人家的国，利益就大，也就顾不得什么一家不一家，亲戚不亲戚。试看东周列国，互相吞并，其间哪一国不有同姓或者婚姻的关系呢?然而直到汉朝，人心还没有觉悟。汉高祖得了天下，就把子弟及同姓分封了许多在外边，而朝内之事，则专一付托吕后。诸位读过《两汉演义》么?韩信、彭越是何等样利害的人?为什么都会给吕后杀掉?这不是汉高祖自己在外面跑，把京城里一切政治都交付给吕后，才会这样么?倘使吕后亦像别一朝太平时代的皇后，专门坐在宫里，不管外事，能够忽然跳起来杀掉这两个人么?可知后来吕后的临朝称制，事非偶然了。 ------------ 外戚：吕太后斩杀韩信 ------------ 　　一种不适宜的制度，人类是非经过长久的经验，不会觉悟的。把宗室封建于外，后来要互相攻击，甚而至于对天朝造反，这是从封建时代就积有很长久的经验的。所以秦始皇并吞六国之后，已不肯再封建子弟。汉高祖虽不行其法，到景帝时吴楚七国造反之后，也就觉悟其制度之不可行，把所封的王国，地方都削小，政权也都夺去了。至于外戚秉政，足以贻祸，则其经验较浅。因为古代等级森严，诸侯是要和诸侯结婚的，和自己国内的大夫结婚，是个例外。所以古代国内，甚少外戚，自然不会撞出多少祸事来。所以在汉代，前汉为外戚王氏所篡，后汉还是任用外戚。所用的外戚，没一个有好结果，然而一个外戚去，一个外戚又来。正和辛亥革命以前，一个皇帝被打倒，又立一个皇帝一样。当一种制度的命运未至灭亡的时节，虽有弊病，人总只怪身居其位的人不好，而不怪到这制度不好。譬如我们现在，天天骂着奸商，却没有人攻击商业制度一样。

------------ 黄巾（1） ------------ 　　后汉的乱源，还有一个“黄巾贼”。“黄巾贼”的事迹，料来诸位都知道的了，用不着在下来谈。在下却想借这机会和诸位谈一谈道教。 　　大家不都知道，在江西的龙虎山上，有一个张天师么?这天师的称号，从何而来?据《魏书·释老志》说，是这样的：当魏世祖时，有道士寇谦之，少修张鲁之术，后来太上老君下凡，授以天师之位，据太上老君说：自从天师张陵去世，地上久已无修善之人。因为寇谦之为人好，修道诚，所以特将此位授给他的。然则张陵是第一位天师了。张陵是谁?便是三国时代割据汉中的张鲁的祖父。 　　《三国志》（宋刻本）据《三国志》说，张陵是在四川的鹄鸣山中学道的。要学他的道的人，都要出五斗米，所以时人称为“米贼”。张陵的道，传给他的儿子张衡，张衡又传给他的儿子张鲁，然而《后汉书·灵帝纪》说：中平元年（184）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注引刘艾说：张修替人治病，病好的给他五斗米，号为五斗米师。《三国志·张鲁传》注引魏文帝所做的《典略》也说：灵帝时妖贼大起。在现在陕西省城一带，就是汉朝人所称为三辅的地方，有骆曜。在东方有张角。在汉中有张修。张修之道，称为五斗米道。并没有说起什么张陵和张衡。张修和张鲁都是益州牧刘焉手下的军官，刘焉差他俩去夺取汉中的。既得汉中之后，张鲁又将张修杀却，而并其众。《典略》说五斗米道，本起于张修，张鲁在汉中，因百姓相信张修的道，把他增加修饰的。 　　倘使张鲁之道，真系受之于其父祖，则三代相传，历时不为不久，为什么魏文帝和他是同时代人，绝不提及其父祖?而且张鲁是江苏丰县人。魏文帝说五斗米道和张角的太平道，大略相同，张角是巨鹿人，巨鹿是现在河北的宁晋县；还有被孙策杀掉的于吉，是琅邪人，琅邪是现在山东的诸城县；其地亦都在东方，为什么五斗米道独出于四川?江苏人跑到四川去传道，固然不是没有的事，为什么其道在四川又并无影响呢?《三国志》和《后汉书》的《刘焉传》都说张鲁的母亲是懂得鬼道的，因此在刘焉家中进出，亦不说她的鬼道和她的丈夫张衡、公公张陵有何关系。 　　然则张陵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殊不可知。似乎张鲁既据汉中之后，因人民信奉五斗米道，不能不行，而又不愿意承认此道出于其仇敌张修；五斗米道既为人民所尊奉，把来装在自己的祖父和父亲身上，至少在当时的环境里是光荣的；而且三代相传，则根柢深厚，又可以引起人民信仰之心；于是妄言其道出于父祖。然则张陵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殊不可知，而后世自称为他子孙的人，居然代代以天师自居；历代的政府，也居然多加以天师、真人等封号。倘使张陵有知，怕也要觉得出于意外罢? 　　替人治病，使人思过，给他符水吃，这是张修和张角相同的。就是于吉，也用符水替人治病的。然而他们的行径，也有大不相同的地方。 　　张角是要煽动人民造反，夺取天下的。他分遣弟子八人，传道于四方。据《后汉书·皇甫嵩传》说，相信他的人，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都有。后汉时这八州，要包括现在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山东、河南、河北八省。他的信徒有几十万人。他把他们部署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一朝事泄，他一个命令传出去，这些信徒就同时并起了。他又谣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句话，《三国演义》上有，《后汉书》上也是有的。诸位读了，一定要觉得奇怪，怎么天会得死呢?也不过以为草寇的说话，是不通的，不求甚解，一笑便置之罢了。其实不然。摇惑人为的话，也是要人家懂得的。倘使没有人懂，还造作他做什么?就使造的人不通，这话又何能风行呢? 　　须知古人的见解，和今人不同。今人说天子，只是一句空话。古人说天子，则真当他是天的儿子的。这种思想起源很早。到汉朝时候，其迷信还未尽破除。诸位大概都知道汉高祖斩蛇起义这句话。这件事《史记》《汉书》上是这样说的：汉高祖夜行，前有白蛇当道，汉高祖拔剑斩之，高祖走过之后，又有人走过这地方，见有老妪夜哭。问她为什么事情。她说：我的儿子被人家杀了。过路的人问她：你的儿子是什么人?给什么人杀掉?她说：我的儿子是白帝的儿子，现在给赤帝的儿子杀掉了。过路的人听她这话奇怪，觉得她不老实，正要给些苦头她吃，她却忽然不见了。这话自然是假造的。然而为什么要造这段话?就可见得当时的人有此思想，造出来足以摇惑人心了。什么叫做赤帝、白帝呢?这正和张角所说的苍天、黄天，是一个道理。把天和地当作整个的，天上只有一个总的天神，地下也只有一个总的地神，这是业经进化后的宗教思想，古人却不是这样。 　　古人所祭的地，只是自己所居住、所耕种的一片土地。这便是现在的社祭。所祭的天，也只是代表一种生物的功用。农作物是靠着四时气候的变化，才能够生长成熟的。古人看了这种变化，以为都有一个天神在暗中主持着，所以有青、赤、白、黑四个天帝，青帝主春生，赤帝主夏长，白帝主秋收，黑帝主冬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都是要靠土地的，所以又有一个黄帝，以主土地的随时变化。古人又很早就有五行的思想，把物质分成五类，那便是水、火、木、金、土。把五行来配五方和四时，则木在东方，属春；火在南方，属夏；金在西方，属秋；水在北方，属冬。这大约因春天草木生长；夏天炎热，火的性质也热；秋天草木都死了，其性质为肃杀，而金属是做兵器的；冬天寒冷，水亦是寒冷的，所以如此配合。至于土，则古人每以自己住居的地方为中心，自然只好位置之于中央；其次序，自然在木火和金水之间了。 　　古人认为天上的五帝，是应该依着次序来管理人间之事的。为天下之主的，必须是天帝的儿子。所以朝代的更换，便是这一个天帝的子孙，让位给那一个天帝的子孙。这就是所谓“五德终始”。所以我们看古史，往往说某一个帝王是以某德王，如以木德王、以火德王之类。五德终始又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依相克的次序，木德之后该金德，金德之后该火德，火德之后该水德，水德之后该土德，土德之后又该木德的。一种是依相生的次序，木德之后该火德，火德之后该土德，土德之后该金德，金德之后该水德，水德之后又该木德的。在秦朝和西汉的前半期，是依着相克的次序。所以秦朝以周朝为火德，自己为水德，汉朝又自以为土德。到西汉的末年，却改用相生之说了，于是以周朝为木德，自己为火德，而把秦朝去掉不算。后来魏文帝代汉，又自以为是土德。 ------------ 黄巾（2） ------------ 　　张角说什么苍天、黄天，自然也是想做皇帝的，不过依相克的次序，应该说黑天已死，黄天当立；依相生的次序，应该说赤天已死，黄天当立；总不该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不知道是张角另有说法呢，还是做历史的人弄错了一个字？不过他说到这一类的话，其有取汉朝而代之之心总是显而易见的了。所以我说：张角是要煽动人民造反，夺取天下的。 　　至于张修，则其规模大不相同。据《三国志》和注引魏文帝《典略》说：他隔了若干里，就设立一个义舍，以便行人歇宿。又把米和肉置于其中谓之义米肉。过路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量吃饱。但是不能多取的，多取的鬼会罚他。他又禁酒。春夏则禁杀生。有小罪的人罚他修路一百步。如此，人民的经济，颇可因之而宽余。 　　小霸王怒斩于吉张鲁据汉中，亦有二十余年，始终未曾出兵争夺别的地方。后来曹操去伐他，他的意思还不愿抗拒。可见其宗旨只要保守一地方，与民相安。 　　于吉又和张修、张鲁不同。张鲁虽无意于争夺天下，扩充地盘，毕竟还带过兵，打过仗。张修并还造过反。至于于吉，则大约是个文人，所以《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说：他在现在的苏州，设立精舍，这精舍乃是汉人读书讲学之处。他的被杀，《江表传》和注所引的《搜神记》，说法亦有不同。《江表传》说：孙策在城楼上聚会诸将宾客，于吉从楼下走过，诸将宾客有三分之二都下楼迎拜他。孙策大怒，说他摇惑众心，使自己手下之人失掉君臣之礼，就把他捉起来。信奉于吉的人，都使家中的妇女去见孙策的母亲，替他求情。诸将又连名请求孙策，要替他保全他性命。孙策不听，竟把他杀了。《搜神记》说：孙策要乘虚袭击许昌，带着于吉同行，时适大旱，舟行困难。孙策一清早就自出督促。将吏却多在于吉处，不能依时聚集。孙策大怒，说他败坏部伍，就把他绑在地上晒，叫他求雨，说午时以前得雨就赦他。果然大雨倾盆，大家以为孙策要赦他了，孙策却竟把他杀掉。这两说谁真谁假，连写《三国志注》的裴松之，也不能决断。依我看来，都未必确实。因为《江表传》说：诸将替他求情时，孙策说，你们不要信他。从前有个交州刺史（交州是现在的越南地方，在唐以前，也是中国的郡县）张津，就是相信这般邪道的，后来到底为外夷所杀。据裴松之说：张津确是死在于吉之后的，就可见得《江表传太平天国天王玺》的不确。至于《搜神记》说孙策要袭击许都，依我看来，根本没这一回事。这话另有一段考据，只好将来再谈。现在假定我的说法是正确的，《搜神记》的话也是靠不住的了。但《江表传》和《搜神记》，毕竟是离于吉年代不远的人所做。他们想像中，以为于吉是怎样一个人，毕竟不会错的，据他们的想像，则于吉是一个术士，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江湖医生。他至多只能以幕友的资格随军，决不能带兵打仗的。看孙策手下的诸将宾客如此信奉他，可见他专和阔人来往。和张角、张修、张鲁等，专在小百姓面上做工夫的，又有不同。 　　须知宗教是有这三种：一种是在小百姓面上做工夫，而想煽动了他们，以图大事的，如近代洪秀全所创的上帝教便是。一种亦是在小百姓面上做工夫，确有些劝人为善的意思的。如波斯的摩尼教，在唐朝时候曾经输入中国。后来被唐武宗禁止了，然而到宋朝时候，人民仍有信奉他的。其教徒都不吃肉，而且还要互相救济，所以多有致富的，能维持一部分人的信仰。还有一种，则是专和上、中流社会中人交接的。如在距今十余年以前，风行一时的同善社就是。这三件年代比较近的事，恰好和汉末的张角、张鲁、于吉做一个比喻。 　　这种宗教，因其教理大都浅陋；而且既是宗教，总不免有些迷信的地方。迷信这件事，是在本团体以内便被视为神圣，在本团体以外就会被视为邪道的。再加张角一类人，借此煽动人民以图大事，就更被一般人所痛恶，要目为邪教；而政府也要加以禁止了。然第三种不过可鄙，并不会有什么大害。第二种可以说是有些益处的，只有第一种危险些。然而第一种的危险，实由于社会的不安，和宗教的本身并无多大关系。《后汉书·杨震传》说：他的孙儿杨赐，在灵帝时位居司徒，曾上疏说张角所煽惑的全是流民。这件事，但惩治张角，是无用的。要令各地方的官吏把流民都送还本乡。然后把太平道的头目惩治几个，其事就不劳而定了。可见得张角的能够发动人民，全由于社会的不安。宗教的本身并无多大力量。 　　还有，后世所谓道教，其根源，分明是出于张角、张修、张鲁、于吉一班人的，和老子毫无相干，他们却都奉老子为始祖。因为老子这一派学问，古代称为道家，他们的教就称为道教；而且竟有称佛道为释老的，如《魏书》的《释老志》便是，这又是什么道理呢？我说：这是因黄帝而牵及老子的。据《后汉书》说，张角所奉的道，称为黄老道，而《典略》说张修在汉中，并不置官吏，但令教中的祭酒治理百姓，祭酒要将老子的五千言教人学习。老子的五千言和张修之道有何关系，而要使人学习呢?原来秦汉时的方士，就是教秦始皇、汉武帝派人到海外去寻神仙、炼合丹药服之以求不死的，都依附于黄帝。秦始皇遣使求仙图 　　黄帝是没有书的，老子却有五千言。黄老在秦汉时代是并称的。张角、张修、张鲁、于吉等的道术，本来和方士有相当的关系，就因黄帝而牵及老子，把老子的书来使人诵习了。反正是当他咒语念，管什么意义合不合，念的人懂不懂呢?而老子，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被人牵去，作为他们教中的始祖了。倘使老子地下有知，怕更要莫名其妙罢?

------------ 历史和文学 ------------ 　　讲《三国志》，大家所最喜欢听的是战事。我现在说了许多话，一点战事也没有提到，读者诸君一定要不耐烦了。且慢！战事是可以讲的，《三国演义》式的战事，却不能讲，因为这根本是文学，不是历史。文学固然有文学的趣味，历史也有历史的趣昧。 　　充满了离奇变幻的情节，使人听了拍案惊奇，这是文学的趣味，但意义实在是浅薄的。因为文学是刺激感情的东西。要求感情满足，其势不能使人多用心。所以演义一类的书，所说的军谋和外交手段等，看似离奇变幻，神出鬼没，要是我们真肯用心，凭着事理想一想，就知道他所说的话，都极幼稚，只好骗小孩子罢了。 　　讲历史却不然。历史上的事情，都是真实的。其中如军谋和外交问题等，关系何等重大！应付这些问题的人，各方面都要顾到。而他们当日的环境，就是他们四面八方的情形，十分里倒有八九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那么，他们当日应付的手段，我们如何会了解?更何从批评其得失呢? 　　俗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句话，只是旁观者不负责任之辞，并不是真理。因为当局者的环境，旁观者总不能尽知。假如一个人对付一个问题要顾到三方面，而旁观者只知道两方面，那从旁观者看起来，这个问题自然要好对付得多。在当局者，还要多顾全一方面，旁观者所主张的办法，他就决不能采用。在旁观者看来，他的手段就很不高明，而要说他是一个迷者了。其实何尝是如此呢?读史的所以难，解释古事、批评古人的所以不可轻易，其原因就在乎此。 　　然则史事根本无从说起了，还会有什么趣味呢?不，听我道来。古人的环境我们固然不能全知道，也不会全不知道。因而古人所做的事情，我们决不能全了解，也不至于全不了解。所以解释古事、批评古人，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不过要很谨慎，限于可能的范围以内罢了。谨守着这个范围，我们能说的话，实在很少。然在这些少的话中，却多少见得一点事实的真相。其意义，要比演义等假设之以满足人的感情的，深长得多。满足感情固然是一种快乐，了解事实的真相，以满足求知的欲望，又何尝不是一种快乐?所以有史学天才的人，听了我的话，固然不会比听《三国演义》乏味。就是通常人听了我的话，也不一定会觉得乏味的。因为历史上有许多问题，原是普通的问题，人人能够了解的，学问的能够通俗化，其原因就在于此。 ------------ 后汉的地理 ------------ 　　现在要说三国时的战事了，却还要请诸位耐烦一些，听一听东汉时地理的情形。东汉的行政区划是分为十三个州，十二个州各有一个刺史，又有一个州，则是属于司隶校尉的。把现在的地方说起来，则 　　幽州包括河北省的北部和热河（编者注：旧省名，今辽宁省西部，河北省东北部）、辽宁两省，还包括朝鲜半岛的北部。因为朝鲜在汉时，也是中国的郡县。 　　冀州河北省的南部。 　　并州山西省的大部分、陕西省的北部和察哈尔（编者注：旧省名，并入今河北、山西）、绥远（编者注：旧省名，并入今内蒙古自治区）两省的一部分。 　　凉州大略是现在的甘肃和宁夏两省。 　　青州山东省的东北部。 　　兖州山东省的西部和河南省的东北部。 　　豫州河南省的东南部和安徽的江北。 　　徐州山东的东南部和江苏的江北。 　　扬州江苏、安徽的江南及江西、浙江、福建三省。 　　荆州河南的西南部和湖南、湖北两省。 　　益州陕西省的南部和四川、云南两省。 　　交州广东、广西两省，还包括现在的越南。因为越南在汉时，也是中国的郡县。 　　司隶校尉河南省的西北部、山西省的西南部、陕西省的中部。 　　汉朝的行政区划，下级的是县。这和后世的情形是一样的，是官治的最下级。自此以下，就只有自治的机关，而没有官治的机关了。上级的是郡。郡的幅员，在中原繁盛之地，和前清时代的府差不多。县的长官，户口多的称为令，少的称为长；郡的长官，称为太守；都是地方行政官。郡以上更大的区域称为州。每州有一个刺史，却是监察官而不是行政官了，所以他查察人家的失职与否，而自己并不办事。而且所监察的专注重于太守，县以下的事情，即非其所问。 　　原来秦汉时代的县，就是古代的一个国。诸位总还有读过《孟子》的。《孟子》的《万章下篇》说古代国家的大小，不是说“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么?《汉书·百官公卿表》说：汉朝承袭秦朝的制度，每一县的地方，大概是方一百里。我们读《左传》等书屡见当时的大国灭小国而以为县，而秦汉时的县名，和古代的国名相同的很多，就可见古代之国被灭之后，在大国中仍成为一个政治单位。春秋、战国之世，次等国大约方五百里，如《孟子·告子下篇》所说，“今鲁方百里者五”便是。大国则方千里，如《孟子·梁惠王上篇》所说，“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便是。这其大小，就是《万章篇》所说的天子之国了。所以孟子说梁惠王，说齐宣王，都希望他们行王政而王天下，因为他们实在有这个凭借。 　　在春秋以前，大国或次等国灭掉了别一国，大概都把它作为自己国里的一县，直隶于中央政府，其上更无任何等级。战国时的大国，才有在边地置郡的，内地还没有什么郡。郡的兵力比县要充足些。所以战国时，秦王派甘茂去攻韩国的宜阳县，甘茂说：宜阳虽名为县，其实是郡，是不容易攻的。内地用不到很厚的兵力，所以各国都不设郡。到秦始皇灭六国，六国的人民都非心服，到处都有用兵力镇压的必要，所以把天下分做三十六郡，而郡就成为普遍的制度了。所以郡的设立，根本就是为镇压起见，并不是为治理地方起见。 ------------ 后汉的地理：秦郡县天下图 ------------ 　　但是既不放心各地方的人民，怕其要反叛，县的兵力不足镇压，而要设置了许多郡守，又怕郡守的权力太大了，于己不利，于是每郡又派一个御史去监视着他。到汉朝，皇帝不再派御史，而由丞相分派若干个史，出去监察各郡，这个史便称为刺史。刺史本非行政官，一个刺史监察几个郡，只是办事上一个分划的手续，并不是什么行政区划，所以其初并没有州的名目而称之为部。这部字，便是现在部分两个字的意思。到后来才改称为州，但是名目虽改，其实权还是一样。直到后汉灵帝时候，改刺史为州牧，其实权才有变更的。改刺史为州牧，前汉时就有此举，但是不久又改回来了。 　　当时主张改刺史为牧的人，议论是这样的，他们说：刺史的责任在监察太守，可是他们的官位比太守小，他们的资格也比太守浅。政治上的秩序，是要使大官去治小官，不该使小官去治大官的。所以要把刺史改名为牧，算做太守的上级官，用资格深的人去做。其实这话是错的。监察和行政是两个系统。监察一系的官吏，可以监察行政官，乃其职权如此，并非把其官位和所监察的官的官位，比较大小而定的。而在事实上，则行政官宜用资格较深的人，监察官宜用资格较浅的人。因为行政有时候要有相当的手腕，而且也要有相当技术，这是要有经验然后才能够有的，所以要用资格深的人。至于监察官，则重在破除情面。要锋锐，不要稳重。要有些初出茅庐的呆气，不要阅历深而世故熟。要他抱有高远的理想，看得世事不入眼，不要他看惯了以为无足为怪。要他到处没有认得的人，可以一意孤行，不要交际多了，处处觉得为难。把现在的事来说，学校里初毕业的人，文官考试刚录取的人，宜于做监察官。在官场上办过若干年事情的人，宜于做行政官。而且行政官和当地的人，总不能毫无联络。对于土豪劣绅等，有时虽明知其不好，也不容易专走方路，把他们尽情惩治的，因为如此，他就要暗中和你为难，使你缓急之际办事棘手，有时为害甚大。就是平时的政务，也不免要受他牵掣的。我前文说行政官必须要有些手腕，这也是其中的一端。至于监察官，则根本不办什么事情，不怕你掣肘。而且汉朝的刺史，只有一年一任，到你要和他为难，他倒早已离开你这地方了。土豪劣绅的势力，大抵只限于本地。要离开本地，赶进京，或者到别地方去和前任刺史为难，是不容易的。所以汉朝刺史的制度，确有相当的价值。前汉时主张改刺史为州牧的人，其议论实不得当。所以后来行之而不好，就不得不将旧制回复了。 　　但是到东汉末年，此论复起。主张的人，便是刘璋的父亲刘焉。他的理由是四方多乱，非有资深望重的人不能镇慑；而资深望重的人是不能使他为刺史，而不得不改其名为牧，以示隆重的。当时听了他的话，便派了几个资深望重的人出去做州牧。其余不重要的去处，还是称为刺史。到后来，则一个人往往先做刺史，过了几年，资格渐深，名望渐高，然后升为州牧。论当时的情势，有实力的人，无论称为刺史，或称为牧，其能霸占一地方，总是一样。而且既占一地方之后，其势也不得不升他做牧。但是有几个人，其能霸占一地方，和州牧的制度也是有些关系的。譬如刘表，若非有州牧之制，他这种名望很高的人，或者就不会久任一州的刺史。又如他的名目只是刺史，在地位上比州牧要低些，或者他也要小心一些，有许多僭越的事情，根本就不敢做。所以把后汉末年的分裂，过分归咎于州牧之制，是不对的；然而州牧之制，确也有相当的关系。据地自专，和中央政府反抗，是要有相当大的地盘的。从春秋以来，像后世一府这么大的地方，就不足以为轻重。所以和鲁国差不多大小的国，如宋国、卫国、郑国等，都不能和大国相抗，到秦汉之世，此等情形就更为显著。 　　诸位有读过柳宗元的《封建论》的么?他的《封建论》里有一句说：汉朝“有叛国而无叛郡”。这就因为汉时的郡，只有后世一府这么大，而汉初所封诸国，都兼五六郡之地之故。后汉末年，割据的人，大约都有一州或大于一州之地，也是为此。后汉的十三州，大小是极不相等的。小的如青州、兖州，不过现在山东省的一半。大的如扬州、益州，都要包括现在的好几省。这是因人口多则设治密，而当时的南方还未甚开发之故。所以翻开读史地图来看，吴国的地方并不小于魏，而实力却远不如魏，就是为此。 　　司隶校尉是前汉武帝所设的官。因当时有巫蛊之祸，使之督捕，是带有非常时期的侦缉性质的。后来事过境迁，此等特殊性质渐渐消灭，乃使其监察数郡。在这一点上，其性质与刺史无异。所以后汉有十三州，中有一州不设刺史而即由司隶校尉监察。

------------ 董卓的扰乱：董卓像 ------------ 　　现在真要说起三国时的战事来了。说起三国时的战事来，第一个要提到的，便是董卓。董卓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三国的纷争，起于汉献帝初平元年东方州郡的起兵讨伐董卓。其时为公元一百九十年。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把东吴灭掉，天下才算统一。其时为公元二百八十年。分裂扰乱的局面，共历九十一年。政治上最怕的是纲纪废坠。纲纪一废坠，那就中央政府的命令不能行于地方，野心家纷纷乘机割据，天下就非大乱不可了。 　　专制时代的君主，虽然实际也无甚能力。然而天下太平了几十年，或者几百年，大家都听中央政府的命令惯了，没有机会可乘，决没人敢无端发难。后汉时，离封建时代还近，尊君的思想极为普遍。读过书的知兵大员，虽然很有威望，兵权在手，也都不敢违犯中央的命令。黄巾虽然勾结很广，起兵时声势浩大，幸而张角并非真有才略的人，一起兵，就被官军扑灭了，其余党虽未能尽绝；黄巾以外，各地方的盗贼起义的虽然还不少，都是迫于饥寒，并无大志。倘使政治清明，再有相当的兵力辅助，未始不可于短期之内剿抚平定的。何进的死，虽然京城里经过一番扰乱，恰好把积年盘据的宦官除掉了，倒像患外症的施行了手术一般。所以经过这一番扰乱以后，倒是一个图治的好机会。而惜乎给董卓走进去，把中央的局面弄糟了。正给有野心要想割据的人一个好机会。自此以后，中央政府就命令不行，政治上的纲纪全然失去了。所以论起汉末的分裂来，董卓确是一个罪魁祸首。 ------------ 董卓的扰乱：蔡邕像 ------------ 　　董卓初进京城时，也未始不想做些好事。当后汉桓、灵二帝时，宦官专权，曾诬指反对的人为党人。把他们杀的杀，治罪的治罪。最轻的，也都不准做官。这个在古时谓之锢，所以史家称为党锢之祸。董卓初进京时，替从前受祸的人一一昭雪，而且还引用了一班名士。有名的蔡邕表字唤做伯喈的，便是其中的一个。 　　他自己所喜欢的人，只做军官，并不参与政治。倘使他真能听这一班名士的话，约束手下的武人，政治也未始不可渐上轨道。苦于他其实是不懂得政治的人。一上政治舞台，便做了一件给人家借口的事。那便是废少帝而立献帝。在专制时代，无故废立，那是怎样容易受人攻击的事啊！公忠体国之臣，固然皇帝不好，不敢轻于废立。就是奸雄想要专权，甚而至于想要篡位的，也正利于君主的无用，何必要废昏立明?历代篡弑之事，能够成功的，都在权势已成，反对自己的人诛锄已尽之后，哪有一入手便先做一件受人攻击之事的呢?董卓的举动如此，就见得他是一个草包了。 　　而他所以失败之由，尤其在于不能约束兵士。当时洛阳城中，富贵之家甚多，家家都有金帛。他就放纵兵士，到人家去抢劫。还要奸淫妇女。有一次，他派兵到洛阳附近的地方去。这地方正在作社（中国民间最重的是社祭，就趁这时侯，举行种种宴乐、游戏等事，谓之作社），人民都聚集在社庙附近。他的兵，就把男人都杀掉。再抢了他们的车，把所杀的人头挂在车辕上，载其妇女而还。这件事，《三国演义》上也曾说及的。《三国演义》的话，有些固然靠不住，有些却是真的。这件事，正史中的《后汉书》上也有，并非写《三国演义》的人冤枉董卓。他的军队如此，就连京城里的秩序都不能维持，还说得上收拾天下的人心么?无怪东方州郡要起兵讨伐他了。 ------------ 董卓的扰乱：汉魏洛阳城城墙遗址（1） ------------ 　　东方的兵一起，董卓的所作所为，就更不成话了。他的兵虽也相当的强，然而名不正，言不顺。而且东方州郡的兵，声势浩大，也不易力敌的。于是想到从洛阳迁都长安。一者路途遥远，且有函谷关（函谷关，本在今河南的灵宝县，汉武帝时，东移到现在河南的新安县。这是从河南到陕西一条狭路的东口。现在的潼关，是其西口）之险可守，东方的兵不容易到。二者董卓是西凉人，所用的是西凉的兵，长安离他的老家近些。这还可说是用兵的形势不得不然。然而迁都也有迁法。他却令手下的兵，逼着人民迁徙。当时洛阳居民共有数百万人，互相践踏。也有饿死的，也有遇着抢劫而死的，死尸堆满在路上。他自己带兵，仍留在洛阳附近。一把火，把皇宫、官署、民居都烧毁了。二百里内更无人迹。他又使吕布把汉朝皇帝和官员的坟，都掘开了，把坟中所藏珍宝取去。你想这还成什么行为?无怪批《三国演义》的人，要说他是强盗行径，不成气候了。 　　当时东方的兵，如果能声罪致讨，这种无谋的主帅，这种无纪律的军队，实在是不堪一击的。至多经过一两次战事，就平定了。苦于这些州牧、郡守，都只想占据地盘，保存实力，没有一个肯先进兵。其中只有曹操，到底是有大略的人。他虽然是个散家财起兵，本来并无地盘的，倒立意要成就大事。替义兵（当时称东方讨伐董卓的兵为义兵）画了一个进取之策。诸人都不听，曹操就独自进兵。董卓的兵力是相当强的。合众诸侯的力量以攻之，虽然有余，单靠曹操一个人的力量，自然不够。兵到荥阳，就给董卓的部将徐荣打败。然而曹操的兵虽少，却能力战一天。徐荣以为东诸侯的兵都是如此，也就不敢追赶。 　　这时候，董卓的兵似乎胜利了，却又有一个孙坚，从豫南而来。孙坚是做长沙太守的。汉朝时候，湖南还未甚开辟，长沙僻在南方，与中原大局无甚关系。倘使做太守的是一个苟且偷安的人，大可闭境息民，置境外之事于不问。孙坚却是有野心的。他听得东诸侯（当时称东方的州牧、郡守为东诸侯，乃是沿用封建时代的旧名词）起兵讨卓，也就立刻起兵。路过荆州、南阳，把刺史太守都杀了。前到鲁阳，这就是现在河南的鲁山县，为从南阳到洛阳的要道。这时候，袁术因畏惧董卓，屯兵在此，便表荐孙坚做豫州刺史。孙坚向北进兵，也给徐荣打败。明年，孙坚收兵再进。董卓使吕布、胡轸去拒敌。二人不和，军中无故自乱。给孙坚打败，把他的都督华雄杀掉。华雄明明是被孙坚所杀的，《三国演义》却说他被关公所斩，这就是演义不可尽信之处了。于是孙坚进兵，离洛阳只有九十里，董卓自己出战，又败。乃留兵分屯关外，自己也退到长安。 　　董卓这时候，大抵是想雄据关内，看东诸侯的兵将怎样的。果然东诸侯心力不齐，不能进兵。孙坚进到洛阳，修复了汉朝皇帝的坟墓，也就无力再进了。而且这时候，洛阳业已残破，不能驻兵。只得仍退到鲁阳。倘使这时候，董卓的所作所为，成气候一些，确也还可以据守关内。无如他的所为，更不成气候了。他在关中的郿县（编者注：今陕西省眉县）造了一个坞。据《后汉书》说：高厚各有七丈。《后汉书注》是唐朝的章怀太子（唐高宗的儿子，名字唤做贤）做的。据说其时遗址还在，周围有一里一百步。除凶暴吕布助司徒王司徒巧使连环计他在郿坞中，堆积了三十年的粮食。说：“事成雄据天下，事不成，守此也足以终身了。”你想：乱世的风波，多着呢，险着呢，哪有王允像 　　这种容易的事?而且他一味暴虐，不论文官武将，要杀就杀。于是再没有人归心他。再到明年，就是汉献帝的初平三年（192），就给王允、吕布合谋所杀。这件事的大概，料想诸君都知道的，不必细讲了。 　　贾诩像董卓虽死，朝廷却仍不能安静。事缘董卓虽死，他手下的军队还多着呢，都没有措置得妥帖。 　　排布这件事，是要有些政治手腕的。王允虽然公忠，手腕却缺乏。没有下一道赦令暂安他们的心，然后徐图措置。当时董卓的女婿牛辅，屯兵在现在河南的陕县，吕布既杀董卓，派李肃到陕县，要想借皇帝的命令，杀掉牛辅。这如何办得到?于是李肃给牛辅打败了。吕布便把李肃杀掉。这其实也是冤枉的。牛辅心不自安。有一次，营中的兵，有反去的。辅以为全营都反，取了金宝，带着亲信五六个人逃走，他的亲信又垂涎他的金宝，把他杀掉，将头送到长安。 　　他的部将李傕、郭汜、张济等，本来是去侵略现在河南省的东南部的，回来之后，军中已无主将。又听得谣言说：京城里要尽杀凉州人。急得没有主意，想各自分散，逃归本乡。当时有一个讨虏校尉，名唤贾诩的，也在军中。对他们说道：你们弃众单行，一个亭长（汉时十里一亭，亭有长，亦主督捕盗贼），就把你们绑起来了。不如带兵而西，沿路收兵，替董卓报仇。事情成功了，还怕什么?不成，到那时再想法逃走，亦未为晚。一句话点醒了李傕等，就照着他的话行。大约当时想乱的人多了，沿路收兵，居然得到十几万。就去攻长安城。十天工夫，把城攻破了。吕布战败逃走，王允给他们杀掉。于是长安为李傕、郭汜所据。张济仍分屯于外。 　　李傕、郭汜的不成气候，自然也和董卓一样的。纵兵到处抢劫。当时长安附近，人民还有几十万家，因此穷到人吃人。两年之间，几乎死尽了。后来李傕、郭汜又互相攻击。李傕把汉献帝留在营中，做个人质，却派公卿到郭汜营中讲和。郭汜便把他们都扣留起来。幸得张济从外面来，替他们讲和，汉献帝才得放出。 ------------ 董卓的扰乱：汉魏洛阳城城墙遗址（2） ------------ 　　献帝知道在李傕、郭汜等势力范围之下，总不是一回事。派人去请求李傕，要东归洛阳。使者来回了十趟李傕才答应了。献帝如奉到赦令一般，即日起行。此时护卫献帝的：一个是杨定，乃董卓部将；一个是杨奉，本来是白波贼（白波，谷名，在今山西汾城县。白波贼，是在白波谷地方做强盗的）帅，后来做李傕部将，又反李傕的；一个是董承，是牛辅的部将。走到华阴，有一个带兵的人，唤做段煨的，把献帝迎接入营。 　　段煨的为人，是比较成气候一点的，却和杨定不合。杨定就说他要造反，发兵去攻他的营。恰好李傕、郭汜把皇帝放走了，又有些懊悔，乃合兵去救段煨。杨定逃奔荆州。献帝乘机脱身。而张济又和杨奉、董承不合，和李傕、郭汜合兵来追。杨奉、董承大败。乃诈与李傕等讲和，而暗中招白波帅李乐、韩暹、胡才等和南匈奴的兵来，把李傕等打败。李傕等合兵再来，杨奉、董承等又败。乃逃过黄河，暂住在山西安邑县地方。韩暹又和董承相攻。 　　董承逃奔河内，就是现在河南的武陟县。河内太守张杨，叫他到洛阳去，把宫室略为修理，发兵迎接献帝，回到洛阳。此时洛阳城中，房屋都没有什么了，到处生着野草。百官都住在颓墙败壁之间。有的自出樵采，有的竟至饿死。在洛阳护卫献帝的，是董承、韩暹两人。他俩依旧不和。董承暗中派人去唤曹操进京，以后的大权，就归于曹氏了。 　　我们总看，从董卓入洛阳以后，到献帝迁回洛阳之时，汉朝的中央政局，可说全是给董卓和他部下的人弄坏的。这件事，别有一个深远的原因在内。我们且看蔡文姬的诗：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 　　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 　　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 　　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戮无孑遗，尸骸相撑拒。 　　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回路险且阻。 　　《胡汉交战图》画像石拓本（东汉晚期至三国） 　　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 　　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机微间，辄此毙降虏。 　　“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这十个字，是西凉兵骂俘虏的话） 　　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捶杖，毒痛参并下。 　　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 　　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危祸。